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説之門似乎就是這樣翕開了。這一年，我寫了第一篇小説，當然是寫在日記本上的。我寫的是一個高度近視的老人走錯廁所的故事，楊朋友看了，認為不錯，建議我改一改投給南京的《青春》雜誌。我改了，投了，像投進了蒼茫大海里，杳無迴音。儘管如此，卻並不氣餒，依然“潛心創作”，大有點痴心不改、樂在其中的意味，以致荒疏了學業。我的學習本來功底就不厚，學習都是臨時抱佛腳，當急救包用的，用完就丟了，沒有在根本上做治療，創口還在那，而且越來越大。到了畢業前，我的專業課成績在班上幾乎落到了最後幾名，但我不以為恥，因為“我會寫小説”。那段時間，寫小説成了自我欣賞、甚至鄙視專業的一面鏡子，極大地滿足了我青春的虛榮心、反叛心。但其實那時寫的所謂小説，都是狗屁不通的一堆垃圾。
真正有點感覺是到1986年，我看了美國作家塞林格的“青春小説”《麥田的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覺是它像一個反叛青年的日記，第二個感覺——我覺得我應該像以前寫日記一樣地寫小説。繞了一大圈，原來小説可以像日記一樣地寫！這個發現給了我熱情和力量。於是，我回到了過去，回到一個人喃喃自語的狀態，就這樣折騰出了一個近兩萬字的東西，我給它命名為《私人筆記本》。先投給《福建文學》，退了，但編輯覺得這是個好東西，退稿時專門附了信，鼓勵了我，還客氣地邀請我去他家玩。我也去了，還帶去了又一篇小説，但編輯看了覺得還不如《私人筆記本》。就在這時，軍區文化部在上海辦了個文學創作班，給我們單位一個名額，由宣傳科來落實人頭，前提是去的人必須要帶一篇小説。當時我跟宣傳科一名幹事有些接觸，他知道我在寫小説，就安排我去了。我帶去的就是《私人筆記本》，當時負責辦班的幾位作家，像江奇濤、何曉魯，看了我的東西，非常振奮，把我隆重地推薦給了當時很走紅的作家，也是《崑崙》雜誌社的編輯海波。海波看了，也覺得不錯。到這時，這個東西和我才迎來了一線生機。
小説最後更名為《變調》發在《崑崙》1988年第一期——這就是我的處女作。在此之前，海波把我列為他培養的重點作者，安排我參加了兩次活動，一次在廣東萬山羣島，主要是讀書，討論；另一次是在北京昆明湖邊，主要是寫東西，關了一個月，寫了一箇中篇，即《人生百慕大》，也是發在《崑崙》上的（1988年第五期），還得了《崑崙》雜誌當年的優秀作品獎。就是憑着這個獎，第二年我上了解放軍藝術學院。軍藝當時很火的，走出了莫言這樣的大作家，以至當時有人在會上戲言道：軍藝是作家茁壯成長的沃土，到了這裏，你即使是一支筷子，也會長成一棵竹子。激動得我好像看見自己已經立竿見影、蒼翠欲滴了。
但是兩年後，當我離開軍藝時，我覺得我還是一支筷子。換句話説，我在軍藝沒有打開門，但也沒有關上門。我的小説之門自翕開之後，似乎就關不上了。既然關不上，就死命打開它吧，打不開也要打。這是多年來我聽到自己説的最多的一句話。我覺得就是這句話告訴了我小説的秘密。
6?1992年7月1日
這是法律意義上的一天，很枯燥的，沒有什麼説頭。如果一定要説，就是説：從這一天起，法律承認有一個女人是我的老婆，或者説我是她的丈夫。這個女人的名字叫黃尹。對有些人來説，法律承認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天，但對我和黃尹來説，這是很無所謂的一天。對我們來説，重要的一天在三年前，舉國上下鬧學潮的時候，有一天我跟當時在南京的好友魯羊去南京大學看大字報。看了大字報，魯羊還是不想回家，想看一個女生。他知道女生住在幾號樓幾號房間，八宿208室，但是光知道不行，因為女生宿舍男人是進不去的。那時候也沒有手機，怎麼樣才能把他要見的女生叫下樓來呢？只有大起嗓門喊，別無選擇。那就喊吧。但魯羊卻要求我喊，他説這裏沒人認識你，你喊吧，沒事的。顯然他是把我當做他了。他當時在寫詩，哲理詩，抒情詩，兩種詩都是世俗生活的異議者，令他的生活少了不少世俗氣。如果我們倆調個頭，我想他可能會幫我喊的，他身上有見義勇為的氣質和遊戲事情的膽子。可我哪有這種勇氣？打死我也不喊。哪怕喊下來的人是我的，也不喊。結果也不需要我們喊，樓裏出來了兩個女生，他定睛一看，默不作聲地上去，攔住了她們。原來他倆心有靈犀呢。不光是跟他心有靈犀，跟我好像也有一點靈氣，無意中帶了一個人來，這樣就形成了兩男兩女的良好格局，否則我不是成電燈泡了。為了暗合緣分之説，黃尹説那天晚上她們本來已經出了宿舍樓，但黃尹覺得有點涼，就又回宿舍取了一件外套，要不然就錯過了。
這個夜晚，我們把時間交給了南大附近的一家叫三棵樹的咖啡吧。這好像是我第一次“泡吧”，也是我第一次見到黃尹。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這個夜晚是有魔力的，會神秘地衍生出無數個相似的夜晚。這樣的夜晚多了，我們就開始談婚論嫁了，先是在心裏説，然後是嘴上説，繼而是身體説，最後是法律説。説真的，起初我們倆對法律之説都有點小看，甚至排斥它，我們覺得心裏説是最重要的。那時候，我們都希望做一對沒有法律意義的夫妻，但事實證明法律説是很重要。法律説了，我就從南京調到了成都，名正言順地，朋友和組織都為此提供了應有的幫助，比如房子，比如假期。這就是法律的意義和好處。
作為丈夫，我是另外一個人，不是外面看到的那個人。在外面，我待人比較温和，處事也比較冷靜，遇事有情講道，樂於謙讓，很多事情放在心裏解決，不愛張揚，不喜熱鬧，總的説是一個謙虛謹慎的人。所以，我老婆經常説，她喜歡做我的朋友，而不是老婆。我的回答是很粗暴的，我説：你是SB——完全是另外一個人！對這個人，他老婆很長一段時間都拿他沒辦法，只好忍着，忍不住就流淚。現在好像找到辦法了，就是做迴音壁，用更大的聲音回過來：你是SB！有時在SB之前還加個“大”字：大SB！兩個SB對上就麻煩了。這時候，我兒子就朝我們豎起兩個小小的大拇指：打平，打平！這是孩子在學校裏學來的。我覺得這是他至今在學校裏學到的最好的知識，有着無窮的力量——知識就是力量啊。
感謝上帝！
順便説一個我的反動思想——先申明是反動的，不要較真，當笑話聽。我覺得夫妻之間要學會吵架，不會吵架的夫妻是危險的，相敬如賓的夫妻是不真實的，偷偷摸摸的夫妻是可恥的，心裏只有孩子的夫妻是可憐的。好了，打住吧，用託翁的話説：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其實也是相似的。
7?1997年5月16日
這是我做父親的一天。
有人説，作品是作者的孩子，那麼是不是也可以反過來説，孩子是父母的作品？應該是的。不過，這部作品寫得太累了。太累太累！有些事情現在想起來都覺得累，比如……説兩件具體的事吧。兒子出生前，老婆和我都被一種説不出的恐懼籠罩着：小東西出來若有什麼短缺咋辦？越是臨產，這恐懼越是兇險，常弄得老婆噩夢不止。第二天就是預產日，半夜裏我被“明天的母親”尖厲的啼哭嚇醒。問怎麼回事，準母親只哭不語，眼淚流得人傷心。我説説出來吧，説出來就好了。她説她夢見生了一隻猴子。我看看時辰已三點多鐘，就説子時過後的夢都是相反的，説明你要生個金童玉女了。她對我這説法顯然不滿，連找出幾個老夢反擊我。我只好另闢蹊徑，問其腹內是否有瘙癢感，她感覺一下説沒有。我説既是猴子，毛乎乎的東西，怎會無瘙癢感？她這才破涕。第二天，小東西沒有準時出來，他母親更是惶惶不可終日，説他一定是怕我們嫌棄(不好才嫌棄)不肯出來。我説哪個孩子出世都不是哭的，待在子宮裏好好的誰願意出來，兒子出來後我都願意進去頂兒子這個空。反正整天就這麼半真半假地哄。其實我嘴頭説的好聽，心頭也是發毛的。對生兒育女，我和老婆的年齡都偏大了，我真擔心當初為圖好耍，拖沓了幾年要我們付出沉重代價。若真如此，無疑是把我們一輩子都耍脱了。就這樣，等待孩子出世，就像等待老天判決，分分秒秒都被過度的期望和恐懼拉長了又拉長。
9號的預產日，15號仍無動靜，兩人的耐心到了極限，強烈要求醫生採取措施，哪怕挨一刀也在所不辭。於是吃催產飯。小東西倒經不起催，催產飯一吃就發作了，而且來勢尤為兇猛，三下五除二隻花了五個小時就出來了。斗膽視去，身上沒毛，鼻子眼睛什麼的也都是長對了地方了的，心頭頓時釋然。想再細看，已被醫生包裹起來，只露張臉，看不了其他。回病房後，老婆問我看孩子的屁股了沒有，我説看屁股幹嗎？她不説。但我看出她心思，我自己因此也有了擔心。看不看？倆人都有點猶豫，因為孩子包裹得嚴嚴實實，我們甚至都不知如何打開。但猶豫再三，我們還是堅決又困難地打開了包裹。先看屁股——沒多長尾巴，也沒少長肛門。然後掰開一個個手指頭看，掰了手指又掰腳趾。都無異樣，自然高興。不料小東西適時嘹亮一嚏，頓時把我們的高興嚇得無影，擔心是不是害他受涼了。那日子就是這樣驚驚嚇嚇，謹小慎微的。但總的説，小東西還算體恤我們，對我們份份擔心都退而避之，偶爾涉足，也只是點到為止，玩個有驚無險而已。我們想這樣就好。這樣我們就什麼都滿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