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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翻書，看到寫書的人自我介紹的部分，心裡就忍不住納悶——“這些傢伙，除了從一個大學畢了業、再從一個研究所畢了業、再進了另一個大學去教書之外，他們這輩子就什麼好玩的事都沒發生過嗎？”
對很多愛寫書的蛋頭學者來說，事實的真相，恐怕正是如此——他們的人生，除了分別用A大學、B大學、C大學來當座標之外，的確沒有更理想的標點符號了。
然而，不可否認的，這些人會這麼心甘情願、而且理直氣壯、而且與有榮焉的，勇敢把以大學為座標的人生地圖，公佈在大家的面前，一定是因為——這麼幾所大學的名字，總能夠代表些什麼吧，總能夠證明些什麼吧！
是啊！大學的名字，到底能夠代表些什麼？到底能夠證明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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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問題，一旦被提出來，就好像是當著氣象播報員的面，問他那張看起來很了不起、實際上模模糊糊的衛星雲圖，到底是在搞什麼鬼一樣。
我有位好朋友，是美國一所叫“哈佛”的大學的博士。我這好友，在愛情上過得不順利，大家就總會努力幫他找些可能的對象。
可是每次到了要安排見面時候，他就會很乾脆的回絕：“噯呀，人家不會對我有興趣的啦！”
這時就必定有人會加油打氣：“沒興趣？！是哈佛的博士耶！怎麼可能沒興趣？！”
我這好友也就必定會回答：“哼！博士又怎麼樣？！哈佛又怎麼樣？！”
是啊。氣象播報員，自己開口了——
“哈佛又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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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從一進大學開始，就覺得——“這個地方不對勁”！
當然並不是說有鬼。有鬼沒什麼不對勁，很多大學都有鬼。
不對勁的，是我遇到的大部分學生，還有大部分老師，表面上都煞有介事，骨子裡都恍恍惚惚，不知道大學到底是個幹什麼的地方。
我的同學，多半表現的態度是：大學，是人生第一次沒有人盯在後面管的地方。
我的老師，多半表現的態度是：大學，是老師唯一不用盯在後面管的地方。
這並沒有什麼不好。事實上，大學的消極功能，本來就有一大重點是培養互相尊重的原則：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學科與學科之間互相尊重。
不過，我會感到不對勁，是因為這種“大家不管大家”的局面，竟然就是“大結局”了，接下來，沒有了。
大家不管大家，就是這樣了，你被當掉也沒人管，你不好好教書也沒人管。
連人格展示的機會都沒有，更不用說人格的養成了。你有機會展示的，是打撞球的技術、投資股票的靈敏、避孕的花招、擺地攤的口才。這些東西。
偏偏我認為，大學的一項重要的目標，應該是養成人格，而不只是“養人”而已。
於是在這樣的大學氣氛裡，我當然是關起大門過我的日子。所幸我念的大學，校園超級美麗，起碼比美國好幾家名校都美，讓我能夠以開闊的環境，做為自閉的居所。
臺灣當時的其它大學，也都不會比我念的學校高明多少。排名最前面的那幾所，情況也許好一些，可以根據我這些年來，跟這些大學往來的經驗，充其量也只能覺得，閃耀光芒的，通常只是精彩有魅力的個人，很少是一校在制度上展現的風華、在治學上展現的氣派。
臺灣幾十年來，政治大環境上，尚且關關卡卡、踉踉蹌蹌，在這種條件下，要求各大學卓然自成真理與知識之天堂，當然是奢求。
回想政治戒嚴時期，似乎大學裡還有機會讓知識人略展不同標準的“風骨”，不像解嚴以後，大學變成資本化社會的育幼院，教室裡，老師的行動電話與學生的呼叫器齊響；教室外，老師與學生成為同一家直銷公司的上下線。這一方面有開發中國家的生猛，叫人為之失笑；另一方面，又令人無比惋惜，眼睜睜看見人生最珍貴的事物、與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就為了先賺到手那些錢，以致兩相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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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為在臺灣的大學，見到了很多出乎意料的局面，所以我挑選研究所階段的美國大學時，就特別注意這些學校從招生階段開始，是否就已展現了不同的理念和風範。
從大學階段的英文系唸完以後，我就知道文學不可以再往下念，再念勢必會傷害我對文學海闊天空的信賴。
因為已經確認：寫東西必須靠自己，對這條路就暫且放下心來。當時左思右想，覺得電影這池二十世界的大渾水，是非要去沾惹一番才行的。寫字畢竟已經會寫，電影卻完全不會拍，不趁此時練就武藝，更待何時？！
下手一查美國各研究所概況，立刻發現老牌名校幾乎全部不設研究所階段的電影課程，原因無他，一言蔽之——他們覺得拍電影算不得是殿堂上的學問。
就拿常春藤諸大盟校來說，當中就只有哥倫比亞大學一家，心不甘情不願的設了一門“導演學與編劇學”的專業碩士學位，算是過濾掉拍電影過程中那些太缺乏人文色彩的技術部分，當然，也同時節省了驚人的硬件器材費用。我還記得那時坐鎮該研究所的，正是以《飛越杜鵑窩》和《阿瑪迪斯》威鎮影壇的大導演米洛斯福曼。
其實不要說是雄罷美國東北角的這些老名校，就算是其它上品上級的大校如普林斯敦、柏克萊、西北、威斯康辛麥迪遜分校等等，也都最多隻肯設立電影理論的相關研究所，沒興趣把拍電影的學問，開成專門的研究所。
除了器材經費是一大顧慮之外，擺在第一位的，當然還是各校自我要求的學術標準。
我是深愛電影之人，也確知電影已累積不少值得保存的文明精粹，對於這些名校的老大心態、沙文態度，當然不能完全同意。可是，這種擁學術傳統以自重的精神，依然是我所尊崇的大學之風，只要治校理念明晰，照樣為我所支持。
不過這些名校近年頗受財務重壓，為了多賺學費，也常常廣開善門，大大放寬招生標準。只希望他們晚節能保，找到能兼顧募款與理念的治校高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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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申請研究所的方向當然也就轉向一批較年輕的大學，這些大學中，也頗有幾所名氣大、而且電影研究所也夠頂尖的學校。
一般公認美國在電影攝製研究所方面排名最前的幾名，無非就是下列這幾家比來比去——
位於好萊塢旁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南加州大學、紐約大學、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我在向這幾所學校索取申請書與學校簡介的時候，就開始發現各校不同的理念，而且各有根據，相映成趣。
拿我後來進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來說，我就發現他們雖然每年申請進入電影攝製研究所的人超過六百，而名額只得三十人，但他們在篩選時，卻不重視拍電影方面的經驗，而是以你的創作潛力，做最優先的考量。
這種標準，使得我入學後，發現同班的研究生，分別具備了各式各樣的有趣背景，有唸經濟系的、有念法律的，也有念歷史、念人類學的。
加州大學這樣做的企圖很明顯——拍電影這件事，應該登得上學術殿堂，但你從創設期開始，就必須構思：如何擴大電影人的視野、如何使電影的人文基礎更深厚、如何使一家電影攝製的研究所，不至淪落為“職業訓練班”？
加州大學的第一步，就是免除了技術導向的包袱，仔細吸取各領域能為電影再加分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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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州大學的求學過程，當然還讓我見識了各式各樣的大校風範。像該校對我這樣一個外國學生所知不多，就給了我學費全免的優惠；或者天方夜譚般請到影史上第一大師奧森威爾斯駐係指導；或者是全力協助學生實現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學態度；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學生必須擔任電影業中類職位，並與所裡各色人等共世的強硬原則。
所以有些經歷，都使我相信了大學理念，並非日趨縹緲的空談，而是可以一步一步靠課程設計、靠號召人力、靠資金運用來逐步架設完成的。
我的性格，受困於體制的可能，遠超過受惠於體制的可能。可是在加州大學的體制下，我很紮實的受了惠，原因很簡單——那個體制，是一個敦促人良性競爭、成全人自我實現的體制。
大學之所以能“大”，大學之所以能“學”，都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