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鵰俠侶》的第一段於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在《明報》創刊號上發表。這部小說約刊載了三年，也就是寫了三年。這三年是《明報》最初創辦的最艱苦階段。重行修改的時候，幾乎在每一段的故事之中，都想到了當年和幾位同事共同辛勞的情景。
“神鵰”企圖通過楊過這個角色，抒寫世間禮法習俗對人心靈和行為的拘束。禮法習俗都是暫時性的，但當其存在之時，卻有巨大的社會力量。師生不能結婚的觀念，在現代人心目中當然根本不存在，然而在郭靖、楊過時代卻是天經地義。然則我們今日認為天經地義的許許多多規矩習俗，數百年後是不是也大有可能被人認為毫無意義呢？
道德規範、行為準則、風俗習慣等等社會的行為模式，經常隨著時代而改變，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變動卻十分緩慢。三千年前《詩經》中的歡悅、哀傷、懷念、悲苦，與今日人們的感情仍是並無重大分別。我個人始終覺得，在小說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會意義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郭靖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句話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積極意義。但我深信將來國家的界限一定會消滅，那時候“愛國”、“抗敵”等等觀念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間的親情、純真的友誼、愛情、正義感、仁善、勇於助人、為社會獻身等等感情與品德，相信今後還是長期的為人們所讚美，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論、經濟制度、社會改革、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
武俠小說的故事不免有過分的離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實上不可能，人的性格總應當是可能的。楊過和小龍女一離一合，其事甚奇，似乎歸於天意和巧合，其實卻須歸因於兩人本身的性格。兩人若非鍾情如此之深，決不會一一躍入谷中；小龍女若非天性淡泊，決難在谷底長時獨居；楊過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會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當然，倘若谷底並非水潭而系山石，則兩人躍下後粉身碎骨，終於還是同穴而葬。世事遇合變幻，窮通成敗，雖有關機緣氣運，自有幸與不幸之別，但歸根結底，總是由各人本來性格而定。
神鵰這種怪鳥，現實世界中是沒有的。非洲馬達加斯加島有一種“象鳥”（Ａｅｐｙｏｒｎｉｓｔｉｔａｎ），身高十英尺餘，體重一千餘磅，是世上最大的鳥類，在公元一六六○年前後絕種。象鳥腿極粗，身體太重，不能飛翔。象鳥蛋比鴕鳥蛋大六倍。我在紐約博物館中見過象鳥蛋的化石，比一張小茶几的幾面還大些。但這種鳥類相信智力一定甚低。
《神鵰俠侶》修訂本的改動並不很大，主要是修補了原作中的一些漏洞。
一九七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