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頭舉起拿開始發牢又騷:
“老弟呀。這就是咱們的命。咱們都快歸天了。亞柯夫死了,我們這兒一個光棍銅攻也要死了,他被憲兵逮了。他還是古利給我介紹的呢。人很聰明,和大學生們過從甚密。哎。
你聽説大學生鬧學潮的事了嗎?是不是真的?你給我縫一下吧。我真是老眼昏花了……”他把衣服遞給我,揹着手走來走去,不時的咳嗽着,嘴裏嘟嘟囔囔:“一會兒這兒,一會兒那兒,剛有點兒亮光,就被撲滅了,日子更加昏暗。這個可惡的城市。趁伏爾河沒有上凍,我得離開這兒了。”
他停下來,搔搔頭皮自言自語:
“往哪兒去呀?俄羅斯我差不多都走遍了,結果只是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而已。”
他吐口唾沫接着説:
“哼。這算什麼生活在呀。活來活去也沒活出點什麼來……”他在門口站了會兒,像是駐足傾聽。然後大步起向我,在桌邊坐下:“我的列克塞·馬克西美奇,你聽我説:亞柯夫耗費一生的精力去反對上帝,讓我説上帝也好、沙皇也好都不是好東西。
“但是要反對上帝和沙皇,老百姓們自個兒也得自省一下,改變自個兒卑瑣的生活,這是唯一的出路。可惜呵,我力不從心了,又老又病,不中用了。老弟。縫好了嗎?謝謝……我們去館子喝杯茶好嗎?……”路上,他搭着我的肩,在黑暗中深一腳淺一腳地前行,他低語着:“記住,老弟。老百性已經忍到頭了,總有一天會爆發的,把這個世界砸爛,徹底改變我們無聊的生活。忍耐已經到了極限……”走到半路我們正碰上水碰上水兵包車妓院,阿拉甫佐夫工廠的紡織工人們護七着妓院大門。
“一到放假,這兒就有人打架。”魯伯佐夫眉飛色舞地説。
他一看那些工人是他的老夥計們,就摘掉眼鏡,去參戰了,一面鼓動性叫喊:“我們要戰鬥到底。掐死這些懶蛤螅打死這羣小鱒魚。
哈哈哈。”
這個老頭顯現出怎樣的激越與狂熱呀。看上去有兒滑稽。
他衝入水兵隊伍,用肩膀抵擋着雨點般的拳頭,自個兒也戰功赫赫,把水兵撞得仰八叉。
這場戰爭倒不如説是一場快樂的嬉戲,工人們毫不懼怕,他們信心十足,勇氣十足,他們有的是力量。工人們被蜂擁而至的人羣擠到大門上,門板發出吱吱呀呀的中央委員聲,人們亂哄哄地喊着:打那個光頭官兒。”
還有倆人爬上屋頂在屋頂歡快地唱起來:我們不是扒手不是強盜我們是坐船打魚的。
警笛嘟嘟嘟地中央委員起來了,黑暗中到處閃動着警察制服上的銅釦,腳下踏着呢濘的土地。
我們的魚網撒向岸邊
去勺商店、貨棧和倉庫……
“住手。別打躺下的人了……”
“老爺子。當心呀。”
我和魯伯佐夫待五個人被捕,要帶我們去警察局,深秋的夜色中俏皮的歌聲在為我們送行:哈哈,捕到四十尾魚正夠做件魚皮衣魯伯佐夫讚揚着伏爾加河上的們,他眼緒激昂,不停地擤鼻子、吐睡沫,還提示我:“你快逃吧。有機會就逃。”
我瞅準機會跳過一道道矮牆甩掉了高個水兵逃掉了,可是從那以後,我再也沒過這個活潑、可愛、熱忱的老頭了。
朋友們一個個離我而去,我的生活更加空虛、無聊了。大學生們真的開始鬧學潮了,可是我既不明白學潮的動機,也不理解學潮的意義,只看到他們狂熱的投入工作。並沒有意識到這場鬥爭的殘酷或悲哀。
我最強烈的願望就是像大學生一樣享有讀書的權力。如果現在允許我讀書,可是每週日必須在尼古拉也夫廣場挨頓打作為代價,我想我完全可以接受。
有一天我到塞米諾夫麪包坊去,那裏的工人居然想到學校裏去打學生們。
“咱們用秤砣打他們。”其中一個惡狠狠地説。
我極力阻撓他們的行動,最後都要打起來了。可是我這樣做似乎並不是有意要維護大學生,我甚至找不出什麼理由替他們辯護。
我垂頭喪氣,十分落魄地從麪包坊的地下室艱難地走出來,傷心欲絕。
我苦悶到了極點,晚上來到卡班河岸,隨手迥流水中投着石子兒,投石問路,如果真能找出一條路來也好呀。腦海裏充斥着一個問題:’我怎麼麼辦?”
沒有答案,為了分散精力,我開始學拉提琴。於是麪包店裏多了一個故事,每天夜裏更人和老鼠不再有安生的日子過了。我對音樂極為偏愛,因而學起來十分狂熱,可是偏偏不該發生的事情發生了。
有一天晚上,我的在戲院隊供職的提琴老師趁我出去的當兒,私自打開了我沒上鎖的錢匣,我的錢裝滿他的口袋。這時,我回來了,他晨從地把他颳得發青的臉伸給我,説:“打吧。”
淚水沿着他呆滯的臉頰流下來,兩片嘴顫抖着。
我真想揍他一頓,怎麼可以做出這等下賤事來。我強壓怒火,握緊的拳頭放在屁股底下,命他把錢放回原處。這個蠢貨臨走突然高聲叫道:“給我十個盧布吧。可以嗎?”
琴師和錢一起走了,學琴的事就此告吹。
這一年的十二月份我已下了自殺的決心。
為了説明我自殺的原因,我專門寫了一篇叫做《馬卡生活事變》的文章。文章寫的極不成功,內容缺乏真實性,不過也許正是這一點形成了文章的價值。裏面描寫的事件是客觀存在的,但好像這一切與我毫無干係。哎,不管怎麼説,我對自己有一點還算滿意:一定程度我能把握自個兒了。
我的自殺居然和我的文章一樣拙劣,那隻舊手槍並沒有穿透我的心臟,而是穿過了另一個部位:肺。這樣一來,僅僅一個月的工夫,我就羞慚地返回麪包坊的崗位上了。
我幹了沒有多久。在三月底的一天夜裏,我在女店員的房間見到了一個熟悉的人:霍霍爾。他在窗邊坐着,嘴上吸着粗大的紙煙,眼睛望着面前的煙霧。
“您有空兒嗎?”他説話單刀直入,連客套話都沒有。
“二十分鐘吧。”
“那麼,請坐。讓我們談一談。”
他還和以前一樣,一幅哥薩克人的打扮,金黃色的耀眼的長鬍子飄垂在寬闊的胸前,任性固執的腦門下齊齊的短髮,腳下那雙農民靴子民出難聞的臭膠皮味。
“哎。您想不想到我那兒去?我現在住克拉斯諾維多渥村,順伏爾加河去大約四十五公里,我開了一間小雜貨店,您可以幫我賣賣貨,放心。您有足夠的時間看我的好書,好嗎?”
“好吧。”
“真爽快。那麼請您週五早上六點到庫爾巴拖夫碼頭,問從我們村來的船,船家是瓦西里·藩可夫。嗨。其實用不着您費神,我會在那兒等候您的。再見。”
他迅速結束了我他的談話,一面伸出大手和我告別,一面取出他那塊笨拙的銀表説:“我他只談了六分鐘。對了。我叫米哈依·安東羅夫。姓羅馬斯。”
他邁開大步,甩着膀子,頭也不回地走了。
兩天之後,我去赴約。
那時,伏爾加河剛剛解凍,混濁的河面上飄着數不清不堪一擊的冰塊兒。船地穿行在這些冰塊間,冰塊被撞得四分五裂。浪花隨風旋舞,玻璃似的冰塊反射着太陽的光芒。我他的船乘風而行,船上載着許多貨物:木桶、袋子、箱子。
舵手藩可是個好打扮的年輕農民,羊皮上農上繡着美麗的花紋。他看上去挺平和,眼神有點冷漠,不愛説話,又不大像農民,他的僱員庫爾什金倒是個地道的農民。
庫爾什金衣冠不整,首如飛篷,破大衣,腰裏系一根繩子,頭頂破神父帽,外加一臉的傷痕。他的撐船技藝並不高明,一邊用長篙撥着冰塊,一邊咒罵:“去一邊去……往哪兒滾……”我和洛馬斯並肩坐在箱子上,他低聲説:“農民都痛恨我,特別是富農。我恐怕會連累你的。”
庫爾什金放下長稿,扭過那張青一塊紫一塊的臉説:“你説的沒錯,他們最恨你。神父也最煩你。”
“的確如此。”潘可夫又加以證實。
“神父這個狗雜種,他簡直把你當成了卡在他咽喉裏的骨頭。”
“是有許多人恨我,但也有許多人喜歡我,我相信您也會交上好朋友。”洛馬斯發是説。
三月天依然是春寒料峭,雖然陽光明媚,卻並不暖和。河面上浮動的冰塊像牧場上一羣羣的白羊,樹枝還沒有發芽的跡象,有些溝坎、角落裏仍然有沒溶化的白雪,夢一般的感覺。
庫爾什金一邊裝煙斗,一邊發表自個兒獨特的見解:“就因為他是神父,儘管你不是他老婆也得按照主的旨意去愛他。”
“你的臉是怎麼回事?”洛馬斯有點故意嘲諷似地問他。
“噢,民流氓地痞們乾的,”庫爾企金滿不在乎地回答,他又驕傲地説:“不,不是這麼回事。有一次,是炮兵們打得我,打得好慘。我都奇怪我今天居然活着。
“為什麼打你?”潘可夫問他。
“你指的哪一次?”
“什麼?就問昨天吧。”
“我怎麼知道為什麼?我們那兒的人就這個脾氣,為一點兒雞毛蒜皮的小事,就像長角山差羊一樣頂起來了。打架是家常便飯。”
“我猜,你是禍從口出,你的嘴太碎了……”洛馬斯説。
“就算是吧。我這人就是一個毛病:好奇。總愛打聽個事,一聽到什麼新聞,我打從心眼快活。”
這時船猛地撞在了冰塊上,差點把他摔下去,他急忙抓住長篙。潘可夫説了他幾句:“我説斯契潘,你撐船小心點物嗎?”
“那你別和我説話了,我可不能一心二用,又説話工作……”庫爾什金撥開冰塊,咕噥着説。
兩個人友善地爭辯着。
洛馬斯回過頭來對我説:
“這兒的土地沒有烏克蘭肥活,人卻比烏克蘭強得多。”
我仔細地他講,他沉穩的作風和清晰的口齒,讓我信服他,我覺得這個人學識淵博,又能掌握分寸。
我最高興的是:他從未提及我自殺之事,要是換了別人,早就問了。我恨透了這個問題,我根本無回答,連我自個兒也不明白我為什麼要幹這樣的蠢事。洛馬斯千萬別識破我呀,讓我怎麼答覆呢?拋開這件事吧,看。美麗的伏爾加河多麼寬廣,多麼自由。
船靠右行駛,河水左面一下子寬闊起來,河水上了長草的岸邊。春污已經開始了,看着河水的起伏,波浪的光湧真是舒服極了。
晴朗的天空下,幾隻黃嘴鴉披着黥亮的羽毛書記着築巢,向陽的地方令人歡喜地長出了嫩嫩的綠草。空氣微寒,但心卻是暖融融的,就像春天的土地孕育着新的希望。春天令人陶醉。
中午我們到達目上地,這是一個美麗的村莊。以前我坐船經過這裏,就貪婪地大飽過眼福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