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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今的父親岑之，成名是因為筆桿子，倒黴也是因為筆桿子。岑之的一支筆，把自己寫上了“青年作家”“獲獎作家”的寶座，也把自己寫進了“右派份子”的泥坑。
當年，年輕氣盛的岑之響應黨的號召，幫助黨整風，用自己寫小說寫詩歌的筆，寫下了幾篇向黨提意見的文章。這在他也算是屈尊俯就了，因為他原本是不屑寫那些非文學的東西的。
反右運動一開始，岑之就被揪了出來，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被髮配到一個邊遠的小城市E市，在第三中學當了一名教師。
岑之的到來，算得上E市的一大新聞，因為E市離省城有幾百公里，交通很不方便，坐車坐船要花上一兩天時間，所以E市很少有人去過省城。現在有個從省城來的右派，曾經是大作家，出過書，文章上過報刊雜誌，那可真是非同一般啊。
但岑之的到來使三中領導大大地頭痛了一番：能讓這個省城來的右派份子教什麼課呢？
岑之自告奮勇要教語文，說這是自己的本行。但學校不敢讓岑之教語文，怕他向學生灌輸右派思想。那就教歷史吧。
不行，教歷史太容易借古諷今了。
教音樂？
更糟糕，公開向學生傳播靡靡之音？
多次討論的結果，岑之成了一名“勞動課”教師。
以前三中的勞動課是由各班的班主任上的，也就是帶著學生去打掃操場，挖坑種樹，侍弄學校的幾塊菜園子，為學校食堂砍柴買煤之類。現在有了岑之這個專職勞動課老師，班主任們就解放了，輪到哪個班上勞動課，就該岑之去上，帶領學生勞動，自己也從勞動鍛鍊中改造思想。
三中這個做法在當時還絕無僅有，一下就在E市傳開了，三中校領導為此還受到上級嘉獎。
但岑之就倒黴了，一輩子都沒幹過體力活，真正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拎”，現在不得不帶領學生勞動，不僅自己要身體力行，肩扛手挖，還得維持紀律，防止學生打架鬧事發生工傷事故，可把岑之累壞了。
渾身佈滿了作家夢基因的岑之，被髮配到這麼一個小地方，淪落到幹體力活的地步，而且沒有一絲一毫重返省城重當作家的可能，自覺已到了人生的終點，了無生趣。
聽說岑之那時經常在河邊、池塘邊和糞池邊轉悠，拿不定主意跳哪個可以死得更快更徹底。
那時E市的自來水還不普及，就是學校和工廠裡有自來水，居民吃水都到河裡去挑，岑之覺得跳河不保險，很容易被挑水的男人看見，搭救上來，前功盡棄，還會罪加一等，叫做“畏罪自殺未遂”，今後的日子更難熬。
跳池塘吧，又怕被洗衣服的婦女看見，一頓吆喝，被人從池塘裡扯出來，還是前功盡棄。
跳糞池倒是沒人會下去搭救，但眼耳鼻喉裡灌進屎尿的滋味，想必會很難受，而且死得那麼骯髒，想投胎轉世當作家都沒指望了。
正當岑之瀕臨絕望的時候，他收到了一封寄自省城的書信，稱岑之為“吾師”，落款是“一個敬仰你的文學愛好者陶今芬”，內容全都是鼓勵的話。
岑之絞盡腦汁，都沒想起這位陶今芬是何許人也，他把自己珍藏的小記事本找出來翻看，也沒看到“陶今芬”的名字，而那些寫在上面的名字，都成了往事，人家早已不跟他來往了。他撕掉了那個記事本，找出一個新的小本本，在“姓名”欄裡恭恭敬敬寫下“陶今芬”幾個字，在“關係”欄裡感激涕零地寫下“救命恩人”幾個字。
岑之很謹慎地回了一封信，說自己正在努力進行思想改造，爭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懷抱。
陶今芬很快又來了第二封信，這次就沒那麼多客套了，在“吾師”這個稱呼後面加了個“吾愛”，並直截了當地傾訴了自己對“吾師吾愛”的愛慕之情，感情真摯，文筆優美，岑之看得醉醺醺的，恍如夢中。
直到這時，岑之才想起一個模糊的臉相，陶今芬應該是那個臉色有點蒼白的小姑娘，看上去比那群女文青都小很多，不像大學生，倒像一個還沒發育成熟的中學生。他對陶今芬有那麼一點兒印象，也是因為她的尚未發育，他當時以為是哪個女生的妹妹。
他萬萬沒有沒想到，陶今芬那小小的身軀裡，竟然蘊含著這麼巨大的勇氣和力量，在所有的人都不敢跟他來往的時候，這個小女生卻這麼大膽地向他傾訴了心底的愛情，他感動得熱淚盈眶，當即修書一封，傾訴衷腸。
作家是很容易將想象與現實混淆的，岑之寫給陶今芬的第一封情書，不像是寫給一個臉相模糊尚未發育成熟的小姑娘的，而像是寫給一位自己渴慕了多年的情人一樣，厚厚的一疊，熱烈而浪漫。
從此岑之不再孤獨寂寞，身體的勞累也變得可以忍受了，空虛的生活也變得充實了，他的業餘時間全都花在寫信上，像寫小說一樣，有時幾易其稿，有時一氣呵成，每封都寫得極具文采，兩人談文學，談戲劇，談藝術，談繪畫，凡是與柴米油鹽不相關的話題，他們都談。
但他不敢談未來，知道自己不配。
陶今芬幾次問到他對自己的未來有何打算，他都支吾其詞，混過去了。
後來，陶今芬寫了一個短篇小說，請“吾師”指正。
小說寫的是兩個俄國青年，男的是被列寧稱為“貴族革命家“的“十二月黨人”，在推翻沙皇的起義失敗後，被流放到寒冷的西伯利亞，他的未婚妻拋棄優厚的貴族生活，追隨心愛的人來到西伯利亞，兩人在冰天雪地裡結為夫婦，終生不分離。
岑之看了陶今芬的小說，不僅感動於字裡行間流露的堅貞愛情，也驚訝於她的文筆。陶今芬說曾經給他寄過自己的習作，請他指正，怎麼他一點沒發現這麼好的文筆呢？是不是當時寄習作給他的人太多，他看都沒看就扔進字紙簍了？
如果他當時看到陶今芬這篇小說，一定會驚為天人，馬上向編輯推薦，把這篇小說發表出來。現在發表當然是不可能的了，不僅因為現在他的推薦不值一文，還因為他在反右運動中擦亮了眼睛，知道這樣的小說很可能會被當成影射文字。
他沒有馬上回信，但他心裡一刻也沒停止思考，兩天三夜之後，他將“指正”過的小說寄回給陶今芬。
小說的前半部分保留了原樣，但結尾被改動了，那位十二月黨人的未婚妻沒有追隨到西伯利亞去，而是聽從父母的安排，留在了生活舒適的彼得堡，嫁給了沙皇的衛隊長，過著優越的生活。
若干年後，那位年輕的十二月黨人已經老朽了，於是被沙皇特赦，離開西伯利亞，到彼得堡來尋找他心愛的女人。他每天冒著風雪在街頭行走，終於看見了他當年的未婚妻。她仍然年輕美麗，坐在豪華馬車裡，身邊是魁梧的丈夫和嬌嫩的孩子。
他走近馬車，她沒認出他來，但很仁慈地給了他一些錢。
馬車在清脆的鈴聲中遠去，馬蹄激起的碎雪被凜冽的寒風吹起，撲進十二月黨人的眼睛。
他倒在了雪地裡，臉上是幸福的微笑。
這封信寄出去之後，陶今芬回信說“感謝吾師指正，正在寫二稿，完成後即送交吾師大筆斧正”。
這個“二稿”，很久都沒寄來。
夏天到了，學校放假了，岑之不用上勞動課了，但校領導給他分配了任務：負責學校那幾塊菜地，說暑假有些外地老師不離校，仍然吃食堂，不能斷了蔬菜供應。
這顯然是額外的工作，但岑之不敢吭聲，於是岑之變成了菜農，每天忙碌於幾塊菜地之間，鬆土，澆水，施肥，治蟲，十分勞累。
身體的勞累，他基本習慣了，但感情上的空虛，卻加倍煎熬。品嚐了陶今芬的愛情與敬仰之後，突然掉回到人人白眼視之的境地，岑之的生活更沒意義了。他又開始到處轉悠，看看怎樣了斷更具詩意。
有一天，當他給學校的菜地施完肥，高卷著褲腿，滿身糞臭地回到自己的陋室前時，正在開門鎖，就聽身後有個女聲叫道：“岑老師，你終於回來了！”
他回頭一看，是一個年輕姑娘，從樹蔭下走出來，臉兒紅撲撲的，手裡拿著一條小手絹，不停地扇風。
“你是。”
“吾師不認識學生了？”
“你是陶。”
“怎麼？跟你想象的不一樣？”
“我印象裡，你是很瘦小的。”
“不興人長大？”
陶今芬是真的長大了，胸前鼓鼓的，腰肢細細的，白皙的手臂像蓮藕一樣，碎花的連衣裙，腰間繫著同色花紋的腰帶，把她身體的凹凸都很微妙地顯現出來，腳下是白線襪黑皮鞋。
青春氣息撲面而來。
岑之這個大文學家的腦子裡卻冒出一個家鄉的土詞：緊箍緊扎的。
他腦子昏了，只能想到這樣一個形容詞。
這也是岑今聽爸爸講自己的戀愛故事時，必然會聽到的一個詞。
“緊箍緊扎”的陶今芬看到“吾師”暈頭轉向的狼狽模樣，很是開心，調皮地問：“老師屋子裡是不是藏著一個師母啊？”
“沒有，沒有，我都沒結過婚，哪裡有什麼師母？”
“不結婚也可以有師母啊，未來的師母嗎。”
“沒有，沒有，絕對沒有。”
“沒有師母就好，如果有師母，我就不便打擾了。”
“呃，快進來坐，我剛澆完糞，渾身髒死了，我去水庫洗一下。”
“我也跟你去。”
“你。”
“我也剛到，走得渾身是汗，我也去水庫洗洗。”
父母那天在水庫幹了什麼，岑今就不知道了。
父母講這段歷史給她聽的時候，從來都是講到這裡就打住，跳到“後來”去了。她長大後，也曾涎著臉問過媽媽，但媽媽說那次什麼也沒幹，那時的人，很規矩的，不領結婚證，不辦婚禮，是什麼都不會幹的，頂多拉拉手，接個吻。但那天是父母第一次單獨見面，誰也不敢造次，所以兩人去了水庫，也是各自躲在一個對方看不見的地方，擦洗了一下，就回家了。
那個暑假，媽媽就住在學校給她安排的臨時住處，是一個教室，幾張桌子拼成的床，媽媽在上面墊了棉絮，鋪上自己的粉紅格子床單，頂上還吊了個蚊帳。
而爸爸仍舊住在他那間十平方的陋室裡，兩條學生上課用的板凳，上面放一塊門板，就是爸爸的床。
爸爸的蚊帳很舊了，已經破了洞，爸爸每天被蚊子咬。是媽媽從爸爸的舊汗衫上剪下幾塊布來，補在蚊帳上，爸爸才沒有向蚊子“獻血”了。
小的時候，岑今聽到這裡，總是問爸爸：“那蚊子有沒有咬我呢？”
爸爸笑微微地說：“那時還沒你呢。”
“怎麼會沒有我呢？”
“因為爸爸媽媽那時還沒結婚呀。”
“你們怎麼不結婚呢？”
“那時正放暑假，學校領導都不在學校，怎麼結婚呢？”
“為什麼學校領導不在學校就不能結婚呢？”
“因為結婚要學校領導批准了才能去登記啊。”
“不登記就怎麼樣呢？”
爸爸鄭重地說：“不登記？不登記就不能結婚，結了也不算數。”
後來的事實證明，結婚算不算數，不是看你登記沒登記的。沒登記的婚姻，可以算數；登了記的婚姻，也可以不算數。而這個算數不算數，直接影響了父母和岑今的一生。
但當時的岑今並不懂得這些，她只是很好奇，怎麼不登記的婚姻就不“算數”呢？那是不是就成了“語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