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仁老師，王老師，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對天使，像一個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處、最暖處。他們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詩——
我心裏有陽光
來自兩個有性別的太陽
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實。
3?那年那月那三天
這裏指的是兩個時間：一是1978年6月11—13日，二是1981年7月7—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後者是高中考大學的日子。兩個日子對我都是非同尋常，有點一錘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幾回搏，説的就是這樣的日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啊！
把歧視當做動力，發奮讀書，通過優異的成績叫人刮目相看，從而改變受歧視的劣勢地位，這是受歧視者正常的一種反應，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無所謂，無所求，任歧視自由發展。我當屬於前者，想通過努力把劣勢蓋住的。但是，我們那會兒讀書學習成績是不重要的，考試都是開卷考，好壞很難體現也無人關注。那時候，我們的好壞主要體現在勞動積不積極，好事做得多不多，對老師禮不禮貌等，這些課本之外的東西上。這些東西我都做得很好，小學五年，我當了五年的勞動委員。我待人也特別禮貌，包括現在都是這樣的。到了1977年，天變了，國家恢復了高考，學校也開始要成績了。這時我在讀初二。我讀的是二年制初中，初二就是畢業班。要在以前，像我這種“黑五類”，高中肯定是沒門的。以前讀高中都講推薦，5%的比例，基本是“幹部”子女的特權。但是那一年天變了，上高中要考試，擇優錄取，我的機會就來了。
父親比我還重視這個機會，並把這種機會歸結到是我們搬出老屋的結果。其實那時我們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還住在老屋裏，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離紅房子遠啊。從那以後父親在新屋裏給我調整了房間，調到離紅房子更遠的西邊的房間裏，並專門對我講了一頓話。這頓話是我以後長長的一系列知道的開始，可以不誇張地説，這頓話幾乎決定了我對世界的看法，至今還在對我發揮作用。父親圍繞着希望我發狠讀書的主題，説着説着，變得像一個哲學家，向我道出了一個至真的道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我已經忘記父親有沒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發揮的閒言碎言，我至今不忘。父親説，文化就像太陽光，火燒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沒收不了（那時政府經常沒收私人東西，連你家多養一隻雞也要沒收，叫割資本主義尾巴），一個人有文化、有知識是最大的福氣。
把知識文化比喻成天外來的太陽光，這是我父親的發明。説真的，以前我對父親的感情是很複雜，一方面我覺得他很了不起，對生活和事情特別有見地、有追求，像個哲學家，另方面我又覺得他糊塗，經常裝神弄鬼，像個愚昧的人。另外，我父親脾氣很差，有點喜怒無常，動不動要打人。現在我又不這樣看了。現在我覺得我父親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只是時運不佳，虎落平陽，變成了一隻羊而已。
話説回來，自父親跟我談過這次話後，我開始發奮讀書，得到的回報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們兩個班一百多名同學，考上高中只有五個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發奮讀書，我雖然也發奮，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於中間，並不冒尖。1981年，我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結果那年高考，我們班上54名同學，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三名，比錄取分數高出3分半。儘管屬於險勝，但依然驚動了老師和同學，而且馬上流傳開一種很噁心的説法，懷疑我在考試時“做了手腳”。
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又考得那麼好？完全用運氣來説有點説不通，因為高考三天，後面兩天我都在發燒。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
那麼，是什麼呢？我現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親，他本是最愛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沒有給我探究出一個科學的所以然，而是給出了一個大眾化的答案：這就是我的命。
這個答案其實比問題本身還要更神秘、更復雜化。
4?1981年8月29日
陽光都被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規則的圖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馬路上。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裏的馬路。這是1981年8月29日。這一天，我像進入了夢鄉，被一輛軍牌照卡車從富陽拉到杭州，進而拉到浙江省軍區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暫停留後（等人），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車站。一路上，我記住了一個驚奇，就是太陽光像一塊大白布，被遮天的樹葉剪得粉碎，鋪在泛黑的瀝青路上，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夢中的情景。雖然這時候我還穿着便裝，但嚴格地説此時我已經是一位軍人，享受着軍人應有的待遇。比如進站時，我們走的是軍人專用通道，上了火車，乘務員給我們提水倒茶，我們給乘務員拖地擦窗，親如一家人，情如魚水情。
我上的是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現在更名為解放軍信息工程學院，在鄭州。這是當時軍隊的重點大學，錄取分數很高，院方到我們學校招生時，他們初定的調檔線比錄取線高出40分。也就是説，我要差36?5分，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帶去醫院做體檢後，可以説是潰不成軍，檢測視力的“山”字表簡直像一架機關槍，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關卡卡掉的，最後只剩下2人。要知道，這不是一般的學生體檢，這是入伍體檢，是按軍人的要求來要求的。於是，又重新劃了調檔線，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對我來説還差16?5，還差得遠。
但也不一定。
那一天，我在醫院參加體檢。天很熱，醫院裏的氣味很難聞，我出來到樓下，在一棵小樹下乘涼。不一會兒，出來一個戴眼鏡的同志，50來歲，胖墩墩的，他顯然是來乘涼的，站在了我身邊。正是中午時分，樹又是一棵小樹，籠出的陰涼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兩個人有點困難，除非我們挨緊了。我由於自小受人歧視，養成了（也許是被迫的）對人客氣謙讓的習慣，見此情況主動讓出大片陰涼給他。他友好地對我笑笑，和我攀談起來，我這才知道他就是負責“工院”招生的首長。我向首長表示，我很願意去他們學校，就是成績差了。首長問了我的考分，認為我的分數確實低了些，否則他可以考慮要我。但是，後來當首長獲悉我數學是滿分、物理也有94分的高分時，他驚疑地盯了我一會兒，認真地問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們學校。我激動地説，是真的。
五分鐘後，我改變了體檢路線，轉到四樓，接受了有軍人在場監督的苛刻的體檢。我的身體狀況比我想象的要好，要爭氣，一路檢查下去，居然一路綠燈，哪怕連腳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鴨腳板）。當天下午，我離開醫院時，首長握着我手説：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長親自簽發的通知書。
回想這一些，我恍惚覺得自己是在寫小説。
5?1988年1月15日
這是一本文學雜誌的出刊時間，雜誌的名字叫《崑崙》，期號是1988年第1期。我的第一篇小説《變調》就發表在這一期上，責任編輯是海波。
我真正開始寫小説是在1986年，之前幾年我一直在寫日記，寫了幾大本，論字數應該在幾十萬之上。總的説，我是個耽於內心的人，不愛熱鬧，不善言辭，寫日記是我放鬆的一種方式，也是習慣。我喜歡把自己交給自己，交給日記本。在我對門的宿舍裏，有一個福建人，姓楊，他也每天要在日記本上塗鴉一陣子。我覺得他是自己人，有意接近他，慢慢地交成了朋友。當了朋友，就可以説點私密的東西，有一天他告訴我一個秘密，説他日記本里記的不是日記，而是小説。他在寫小説！這確實是個天大的秘密。雖然校方沒有明文規定，學員不能寫小説，但我們還是不敢肯定，這會不會“惹是生非”。作為軍校學員，我們的舉動似乎都是被明文規定了的，沒有明文規定的事，我們吃不準對錯，一般都以小心為妙，不做為好。所以，小説最好是寫在日記本上，暗度陳倉，以免犯了哪位教員內心私設的規矩。他還告訴我，小説和日記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日記記的是真事，真人真事，有據可查，小説寫的是假事，比如把教數學的張老師和教專業課的黃老師寫成一對秘密的戀人，這可能就是小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