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是每個人都可以喜歡的事情。有人先入道，有人後開始讀，後來人自然就有對讀書理論的需求：知道前輩們如何讀書，省卻好些彎路。前輩們也樂得提供：“好為人師”、“含飴課孫”和“飲食男女”,一樣的根植人心。但是，晚輩們要千萬小心，擦亮眼睛，在篤信前輩們的結論之前，考量結論的語境和作者的心境。
“五四”以來，在讀書理論裡，最正統、最囂張、最深入人心的就算“不讀中國古書論”了。
最正統。因為是由魯迅首倡。1925年1月，《京報》副刊徵求“青年必讀書”十部的數目，魯迅因此寫了一篇《青年必讀書》的短文。魯迅的答案很短：“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但是有個挺長的附註，附註裡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魯迅當時講的中國書，即指中國古書，這層意思，他又在一年後的《寫在〈墳〉後面》和《古書與白話》等文章裡反覆闡明。
最囂張。“四人幫”說批孔，破四舊，親切地直呼孔丘為孔老二，暗示孔丘是春秋戰國時代著名的雞雞。書評大家曹聚仁明確提出“愛惜精神，莫讀古書”，並且寫了一連串的文章：《我的讀書經驗》、《要通古書再等一百年》、《無經可讀》、《勸世人莫讀古書文》等，洋洋灑灑，夠出一本專輯。
最深入人心。懶人說，路上有獅子，這麼難認的文字，不讀中國古書當然好了。書店裡有《中國可以說不》、《WTO手冊》的民族意氣和全民牛逼，有金庸、古龍的拳頭，有衛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的枕頭。書店外有網吧卡拉OK，有茶樓酒吧，有髮廊影院。信息時代了，事煩時窄，難做的事情，前輩大家說不做就當然不做了。
現在看來，沒有比“不讀中國古書論”更荒謬的了。
魯迅說“不讀中國古書”是因為他是魯迅。不提他的私塾幼功，單是他自1912年到北平教育部任職開始，至1936年於上海逝世為止，數十年間，購書讀書，每年日記都以一篇書賬結束。從現在的人口構成看，能認全魯迅書賬上所有漢字的，百無一人，能瞭解一半書目內容的，千無一人，看過一半書目所涉書籍的，萬無一人。簡單地說，如果杜牧和柳永痛心疾首地對你說，歌寮夜總會無聊之極，小蠻腰小肥屁股無聊之極，你要打個大大的折扣。另外，魯迅說“不讀中國古書”是因為1925年。那年月，中國上下，擺不穩一張書桌，“昔宋人議論未定，遼兵已渡河”，還是學些造船造炮、金融會計這類的西學，然後做起來富國強兵要緊。
曹聚仁說“不讀中國古書”是因為他犯了一個邏輯錯誤。曹聚仁篤信顏李學派讀書論。顏元說：“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李塨說：“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曹聚仁的推理如下：顏李認為“開卷有害”，顏李是中國古人，顏李讀的當然都是中國古書，所以顏李認為應該不讀中國古書。其實顏李只是認為“開卷過多有害”，知行應該平衡。另外，曹聚仁把讀古書看得太神聖了，一定要讀真經，一定要從考證甚至考古入手，一定要懂古文家今文家宋學家漢學家的異同，才能讀古書。簡單地說，再大的美人也要大便，《詩經》裡“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和崔健的“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沒有本質區別，都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作為後生小子，意淫古人，讀斷讀通就好，摸著想象中的手心馳神蕩就好，不必知道古人的界門綱目科屬種。
無論是靠寫字補貼家用的還是不靠寫字補貼家用的，都是意淫古人的時候了。
不靠寫字補貼家用的，必然是經世濟民的好手。簡單地說，去美國讀兩年MBA不如惡補兩年明史、清史，小白菜比小甜甜布萊妮可愛，廷議比課堂案例凌厲，明史清史必美國教科書講中國的事情更通透。
靠寫字補貼家用的責無旁貸，是文字就應該是你的原材料，掌握之後煎炒烹炸，上至三代銘文，下至隔壁王寡婦叫床，不該避諱。撇開祖宗幾千年積累下來，狡猾可喜的文字，是瀆職，是犯罪。不要言必談“五四”時期的反叛，那是中國新文字的青春期，一定要殺死父親才能知道自己姓什麼。李銳講：“從嚴復、林紓的時代算起，總共才一百年多一點。但是，這一百多年是方塊字的文學變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多年。在這一百多年裡，我們先是被別人用堅船利炮逼迫著改變自己，接著又用一場又一場的革命改變自己。這一百多年，我們幾乎一直是在急於改變自己。”現在是該上上祖墳的時候了，檢點一下，祖宗有什麼好東西。
給不服氣的人舉一個例子，幾十年來，有沒有重新出現過類似紀錄人類經驗的中國文字：“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衿袖，疑如濯魄於冰壺。（李白）”
2003.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