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你，是命運對我的恩賜（14）
前面我說到老三和靜秋的愛情觀是受歐美文學薰陶的，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似乎我這樣說就是崇洋媚外，就是不愛國，咱們好不容易發掘出老三這麼一個“中國情聖”，你又把功勞都算到外國人賬上去了，這像什麼話？即便不完全歸功於中國文學，至少也要跟歐美文學平分一杯羹吧？
其實我不過是在說一個事實，不是關於"中國情聖"的事實,而是關於老三和靜秋這兩個普通人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在他們的愛情啟蒙階段，他們只能讀到為數不多的愛情小說，聽到為數不多的愛情故事，而這些小說和故事中，真正對他們愛情觀的形成起了薰陶作用的，是更加為數不多的幾本書幾個故事，碰巧都是歐美的。
老三看過的歐美文學作品很多，對他影響較大的都在前面談過了，這裡不再贅述。靜秋家裡曾經有一些世界名著，她母親也盡力保存了一段時間，但隨著文革向縱深發展，形勢變得越來越嚴峻，那些書都逐漸被銷燬了，有的書是先撕掉封面和簡介，讓人看不出是什麼書；有的書是套上《毛澤東選集》的塑料封套，魚目混珠一段時間，但最終都沒保存下來。
靜秋的哥哥也很愛看書，曾借回來不少書，都是地下流傳的，借回來只能看幾天，限時要還，所以靜秋都是趁哥哥不在家的時候匆忙一閱。她那時看書專揀有“她”的地方看，因為沒“她”就沒愛情故事。
她看過的歐美文學包括《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簡愛》《牛虻》《少年維特之煩惱》《茶花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拜倫詩集》《普希金詩集》《當代英雄》《戰爭與和平》等。為節省篇幅，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有人看到我說老三和靜秋受歐美文學薰陶，就追問他們到底看了多少歐美文學作品，彷彿只有躺在書堆裡才能算得上薰陶一樣。其實我用“薰陶”這個詞，主要是因為老三的母親和靜秋的父母都讀過很多歐美文學作品，深受其影響，特別是在愛情觀方面，都是持所謂小資產階級“愛情至上”觀的，都比較重視那些“不能當飯吃”的精神層面的享受。他們不僅給孩子們講歐美文學中的那些故事，他們本身對待愛情的態度也對孩子起到了薰陶作用。
至於說讀多少本書才算“薰陶”，似乎沒有一定之規，應該是因人而異的。有的人讀了成堆的文學作品，也未必就受到了薰陶；有人讀了幾本文學作品，但每本都影響極深，那也應該叫受了薰陶；有的人被一本書改變了自己的愛情觀，或者影響了一生，這種情況也不罕見。當然，如果你一定要說“直接讀的叫影響，間接的叫薰陶”，我也沒有意見，但無論如何薰陶跟數量並不一定成正比。
我們從《山楂樹之戀》的故事裡可以看出《簡愛》和《羅密歐與朱麗葉》等對靜秋的影響，不僅因為她提到過這兩本書，還因為她從中學到了有關愛情的知識，她用簡愛告誡自己別愛羅切斯特的典故來告誡自己別愛老三，她從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中得出羅密歐沒有對朱麗葉出爾反爾是因為死亡趕在了他前面。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知道自己一旦愛上就會捨生忘死的小女孩，是如何利用有限的文學知識來迫使自己淡化愛情的。
靜秋對成醫生的愛，也反映出歐美文學對她的影響。她從成醫生身上看到的，其實是一個老三，是一個豆瓣沒變黑的老三。她雖然為成醫生寫詩，但她並沒想過拆散成醫生跟江老師的婚姻，對她來說，愛一個人可以純粹是思想感情方面的東西，用不著結為夫婦，甚至不用在一起，得不到還愛，見不到還愛，那才是真正的愛情。
這種“不需要在一起,得不到還愛，見不到還愛”的愛情觀，我們可以從《牛虻》和《少年維特之煩惱》等書中找到影子，這些書裡都有一個雖沒跟所愛的人結合但把愛情永遠留存在心裡的人物。對靜秋這類崇尚精神生活而且不知道愛情跟性的關係的小女孩來說，那種愛可能比白頭到老的愛更震憾人心，更令人嚮往，因為它遠離了塵世，超越了時空。
對老三和靜秋來說，愛一個人就是想方設法給她/他帶來幸福，如果為她“扔鉛球”能減輕她經期不適，那就為她“扔鉛球”；如果陪他一起去死能使他幸福，那就陪他去死；如果跟她見面會給她帶來麻煩，那就躲著不見；如果以死殉情不是他所希望的，那就好好活下去。
當他們為了對方的幸福做著這一切的時候，他們自己也是幸福的，因為對他們來說，被人愛，是一種幸福；愛人，也是一種幸福；既愛人又被人愛、且自己所愛之人就是愛自己的人，那就是絕頂的幸福了。如果客觀實際允許他們在一起，能公開手拉手在大街上走，那自然是幸福的，但如果客觀情況不允許，如果他們只能背地裡見面，甚至不見面，但只要兩人在相愛，那仍然是幸福的。
持老三和靜秋式愛情觀的人，生離不能阻擋愛情，死別也不能終止愛情。愛情與生命同長，甚至長過生命，因為當一個人生命終結，愛情仍以其它方式存在。老三把自己的日記和詩歌留給靜秋，讓她在他死後仍然能感受到他的愛；靜秋三十年後帶著女兒去探望老三，是要讓老三知道:生命在繼續，愛情在繼續。
《山楂樹之戀》裡寫道：“在靜秋看來，如果他不知道她在愛他，他還照樣愛她，那就是真愛了”。靜秋這個觀點，一般男人恐怕很難理解，也許根本猜不透。無論是在老三之前，還是在老三之後，她對所有追求者都採取拒絕態度，而那些追求者大多一拒就逃，從此再無音信。這在她看來就證明他們並不愛她，如果真愛她的話，怎麼會一拒就逃呢？
估計那些追求者也有自己的道理，既然你不答應跟我談戀愛，我為什麼還要與你周旋呢？與其浪費那個時間，再丟幾次臉，還不如趁早去找別的女人。
老三愛上靜秋追求靜秋的時候，也未必知道靜秋心裡的這個想法。但他對愛情的理解恰好符合靜秋對愛情的定義，那就是愛了就愛了，愛不是搞到手前的鋪墊，而是畢生的事業。如果是對方主觀上不愛他，那他就用自己的愛去打動她，說服她，爭取讓她愛上他；如果是客觀上不允許兩人相親相愛，那他就遠遠地愛她，遙遙地愛她；如果他的愛只能給她帶來痛苦和危害，那他就悄悄地躲開，讓她無憂無慮地生活。
老三靜秋的愛情觀，我們可以從歐美文學中找到影子，但從他們看過的中國文學中卻找不到。
中國文學到老三逝世的一九七六年為止，純粹寫愛情的小說很少，寫老三靜秋喜歡的那種愛情的幾乎沒有。到那時為止，最愛情的大概要算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了。《梁祝》的故事是以民間文藝的形式存在的，我們只知道祝英臺女扮男裝出去讀書，認識了同窗梁山伯，墮入情網。但梁山伯這個傻小子一直都沒看出個眉目來，直到兩人畢業，馬上就要離校了，祝英臺才在相送途中經過種種暗示加明示揭露了自己的真面目，雙方定情，後面的情節就主要是爭取婚姻自主以及失敗後一方病死一方殉情的故事了。
五四至一九四九年這段時期的中國文學，因為受歐美文學影響，出現了一些含有愛情描寫的小說，像巴金的《家》《春》《秋》等，但那時的愛情都以反封建、反舊禮教、反包辦婚姻為主，男女尚在爭取婚姻自主的階段，浪漫的自由戀愛還比較奢侈。
這並不是說中國人的生活中沒有老三靜秋式的愛情，而是中國的文學作品從來不肯寫這類愛情，女性人物可以為愛而生為愛而死，大家會為她掬一把同情之淚，唏噓不已。但如果一個男性人物也為愛而生為愛而死，那他就要受到嘲笑了。祝英臺為愛殉情，大家非常欣賞讚美，但如果反過來，祝英臺病死，梁山伯殉情，那就未必能得到讀者同情了：“為一個女人自殺!胸無大志!哪裡像個男人？難道天涯各處都沒芳草了？”
中國文學裡沒有老三靜秋喜歡的那類愛情，除了中國文化對女性的輕視以外，文人對不朽的追求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中國曆代文人都是非常追求“不朽”的，這個傳統直到現在也沒有消失，那些自認在搞文學創作的人，可以不為錢寫作，但一定要為“流傳”寫作，寫作的目的就是為了進入文學史，進文學史的目的當然是為了流芳百世。
據說中國人是不怕死的，但中國人害怕死後沒人記得。要想死後不被這個世界忘記，只有兩個方法，一個是生兒育女，讓自己活在子孫萬代的記憶裡；另一個方法就是讓自己活在歷史裡，所謂“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是什麼？就是史書，即歷史。“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爭取讓歷史記錄下自己的光輝業績。這個丹心，可不是對某個女人的一片愛心，因為愛一個女人是不會被寫進中國歷史的，除非國家的存亡繫於這個女人一身。
武人可以靠征戰疆場來建功立業。攻城略地，擴大版圖，忠君報國，戰死沙場，自然會被寫進歷史，雖然很可能只是史書上的一個數字，比如某戰役多少多少人戰死，但畢竟是進入歷史了，而且事前誰也不知道誰會成為數字，誰會留下名字。也許人人都是奔名字而去的，但最終只變成了一個數字。
文人要不朽，只能靠作品的不朽，因為無論誰的肉身都無法“不朽”，只能是“速朽”。要想作品不朽，當然得往大事上靠,所以中國文人一向信奉“文以載道”的創作原則，而這個“道”還不是個人的生存之道或愛情之道，而是那些偉大崇高光芒四射的“道”，最少得跟民族、國家、歷史之類扯上關係才行。
可以說，直到一九七六年為止，中國文學的客觀實際就是如此，要寫就寫重大題材，愛情只能是調味品。作家這樣寫，批評家這樣分析，讀者這樣期待。如果你光寫愛情，尤其是如果你寫一個“把女人當回事”“圍著女人轉”的男人的愛情，那你就別想什麼不朽了，連發表的可能性都沒有，即便發表也會被批評家評得一文不值，說你寫得“單薄”，“庸俗”等等，而讀者讀了你的作品就會大失所望：這寫的什麼玩意啊？什麼都沒有，全都是愛情!
像《山楂樹之戀》這樣以男女愛情為主線的作品，不要說在那時，即便是到了今天，那些具有超強“不朽”意識的文人仍然會批評其“庸俗”，鄙視地稱它為“言情小說”，說它沒有《梁祝》那種反封建的高度，沒像《羅密歐與朱麗葉》那樣揭露家族世仇給青年人帶來的危害，沒有抨擊文革的打砸搶，等等。即使讚美它，這些人也要扯到一些重大問題上去，似乎不如此就不能顯示作品的重大意義，也就不能顯示出評者的深謀遠慮。
我很懷疑生活中人們對愛情的不屑態度是受了文學作品的影響，搞得很多人——尤其是男人——把愛情與事業對立起來，彷彿只要不把愛情當回事，事業就必定成功，只要把愛情當回事了，事業就必然落空。
但愛情與事業是兩個可以互相兼容的概念，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也不是“你死我活”的關係。套用艾米的分析路子，愛情和事業這兩個變量，最少可以有四種不同組合：
1.愛情成功，事業成功
2.愛情成功，事業不成功
3.愛情不成功，事業成功
4.愛情不成功，事業不成功
如果考慮到愛情和事業都不止“成功”“不成功”兩種可能，還可以有“比較成功”“相當成功”等可能，兩者的組合方式就更多了。在現實生活中，也許愛情事業雙豐收的例子不多，但不把愛情當回事、最後愛情事業雙落空的卻大有人在。
不屑於愛情、只把愛情當調味品的中國文學，在文革期間也沒幸免於難，統統被列為禁書。
為什麼文革期間要把凡是沾點愛情邊的作品都打成禁書？這個問題恐怕只有那些髮禁令的人才能回答得上來。如果說是怕愛情描寫把青少年帶壞了，似乎有點牽強附會，因為文革以前的作品即便是寫到愛情，也絕對不是現在這個寫法，那些愛情描寫大多在寫到離床三尺遠的地方就打住了，按美國標準，也就是個PG13的級別，讓我們現在的讀者來看，肯定覺得“不過癮”。
所以我的猜測是：禁愛情描寫，實際上是禁人性描寫，因為男女之間的愛情，說到底，只是人性最基本的要求。但文革講的是階級性，“親不親，階級分”，“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人性是資產階級的那一套，“愛情至上”是小資產階級那一套，無產階級就要來個反其道而行之，把人性打入禁區，把愛情打入禁區，讓階級性成為人們生活的主宰。
文革期間出版的小說屈指可數，大多是“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工具，人物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大全式英雄，一心工作，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而沒有個人的七情六慾。
那時的創作原則現在聽來簡直叫人一頭霧水，目瞪口呆，比如反面人物不能成為作品的主要人物，正面人物不能有缺點，關於中間人物能不能成為作品的主要人物，還有過激烈的爭論，最後的結論是：可以是可以，但要著重寫中間人物由壞向好的轉變過程，不能把轉變前的“壞”寫得太多，轉變要寫得合情合理，不能太突兀。
那時的文學作品，連人物的姓氏都有不成文的“潛規則”，正面人物通常姓高、姓鄭、姓方、姓洪，而反面人物大多姓白、姓刁、姓胡、姓錢。崇尚紅色，於是姓黃的只能是壞東西,《白毛女》裡的反面人物就叫黃世仁。北上抗日，於是“南”成了對立面，《紅色娘子軍》裡的反面人物就叫“南霸天”。
長相方面，正面人物需長得身材魁梧，滿面紅光，而反面人物如果不長得尖嘴猴腮猥瑣不堪如刁德一，那就長得肥頭大耳腦滿腸肥如胡傳魁。年輕時代的達式常，因為長得白面書生，就只能演一個落後青年，而長得比較武裝的楊在葆，才能演進步青年。
老三和靜秋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長大的。文革開始的時候，靜秋讀小學二年級，到她七五年高中畢業，她的整個學生時代基本都是在文革中度過的。她在那期間讀過的中國文學作品非常有限，其中有關愛情的描寫就更是少得可憐了。
靜秋那時讀過《林海雪原》，但只記住了這樣一個情節：小護士白茹愛慕年輕英俊的上司少劍波，但不敢表達，有一次她發現少劍波的日記裡面寫了一首關於她的小詩，洩露了上司對她的愛慕之情。靜秋只記住那首詩中的第一句：“萬馬軍中一小丫”。書裡有白茹挑逗少劍波，拿著他的日記本，當他面念出這首小詩，而少劍波圍著火爐追白茹的情節。
靜秋還讀過《苦菜花》，只記住了其中與愛情有關的片段，有兩處：一處是一個叫德強的青年，愛上了一個叫杏莉的女孩。靜秋只記得德強瘦瘦的，愛把雙手插在褲袋裡，好像還愛用口哨吹歌曲。書裡對這對戀人的愛情幾乎沒有什麼描寫，只知道後來杏莉死了，因為她發現了她父親在用電臺向敵人發報，被她父親（不是親生父親，杏莉是她母親跟一個長工的私生子）殺死。
另一處是德強姐姐娟子的婚禮，那真是個革命婚禮，除了紅色，不帶其它任何“色”，唯一引人遐想的是婚禮結束，來賓散去，一對新人的情話聲“如潺潺小溪流淌”。不用說，這樣的描寫更加強化了靜秋關於“結婚就是舉行婚禮”的認識，而婚禮也不過就是講講情話而已。
靜秋還看過《戰火中的青春》，那些戰爭場面她都沒記住，只記住了裡面有個現代花木蘭，叫高山，女扮男裝參軍作戰，愛上了一位叫雷震林的戰友，但因為她不想暴露自己的女性身份，只能將滿腔情愫埋在心底。後來高山在戰爭中受傷，動了手術住院，雷姓戰友前來探望，看見了熟睡的她“如霧中遠山似的少女乳胸的輪廓”，於是真相大白。
在靜秋看來，這個“乳胸輪廓”的作用也就是讓雷姓戰友知道了高山的女性身份，至於這個“輪廓”令雷姓戰友生理上起了什麼反應，書裡沒寫，靜秋自然也想象不出。
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大意是）思想意識領域，如果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會去佔領。用這一理論分析老三和靜秋愛情觀的形成，我們可以說，在老三靜秋成長的年代，無產階級忘了用震撼人心的文藝作品去佔領愛情小說這個領域，於是老三和靜秋的愛情世界就歐美文學佔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