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説來，開採那個大理石礦山的確是一件很有希望的事業，可是從法律上説，還有試採權，開採權和其他一些問題。另外，那怕是在處女地那樣的礦山上進行露天開採，象採掘設備等等，總還需要一筆費用的。關於這一點，證人沒有問到嗎？”檢察官慢條斯理地繼續進行直接發問。
“我也是一個商人，即使我對那些事情毫不關心，趕在話頭上也總要問一問的。啊，當時我和他在十天裏頭見過好幾次面，所以我記得反覆問過他好幾次。”
“好，接着説下去。”
“總之，他非常需要資金。他説，眼下若是有四百五十萬元錢，就可以先運一車皮到東京來，運來以後，就可以和‘英工社’鐘錶製造廠或‘鹿野建設公司’或其他一流的建設公司訂立正式的長期合同，週轉金就可以叫他們出了。這四百五十萬元，打個比方説，就好象是用水泵抽水時注入的‘引水’一樣。他問我能不能幫他想想辦法。”
“那麼證人是什麼態度呢？”
“説實在的，那時候我也有點動心。但是我擔心的是：權利有沒有法律上的保障，同時我想，既然是那樣有希望的礦山，用不着也這樣毫無經驗的人到處去張羅，也一定有人想幹的。我想在北海道籌措一兩千萬元的資金，總不會成問題的。”
“關於這方面，被告是怎麼説的呢？”
“他説，採掘權歸札幌的佐佐木富丸所有，他在當地籌措了大約三千萬元錢，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手裏有這麼多錢，簡直使得他忘乎所以，花了二百多萬元用進口的大理石在札幌蓋了一所四十萬坪①的官邸一般豪華壯觀的住宅，剩下的錢都用在應酬、請客等方面了，開採礦山的費用，連一文錢也沒有了。我一聽都驚呆了，可是這件事反而使我懂得了，有這樣一個先例，在當地確實是再難籌集資金了。村田還説，佐佐木富丸後來把開採礦山的事委託給他所信任的平岡伸了，他對平岡説：‘平岡，我做出這樣不檢點的事情，落得連一塊礦石也開採不成了，你接着我的志願幹下去吧，一噸礦石給我一百元的提成就行。’當時大理石的價格，因種類和質量而有所不同，一般的行市是一噸價格五千元。説到一百元的提成，誰都知道，這個微不足道的金額，只要在成本計算方面，打那麼一點點埋伏就可以出來了。但是平岡伸在事業方面剛剛遭到失敗，現在馬上要他籌集一筆資金，實屬力所難及。他於是來到東京，見到舊友村田時，就對村田提出了這件事情。”
“那麼，證人已經見到平岡伸這個人了吧？”
“我記得和他在一起吃過兩三次飯。”
“證人是準備怎樣處理這件事的呢？”
“四百五十萬元錢，當時我一個人是拿不山來的，但由於工作關係，我認識不少人，首先找伊波建設公司的朋友們談了談，他們説大理石公司辦起來的話，可以叫我當經理。
説老實説，當時我對這個意見的確有些動心。”
“伊波建設公司方面，表示什麼態度呢？”
“最初興趣不怎麼大，可是後來興趣逐漸大起來，到最後他們表示，不用説四百五十萬，就是一千萬也可以拿出來。”
“可是，結果不是吹台了嗎？”
“是的，那是在最後一瞬間發生的事情。”
“那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因為發現了村田他們的話裏有謊。”
“有什麼謊呢？”
“例如服裝公司問題，一調查發現了根本不是什麼公司，不過是僻巷裏的一個小鋪，平岡就在小鋪的樓上租間房子住着。他對小鋪的主人説：‘這樣子做不了大生意，搞一個公司就能和百貨公司等處做大筆生意，你叫我當公司的經理，保證能把生意做大了。’他又説他是北海道帝國大學的畢業生，老頭兒也就相信了他的話。於是在形式上把小鋪改成公司，叫他當了經理，他就把東西拿去賣，貨款也不交回，説是做交際費，實際是供他自己揮霍了。”
“這完全可以構成詐騙罪。當時查清的事就這些嗎？”
“還有，例如平岡當時説他和一個有名的電影明星的侄女結過婚，調查的結果，完全是無稽之談。”
“還有呢？”
“還是那個平岡，他當時聲稱要和英工舍社長的女兒結婚，他來我家時，還裝作給英工舍掛電話，和社長的秘書説這説那的。在伊波建設公司那邊，他可能也同樣搞這種名堂。其實，他要麼是給他的同夥掛電話，要麼是連耳機也沒拿起來就掛號碼，以騙取我們的信任。至於大理石礦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進行詳細的調查。
總之，這樣的人當公司的經理，是不能投資的。就是給了他錢，恐怕還是連一塊大理石也運不到東京來。”
“你們當時沒想對他們進行控告或揭發嗎？”
“實際上，我們並沒有遭受經濟上的損失；當然，我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只是因為伊波建設公司的朋友們説，‘這種事情是常有的，你是沒有任何責任的’，我的心才平靜下來。我的處境得到了諒解，也就沒有必要去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了。”
“在這件事情上，你認為被告有多大責任呢？”
“我認為村田對也應該負三、四成的責任——也就是説四六開或是三七開。”
“有什麼根據呢？”
“例如，剛才説的電影明星的侄女的事，象我們這樣的外行，受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可是他在戲劇界呆了多年，即使戲劇和電影有所不同，那種話是真是假，我想他不會不搞清楚的。事情還投搞清楚，自己又去作宣傳，從常識來講，我也是不能相信的。”
“另外還有嗎？”
“關於服裝公司的秘密，他也應該有這方面的知識。我雖然不是受害者，但我覺得當時他各處去找老戰友，推銷各式各樣的東西，賣的錢他一定侵吞了一部分。他賣的貨比市價要便宜得多，這從反面來説，可以説他是不考慮本錢多少的。”
“那麼，證人現在對被告的感情如何？”
“當時我就把他叫出來罵了他一頓，記得我曾説他欺騙戰友，是人間的敗類。從那以後，直到這次開庭審判，再沒有和他見過面。當我看到報紙時，我想，他果然出事了，到頭來還是落得這個下常説他是人間的敗類的心情，現在也沒有改變。”
檢察官的直接發問，到此結束。遵照審判長的命令，百穀律師開始進行反詢問。
“你們的部隊沒參加過實戰嗎？”
“是的，部隊有一部分和蘇軍發生過沖突，可是我們僥倖沒有遇到這種情況。”
“那麼，在部隊和收容所的生活當中，被告經歷過感到特別遺憾的事情嗎？”
“根據我的記憶，沒有過那種事情。”
“不談提職晉級的事，被告作為一個士兵的素質很好嗎？”
“他的刺殺技術相當高，其他方面都很一般。”
“在部隊裏邊，他有要好的朋友嗎？”
“當然，好幾年共同生活在一個班裏，大家吃一個鍋裏的飯，自然會產生一種戰友的愛。但不知怎的，他卻表現得很孤獨。”
“那麼説，他沒有任何秘密都可以敞開來談的好友啦？”
“我覺得他是沒有的。”
“他這種孤獨的性格，到收容所以後也沒有改變嗎？”
“是的，沒有改變。”
律師的詢問，想達到什麼目的，我當時還琢磨不透。
“我們接着談談大理石的問距。平岡伸這個人，後來怎麼樣了，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是商業公司的經理，一定知道做生意是有各式各樣的手腕的。”
“那麼，關於賣衣服的問題，村田和彥的行為，你不認為只是一種手腕嗎？”
“僅就這一點來説，可能是這樣。”
“電視的問題又怎樣呢？”
“總之，當時比市價便宜是事實，一直到現在我還在看，這個沒什麼問題。”
“情況是，他問你可不可以買下他家裏的電視機，可實際上卻從裝配廠給你送來一台。
當然，在這次交易中，他可能得到一些好處，你説這不也是一種手腕嗎？”
“在這個問題上，當然是這樣。”
“那麼，過去你受過騙嗎？——當然是説在工作上。”
“有幾次眼看就要受騙，還好，僥倖沒有陷進去。”
“你的同事、同行或其他朋友，有受過騙的嗎？”
“這種事情是聽到很多的。”
“那麼，你大概也知道欺騙這種犯罪的性質，被害者和加害者之間的差別，不過是一線之差而已。你沒有這樣的印象嗎？”
“我不懂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就像是説，做生意這種事情，説到底，是以追求利潤為第一目的。它好比是一條鎖鏈，一環套一環，最初的那個人的惡意，往往被誤認為是第二人、第三人的惡意。你知道這樣的例子嗎？”
這位律師的提問，很是微妙，今野荒樹也顯出一副困惑的表情。
“你問的話的意思……我不懂。”
“那麼，我們換個話題吧。你們公司碰上過空頭期票或支票嗎？”
“這種事可太多了。”
“這種事情，一般説來，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出票人有意開的空頭；另一種可能是，出票人預計有一項進款可供使用而開出票據，但收入的票據卻是空頭，以致使自己開出的票據也跟着成為空頭。”
“你説的就是銀行常説的‘背了黑鍋’嗎？”
“是的。”
“這是常有的事。”
“若把這種情況套用在這次案件上，是不是可以説村田和彥在一定程度上背了平岡伸的黑鍋呢？”
“這個，我可説不上來。”
“那麼，讓我們假定伊波建設公司方面實際上拿出了三百五十萬元或一千萬元，平岡伸攜款逃跑了。這時候，從伊波建設公司方面來説，恐怕你也要成為他們的懷疑對象，不是嗎？”
“當然會是那樣。到那時候，我為了證明自己清白無瑕，將要費很大力氣呢！”
“再往前推一步，村田和彥不是也可以説是被害者嗎？也就是説，他完全是受了平岡伸的騙的。他並不知道對方的用意，把聽來的話鸚鵡學舌般地加以傳播，最後連他自己也被看做是夥犯。你説不是嗎？”
“這可難説，到那時候，恐怕要看當事人平日的品行如何了。比方説，拿你剛才説的期票來説，在受連累的情況下，銀行會根據當事人平時的信用如何，進行妥善處理的。”
“那麼，剛才你説你認為村田和彥恐怕也有三七開或四六開的罪，是因為你覺得村田的為人不可信賴嗎？”
“是這樣。”
“請你舉出具體的實例好嗎？”
“實例嗎……這個……”
“那麼，是不是因為他在部隊受過好幾次處分，你就認為他是—個挑皮搗蛋的士兵的印象在你頭腦中起作用呢？”
“也許是這樣……”
“詢問完了。”百穀泉一郎爽快地説。又面向審判長説道：“審判長，我曾表示過，對於對被告的過去進行的人身攻擊，我將堅決予以回擊。為此，我提出第三號到第五號物證。”
“是什麼物證？”
“笫三號物證是《大阪日日新聞》一九五四午四月五日第三版的縮小照片，我本想提出實物的，因為沒有弄到手才不得已提出照片。第四號物證是第三號物證中有關本案件部分的為了便於閲讀的手抄件。”
“什麼內容？”審判長很感興趣似地身子稍微向前一欠問道。
“是有關平岡伸在大阪用同樣手法進行的詐騙事件的報道材料。其他各種報紙也有報道，我的助手在大阪府立圖書館調查的結果，以這份報紙的報道最為詳荊”“是同年七月二十日大阪地方法院對平岡伸的裁判判決書，判的是三年徒刑。”百穀泉一郎喘了口氣接着説：“我是因為聽被告村田和彥説，平岡後來去了大阪，又因重新作案坐了牢，才派人去調查的。我不過是一個律師，對於我來説，在這種與本案主要事實沒有任何關係的調查上耗費精力，是相當辛苦的。可是今天得以提出這一物證，正是這一努力換來的報酬，我對此感到非常高興。假如村田和彥和平岡伸是夥犯的話，在東京沒有達到目的，他一定會以某種方式參與大阪的這一事件。但是這份報紙上並沒有他的名字；審判記錄上，即使作為參考人也沒有提到他的名字。由此可以證明，在大理石案件中，村田和彥毋寧説是屬於被害者，至少他是沒有犯罪的動機的。”
審判長頻頻點頭，這時我也驚呆了。在不知道這個大理石問題是否將在這次審判中被提出，也就是説在事先已經知道可能成為徒勞的情況下，花那麼大氣力去調查此事，的確使人驚歎不己。
“檢察官同意提出這個證據嗎？”
“可以吧。”檢察官不慌不忙地把錄事交給他的文件過目以後，站起身來説道。頓時，他轉而凝視着律師席的雙眼，放射出了無以名狀的光芒。
當然，那不是憤怒的，也不是憎恨的目光。毫無疑問，他己感到對手是一個絕對不容輕視的強敵。這時，他的眼裏充滿了強烈的鬥志和敵意——
①1坪=l平方寸。——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