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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九章

    第三十七章

    基爾戈·特勞特穿着結實的叢林涼鞋,踩着掉落在她的水晶大吊燈的碎片,慢跑着經過塗寫着“他孃的藝”的倒塌的大鐵門和門框。既然吊燈碎片在門和門框的上面,而不是下面。如果有人起訴包工頭偷工減料、那幺犯罪調查專家必須在法庭上證實,是門和門框因施工不良而首先倒塌的,而大吊燈肯定多懸了一兩秒鐘,才讓地球引力採取它顯然樂於對一切物體採取的行動。

    畫席裏的煙霧警報器仍然長鳴不止。特勞特後來説:“也許它的自由意志樂於如此。”他在開玩笑,在逗樂,這是他的習慣。他嘲笑的是那種認為任何人、物,重播也好,不是重播也好,會有自由意志的想法。

    佐爾頓·佩帕被消防車撞倒時,文學藝術院的門鈴卻默不作聲。又是特勞特説的話:“門鈴以其沉默説。‘這次不作評論’。”

    我已經説過,特勞特走進文學藝術院的時候,他本人則是相信自由意志的,同時還在祈求猶太—基督教的神靈:“醒來吧!看在上帝的分上,醒醒,快醒醒!自由意志!自由意志!”

    他後來在離宮坦言,雖然那天下午和晚上他成了英雄,進入文學藝術院時,用他自己的話説,“假裝自己是時空連續體中的保爾·裏維爾①,”但事實上,“這個舉動純粹出於膽怯。”

    他其實是在尋找一個躲藏的地方,想避開來自半個街區外的喧鬧和城市其他地方傳來的猛烈的爆炸聲。朝南一英里半靠近格蘭特墓地的地方,一輛環衞局的巨型卡車由於缺少有效操作,一頭撞入了一幢公寓樓的門廳,繼而闖進公寓樓主管的套間,把煤氣灶撞翻。這幢六層樓房的樓梯井和電梯通道里滿是從斷裂的煤氣管中溢出的甲烷,到處瀰漫着一股臭鼬的氣味。這裏的大多數住户靠社會救濟。

    接着,咔——轟隆!

    “這是早晚要發生的事故。”基爾戈·特勞特後來在離宮説。

    這位老科幻作家後來坦白説,他想把身佩武器但全無意識的達德雷·普林斯弄醒,這樣,他本人就不必再奔波忙碌。“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着火了!着火了!”他對着普林斯喊叫。

    普林斯紋絲不動。他眨了眨眼睛,但這和我打翻雞湯麪後的行為一樣,是條件反射,不是自由意志。根據普林斯自己的説法,他當時惟一想到的是,如果他動一動,就會回到一九九一年,再次被送進阿西納紐約州最高安全防衞成人教養所裏。

    不難理解!

    於是,特勞特暫不去理會自己承認尚未找到numerouno①)的普林斯。一個煙霧警報器在狂呼亂叫。要是這幢建築起火,那麼火勢將不可控制。因此特勞特必須找到一個可供老人蹲下躲避的地方,在那裏呆到外面發生的一切平息下來為止。

    他在畫廊的煙灰缸裏發現了一支仍在燃燒的雪茄。雖然在紐約縣的任何公共場所抽雪茄都是違法的,但這支雪茄並不構成、也許永遠不會構成對任何人的威脅。雪茄放在煙灰缸的中間,所以燃燒着也不會掉落到其他地方。但是煙霧警報器嚎叫不休,好像我們所知的人類文明的末日已經到來。

    特勞特在《我的十年自動飛行》中,綜合了那天下午他應該對煙霧報警器説的話:“胡言亂語!別驚慌失措,你這個沒頭腦的膽小鬼。”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畫廊裏除了特勞特沒有其他任何人!

    是不是美國文學藝術院裏常常有敲擊作聲鬧惡作劇的鬼出沒?

    第三十八章

    昨天,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我收到一封寫得不錯的信,署名傑夫·米哈里奇,從姓氏來看,好像是個塞爾維亞或克羅地亞人的後裔,他現在厄巴納的伊利諾大學物理專業學習。傑夫説他高中時很喜歡物理,成績總是名列前茅。

    “但自從進大學物理系後,卻麻煩不斷。這對我是個沉重的打擊,因為我在學校總是出類拔萃,已經習慣。我總以為,只要真心想做,就沒有做不好的事情。”

    我在回信中是這樣説的:“你也許應該讀一讀索爾·貝洛①的傳奇式流浪冒險小説《奧吉·瑪琪歷險記).我記得小説結尾時主人公的悟識是,不應該去尋求使人痛苦的挑戰,而應做些我們生就能力範圍之內的自然而有趣的事情。

    “至於物理學的魅力是無可置疑的:高中最有意思的兩門課是機械原理和光學。然而,在遊戲般的定律和原則之外,這類智力遊戲依靠的是天生才能,就如吹法國號和下國際象棋一樣。

    “我在不同的演講中談到過天生的才能:‘如果你走進一個大城市——大學就是一個大城市——你免不了會撞見沃爾夫岡·阿馬多伊斯·莫扎特。守在家中,守在家中。”

    換一種説法:不管一個年輕人自以為有多麼了不起,他,或者她,在同一個領域早晚會遇上高手,用句比喻的話説,讓人給開一個新糞門。

    我小時候有個朋友叫威廉·H.C.“蹦蹦跳”·費利,現在已升了天,死於四個月前。他在高二的時候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自己打乒乓球戰無不勝。我本人打乒乓還有兩下。但我不跟“蹦蹦跳”打。他發球旋轉十分厲害,不管我怎樣想辦法接球,我知道這球肯定會飛上我的鼻尖,或躍出窗口.或逃回乒乓球廠,但就是不會落在球枱上。

    但是“蹦蹦跳”三年級的時候,同我們班一個叫羅傑·唐斯的同學打乒乓球。“蹦蹦跳”後來説:“羅傑給我開了個新糞門。”

    三十五年以後。我在科羅拉多州的一所大學講演,不料在聽眾中間發現了羅傑·唐斯!在那邊羅傑成了個生意人,也是老年人網球協會中受人尊重的一員干將。我們舊事重提,談到他打乒乓球給了“蹦蹦跳”一個教訓,我對此表示敬佩。

    羅傑很想知道那次較量後“蹦蹦跳”説了些什麼。我告訴他:“蹦蹦跳’説,你給他開了個新糞門。”

    羅傑感到非常得意,當時贏了對手後他也許也是這種神情。

    我沒有問,但是這個外科手術比喻羅傑也許並不陌生。

    此外,人生本來就是達爾文的實驗,或者如特勞特喜歡説的是“爛屎一缸”,羅傑本人肯定也不止一次像“蹦蹦跳”那樣,離開球賽時自尊掃地,讓人給做了肛門造口術。

    在重播進行到一半,又一個秋天臨近的八月的某天,又有消息傳來:我的哥哥伯尼患了無以逃脱的致命的癌症,已處於晚期,醫治腫瘤的三大經典法寶——手術、化療和放射療,都已無濟於事。他是個天生的科學家,在起電和雷暴研究方面世界上無人可及。

    伯尼現在仍然感覺良好。

    也許現在談死為時太早,但等他死後——但願此事不會發生——我想他的骨灰不應該同詹姆斯·惠特科姆·萊利和約翰·迪林格一起葬在皇冠山公墓裏。他們倆屬於印第安納,但伯尼屬於全世界。

    伯尼的骨灰應該撒在雷暴雲砧的頂上。

    第三十九章

    就這樣,印第安納波利斯的羅傑·唐斯現在在科羅拉多。印第安納波利斯的我則在這裏——長島的南岔。我的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妻子簡·瑪麗·考克斯的骨灰埋在馬薩諸塞州的巴恩斯特布爾村,在一棵鮮花盛開的櫻樹的根中間,上面沒有標記。從我們的耳房可以看到櫻樹的枝葉。耳房是推倒後由特德·阿德勒從地面重新建起來的,完工後他曾問:“這東西我是怎麼弄出來的?”

    在印第安納波利斯我和簡的婚禮上給我們做儐相的是本傑明·希茨,也是印第安納波利斯人,現在妻子已去世,一個人住在加利福尼亞的聖巴巴拉。今年春天,他同我的一個印第安納波利斯的表妹約會了幾次。她是個寡婦,住在馬里蘭的海濱。我的姐姐死於新澤西,我的哥哥雖然還不願撒手西去,但在紐約的阿爾巴尼也己岌岌可危。

    我的童年朋友戴維·克雷格——就是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讓德國坦克中的收音機停止播放流行音樂的傢伙,現在在新奧爾良搞建築業。我的表妹艾米在肖利奇高中物理課上曾是我的實驗搭擋。我從戰場歸來時,是她父親對我説的我已經是個大男子漢了。她現在住在路易斯安那,在離戴夫①大約只有三十五英里的東邊。

    四海為家!

    為何我們中那麼多人要離開我們的祖先親手建起了城市呢?在這裏,我們家族的名字得到尊重,這裏的街道和語言我們十分熟悉。正如去年六月我在巴特勒大學所説的,這裏確實有西方文明中最好和最壞的東西,為何離鄉背井?冒險精神!

    也可能是因為我們想逃脱一種巨大的拉力。那不是無處不在的地球的引力,而是來自皇冠山墓地的牽扯。

    皇冠山已經擒獲了我的姐姐艾麗,但它沒有得到簡。

    它也得不到我的哥哥伯尼。它也得不到我。

    一九九○年我在俄亥俄州南部的一所大學做講座。他們把我安頓在附近的一家汽車旅館。我作完演講回到旅館,按老習慣到酒吧去喝點摻蘇打水的蘇格蘭威士忌,這樣晚上我就能像孩子一樣酣睡。我喜歡這樣酣暢的睡眠。酒吧裏全是些當地老人,志趣相投,看上去相處十分友好。他們笑聲不絕。他們都是些喜劇演員。

    我問酒吧招待,他們是些什麼人。他説他們是詹斯維爾中學一九四○年的畢業生,在這裏舉行五十週年聚會。

    這樣的聚會真是難能可貴。我也是肖利奇高中一九四○屆的,每年的老同學聚會總不去參加。

    這些人就好像桑頓·魏爾德《我們的小鎮》中的人物。

    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劇作。

    我和他們這些人都有了一把年紀,都還記得過去的日子。那時上不上大學,經濟上不會有太大的區別,你仍然能夠有所作為。那時我對我父親説,也許我不想像我哥哥伯尼那樣當個化學家。要是我去一家報社工作,可以為他們省下一大堆錢。

    請你明白:我只有學我哥哥學過的同樣課程,才有資格進大學。父親和伯尼兩人對此意見一致。任何其他方面的高等教育都被他們倆稱為裝飾品。他們嘲笑當保險推銷員的亞歷克斯叔叔,因為他在哈佛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裝飾性的。

    父親説最好我去同他的好友弗雷德·貝茨·約翰遜談談。他現在當律師,年輕時曾為現已停刊的民主黨報刊《印第安納波利斯日報》當過記者。

    我同約翰遜先生很熟。父親以前帶我同他一起在布朗縣打野兔,打鳥。後來艾麗吵鬧得太厲害,我們只得放棄。

    他背靠在轉椅上,在辦公室裏眯着眼睛問我打算如何開始當記者的生涯。

    “是這樣.先生,”我説,“也許我能在《科爾弗公民報》找到一份工作,幹上三四年。我很熟悉那個地方。”科爾弗是印第安納北部馬辛古基湖邊的一個小城。過去我們在湖北有一棟度夏的村舍。

    “接下去呢?”他問。

    “積累了經驗之後,”我説,“我就能在一家更大的報社找個職位,也許在里奇蒙德,或者科科莫。”

    “再接下去?”他問。

    “為這樣的報紙幹上大約五年後,”我説,“我想我應該可以向印第安納波利斯發起衝擊了。”

    “對不起請稍等一下,”他説,“我要打個電話。”

    “沒關係。”我説。

    他坐在轉椅上旋了半圈,背對着我打電話。他説話聲音很輕,但我也沒打算偷聽他説些什麼。我想反正與我無關。

    他掛上電話,轉回來面對着我。“祝賀你!”他説,“你可以到《印第安納波利斯日報》去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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