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作家經歷過像卡夫卡現在經歷的命運：生前幾乎完全默默無聞，而死後很快便世界聞名。
對手弗蘭茨·卡夫卡來説，這種命運的刻薄由於他對榮譽持全然無所謂的態度而得到緩解。在他心目中，寫作（在他一篇日記中這麼寫着）是“祈禱的一種形式”。他努力的方向是內心的完美、白壁無暇的一生。不能説他毫不在乎世界對他怎麼想。他只是沒有時間來顧及這個問題。充斥他心中的是對倫理上最高境界的追求，這是人應該達到而實際上幾乎達不到的境界；是一種上升至痛苦、至半癲半痴狀態的衝力——不能容忍罪惡，容忍謊言，既不能容忍自我欺騙又不能容忍對他人的刻薄。這是一種經常以自我鄙薄為形式出現的衝力，因為卡夫卡彷彿是用顯微鏡觀察他自己的弱點，渴望與純潔、神聖獲得最緊密的融合，在他的格言中這被冠以“不可摧毀的東西”。這種全力以赴的追求佔據了他的一生。在這個意義上，卡夫卡是現代作家中最接近托爾斯泰的人。“倘若心中沒有對某種不可摧毀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卡夫卡以這句話清楚地表明瞭他自己的宗教觀。很少有人注意到這句話。
卡夫卡生前的狀況便是如此。
在他死後，一開始找不到一家大出版社願意出版他的遺作。每一本我幾乎都必須先在另一家出版社中出版。我試圖引起一些名人對這些出版物的興趣。蓋爾哈特·霍普特曼寫信對我説，可惜他還從來沒有聽到過卡夫卡這個名字……今天人們打開每一期德國的、法國的、英國的、美國的或意大利的雜誌，差不多都會碰到這個名字。
今天聚集在卡夫卡這個人物上的耀眼的燈光自然也會引起對他的形象的一切扭曲。但只要充分相信卡夫卡自己教誨的那個“不可摧毀之物”，對那些扭曲也可以不必放在心上。換句話説：隨着時間的推移，一個難以着手的人格的正確的形象輪廓將自己會顯現出來，儘管這個輪廓今天還是那麼有爭議。
但是如果今天就能有機會描繪出本質的、正確的輪廓來，自是令人高興的。也就是説，如果那些曾與卡夫卡有個人聯繫的證人出來講話的話。比如最近我得到的《回憶卡夫卡》一書，這是卡夫卡的一個朋友（弗利德里希·梯伯格，現在在耶路撒冷）寫的；比如卡夫卡生命的最後歲月直到他去世的生活伴侶朵拉·笛芒（她不久前，於1952年8月在倫郭去世）在她在以色列可惜太短暫的逗留中，在公眾演講和私下談了許多她與卡夫卡共同生活的事情，大多數由費利克斯·威爾奇記錄了下來。加入這些證言行列的有瑪爾特·羅伯特關於朵拉的報道，還有古斯塔夫·雅諾施值得注意的記載。雅諾施的記載之特殊價值在於：他在卡夫卡生前便記下了卡夫卡的言論；這好比艾克曼在歌德每次講話之後馬上將其記錄下來，從而給我們留下了瞭解歌德這個真實的非凡人物的無法估價的源泉。雅諾施自己在他的書的“前言”和附錄的“説明和解釋”中介紹了他自己的生平和《卡夫卡談話錄》的產生經過以及手稿的故事。這裏需要補充一下的是，這部手稿是怎麼到我這裏來的，它是怎麼補充了從1920年3月底以後這段時間裏，即從雅諾施認識卡夫卡的那天起，我們對卡夫卡生活的認識。關於這段時間直到不久前還沒有很多出版物提及。雅諾施的記載填補了這個空白。
1947年5月，即我最終離開我出生的城市布拉格八年後，我收到了一封從布拉格寄來的信，信是以這幾句話開頭的：“我不知道您是否還記得我。我是您離開這裏前不久在布拉格日報’上報道過的那個音樂家；也就是促成弗蘭茨·卡夫卡的《變形記》捷克文譯本在弗羅裏安那兒發表的那個人。”寫信者問我，他是否可以把他“關於弗蘭茨·卡夫卡的日記記載”寄給我，他在為此找一家出版社。“弗蘭茨·卡夫卡是我的青春時代——而且不止於此。您可以想象我的緊張心情，”在雅諾施給我的第二封信中這麼寫道。
這部手稿隔了很久才到達。而由於我當時工作繁忙，相當長一段時間我沒有去讀。最終還是我的女秘書愛斯特·霍弗夫人（她在我整理和出版弗蘭茨·卡夫卡的遺作中鼎力協助，使我欠她無限的情）拿去了這部著作，並在讀後告訴我，這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重要的著作。於是我開始讀這些記載，其充實的新鮮內容向我湧來，令我驚訝，而這些內容清清楚楚地、無法替代地留着卡夫卡身上所宣示的那種天才的印記。就連卡夫卡的外表，他的講話方式，他邊説話邊作手勢的那種給人深刻印象的、柔和的姿態，以及他的相貌都活靈活現。我感到好像我的朋友突然活了過來，剛剛走進我的房間。我重新聽到他説話，看到地閃閃發亮的活躍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感覺到他安靜的、痛苦的微笑，為他的智慧所吸引並深受感動。
此後不久，朵拉·笛芒來此探訪，她多次來看我，有一次我給她唸了雅諾施這本尚未出版的書的片斷。她馬上被吸引住了，在雅諾施保留下來的一切文字中她認出了卡夫卡那無可替代的風格及其思維方法。她在這本書中感到真正地與卡夫卡重聚了，深受感動。於是這些談話的真實性得到了兩個證人的證實；不久又來了第三個人。卡夫卡的《緻密倫娜書簡》問世了，是由我的朋友維利·哈斯整理出版的。這些信件在一家布拉格銀行的保險箱裏保存了二十年之久，我沒有見過。現在我讀到這些信件了，依我看，這些信屬於所有時代裏最偉大的情書之列，足以與朱麗葉·德·萊斯庇納斯那些灼熱而謙卑的書信相媲美。這裏，在一些插曲中我又碰到了那位拘謹的年輕人古斯塔夫·雅諾施，他把他的最早的一批詩歌送交給他極尊敬的卡夫卡評閲，同他一起討論，而由於卡夫卡沉浸在完全不相干的思想和愛好之中，這種徵求意見明顯地打擾了他。雅諾施記載中涉及的整個對話局面當然只是他從一個方面看到的，而從另一個精度，從對立的方面看是摻雜着譏諷的滴劑的，卻正因為如此而更證實了其真實性。
此外，雅諾施在我於1937年發表的卡夫卡傳記中已經首次被提及，當然只不過在比喻中，説得更清楚些：隨着他父親的形象出現，沒有提到名字。在第三章中我描述了卡夫卡如何善於同他工作的辦公室內的同事們，即工人工傷保險公司的同事們交朋友，包括“同非常普通和思想非常混亂的心靈”。我舉例談到一個監察員，弗蘭茨曾將他的記事本轉交給我。現在我又找到了那個記事本，在現在這個時刻它正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這個記事本開頭寫着這麼一句話：NOSEXULESFILllEVAEINHACLACRIMARUMVALLE（見上面第三章）。這本記事本的充滿幻想和獨特思想的編撰人不是別人，正是雅諾施的父親。我既結識了父親，稍後也認識了兒子。人們會注意到，雅諾施一書的詮註落款是“阿爾瑪·烏爾斯”這個筆名，這便會令人感到與剛才提到的記事本有聯繫。父親高雅的形象和他不幸的異族婚姻感人的次要主題，在古斯塔夫·雅諾施的記載中，在卡夫卡形象的主旋律之外清楚地得以表現（這裏可對比卡夫卡關於雅諾施父親的評價，見《緻密倫娜書簡》第121頁）。對卡夫卡來説，他同雅諾施交往的整個時期處於“密倫娜·耶申斯卡一波拉克”這個命運攸關的信號之下。雅諾施於1920年3月底認識了卡夫卡。卡夫卡日記從1920年1月到1921年10月15日這段時間是個空白，與此有關的本子或散頁無處可找。1921到10月15日卡夫卡第一次提到，他把他所有的日記都交給了密倫娜。有可能他那時正好將與這一偉大的愛情插曲有關的部分毀掉了。他死後，密倫娜把這些日記帶給了我，還有長篇小説《失蹤者》和《城堡》的手稿，這些保存在她那裏，指定要交給我的。密倫娜在卡夫卡死後寫給我的談及這些事的那封信，我把它作為倒數第二封摘引於下。卡夫卡在日記中以M．標示密倫娜，有關的筆記我在其他地方（在卡夫卡父母的住處，在弗蘭茨暫住過的小房間裏）找到，可循跡至1922年5月。那種一開始即成為卡夫卡最大幸福的狂熱的關係很快出現了悲劇性的轉折。我保存着卡夫卡的一封信，他在這封信中懇求我阻止密倫娜再去看他。讀者在將載入卡夫卡斯有信件的那本書中見到這篇東西。
這就是雅諾施交給我們的談話內容之暗淡背景。對當時充滿心中的巨大苦惱卡夫卡只是隱隱有所提及，此外，他以客觀地進行哲學思考的人出現，以縱覽的方式關心着世界大事、各民族和各階級以及各宗教間的鬥爭。這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卡夫卡在他一生幾乎所有情況下持有的巨大的自制力——除非是他坐在日記本前或在與最親密的朋友談話時。
雅諾施轉達的卡夫卡的話給人以真實可靠的印象，它具有卡夫卡通常講話風格那種不會誤認的標記，這種風格也許比他寫作的風格更簡明，更精確，對於卡夫卡來説，要説什麼沒有意義的話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從未從他嘴裏聽到過一句不深刻的話。即使在他談論最日常的普通事情時也同樣如此。對他説來（也同樣對正在與他談話的人説來），根本就不存在日常。他從不刻意追求思想深刻的格言，而是一切都自然輕快地從他嘴裏湧出，他的話在胚胎狀態中就是奇特的，奇特地誕生，根本無須去尋求奇特性。當他沒有重要的話可説時，他寧可閉口緘默。在同雅諾施談話中的素材範圍也是我自己在無數與卡夫卡的談話中所熟悉的，我毫不困難地認出這些話題素材正是卡夫卡關心的核心範圍。
在我的卡夫卡傳中我僅以一段簡短的解釋將雅諾施作證的這一整段時間一筆帶過。由於那時密倫娜還活着，我有所保留。在那以後，我們從瑪加蕾特·布伯一諾伊曼的書中（《斯大林和希特勒管制下的囚徒》知道了更多關於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事，也知道了她在集中營中的可怕的死亡，還有她感染所接觸的所有人的那種神奇的、鼓舞的力量。卡夫卡（192年1月18日日記）曾將她的品質説成“無所畏懼”。現在卡夫卡給她的信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認識她的手段，此外還有維利·哈斯撰寫的跋和密倫娜這個真正了不起的女人的重要的肖像畫。在一定意義上，她生存方式的光芒也在雅諾施的記載中反映了出來，儘管她的名字從未被提到過。可是要理解卡夫卡對雅諾施講過的許多話並找到正確的迴音，就必須考慮到，在卡夫卡當時特別用心考慮猶太人問題的時候（如對話所示），他愛上了密倫娜這麼一個捷克女基督徒，而且她的兩個女友都嫁給了猶太人。密倫娜的丈夫也是猶太人。為了跟他結婚，她與站在政治舞台上的、身為民族主義思想特別強烈的父親這個捷克人之間爆發了最激烈的衝突。卡夫卡處在這樣全新的、激動人心的環境中，面臨這樣的抉擇，使他能更深入地觀察猶太人問題。
在讀了雅諾施的《談話》及《緻密倫娜》後我才明白，卡夫卡偉大的長篇小説《城堡》提供了根本性的註腳，這是一首驚人的悲劇敍事詩，寫的是一個陌生人，一個無家可歸者，他想要在他所選擇的家鄉紮根，卻不成功。
撇開《城堡》之外的一切更廣泛、甚至包羅萬象的宗教內容不談，不可忽視傳記住這個前提。推諾施無意中為幫助理解這些內在聯繫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關於這些內在聯繫，密倫娜給我的信件（八封信，一部分對卡夫卡作了廣泛的分析，談到了他與她的關係）和我自己關於卡夫卡生命的那個階段的筆記，以及密倫娜口頭對我的敍述還能告訴我們一些什麼。人們可以在長篇小説《城堡》中找到卡夫卡對密倫娜的愛情關係的反映，這些往往是以古怪的疑惑和輕蔑的方式表達出來的。這是所發生事情的強烈的扭曲變形，也許只有用這種手法才能拯救他脱離危機。密倫娜在長篇小説中是以極端漫畫化的形象借“弗麗達”之身出現的。她為了搭救卡夫卡（K．），邁出了關鍵性的步子；她與他結合，與他一起在貧困和放棄享受的情況下建立了家室，然而愉快而堅定，她想永遠屬於他，並通過這一點引導他回到質樸和直接的真實生活中來。可是就在K．取得進展，抓住伸來的手的同時，對那個女人產生影響的先前的聯繫又冒了出來（“城堡”、民眾、社會，尤其是那位神秘的先生克拉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的是以誇張的、妖魔化了的嚇人形象表現出來的密倫娜內心無法擺脱的合法丈夫），夢想中的幸福很快便告終結，因為K．不願只獲得一半權利，他希望的是獨自將弗麗達娶為妻子，而不能讓她老是為“城堡”的信使們，那些謎一般的助手，為克拉姆所佔有。可是她卻背叛了他，回到了她曾經擺脱的“城堡”的勢力範圍中去。隨着故事的發展而清楚起來，K．心中整體獲救的願望之火燃燒得遠比弗麗達堅決，弗麗達心中的願望像點燃的稻草般一燒便盡，或者很快就失望了。密倫娜口頭告訴我，她的丈夫得知卡夫卡是他的情敵並想要娶她時，他重新開始對地產生興趣。
這部長篇小説和親身經歷的平行線還可以畫得更遠，可以看到K．身上自我折磨的特徵強烈地顯示出來。在長篇小説中他把自己看成是一手製造一個邀請、一個職位之任命的假想的騙子。勸他們斷絕來往的密倫娜的女友們在長篇小説中誇大地上升為神話般的、命運女神般的女店主形象。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古代悲劇中的合唱隊。弗麗達在奧爾加（在長篇小説中）面前表現出來的奇怪的妒忌和蔑視，反映了密倫娜對卡夫卡當時的未婚妻J．W．的態度。她斷然要求卡夫卡與W．和她的家庭斷絕關係。她的這個要求提得十分尖鋭，甚至不合理，卡夫卡自己就曾這麼指出過，儘管他還是聽從了她。被社會遺棄的奧爾加一家同樣也要去迎合現實。像這種現實主義的磚石在《城堡》中還可以找到很多。而整個建築物大大高出一切這類磚石，作者把人間所有零碎部分富有想象力地改造一番，堆成高大的整體。假如人們看到了這個給人以強烈預感的、始終在模糊的光線中晃動而又有效地發出預言的整體，看到這整個建築物，人們自然會更加為這部長篇小説深深吸引，產生無窮的讚賞之情。生活中的細節對於產生一部文藝作品所具有的重要性當然不能估計過高；但如果完全忽視其重要性，那麼非常容易產生錯誤的觀點。
長篇小説《城堡》構成了《談話錄》以及《緻密倫娜》的佈景和舞台。卡夫卡是在1921和1922年之間寫這部小説的。我可以證明他從事於這部小説之寫作的第一個日期是1922年3月15日。卡夫卡在這天將這本即將寫出的書開頭相當大的一部分念給我聽。相似的主題當然在很久以前就出現在他的日記中了（比如1914年6月11日：村才子裏的誘惑D。卡夫卡1917年在屈勞的經歷構成了書中的環境；我甚至可以證實其材料與他中學時代的讀物的關係（同博切娜·漢姆可娃的優美的捷克文長篇小説《祖母》就有關係，在那部小説中，同樣有一個給人以陌生感的宮殿統治着一個村莊）。密倫娜的信也隱隱約約地點到了這個古典女作家。可是這一切並不能阻止我們承認，僅僅通過同密倫娜相識，所有在作者心靈中早已形成的容器才裝滿了沸騰的內容，這種內容使他如痴如醉，使他產生了創作《城堡》這部長篇小説的靈感。在產生《城堡》的那個時期，除了卡夫卡緻密倫娜的信件和密倫娜致我的信件外，雅諾施的回憶也成了極重要的文獻。由於正是在這個時期卡夫卡的日記完全中斷了，而在此後不多的幾年中也殘缺不全。因此雅諾施的回憶就更顯得重要了。
我將在此首次發表的密倫娜給我的八封信讓我們深入地看到她與卡夫卡之間的整個關係，並且是從女方的角度出發看的。這樣它們便在重要的特徵上補充了由《緻密倫娜》畫出的這個愛情的畫面。
第一封信落款日期是1920年7月ZI日，是（同第二封一樣）用德語寫的，我將不作刪改地抄錄於下。第三封到第六封信（包括第六封），包含着最重要的內容，是由密倫娜投入其全副身心熱情奔放地草就的，顯示了她美麗的捷克母語，我在此將嘗試着譯出來。隨着與弗蘭茨關係的絃斷音絕，密倫娜顯然對我也更加有所保留了；所以她的最後兩封信又回到了德語，她的德語比她的捷克語表達方式顯得保守些。
關於密倫娜的捷克語在此再説幾句。密倫娜·耶申斯卡夫人是一位出色的女作家，而且不是她家庭中唯一的一位。關於同一姓氏的另一位女作家，假如我沒有弄錯的話，那是她的姑母；由於她捷克沙文主義的、小市民的思想意識，她在我們的圈子裏是受非議的。相反，密倫娜則經常為布拉格自由派的日報《論壇報》撰稿。這份報紙是由感到自己是捷克人的猶太人，即激進的同化論者和猶太復國主義的反對者們創立的，這成了文學上頗受重視的一張報紙，捷克最傑出的作家中有許多人蔘加該報的工作。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密倫娜從維也納寄文章來，至少每星期天在這份報上發表一次。卡夫卡常以極大的熱情跑到一個報刊亭去，看看新的一期上有沒有密倫娜的文章，此情此景至今歷歷在目。密倫娜寫關於在維也納的生活的報道，社會圈內的交談，關於書的事，關於女式時裝，關於日常新聞，此外還有一般的心理學觀察。卡夫卡簡直找不到足夠的讚美言詞來形容這些文章的精巧、活力、風格之輕鬆自如。他常將它們同他心愛的作家之一馮塔納的書館和遊記相比。他買來報紙，大段大段地朗誦給我聽；我承認，這些受到稱讚的描述設有什麼在我腦子裏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什麼也沒有在記憶中留下。當然可能責任在我這邊。看來應該花力氣把密倫娜這些記者文章找出來，收集起來；因為卡夫卡對其文學價值的高度評價顯然並非僅僅出自愛情，而且也是出自對密倫娜寫作質量的客觀評價。他關於文學事務的判斷總是極其獨特、精確的，失誤非常少見。在出現失誤的地方（比如對格里爾帕策的《可憐的樂師》的明顯錯誤的評倫，《緻密倫娜》一百零一頁，甚至説它是“淺薄的、矯揉造作的”—一據我看來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再説也與卡夫卡自己在日記中及口頭上對《可憐的樂師》的激動的評價相矛盾），必須始終考慮到，卡夫卡出於自我憎恨攻擊某個作者的觀點，實際上認為必須批判的是自己這種觀點。這是一種與作者共同進行的自我對號入座。
據我所知，密倫娜沒有出過書籍形式的作品，譯作除外。
第一封信是由一件初看上去流於古怪的事情開頭的。有人告訴我，在布拉格旁的維勒斯拉文精神病院裏多年來關着一個不幸的人，他家裏人關心他的囚禁狀態。那人要求我開始為營救無辜受害者乾點什麼。卡夫卡告訴我，以前密倫娜也在這病院裏待過，認識了隊隊先生。所以我寫信給密倫娜，請她談談有關NN．的情況。我以前認識密倫娜，經常與她匆匆見面，那是在韋爾弗或作家保爾·科倫菲德組織的社交場合中。我知道她在維也納同韋爾弗的朋友恩斯特·波拉克過着極不幸的婚姻生活。波拉克才華橫溢、知識豐富，也搞些哲學研究（邏輯斯諦論者），被人們稱為“行家波拉克”，他對她有着非常強大的影響（對其他女人也同樣）。可引為對照的是《城堡》中許多處於克拉姆的描述。我知道，密倫娜是不顧全家人的反對投入波拉克懷抱的；也許她被迫居留維勒斯拉文與她家裏人把她同波拉克分開的企圖有關。波拉克同時與維也納一個非常美麗的、智力平平的女人有着愛情關係，這個女人與另一個人有着曖昧關係，與之結了婚。波拉克想幹什麼就明目張膽地去幹，絲毫不考慮密倫娜的感情——而她看來對他的無所顧忌深感痛苦，卻似乎同時又愛這種折磨。她必須自己賺錢養活自己，她説到過，有時她在維也納一個火車站為遊客提箱子，為求一飽。布拉格她那百萬豪富家庭許多年內不給這個“失去的女兒”任何資助。弗蘭茨是在她這樣的困境中認識她的。當他1920年上半年從美蘭休養後回到布拉格時，我簡直認不出他來了；他這個平常多麼平靜的人那樣幸福、那樣興奮地敍述着與密倫娜在維也納度過的日子。然後他每天給她寫幾封信，也收到許多來信，但遠遠不能滿足他的胃口。有時乾脆電報往來。我不得不經常到弗蘭茨的辦公室（工傷保險公司）去找他，幫助他打發等待密倫娜的電報的漫長時辰。我發現，這種可怕的激動無疑給他已被疾病動搖了的身體狀況帶來可怕的惡化。作為我的朋友的忠實助手（後來他在我的關情問題上作了同樣的貢獻），我勸説密倫娜以輕鬆些的方式對待病人。對此，密倫娜寄來了第二封信。第一封信中的氣氛還相當安寧；這表現在這第一封信在開頭和主要部分談的是一件遠離切身關係的事情；但這件事又強烈地照亮了卡夫卡的人性，因為正是他不斷地催我為那個被醫生關起來的N．N先生插手干預。那時我們倆還有足夠的精力，不僅關心自己的命運，而且關心第三者的痛苦。直至今日，我們在保險公司走廊裏不祥地迴響着的腳步聲依然在我耳邊震盪。只有在上午弗蘭茨才必須在那座陳舊的大樓裏坐着度過辦公時間，但那時他下午也在辦公室裏度過，因為每時每刻都可能有密倫娜的電報或急信到來。
密倫娜給我的第一封信是這麼開始的：
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
您希望我提供某種證據，證明N．N．先生在維勒斯拉文遭遇的是不公正的待遇。可惜我可以告訴您的有關當局的事沒有多少確定的、成熟的東西，儘管我非常願意這麼做。我從1917年6月至1918年3月逗留在維勒斯拉文，住在那同一座別墅中，我能為他做的一切無非是：我數次借書給他，他數次使我被關起來；也就是説，他不得與任何人交談；一旦發生了他與任何人交談的事，即使內容無關緊要並當着護理員的面也不行。那麼一來，所有的人都會被關起來，護理員被解僱。
接下去描寫了那被囚禁者所處的糟透了的處境。一句也許包含切身經歷的典型的話是：“精神病學如果被濫用，便是一門可怕的學問。一切都可能是不正常的，每句話都可以成為折磨者的新武器。我敢起誓，事實便是如此，而N．N先生在世界上別的地方同樣能生存。但我卻無法證明任何事情。”
我的干預一無成效。但這是後來的事情。這封信在結尾部分自己把話題轉到了弗蘭茨身上，密倫娜總是把他稱為“弗蘭克”。
我對您還有一個重要的請求，博士先生。您知道，我從來無法從弗蘭克那裏得知他的近況。他總是告訴我他的情況“好極了”，這個可愛的人，他總是説健康得不能再健康，寧靜得不能再寧靜等等。我請求您，真的請求，請求——假如您看到，假如您感覺到他在受苦，為我的緣故肉體在受苦，請您馬上告訴我。我不會對他説我是從您那兒獲悉的；假如您答應我，我心情會平靜一些的。我將怎麼幫助他，我不知道，但是我會幫助他，這我知道得很清楚。弗蘭克説，必須“愛您，為您而自豪、欽佩您”，現在我做這一切，並預先表示真誠的感謝——首先為我能依靠您表示感謝。
我在回信中沒有隱瞞，卡夫卡的狀況在最近惡化了許多。7月29口密倫娜寫信給我：
我確實非常恐慌，我不知道弗蘭克的疾病是這麼嚴重。
在這裏時他真像個健康人，我根本沒有聽到過他咳嗽，他精神煥發，心情愉快，睡眠香甜。您感謝我．親愛的、榮愛的馬克斯，卻不是譴責我已經很久沒到他身邊去了，譴責我坐在這裏僅僅寫寫信。我請求您——我為此請求您：別認為我是個壞人，別認為我心情輕鬆。我在這裏。心都碎了，完全絕望了（別告訴弗蘭克！），手足無措。可是您寫道，弗蘭克確實需要我，從我這兒得到點什麼，某種好東西。這對我來説是最大的幸福，真的馬克斯。弗蘭克無疑會到什麼地方去，我將為促成此事盡一切力量。假如沒有其他辦法，那麼我就在秋天自己到布拉格去。我們會送他離開布拉格的，對不對？我也希望，他在別的地方將很平靜，心靈處於好的狀態。我（這用得者説嗎？），我將為此盡一切力量。
我的婚姻和我對丈夫的愛情的故事十分複雜，在此一言難盡。不過這事使我現在難以脱身，也許我永遠不可能，我——不，語言是愚蠢的。但我不斷地為我自己尋找出路，不斷尋找解決辦法，不斷尋找善與正確。馬克斯，請您相信，我不會讓弗蘭克痛苦的，請您相信我，這一點對我來説比世上其他一切都更為重要。
現在您在他那裏。有什麼消息您一定會馬上告訴我的，您會嚴厲而真誠地對待我的，對嗎？我今天感到輕鬆些了，因為我有了您，因為我不再那麼過於孤獨了。
等您回來，請您來信告訴我旅行的外界條件（比如辦公室），再就是什麼是必須為此做的事，怎麼做？尤其是：從醫生的診斷看他是否有恢復健康的可能？這一切都無關緊要，我寫這些幹嘛？關鍵是讓他離開那裏，而他會這麼做的，毫無疑問。我非常感謝您。我真的深深地感激您，您在信中對我這麼好。請您原諒我稱您為馬克斯，弗蘭茨是這麼説的，而我已經習慣了。
致衷心問候！
密倫娜·P
這裏逐字逐句、不加刪節地刊載了第二封信。我只是省略了密倫娜畫的許多語氣加重線。此外，我覺得她的筆跡與托馬斯·曼的筆跡有某些相似之處；這是非常奇特的，因為托馬斯·曼的筆跡（尤其在早期）似乎是獨一無二的。
第三封信的開端涉及的是我的一本書，密倫娜非常讚賞它。接下去她寫道（我從捷克語譯了出來）：
我真想夜以繼日地答覆您的信。您説，為什麼弗蘭克畏懼愛情而不畏懼生活呢？然而我想，事情不是這樣的。生活對他來説與對所有其他人完全不同，首先，金錢、交易所、外匯中心，甚至一台打字機在他。心目中都是神秘的事物（事實上它們也是如此，只不過我們其他人沒有感覺到而已），它們對他來説是最奇怪的謎，他面對它們的態度與我們完全不同。比如他的公務員工作是一種普通的履行職責嗎？在他眼裏機關（包括他自己的）是那麼謎一樣，那麼值得欣賞，就像一個孩子看待火車頭一樣。他弄不懂世界上最簡單的事情。您曾同他一起去過郵局嗎？他按照格式寫好電文，搖着頭去找他最喜歡的一個小窗口，於是（絲毫無法理解為什麼）從一個窗口走到另一個窗口，直到碰到合適的，然後他數好錢，拿到找頭，點一點收到的零錢，發現人家多給了他一個克朗，把這個克朗還給坐在窗後的小姐。然後他慢慢走開，再點一遍錢，在最後一道樓梯上他發現那給還的一個克朗仍然應該是他的。這會兒您站在他旁邊不知怎麼辦才好，他兩腳交替落地，考慮該怎麼辦。走回去是困難的，上面擠着一準入。“讓它去吧”，我説。他震驚地看着我。怎麼可以算了呢？他並不是為這個克朗難過。但這樣不好。這根本不是一個克朗的問題。怎麼能聽之任之呢？他就此説了很多，對我非常不滿。而這樣的事重複發生在每個飯店裏，在每個女藝丐那兒，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出現。有一次他給了一個女乞丐兩個克朗，想要收回一個。她説她沒錢找。我們在那裏站了兩分鐘，考慮怎麼辦這件事。後來他想起來，他可以把兩個克朗都給她。但剛走開幾步，他就變得悶悶不樂。而這同一個人不言而喻會毫不猶豫地、激動地、非常愉快地給我二萬克朗。可是假如我請求他給我二萬零一克朗，我們就必須找個地方去換錢，如果不知道在哪裏可以把二克朗換成兩個，那麼他就會認真考慮，他應該怎麼處理不該給我的那個克朗。他對錢的狹隘幾乎同對女人的狹隘一樣。他對機關的恐懼同樣如此。有一次我給他打電報、打電話、寫信，懇求他看在上帝的份上到這裏來一天。當時對我來説非常必要。我拼命詛咒他。他幾夜睡不着，折磨自己、寫了一些充滿自我踐踏的信來，但人沒有來。為什麼呢？他不能請求休假。他不能向經理——即那個他從內心深處（真實地！）欽佩的經理，因為他打字速度快——他不能向他説，他要到我這兒來。找別的什麼藉口——又是一封震驚的來信——怎麼説呢？撒謊？對經理編個謊言？不可能。假如您問他，為什麼他曾經愛他第一個未婚妻，他回答：“他是那麼會做生意。”説這話時，他的險由於敬重而放光。
噢，不，整個世界對他來説是謎一般的，始終如是。是個玄奧的秘密。是某種他沒有能力做到的事，他從感人的、純潔的質樸性出發給予高度的估價，因為那是“會做生意”的。我對他談到我的丈夫，談到他一年裏上百次地做不忠於我之事，他以一種方式吸引着我和其他介入。這時他臉亮起了同樣的敬畏之光，就像那時他談到他那字打得很快，因而是個傑出的人的經理時一樣，就像他説他的未婚妻“會做生意”時一樣。這一切於他都是某種陌生的東西，打字打得快的入、有四個情婦的人對他來説是不可理解的，正如在郵局裏誤付的那個克朗和多給女乞丐的那個克朗是不可理解的一樣．之所以不可理解，是因為那都是活的。但弗蘭克不懂得生活。弗蘭克沒有生活的能力。弗蘭克永不會健康。弗蘭克將很快死去。
事情顯然是，從表面現象看我們大家都有生活的能力，因為我們不如何時已在撒謊中找到了避難所，避到了目不見物、精神激昂之中，進到了樂觀主義、具有某種信念的場所，遭到了悲觀主義或其他什麼東西的地方。但他從來沒有逃到某種避難所之中，沒有找到任何避難所。他絕對沒有撒謊的能力，就如他沒有灌醉自己的能力一樣。他沒有一絲一毫庇護，沒有棲身之處。他就像一個赤裸裸的人處於穿着衣服的人們中間。甚至那一切，他所説的、他本身所是的、他所度過的一切都還不是真實。便是這麼一種侷限於一定範圍內的存在，擺脱了一切可以幫助他改寫生活的附加因素——無論在美好或在困苦狀態下，都是一樣。而他的苦行主義毫無英雄氣概——因而更顯得偉大和崇高。任何“英雄主義”都是謊言和懦弱。這不是一個將其苦行主義作為達到某種目的之手段的人；這是一個由於其可怕的洞察力、純潔性和無妥協之能力而被迫採取苦行主義的人。
世上有非常聰明的、但也不願妥協的人。但他們戴上了魔幻眼鏡．從而看一切東西都不一樣了。他們因此而不需要妥協。於是他們會飛快地打字，能擁有女人。他則站在他們旁邊，驚奇地看着他們，看着一切，包括打字機和女人。他永遠不能理解。
他的書是令人驚訝的。他自己則是更令人驚訝得多。我非常感謝您為我做的一切。祝您一切順遂。假如我到布拉格來，我可以來拜訪您吧，對嗎？致最衷心的問候。
下一封信沒有寫日期，那是一聲狂野的絕望的喊叫。密倫娜收到了卡夫卡從塔特拉療養院寄來的絕交信。她摘錄了他寫給她的話：“不要寫信來，阻止我們再會面。”原因很清楚；密倫娜想每隔一段時間同卡夫卡會一次面。但她不打算離開她的丈夫而始終同卡夫卡生活在一起。可是卡夫卡不能滿足於一種婚姻替代物，對他説來，婚姻作為同妻子和孩子們的命定的組合．意味着生活中最神聖的峯巔。當時，在卡夫卡日益惡化的健康狀況下，也許完全不去考慮婚姻問題是明智的。只有某種不現實、不理智的事情的實現，只有一個奇蹟才能拯救他。卡夫卡在尋找這個奇蹟；後來他確實在朵拉·笛芒身上享受到這麼一種奇蹟的餘暉；而密倫娜由於其完全接近現實的個性不能將這種奇蹟帶給他，儘管她作出了很大努力，儘管她已經那麼接近於打破一切事件的框框。“我有罪還是無罪？”她在這封感情如暴風雨般的信中問我（信裏她將許多處塗抹得無法辨認）。她想要從我這裏得知，她是否也是那些救不了弗蘭茨的女人中的一員。
現將這封信全文譯載如下：
親愛的博士先生：
請原諒我不能用德文來寫。但願您懂得很多捷克文，因而能理解我的意思；請您原諒我的打擾。我完全不知怎麼辦才好了，我的腦子再也不能忍受任何印象、任何思想，再也不能接受任何印象和思想，我一天所知，毫無感覺，什麼也不理解；好像在這幾個月中有某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撞上了我，但我不知道什麼。我對這世界什麼也不知道，我僅僅感覺到，假如剛離開我的意識的東西又回到意識中，我會殺死自己的。
我可以告訴您，一切是怎麼、通過什麼和為什麼發生的；我可以向您敍述關於我、關於我的生活的一切；但有什麼用呢——再説：我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只是手裏拿着弗蘭克從塔特拉寄來的信，一個足以致命的請求，同時是個命令：“不要寫信來，阻止我們再會面。只有這個請求靜靜地充實着我的內心，只有它能使我以某種方式活下去，其它一切只能繼續摧毀。”我沒有勇氣發出一個問題，一句話；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問您的是什麼。耶穌基督啊，我恨不得把太陽穴按到腦子裏去。您只要告訴我一點，您最近曾同他在一起，您是知道的：我是有罪的還是無罪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請求您，別來信給我安慰，別對我説，誰也沒有過錯，別給我寫心理分析。這一切，您聽見嗎，您要寫給我的一切我都知道。我信賴您，馬克斯，在我一生中也許最困難的時刻，天曉得；我請求您也給我以信賴。清理解我想要的是什麼。我知道，誰是弗蘭克；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而我又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快要發瘋了；我作出了努力，去正確地行動、去生活、去思想、去感覺，根據良知，但不知什麼地方存在着罪孽。我想聽的是這個。當然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我。我想知道，我的情況是否使弗蘭克也為我的緣故而痛苦，痛苦過，就像在所有別的女人身上一樣，以致他病情惡化，以致他在我面前也要逃到他的恐懼心理中去，以致我現在也必須消失，我是否對此負有罪過，或者這是否是他自己的本質的延續。明白我説的是什麼嗎？我必須知道這一點。您是唯一也許知
道點什麼的人。我請求您給我答覆，請您用赤裸裸的、簡單明瞭的、當然也是殘酷的事實真相回答我。［三行字畫掉，無法辨認］。如果您給我答覆，我會非常感激。這將使我在一定程度上知道從何處下手。此外我請求您告訴我消息，他近況如何？數月來我對他一無所聞。“畫掉了兩行］。我的地址：M．K，維也納八區，65郵局，貝諾街。請您原諒，我不能將這封信謄清；我甚至不能再讀一遍。謝謝。密倫娜。
下一封信的聲調稍稍平靜了一些。然而強烈的激動好像仍然在表層下持續看。下面是這封信的全文：
我感謝您的盛情。現在我已恢復了一點理智。我又可以思索了。這樣我並未感覺好一點。我將不給弗蘭克寫信—這是絕對沒有疑問的。我怎麼能那麼做呢！假如人類在地球上確實有個任務要去完成的話，那麼我在他的身邊這個任務完成得很糟。我怎麼能那麼不謙虛，傷害他，如果我沒能力幫助他的話？
至於什麼是他的恐懼，我清楚得直至最後一根神經。這即使在他不認識我的時候，這種恐懼已經始終浮現在我的面前了。我在認識他之前便已經認識了他的恐懼。我理解了它，卻蒙着頭不加理會。在弗蘭克在我身邊的四天中，他拋棄了它。我們曾嘲笑它。我肯定地知道，沒有一家療養院能夠治癒他。他永遠不會健康，馬克斯，只有他懷有這種恐懼。沒有任何心理強化能夠克服這種恐懼，因為這種恐懼阻礙着強化。這種恐懼不僅涉及我，而是涉及一切厚顏無恥地活着的東西，比如也涉及肉體。肉體過於裸露，他看到它便無法忍受，我當時曾有能力消除這一點。當地感到這種恐懼時，他便看着我的眼睛，我們等待了一會兒，好像我們喘不上氣來似的，或好像我們腳疼似的，過了一會兒，恐懼便消逝了。不需要花絲毫力氣，一切簡單明瞭，我把他拽到維也納後面的山丘上去，由於他走得慢，我在前面跑開了，他在我後面邁着沉重的步子追上來。閉起眼睛，我還看得見他的白襯衫和曬黑的脖子，看見他怎麼拼搏。他跑了一整天，上山，下山，他在陽光下行走，沒有咳嗽過一次，他胃口好得嚇人，睡得像個風笛．他就是健康的，他的病在這幾天中對我們來説就像是一場小小的感冒，假如我當時同他一起去布拉格，那麼我對他來説將至今仍然像當時一樣。但我的雙腳異常牢固地長在了這裏的土地上，我沒能力離開我的丈夫，也許我女性味太濃了，以致我沒有力量投身於那種生活，我知道這意味着一生度過最嚴厲恪守的苦行生活。然而在我心中卻燃燒着一個無法抑制的慾望，一個對另一種生活的瘋狂的慾望，渴望過我正在過和必將過的生活，渴望有一個孩子的生活，渴望一種接近地面的生活。這種慾望在我心裏戰勝了其他一切，戰勝了愛情，戰勝了對海闊天空的飛翔的愛，戰勝了欽佩，歸根結蒂仍是戰勝了愛情。就此不管説些其他什麼話都行，但只會是謊言。這也還是最微不足道的原因。然而已經太晚了。我心中的這場鬥爭變得過於清晰．把他給嚇着了。這一點正是他從另一方面出發與之戰鬥了一生的東西。在我這裏他可以獲得休想。可是接下去它在我這裏也開始追逐他了。這與我的意志相違背。我知道得很清楚。發生了某種不可消除的事情。我去做、去完成那麼一個行動，我是太弱了，而我知道，這是唯一可以給他帶來幫助的途徑。這是我的罪過。您也知道這是我的罪過。人們歸之為弗蘭克的“非正常性”的東西恰恰是他的優點。同他相聚的女人們都是些凡俗的女人，不懂得過與其他女入有所不同的生活。我倒是相信，我們大家、整個世界和全體人類都有病，而他是唯一健康的、觀點正確的、感覺正確的入，是唯一純潔的人。我知道，他不曾抗拒生活，而僅僅是抗拒這兒生活的這種方式。假如我能夠同他一起生活，那麼他會同我一起幸福地生活的。但這些我今天才明白，所有這些。當時我是個凡俗的女人，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女入一樣，一個渺小的、有性衝動的小女人。他的恐懼由此產生。這種恐懼是正確的。難道這個人的感覺還會有不正確的時候嗎？他比世上所有的人對這個世界知道得多一萬倍。他這種恐懼是正確的。您搞錯了，弗蘭克自己不會寫信給我的。他沒有任何話可寫信告訴我的。事實上他在這種恐懼中一句話也沒法對我講。他愛我我是知道的。他心地太善良也太羞怯了，以致他不能終止對我的愛。他會將此視為一種罪孽。他總是把自己看成是罪人和弱者。而全世界沒有第二個人有他那樣巨大的力量：這種絕對的、不容更改的對完美、對純潔和真理的需求。事情便是如此。我從骨子裏知道，事情就是這麼回事。我只是還不能清醒地去認識它。我在大街小巷裏穿行，整夜整夜地坐在窗前，有時思想像磨刀時進發的火花般在我頭腦中跳躍，而我的心像掛在一個鈎子上，您知道嗎？掛在一個非常薄的小鈎子上，它撕扯着，帶來那樣薄的、尖鋭得可怕的痛楚。
我的健康已經瀕臨絕境，假如説還有什麼東西阻礙着我的沉陷，那是違揹我的意志的。這種阻礙物就是至今載着我走的那個東西，某種極無意識的東西，一種對生活的不由自主的愛。最近我在維也納另一邊某處突然發現了那樣的軌道，您知道嗎，您不妨設想一下長達幾公里的街道，像一條骰子一般的溝——而下面是鐵軌、紅燈、火車頭、天橋、車廂，就是這樣一種黑色的可怖的機體，我在一邊坐了下來，彷彿有什麼東西在呼吸。我想，我會在充斥的痛苦、渴望和對生活的極端的愛中發瘋的。我是那麼孤獨，就像啞巴們那樣孤獨，至於我在這裏對您講話，那只是因為那些話完全違揹我的意願已經從嘴裏嘔吐出來，因為我已經不能再沉默了。請您原諒。
我不會給弗蘭克寫信的，一行也不寫，我不知道還將發生什麼事情。春天我到布拉格來，將會拜訪您。如果您能時時給我寫信來，告訴我他的近況——我每天去郵局，我改不掉這個習慣——我將非常高興。
我再次感謝您。
M．P．
還有一個請求：一個很可笑的請求。我的《判決人《變形記》、《司爐》、《觀察》這些書的一個譯本將在諾伊曼那兒出版——切爾文（Cerven）叢書——其裝幀將同查理路易斯·菲利浦的《布市》一樣，您一定知道這本書的。
現在我搞完了——這幾個月中我的腦子和心臟遭到啃齧，在這樣孤獨的情況下鑽在他的書中，真是可怕——但諾伊曼要我“對捷克讀者先説幾句關於他的話”。耶穌基督，要我對人們寫關於他的話？再説：我沒有這個能力。您能為我做這件事嗎？我不知道您政治上是否有反對意見——切爾文是共產黨的，可是這套叢書是無黨派的。諾伊曼真誠地樂意出版這本小書，為其即將問世而高興——當然您的名字也將在那裏出現，您是否覺得不合適？假如不，那我請求您做這件事。大致寫三四頁，我將它譯出，作為序言放進去。有一次我讀到過您的這麼一篇文章——為拉弗格寫的導言——一篇非常美非常美的文章。您願意為我做這事嗎？我將很高興。這本書必須以出色的面目問世，對不對？譯文是好的。而您的導言一定會出色的。假如您沒有政治上的顧慮，請為我做這事。當然這文章必須給捷克讀者提供一種信息。可是您不要為人們寫，而是為自己寫，就像那篇拉弗格導言一樣。您在該文中懷着愛，懷着正直的、非常有見解的愛。於是您所説的便非常非常美。要得很急，馬克斯，我請求您幫幫忙。我希望能帶着這本從各方面看都有分量、都完美的書走向世界。您知道嗎，我有一種感覺，好像我必須保衞什麼東西，為什麼東西辯解。我請求您。
請您什麼也別告訴F．。我們要讓他喜出望外，同意嗎？也許——也許他會為此感到一點欣慰的。
好像在密倫娜和我的通訊關係中出現了較長時間的間歇，下一封信的開端便將證實這點。我絲毫回想不起，密倫娜翻譯的那本書是否真的出版了，我是否寫了前言。我手頭既沒有那本書也沒有那個前言。密倫娜提到的另一篇前言是為我同弗蘭茨·布萊共同翻譯的居勒·拉弗格（1909年）的《風趣的丑角》一書而寫的。在發現拉弗格方面走在這之前的是保爾·維格勒，他翻譯了拉弗格的《傳奇寓意劇》（Moralit6sleg一ndaires），可惜譯文風格過於誇張，但許多地方譯得很出色。依我看，拉弗格是福樓拜之後最偉大的法國作家之一。他今天幾乎不為人知（在法國也一樣），曾由“法蘭西信使”出版（1902年）的三卷本全集已告售罄。什麼時候還會再版，並儘可能完整地出版呢？——一然而我離題了。我當然覺得，在美與愛的王國中一切都緊密地聯繫着，而實際上這是連接人類心靈的唯一真正的橋樑，因此我譯的拉弗格著作事實上對卡夫卡及韋爾弗早期詩歌產生了影響。——下面是密倫娜的第六封信：
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
請您原諒我這麼晚才給您回信。昨天我第一次離開牀，我的肺已經油盡燈枯。醫生警告我説，如果我不立即離開這裏，我就只能再活幾個月了。與此同時我也給我的父親寄封信去；他要是寄錢給我，我就走。何時何地，我還不知道。但在此之前我肯定來布拉格一次，將不揣冒昧去找您，以求獲悉關於弗蘭克的確切消息。我還會寫信告訴您我何時抵達。但我堅決地請求您，別把我生病的事告訴F。
我不知道這本書什麼時候出版，顯然在冬天。由K．St．諾伊曼出版，波洛維出版社，作為切爾文叢書中的一本，斯蒂凡街三十七號，或許您可以去問問他，您可否在出書前將那篇序言單獨發表。紙張和錢都短缺，一切都需藉以時日，我不願對您的序言作任何刪節（它是那麼美）。
我有個印象，好像您在對我生氣？我不知道怎麼會產生這個印象的，於是從這封信中感到。請您原諒我對弗蘭克的“分析”，那是丟人的，我為我竟會這麼做感到羞愧，但有時我感到彷彿必須用雙手挾緊腦袋，以免其粉碎。
我感謝您所做的一切。再見。
您的M．P．
密倫娜的最後兩封信已經是在卡夫卡死後的幾個月中寫來的了。談得上卡夫卡同密倫娜真正的會晤的只有維也納那“四天”和在格蒙德短暫的倒黴的會見；後者已經由疏離伴隨而來了。在長篇小説《城堡》中兩個相愛者之間融洽的關係持續的時間也是短暫的。在第一個愛情之夜後，書中寫道：“他興奮極了，深感弗麗達在他懷抱中的幸福，同時這個幸福感也是極其擔驚受怕的，因為他覺得，一旦弗麗達離開他，就等於他擁有的一切都離開他了。”在此之後馬上開始了不和的風波，這種不和只是偶爾被信賴的插曲所打斷。關於第二次與弗麗達的共處，第四章（一開頭，第二頁）響起了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詛咒。——我已經説過，長篇小説中的描述應該從輕蔑的漫畫化角度去理解。現實生活中比那顯然出於自衞原因而扭曲了的描寫要寬厚。現實生活賦予這位作家以幸福的時辰，這一點在一開始寫的那些非凡的信件中放出光芒，也賦予了他以密倫娜的信件（可惜已毀掉），表達了他滿腔歌頌的感激之情。高xdx潮發生於那“四天”和第二次會面之間。當然密倫娜後來在布拉格也還看望了這位作家，但那僅僅只是對病人的探望。當卡夫卡對我談到這些來訪時，儘管高度評價了從密倫娜的人治中仍然不斷煥發出的好的影響，但從整體上倒是懷着更大的痛苦和煩惱提及的。哈斯在給密倫娜的信的編後記中談到的在瑪麗亞温泉的相會不曾舉行；1922年2月29日日記中提及許多年前的插曲，即1916年7月與F．在瑪麗亞温泉的相處。我相信，讀者會通過這幾封信中出現的強有力的、充滿青春氣息的密倫娜身上感到，這些信是對卡夫卡給她的信的重要補充，這也是我詳細地轉引的原因。由於沒有關於這個時期的其它直接的文件，它們的地位就更其重要了。
最後轉引她給我的最後兩封信（用德語寫的）。第一封是在印有她父親地址的信紙上寫的，這顯然表明她與父親達成了諒解。
親愛的博士先生：
我懷着感激的心情把這本書寄還給您。請原諒我沒有來看望您。我簡直不能相信我現在能夠談論弗蘭茨，您也一定不會願意同我談到他。假使您同意的話，我將於九月份來布拉格之前通知您。請您將我留在親切的回憶中，並向您的太太轉達我衷心的問候，很可能有一次我無意中給她帶來了傷害。在您有機會的時候，請您把弗蘭茨那裏的我的信件付之一炬，我放心地把它們交給您，説來當然並不重要。他的手稿和日記（完完全全不是為我寫的，而是產生於他認識我之前，大約是十五大本）在我這裏，假如您需要，便歸您處置。這是他的願望，他曾請求我除了您以外不給任何人看，給您看也必須在他死後。也許您已經見過一部分了。
我最衷心地祝願您，並保留着最友好的感情。
您的密倫娜·波拉克
親愛的博士先生：
我不能前往布拉格，把手稿交給您，儘管我很願意這麼做。我也沒有找到任何可以放心託帶的人，我更不敢通過郵局寄上這些本子。我將考慮把布拉格之行推遲到十月，但願您屆時已經回來，我便能把一切親手交給您。我也請求您把我的信從卡夫卡家裏取出，這樣對我來説您將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不想自己去請求他們，我與他的親屬的關係從來就不好。
我非常地感謝您，10月1日以後在布拉格再見！如果您那時也不能在布拉格，請您寫信到維也納來，告訴我您何時從意大利回來。
致真誠的問候！
密倫娜·波拉克
此後我還經常與密倫娜談過話，並接收了卡夫卡的手稿。
從我幾年前才得知的一樁事實中可以看出，在觀察卡夫卡時絕不能使用過於簡單化的心理學。現將這件事報道如下。
1948年春，當時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音樂家沃爾夫岡·紹肯寫信對我説，有人曾經向他透露，卡夫卡曾經有過一個兒子。作為證據，他向我出示了一個叫M．M．的女士的信（格蕾特·布洛赫；關於給她的信參見《絕望和拯救》），他（報告者）與她是好朋友。這位女士那時已經辭世，那孩子在此二十多年前已經死去。事情最可悲之處在於，卡夫卡從來不知道有過這麼一個孩子——他不到七歲就死了，還在卡夫卡去世之前。孩子的母親是個自尊心很強的、精神上和物質上都獨立的女士，她出於敏感很容易閉鎖心扉。也許她心裏有顧慮，不願向卡夫卡透露這個消息，因為隨着這短暫的關係而來的是長時間的、最終的疏遠。我略略認識M．M．夫人，但對她與卡夫卡之間的友誼一無所知。根據弗蘭茨對我的敍述，我把他們間的這種關係視為斷斷續續地出現仇視的關係。在弗蘭茨的日記中可找到指着同一個認識方向的暗示。不管怎麼説，M．M．是個著名的、卓有成績的、意志非常堅定、極其聰明的人，對生活有着遠大的目光。假如卡夫卡得知，他成了一個兒子的父親，這會給他的發展帶來多麼巨大的裨益，其影響簡直不可估量。他內心最盼望的莫過於獲得孩子；他最懷疑的也莫過於自己生兒育女的能力。每個他的著作的行家都知道那些相關的段落，卡夫卡在那些段落中表達了坐在孩子的搖籃邊的渴望。實現這個渴望對於他的意義超過了其本身，也許能從最高層次向他證明自身的價值，因此也許具有決定性意義，他會感到自己身價培增；他始終將缺少後代視為一種特殊的、宣佈將他逐入地獄的判決。如果卡夫卡把這個孩子收養過來，孩子也許不一定會死；也許重新覺醒的自信心能夠拯救卡夫卡自己的生命，也許他今天就坐在我旁邊，使我不必對着虛無命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至少得承認，這裏的生活譜寫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與卡夫卡著作中一切複雜的冒險性的殘酷和譏諷的苦澀特徵是那樣驚人地相似。
M．M．夫人在布拉格瞻仰了卡夫卡的墓。她那時在布拉格又見到了給我提供消息的人，1940年4月ZI日，她從佛羅倫薩寫了封信寄到以色列給他，我從中摘取關鍵性的幾行。“你是當時在布拉格看到我處於莫大的困境中的第一個人，我為那時剛剛預感到的恐懼而憂心忡忡。你在你朋友們雜亂的房間中的音樂演奏。在這個神奇的城市中（我對它的愛超出您的想象）短時間的散步，這些在那時也都還能幫助我克服恐懼心理。我去瞻仰了那個對我來説意義極其重大的男人的墓，他死於1924年，他的高超藝術至今仍為人稱頌。他是我的男孩的父親，這孩子快七歲時突然在慕尼黑死去。遠離我和他，而我與他在戰爭年代就不得不分手了，以後再也沒見過——一直到幾小時前——因為他在他的家鄉，在遠離我們的地方死於一種致命的疾病。我從來不提此事。我相信這是我第一次説到這事。我家裏人和我的朋友們從不知道，除了我後來的上司以外。他因此而對我很好，很規矩。所以當他1936年去世時，我也失去了很多東西，失去了一切。想到他們不必再受時間的折磨，我心情平靜，感到幸福。”M．M．夫人在好多年中一直是以這麼一種獨特的方式談論卡夫卡和卡夫卡的作品的，以致我的消息提供者斷定信中這一段所指只能是卡夫卡，絕不會是其他人。此後意大利很快就介入了戰爭，M．M。同我的消息提供人之間的通信不得不中斷。那次重訪布拉格已經是在德國納粹奪權的陰影下進行的了。M．M．當時的住地是柏林，她有理由談到折磨着她的預感性的恐懼。她逃往瑞士去以色列，最後到了意大利。我的消息提供人得到的最後一次關於她的消息來自不列顛紅十字會，落款日期1945年5月16日，報道的是：“M．M．夫人被德國人於1944年5月從S．多那託·迪·科米諾和弗洛希農帶走，同其他生活在這個區的猶太人關在一起。我們深感遺憾，當前我們一點都幫不上忙。”進一步的瞭解表明，M．M．被一個德國士兵用槍托打死了。我檢驗了消息提供人告訴我的所有線索。這些線索將我引向佛羅倫薩的好幾個人，他們住在聖吉爾吉奧和簡寧利奇奧裏膳宿公寓。找到M．M．遺物的機會十分微弱，那裏也有許多卡夫卡的信。居住在弗羅倫薩的作家馬克斯·克萊爾幫助我尋找。但是沒有下落。有可能卡夫卡的這些信今天保存在一個叫E．Pr．的先生那兒，是這位先生幫助M．M移居智利的（藉此機會順便説一下，卡夫卡寫給那個同他兩次訂婚的“柏林女人”的書信至今仍在期待着與讀者見面）。無法知道卡夫卡的兒子名字叫什麼，他曾生活在什麼情況下，死於什麼情況下。沒有什麼東西像卡夫卡唯一的兒子這樣，逝去之後在歷史領域內留下的蹤跡是這樣的少。
卡夫卡的世界聲譽並沒有使人們能夠理解他。圍繞着卡夫卡已經出現了一個神話氣氛，抹殺了他的人品的真實特徵。比如一家瑞士刊物為努力使一般讀者對卡夫卡“感興趣”，竟信口開河説了些最為荒誕不經的故事。如，在他的慕尼黑朗誦會上，有三位女士暈厥過去，被抬出大廳，由於卡夫卡所讀的恐怖場面的描寫是那麼駭人。還有，有兩個女人在他尚未掩埋的墓旁爆發了一場爭論，兩人都聲稱是他的妻子。——所有這些純屬子虛烏有。關於慕尼黑朗誦會卡夫卡向我詳細介紹過。如果發生過那樣轟動的事件，他一定會提到的；因為按照他的性格，一切有可能被利用來反對他的事情，使他心情受壓抑的事情，他都要特別地強調如果那時真的在慕尼黑髮生過類似的事情，那麼卡夫卡在布拉格火車站（我去接他）就會對我説：“你看看，馬克斯，我是個多少低劣的作者，我不能為人們做點好事，卻給他們帶來傷害。三個昏過去——這是我可悲的成就。”我敢斷定，他會懷着對自己的誇耀性的幸災樂禍大體上説這麼幾句話的。關於他的葬禮，那時我自己負有傷感的義務：扶着他的生活伴侶行走；我可以證明，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只有在最遙遠最不着邊際的地方才會產生這樣的謠言。
關於卡夫卡遺留的文學作品的故事我在每本書的後記中（尤其在《訴訟》的後記中），此外還在我的《作為指路人的弗蘭茨·卡夫卡》一書中作了詳盡的記述。卡夫卡自己發表的所有作品都收集在第一冊《短篇小説集》中；此外只有那篇幅短小、引人入勝的散文小品《鐵桶騎上》也是在卡夫卡生前付印過的，刊登在報紙《布拉格新聞》上；再就是1909年刊登在《波希米亞》上的《在佈雷齊亞觀飛記》。嚴格地説，這兩篇散文也應該歸入第一集。在其它所有集子中材料都是卡夫卡遺留下來的。在有關的後記中我對我的助手漢斯·約阿希姆·雪普斯．海因茨·波利策和艾斯特·霍弗的合作表示了謝意；只有感謝不能得到足夠的重複。
關於我的出版工作方法，我在那些後記中也談了一些。這方面有關的補充可參見我除這本傳記外發表的關於卡夫卡的另外兩本書：1．《弗蘭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學説（卡夫卡和托爾斯泰）》，附有菲利克斯·威爾奇的《弗蘭茨·卡夫卡的宗教幽墨》，蒙迪阿爾出版社，温特圖爾和庫爾特·德施出版社，慕尼黑（見221頁及其後）；2．《作為弓I路人的弗蘭茨·卡夫卡》，楚迪出版社，聖加侖。關於如何準確無誤地出版卡夫卡著作的討論是不着邊際的。説穿了只有原文手跡的照片才能保證十分的把握和天衣無縫。其他任何一種出版方式都必須有所選擇。原則上應該區分，一個作者是否已經指定發表某個作品，是否他沒有指定發表它，或者是否（這也是第三種可能）他明確指定過不得發表。在最後一種情況下，他對那種不完美的、懸而未決的、充滿矛盾的作品所抱無所謂態度要比對第二種情況的態度鮮明得多。可惜卡夫卡那兒就是這種情況。可是我知道（因為我經常被他找去當參謀），卡夫卡是如何縝密地對他自己交付出版的書精雕細琢，他是怎樣一個勁地打開格林詞典查找的，他是怎樣為一個破折號是用還是不用同我和其他人討論的，等等。所以，讓疏忽、明顯的語言錯誤、受捷克句法影響了德文風格的“布拉格德語”及類似的東西原封不動，是違揹我的良心的。因為我知道，卡夫卡在最終出版前是一定會把這些疏忽大意之處消除掉的。我相信自己通過與我的朋友長期的共同生活對他的意圖和語感瞭如指掌，有把握改掉這類違揹他本心的錯處。有所改動的只是個別地方，而且僅僅是作者沒有修改過初稿中毫無疑問不正確的地方。我舉個例子；卡夫卡在手稿中常用布拉格德語的“paar”表達“einpaar”的意思——比如他説：“Nachpaar塊hrltten”，向不是説“nachelnpaarSchritt。n”。然而在他自己把手稿修改付印時，他總是把這個錯誤改掉的。在卡夫卡自己發表的作品中找不到它的蹤影。所以我認為自己有義務在他的遺稿中碰到這種情況時以我的手代替已不在的他的手來整頓一下。此外，我發表了許多不同的寫法，在一個附錄中甚至發表了被他畫掉的段落，這些往往能幫助人們弄明白卡夫卡描述的意圖。也許未來的人們在準確性和詳細性上還會超過我；這是沒有界限的，影印版除外。
在剛才提到的我的另外兩本書的第一本中（《弗蘭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學説》）還有關於卡夫卡偉大的繪畫藝術的闡述；人們至今慨無例外地僅僅視之為稀奇古怪的東西。這種看法是會改變的。我打算把我收集的卡夫卡的畫（他自己多半是往廢紙簍中扔的）作為專題著作出版。此外，我那兩本上面提及的書是對卡夫卡進行闡釋的，但也還有一些傳記材料摻在其中。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我的長篇小説《斯蒂凡·羅特》（1931年）以及以下這些發表的文章中：《關於卡夫卡（城堡）的詮釋》（《新蘇黎世報》1951年IO月2O日，此外還發表在《艾卡特》上）、《對一個叫弗蘭茨·卡夫卡的玩偶之謀殺》（對一個錯誤的解釋的爭辯，及第二次爭辯，發表在《新瑞士評論》二月號與五月號上）、我的著述《此岸與彼岸》（1946年）第一冊中的《漫談基克加德、海德格爾、卡夫卡》。作家卡夫卡和他的敍述藝術和至今仍鮮為人知的詩歌的獨特之優點是我的闡述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完全不必特別予以強調。我對他的詩歌的愛也表現在我將他的兩首詩譜寫成歌曲（鋼琴伴奏或樂隊伴奏皆可）這件事上。在我那兩本書中，一方面指出他心靈的發展（與對他的形象的靜態理解相反），另一方面將他的格言（這些格言突出的是人的心中“不可摧毀之物”，是信念和對上帝的積極的信賴）與他的敍述作（其作品則為一切懷疑和不安敞開大門）分離開來，我通過這兩點來闡釋他的世界觀。在小説中卡夫卡展示了人們是如何困惑，如何迷失了道路，在格言中這條道路自己顯示出來，宣佈擺脱困惑的前景。自然，人們不應該也不能夠將卡夫卡這兩種世界觀機械地分離開來。格言中也有許多例子表明人由於痛苦和不知所措而喘不上氣來；另一方面，在長篇小説中也有穿透黑暗看見希望的目光，並非僅僅是無望的觀點。卡夫卡永遠是完整的卡夫卡；如果人們這麼説了，再説一遍，再予以強調，那麼人們最終在“格言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更強烈的還是他的啓示性的、助人的品質；而在敍述的想象力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則主要還是混亂的、自我煩惱和危機的展現。一個靈魂的兩個方面是共於一體。問題必然會提出，一個方面或另一個方面的突出造成的有層次順序的區別之原因何在？大體上可以這麼考慮：在小説中，也包括在書信和日記中，卡夫卡信步走去，聽其自然，毫無拘束地把自己託付給天使和魔鬼；而他在沉思的水晶體中（在格言中和一些書信裏）則實行自我督檢，進行人的自制，試圖使自己有所歸屬，為了一個思想中的或現實中的周圍世界的緣故而提高自己，力求取得成㊣(46)果。這裏有着決定性的因素——針對命運之錯綜複雜的：人的意志自由；針對罰入地獄的：仁慈；針對絕望的：結束“亞歷山大戰役”，代之以和平時期的要求，對緻密倫娜的信中由那些力量從深處呼喊的宣言的希望：“儘管如此，你們這些沉默、被推動着的、前進着的、心中充滿直至狂野的信賴的人們，儘管如此，我們不會扔下你們不管，即使在你們最愚蠢時也不會，而且尤其在這種情況下不會拋棄你們。”穿過卡夫卡混亂、虛無的世界，輕輕地，但不容置疑地響着對人類這一造物的愛的聲音，那種上帝的“力量”（是這麼預告的）“儘管如此”不會拋棄這些造物，還為他們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