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兄：
見信如面。
我最近常住香港。從你活著的時候到七十年代末，大陸和外界的聯繫只能通過這個小島。錢把小島擠得全是房子和人，也擠出來中國其他地方沒有的單位城市面積上的豐富。
從香港荷里活道往北邊的山下走，有個年輕人開的小店，不到十平方米，賣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日用舊貨，120相機、撥盤電話、唱片機、收音機，從歐美的二線城市淘換來，集中在香港賣。因為不是荷里活道常賣的那些藝術品古董，所以也沒有荷里活道那些成堆的和藝術無關的假貨，開店的幾個年輕人長得又鮮活生動，小夥子長得像有夢想的真的小夥子，小姑娘長得像有生命的真的小姑娘，所以不管有用沒用，我常常買些零碎回去。
前兩週買了一個上世紀七十年代通用電氣出的調頻調幅收音機帶回北京，兩塊磚頭大小，附帶的電子錶不準了，一天慢一個小時，而且電壓需要轉化到美國標準的一百一十伏才能用，但是喇叭好，一個碗大的喇叭，FM調準了，滿屋子的聲音，聽得人心裡碗大的疤。2009年北京很熱，夏老虎，秋母老虎，立秋之後，日頭還是擊斃很多比你還年輕很多的老頭兒和老太太。開空調也難受。空調房間睡一晚上，醒來，全身的毛孔緊縮，受了腐刑似的。唯一舒服一點是在傍晚，在院子裡，日頭下了，月亮上了，熱氣有些退了，蚊子還沒完全興奮，周身一圍涼風，插上那個通用電氣的老收音機，喇叭裡傳出老歌：“霹靂一聲震哪乾坤哪（女生背景跟唱：震哪乾坤哪）！打倒土豪和劣紳哪！”
你們那撥兒人在北京出沒的時候，很多歷史久遠的東西就這樣被打倒了，包括紳士。
這三十年來，有些被打倒的很快恢復了，比你那時候還繁茂，比如暗娼、賭場、幫會、二百五十塊一平米買地賣兩萬一平米商品房的土豪。1990年以後，商業理念強調協同效應和資本運作，為了創造規模效應，這一類被打倒的，再次翻身的時候，都是扯地連天的，暗娼比理髮館都多，賭場比旅店都多，幫會比學校都多，土豪比街道都多。
還有些被打倒的慢慢恢復了，但是基本被炒得只剩錢味了。有些豬開始重新在山裡放養了，但是他們長大之後，眼神稍稍有點像野豬的，二百克豬肉就敢賣五百塊錢。有些茶開始走俏了，你那時候生產的普洱茶七子餅隨便能賣到好幾萬了，顧景舟一把泥壺，如果傳承清楚，也隨便賣到二三十萬了。有些人開始開始收集古董，八國聯軍搶走的東西慢慢坐飛機回來了，再搶一次中國人的錢，一把唐朝古琴的價格，在唐朝的時候，夠買一個縣城了。
還有些被打倒的，腳筋斷絕，基本就再也沒甦醒過來。比如你當時想留下來的北京城牆和牌樓。現在的北京是個偉大的混搭，東城像民國、西城像蘇聯、宣武像朝鮮、崇文像香港新界、朝陽像火星暗面。比如中文。現在的中文作家大多擅長美容、駕車、唱歌、表演、公眾演說、縱橫辯論，和娛樂的曖昧關係遠遠大於和文字的親密關係。十年一代人。懂得《史記》、《世說新語》、唐詩、《五燈會元》妙處的，一代人裡面不會超過十個人，有能力創造出類似文字的，十代人裡不會超過兩、三個。比如大師。餘秋雨、張藝謀、季羨林都被官府和群眾認可，是大師了。比如名士。花上千萬買輛意大利的跑車在北京開開，花幾千萬買張中國當代藝術家的殺豬畫擺擺，就被媒體和群眾認可，是名士了。比如才女。如果現在街面上這些才女叫才女，那麼李清照、張愛玲，或者你老婆轉世，你我需要為她們再造一個漢語名詞。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紳士。
首先，沒有“士”。近二十年出現一個互聯網，天下所有的事情它都知道。互聯網有搜索引擎，鍵入一個詞，當今人們與之最熟悉的條目就最先蹦出來。鍵入“士”，最先蹦出來的是迪士尼樂園、摩根士丹利、多樂士油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樣的話，在三千條、兩萬裡之外。大器，不爭近期名利，堅毅，不怕一時得失，有使命，堪遠任，用這樣的標準衡量，一個千萬人口的大城，有幾個“士”呢？你那時候，你願意拿一條腿換一座北京城門的保存。現在，地產大鱷願意為了亮麗的年度財務報表，把前門改造成斯坦福購物街。
其次，缺少“紳”。紳士需要有一定經濟基礎，但是“紳”和錢不完全相關。“紳”包含柔軟、退讓、謙和、擔當。明朝是個對於才情品質缺少足夠敬畏的朝代，特別是在後期。明朝後期的王婆總結極品男人的標準，五個字：潘、驢、鄧、小、閒。貌如潘安，屌壯如驢，富比鄧通，伏低做小，有閒陪你。其中的“小”，從某種意義上，接近紳士的“紳”。合在一起，紳士就是一個強大的精神的小宇宙，外面罩著一個人事練達、淡定通透的世俗的外殼。
這是一個我公安幹警按財富榜抓壞人的時代，這是一個我國有企業建廠三十年就敢出六十年陳釀二鍋頭的時代，讓我從明城牆遺址公園暢想你那時北京城牆的美好，讓我從劉德華和曾梵志暢想中國新紳士的濫觴吧。
我們有的是希望。遙祝老兄秋安。
馮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