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書面報告都石沉大海，沒有人給我們任何的反饋。果然如王四川説的，雖然我們經歷了一切，但是卻一定不會告知我們真相。
本來，到了這時，我們的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理應把我們抽調回地面上。但是，我們最後拿到的命令卻都是原地待命，這讓我感覺不太對，總覺得有什麼事情在等着我們。
上頭是不會解釋的，我們只能接受。當時倒也沒有什麼怒言，本來就算是犯了錯誤混了過去，也不敢放屁。
我們被安排進了一個衞生連，住在鐵網上臨時搭起的木台上，和其他的地質隊員不在一個區。上頭派了一個校官，給我們開了一個小會，講了保密工作的重要性，我們在這裏經歷的事情被列為了機密，誰也不能提。
在另一邊的隊伍裏，也應該公佈了紀律，所以沒有人問我們，但所有人看我們的眼神都不一樣了。一支隊伍只有我們四個人活下來，會有各種不同的傳言。有的説我們差點瘋了，因為有人説，我們兩個正因為敵特問題而被特別調查。我也説不清楚，他們的眼神里包含的是恐懼還是憐憫，只是無端端有些可笑。
在衞生連裏，我還驚訝地看到了裴青，他的白頭髮更多了，但顯然當時待在倉庫裏的他們，反而是最安全的。
我們聊了一會兒，我才知道在我們之前作第一份報告的人，就是他。
他淡淡地告訴我，他那邊有四個人倖存。説的時候，他顯得很冷漠，我看着他的眼睛，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我沒有看到老貓，裴青也不知道他的消息，想到老貓我就覺得沒那麼簡單，這樣的老狐狸不會死在這種地方吧，也許在司令部那邊？不過他是當時跟着老唐離開的那批人之一，很難説結局如何。
在以後一個月時間裏，我們也儘量安分守己，王四川在地質大隊這批人裏，有自己的小圈子，一點一點地打聽，逐漸知道了一些事情。但是，它們並不重要。
我們一天天地混日子，遠遠地看到電焊的火花到處都是，再加上那些被帆布蓋着的蘇聯裝備，我開始確信事情不對勁。
即使對這裏有長期考察的需要，也用不着進行如此緊密的工程修繕，這裏的情況，反倒像在進行某種大型工程。
事情好像並不是要走向結束，而是要開始什麼大型準備工作。
在壓抑潮濕的環境下，這種感覺讓我覺得非常不安。
這種想法後來一次又一次地被強化，到了半個月以後，另一邊的地質勘探隊，開始陸續撤離，而我們這邊配給的伙食，也升級了。我第一次在我們的飯盒裏，看到了整隻的雞腿。
在那個年代，雞腿這種東西的珍稀程度幾乎等同於現在的熊掌。在大型的集體飯裏，雞腿這種食物的等級之高是很難想象的。
我那二十多年吃的最高等級的伙食，是在延安一次報功會上，克拉瑪依大捷以後，我作為青年代表作報告，當時的伙食裏有大豆和鹹肉，有三塊之多。對於幹細糧都沒吃過多少的人來説，三塊肉的味道之鮮美簡直比龍肉都美味，這件事情也成為我最讓人羨慕的談資。
而再以我弟弟為例，他們後來在東北插隊，細糧的配給是一個人一個月半斤，那是什麼概念，大米飯從來不是飯，是當糖吃的。
你可以想象，我看到雞腿時的震驚，我甚至懷疑自己發昏看錯了。等我吃了幾口以後，那種油脂爆炒的香味就讓我發起抖來。
那頓飯我吃了整整一個小時，才算徹底把雞腿吃完，吃完後心裏想的是，我要是回去説給我們局裏的人聽，他們該嫉妒到什麼程度。
王四川倒不在乎，他住在山區，有打獵的習慣，他的手藝那麼好，平常打幾隻野雞很平常，以後的幾頓伙食，雖然再沒出現雞腿，但還是有很多東西，比如説香菇和蝦。
蝦是真正的稀缺品，但我卻不如吃雞腿那麼興奮。我出來到處跑賺的工分和糧票幾乎都給了家裏，我的弟弟知道我辛苦，常在溪水裏釣蝦，然後做成蝦乾寄給我。我看到蝦的時候想起了家裏，猛然間有點感傷。年少輕狂，這種感覺我很少有，在這種情況下反而又是格外的感觸。
一邊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進一步的消息，我一邊還是偷偷往醫療區跑，想去見袁喜樂一面，即使見不着，能在她帳篷外面待一會兒，感受那種距離，腦子裏想象當時在一起的事情，也總能讓我寬心一笑。
其實在那時候，我可以託王四川找他那個圈子裏的朋友幫忙打聽，但我終究開不了口，原因裏摻雜了害羞和顧慮。而最主要的，是我不知道該怎麼開口，我害怕被他們追問。
這種煎熬一直到一週以後才消失，那時候我像往常一樣去醫療區溜達，忽然發現帳篷門口的警衞撤掉了，帳篷的門是敞開的。
我愣了一下，還以為自己走錯了，仔細一看才發現就是這裏，立刻渾身一陣冷戰。
袁喜樂的帳篷也解封了。
這説明什麼？是她和馬在海一樣不治身亡了？還是説她也痊癒了？
我搖了搖腦袋，把不祥的念頭撇去，看着洞開的帳篷忽然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以前來的時候，每次都盼望能進去，現在門打開了，反而又不敢了。
我忽然發現，其實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表情和姿態去面對袁喜樂。
在門口待了半天，我才勉強壓下心頭的悸動，硬着頭皮走了進去，進到帳篷裏的那一刻，腦子幾乎已經一片空白了。
可是，我馬上發現，帳篷裏沒有人，牀上沒有人，被子掀在一邊，吊瓶卻還掛着。
我走了一圈，走到她的牀邊，摸了摸她的牀鋪，想着她躺在上面的情形，也許她出去放風或者做檢查去了，起初的激動慢慢平靜了下來。
“你在這裏幹什麼？”正發着呆，背後忽然有人説話。
回頭一看，一箇中年護士正怒目瞪着我。
我也是傷員之一，她也照顧過我，我立即道：“我來看望袁喜樂同志，她是不是沒事了？”
“她去做檢查了，白天都在其他帳篷裏，晚上才回來。”她道，“這裏是女兵帳篷，你要探病得先約時間，找你們領導組織大家一起來。”
我道：“我看見警衞撤走了，以為可以來探望了。”
“一個一個來病人還要不要休息？”她拿了桌上的一隻鐵飯盒往外走，估計要去食堂打飯，“你別在這裏等了，她回來我也不會讓你單獨見的，回去吧，記得把帳篷門拉上，回來以後如果你還在我可就不客氣了。”説着急匆匆地離開了。
我嘆了口氣，忽然有點失望，還以為終於可以看到她了，結果還是看不到。晚上這裏是不允許其他人進入的，我不可能等她回來。
把病牀整理了一下，我又看着牀鋪發了會兒呆才準備離開，走了幾步，我忽然想給她留點什麼，讓她知道我來過了。
摸遍身上，我只摸到一包煙，瞬間嘆了口氣，想到了當時在避難所裏她也要煙抽的情形，不由得有些難過。我抽出其中一根煙，把煙盒子塞到了她的枕下，終於轉身離開。
出了醫療區抽上煙，我忽然覺得心中的各種浮躁稍微平復了些。又想着袁喜樂能不能發現煙盒是我留下的，起了一剎那的錯覺——我正躺在她的枕頭下，等她回來。
之後的幾天我都沒有再去找她，因為從起牀開始，我就開始學習各種思想語錄，都是指導員在營地裏組織的自發性自學。本來政治覺悟就是我們的弱項，根本學不進去，再加上沒法去看袁喜樂，我更加有了厭煩的感覺。
在這段要命的時間過去後，後來被我們稱為“趕鴨子”的第一次通氣會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