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物的時候，教授講，每個存在都是一個奇蹟，所以我們要捍衛物種多樣性。翻閒書，哲學家講，幸福的嚴格定義是多態，所以隔壁班上女生的豆腐再好，我還是偶爾想起陳麻婆的豆腐，所以花瓶裡的玫瑰花再好，我還是間或想起蒜蓉的西蘭花。
於是我們期望改變，期望不一樣。
摘下眼鏡，戴上墨鏡，眼裡的姑娘漂亮了，整個世界變藍了。塞上耳機，推土機、軋路機的聲音不見了，陳昇在嚎叫：“OnenightinBeijing，我留下許多情”。推開門，雪還沒停，唯長安街一痕，景山一點，所有由現代城領導的“紅配綠，賽狗屁”建築，都被白色鎮住。一覺兒醒來，窗戶陰仄，雨疏風緊，想起年輕時候好多個不明白，其中包括一張臉能夠長多少個包、一雙腳能夠走多遠、一個姑娘能夠想多久。還有，我們換電腦牆紙、屏幕保護。我們換手機圖標、來電鈴聲。我們學英文、加入WTO。我們辦奧運、修通了五環六環路。
但是，“不一樣”再走一步是“太不一樣”，是翻天覆地。
9·11的那天，北京時間的晚上，我在深州。從客戶那邊回到酒店，打開啤酒，打開電視，紐約世貿大樓在裡面冒煙。第一反應是美國大片，《真實的謊言》續集，喝了一口啤酒，等著施瓦茨辛格撅著一身腱子肉出現。第二反應是邪教鬧事，攔截了通信衛星，播放假想的世界末日。第三個反應是打我同事的手機，看我自己是不是工作過度，開始幻視幻聽。
2003年的春天，北京沒來沙塵暴，北京來了非典。
山非山，水非水，生活改變。二十幾年來，第一次感覺北京金刀大馬，馬路老寬，小孩子可以像我小時候一樣，在街頭踢足球，在便道打羽毛球。十幾年來，第一次重遊北海，丁香還盛，楊柳還青，“仿膳”還是國營的，還號稱慈禧愛吃，紅燒駝掌還是一股腳丫子味兒。幾年來，第一次接到婚前某女友的電話，問還好嗎，問郵寄地址，說剛買到城裡最後一箱N－95口罩，說放下電話就會用特快寄出。一年多來，老婆第一次主動下廚房，麻婆豆腐，蒜蓉西蘭花，我問她會不會做香辣蟹、福壽螺。
山非山，水非水，工作改變。第一次從週一到週五不用穿西裝。老闆的目的不是放鬆下屬，而是希望同志們一天一洗衣服，遠離非典。第一次七點之前回家不感覺負疚。反正客戶已經在家辦公了，隔壁寫字樓也被封了，我一個人急有什麼用呢？七點回家，春夜方長，看老婆和玫瑰花，磕瓜子和新聞聯播，讀《霍亂時期的愛情》和《臨床醫學的誕生》。第一次，所有人都成了醫學愛好者，討論冠狀病毒長得什麼樣，為什麼激素有效，什麼時候出現疫苗。第一次想，為什麼要求經濟每一年每個月都要增長呢？為什麼要求自己每一週每一天都要向上呢？
山非山，水非水，觀念改變。第一次，大家瞭解，自然要敬畏，個人衛生要注意，當眾打噴嚏、隨地吐痰、濫殺邪吃是罪大惡極的。第一次，大家知道，除了道瓊斯、恒生指數、GDP，還有非典指數：多少新增，多少疑似，多少死亡，多少出院。還有一群穿白大衣的同志，踏著生死，每天干著十幾個小時，領著很少的工資。第一次，大家明白，無論庶民公侯，說話做事都是要負責任的，沒有報紙電視還有互聯網，沒有互聯網還有短信息，沒有短信息還有人心。
2003年的5月底，坐在出租車上，三環東路又開始塞車了，街邊的火鍋館子又基本上滿了人。車上的收音機裡，一個經濟學家在發言：“非典的影響是短暫的、局部的、可逆轉的。”手機上老總留言：明天穿西裝，見客戶，新項目啟動。寫信謝我的前女友，告訴她我沒得非典，但人卻被N－95糊得缺氧。問她為什麼好久沒有音信，她回了一句惡俗的臺灣愛情詩：有時關切是問，有時關切是不問。這樣水波不興，你好我也好。山還是山，水還是水，生活和工作終會照舊。希望觀念的改變能留得長久些：敬天憫人，相信人心。
學醫的時候，老師講，人是要生老病死的，致病微生物是到處存在的。回家刻了顆陰文印，截朱敦儒的《西江月》：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2003.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