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沒過兩個月，郵遞員給我送來了一個蓋著大西洋彼岸郵戳的郵件，打開看，是一本裝幀精美又讓我迷惘的書。
是一本英文書！
我不懂幾句英語，無法知道這是本什麼書。後來從朋友的附言中知道，這就是我不久前向他要的那本愛德華·紐頓的隨筆集《聚書的樂趣》。看著天書一般的文字，我對朋友發起了牢騷：“你給我寄來的不是《聚書的樂趣》，而是一份懊惱。”朋友知道我不懂英文，他這舉動使我感到費解，而且還有一點點的反感。此後不久，我為自己的幼稚和偏執的性格發配到了西藏海拔4000多米的甘巴拉山上：離太陽很近，離死亡也很近。但我沒有死，只是消失。整整兩年時間，我沒有和外面世界發生任何聯繫，很多人都以為我死了，也有人以為我是被愛德華·紐頓的那本“精美之書”牽到了異國他鄉。
當我披著滿身陽光，或者說陽光的手指印，回到我的過去中時，我發現，我的世界已發生了很多我喜歡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我那本“天書”已有了中文本，而且據說翻譯得上好。當然要去買一本，但逛了幾家書店都說沒有。我想，這書可能早已落市，心裡頭不免有些失落。這麼說來，在我出走期間，這個世界發生的事情真是有不少，人們把我想念的東西買空了，這也算得上是之一吧。
然後又過去很久，有一次，我在新修的二環路上散步，撞見了一個賣書的地攤，只見一大堆垂頭喪氣的書，像死魚死蝦一樣被攤晾在地上，隨便路人挑挑揀揀，討價還價。這份自在也將我吸收過去，我的目中馬上充滿了我厭惡的各種書名和封面、顏色。我本能地轉移了視線，彷彿是被那些我厭惡的書目和顏色推開的。然而，就在這時，就在我視線轉移的過程中，我的目光又被一個很素雅的封面碰了一下，就像肉體被一隻纖纖之手觸了一下，心靈酥酥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這封面抓了過去：聚－書－的－樂－趣……愛德華·紐頓！嘿，我驚喜地衝上去，一把將它抓在手中，好像有人要跟我搶似的。習慣地翻看一下，可以斷定，書不是假的，也無甚損傷，心裡就喜悅起來，手很主動熱情地往口袋裡伸去。
“多少錢？”
“二塊。”
“二塊？”
“是，兩元，不講價。”
小書販的口氣裡有一種堅決的不容置疑的權威。
我被這廉價驚呆了，掏錢的手靜止下來。這感覺和你有時被某個意想不到的高價嚇著是一樣的。書販子也一定以為我是被“嚇著”了，及時給我騰出餘地：“這樣吧，一塊五，不說了。”我又愣了一下，但馬上清醒過來，並迅速付了錢，拔腿就走，唯恐這是個錯誤，別人要反悔似的。“愉快”在暫時的一分鐘之內頻繁地拍打我，我沒有理由不愉快。我哼著小曲回了家，愉快也跟著我回了家，並伴著我度過了整個白天。到了晚上，愉快仍然沒有完全消失，我高高興興地沐了浴，坐下來，開始拜讀我向往已久的愛德華·紐頓的書。
“一個男人，或者一個女人，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東西，其次是一本書，它使人抓住秘密的核心……”
我的心靈又感到了那種類似肉體被一隻纖纖之手觸碰的愉快，這種愉快在我目光的牽引下不斷長大、盈滿，很快覆蓋了我白天購書所得到的愉快。這很正常，畢竟那是一種沒有交流（因而不流動）的愉快，是僵死的愉快，不會長大，只會消耗。愛德華·紐頓給我的愉快像手和手握在了一起，榫頭和榫眼咬緊了牙關，並由此達到貫通，心和心相互映照。這種愉快像火焰，會燃燒，又像水滴，會匯聚、流動，長大。但是，這種愉快愈是在我內心盈滿的同時，我心中愈是有種憤懣在堆積。這也就是說，在我通過閱讀愈來愈領略、肯定愛德華·紐頓這個作家、這本書的魅力和價值的同時，我心中卻愈是有了一種不滿和憤怒。為什麼？因為我想到這本書在到我手之前，曾是那麼被人奚落，混雜在一群輕佻的貨色中，失魄、廉價、賤賣，就像一個老鴇。
一個作家最大的幸福和驕傲莫過看到他的作品被人崇敬地捧讀，這一點我做到了，我彷彿看見愛德華·紐頓在幸福地微笑。但同時我又看見愛德華·紐頓因為氣憤扭曲的面容，因為他的書在被人像處理死人衣服一樣地沿街賤賣。一個作家最深刻的痛苦和氣憤莫過於此——看不到讀者對他作品應有的愛惜和保護。像這樣一本蘸著作家心血寫就的書，竟然被無知地攤在地上廉價叫賣，這本身已對作家構成了不可饒恕的傷害，而我居然還為便宜了幾塊錢而沾沾自喜。一想到我白天愚蠢又明確的“愉快”，我心中就充滿對自己的責罵。是的，這件事首先要罵的是我自己。我無法去指責別人，但可以指責自己。正因為無法指責別人，對自己的指責就變得更加兇惡、無情，似乎這樣可以彌補對別人無法實現的指責。那天晚上，我被無休無止的自責一直糾纏到夢中。在夢中，我依然聽到一個對我嚴厲指責的聲音。我對自己的指責是如此深刻、勇敢，使我對愛德華·紐頓的愧疚多少變得有點寬鬆。
但是，這顯然還不夠。當我從夢中醒來，看到那本被我用一支菸錢買來的書，我的心中依然欠欠不安，彷彿瞧見了愛德華·紐頓蔑視的目光。我對自己說：看來，你必須要有實際的行動才能彌補你不經意犯下的錯誤。於是，這天午休時間，我又跑去二環路，找到了那個地攤，買了第二本《聚書的樂趣》。這次，我沒有問價錢，而是“很老道”地往封底看了看書本來的定價，照價付了錢。我明顯感到書販子那份包藏不住的竊喜，心裡只是想，但願我的“愚蠢”能讓這書販子多少認識到一點這本書的價值和對它的好感。
把《聚書的樂趣》這樣的書擠出書櫃，攤在地上，廉價甩賣，這似乎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來勢兇猛——越來越猛的潮流。我和我們無法逆轉這個潮流，我們能做的無非就是花點時間在這種地攤旁轉轉，有幸的話（也是不幸），便尊重地（不要去便宜那幾塊錢）把“這樣的書”買回家，用乾毛巾拭盡灰塵，然後慢慢品閱。
1996年10月上旬
卡夫卡的“愛人”和“罪人”
她有一雙纖細的手。她有一頭烏密的黑髮。她的笑容天真善良。她的嗓音“有表演的天賦”。她的名字叫多拉·迪阿曼特。1923年7月，被疾病所迫的卡夫卡來到地處波羅的海的米里茨裡鎮，住進了一個猶太人度假村。有一天，卡夫卡經過廚房，看見一位姑娘正忙著在殺魚，似乎有所觸動，不滿地說：“多麼纖細的一雙手，可乾的活又是多麼殘忍！”
他們就這樣相識了。她就是多拉·迪阿曼特。
當時多拉是這家度假村裡的一個廚房傭工，之前她還在柏林一個猶太人孤兒院當過小裁縫。這給人一種感覺，好像多拉是一個為生計所迫的難民。其實，她出身於一個有名望的猶太人家庭，只是因於年輕和對父母保守意志的不滿，才離家出走，浪跡四方。而同時卡夫卡卻因為日益嚴重的結核病，四處就醫、療養。就這樣，兩個人像兩粒沙子一樣，在這個度假村裡邂逅。是偶然的，又是命定的。此時，卡夫卡的生命只剩下最後的11個月。但就在這短暫的時間裡，卡夫卡受到了一生都沒受到的溫暖和愛。對此，卡夫卡“幸福而誠懇”地告訴我們：這都是多拉給予的。
從一定意義上說，卡夫卡和多拉都是“父母意志的棄兒”，精神上的流浪者，同時又都是“文學的寄生者”。兩人剛相識，多拉就用希伯來語給卡夫卡朗讀了《葉塞尼亞》，讓卡夫卡“一天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他們很快相愛，並在柏林租房同居，“過著真正愉快的家庭生活”。在去世前一個月，卡夫卡正式向多拉求婚，但迎接他們的不是婚禮，而是卡夫卡的葬禮。因為沒有擁有愛人的婚禮，多拉似乎也無權擁有愛人的葬禮。但她還是執意出現在卡夫卡的葬禮上，在一片冷嘲責備的目光中，“哭得死去活來”。多拉的哭聲震驚了卡夫卡的親人們，致使他們都不敢放聲而哭，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貶低多拉哭泣的價值。可以說，在卡夫卡入墓之際，他只聽到一個人的哭聲，就是多拉的。這幾乎就是卡夫卡一生的象徵：這世界，只有多拉短暫而真心地溫暖過他。
想起卡夫卡，我們總覺得人世對他不公，他給我們留下如此珍貴的文學遺產，但他的一生，每一天、每一夜，都是在被極度傷害和淒涼之中度過的。多拉的出現，讓我們感覺多少還了卡夫卡一點債。但同時，多拉也欠下了我們一筆債，她曾經在卡夫卡的授意下，親手燒燬了卡夫卡大量的手稿，沒有燒燬的，她又沒有及時公諸於世，而是私自珍藏著，以致後來又被蓋世太保糟蹋掉了。親自燒燬和私自珍藏，都是出於愛，對卡夫卡的愛，但構成的是一種難以贖貸的“罪”。卡夫卡總是讓我們感到無所適從，感到“存在的荒謬”，這真是沒辦法的。
2004年6月21日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11之謎
今年春節，我是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世界中度過的，幾乎每天一本，連讀了七八本。波羅，馬普爾小姐，莊園，旅行，兇殺，封閉的空間，開放的時間，聳人聽聞的情節，撲朔迷離的案情，欲蓋彌彰的眼神，似是而非的供詞，錯綜複雜的關係，縝密的邏輯，精到的推理……如氣如霧，水生風起，構成了一個“華麗的世界”，讓我輕而易舉地打發了這個數十年不遇的寒冷、陰霾、災情頻傳的新春佳節。出於一種感謝，或者紀念，我想寫點兒關於克里斯蒂的東西。寫個書評也許是我最擅長的，但我放棄了。克里斯蒂的小說像個盛名的公園，往來者絡繹不絕，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但總的說，萬變不離其宗，人們的感受最終似乎都差不多——殊途同歸：智力受到挑戰，好奇心得到滿足。換言之，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主題公園”，主題詞不容置疑，讚不絕口的廣告詞也非妄言。有些東西只要承認或贊同就可以了，消解和重構都可能是畫蛇添足。我認定對克里斯蒂小說發言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所以堅定地放棄了。
我決定說一點克里斯蒂的私事，素材來自有關她的訪談和傳記。與她作品數量之多相比，克里斯蒂留下的“私事”少得可憐，她有輕度的社交恐懼症，也正因此她才沒有成為歌星。據說克里斯蒂在音樂上極具天賦，小時候的她曾夢想當一名歌星，但九歲時一次登臺表演把她徹底從舞臺趕了下來。晚年的克里斯蒂告訴我們：“即使在兩年後，我父親去世給我帶來的恐懼也沒有那次表演大，臺下無數的目光都是藍色的。”
11歲，父親去世，這是一個作家“理想的童年”，正如海明威說的：辛酸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訓練。1965年，75歲的克里斯蒂宣佈封筆，同時她也像所有老人一樣，開始靜候“另一個未知世界”的到來。對生的恐懼使她減少了對死亡的恐懼，她把隨時都可能降臨的死亡看做是“與久別的父親和母親相會”，並且對死亡方式也有非常明確的期待：像愛斯基摩人一樣告別人世。愛斯基摩人是拒絕與死人告別的，他們會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裡，給年邁的母親準備一餐豐盛的飯菜，然後老人便獨自踩著冰雪向深山走去，一去不返……克里斯蒂說：“對於這種充滿尊嚴和決心告別生活的方式，我們應該感到驕傲，如果可能，我希望我能像愛斯基摩人一樣離開你們，去見我的父親和母親……”
這個願望，克里斯蒂等了11年也沒有實現。1976年，86歲的克里斯蒂像所有受人尊敬的老人一樣，死在溫暖、舒適的病榻上，隨後的葬禮驚動了包括女王在內的所有英國人，還有世界範圍內的所有她的讀者。臨死前，克里斯蒂重複了晚年以來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感謝上帝賜我幸福的一生，給了我深厚的愛。
當我研究了克里斯蒂的生平後發現，這裡所說的“幸福的一生”，至少要減掉11天。那是1926年，這一年裡克里斯蒂的母親不幸去世，她和阿爾奇十多年的感情也慘遭破裂。阿爾奇是她22歲時在一個舞會上邂逅的，那時她已經有婚約，為了阿爾奇，她“像變了一個人”：當天陷入愛河，次日解除婚約，彷彿再不是那個患有輕度社交恐懼症、性格內向的女孩。不用說，這段感情的結束讓她痛不欲生。12月的一天，人們發現克里斯蒂神秘失蹤了，直到11天后才在一個旅館中找到她。沒有人知道，這11天裡她經歷了什麼，她以聲稱“失憶”拒絕任何善意和惡意的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