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但願《我們的小鎮》是我寫的。但願滾輪冰刀是我發明的。
我曾問已故的海明威的朋友和傳記作家A·E·霍奇納，如果打自己的那一槍不算，海明威有沒有向人開過槍？霍奇納説：“沒有。”
我曾問已故的偉大的德國小説家海因裏希·伯爾①，德國人性格中的基本弱點是什麼？他説：“順從。”
我曾問我收養的三個外甥中的一個，我的舞跳得怎樣？他説：“還過得去。”
我落泊時曾在波士頓找了個當廣告抄寫員的工作。一個助理會計問我馮內古特是哪個國家的姓氏。我説：“德國。”他説，“德國人殺害了六百萬我的同胞兄弟。”
你想知道為什麼我沒得艾滋病，為什麼我不像那許多人那樣是HIV陽性？我沒有到處去亂搞。事情就這麼簡單。
特勞特説，艾滋病以及梅毒、淋病和其他花柳病的新菌種為可像上門推銷“雅芳”化妝品的女士那樣到處亂竄，這裏頭有個故事：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時，所有化學元素的代表在特拉爾法馬多星球上召開了一個會議。他們在那裏聚集為的是抗議他們中的一些成員被結合進了像人類那樣邋遢、卑鄙、既兇殘又愚蠢的大生物體中。
諸如釙和鐿這類從來不是人體基本組成部分的元素感到十分憤怒，認為不該有任何化學元素遭到如此濫用。
碳自己雖然是參予歷史上無數大屠殺的不光彩的老手，卻把會議的注意力引向十五世紀英格蘭以叛國罪公開處死的一個人。他被吊上了絞刑架，但沒有死成又被救活。
然後他的肚皮被切開。
劊子手拉出他腹中的一串腸子。他把腸子舉在那人面前，用火把燒烤。腸子還和那個人的內臟連着。劊子手和他的助手將此人的四肢捆在四匹馬上。
他們用鞭子抽馬。將那個人撕成不規則的四塊。他們把這四塊屍體用賣肉的鈎子掛起來，在市場上示眾。
據特勞特所言，開會之前大家都同意，誰也不談成年人類對兒童做出的可怕事情。好幾位代表威脅説，如果要他們坐在那兒聽那些令人髮指的故事，他們將抵制會議。説了又有什麼用呢？“成年人對成年人的所作所為已經不再留下任何異議，人類應該被消滅。”特勞特説，“再去重述成年人類對兒童做出的令人作嘔的事，實在是畫蛇舔足。”
氮哭訴道，它無意中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死亡集中營的納粹衞兵和醫生的幫兇。鉀講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西班牙宗教審判的事例，鈣講述了羅馬的角鬥，氧講述了黑非洲的奴隸史。
鈉説，到此為止，不必再言。繼續提供例證已是多此一舉。會議通過一項提案，與醫藥研究有關的所有化學元素必須儘可能攜手合作，製造出各種新的強力抗生素。這些抗生素會導致致病微生物發生新的具有免疫力的變體菌株。
鈉預言，在不久的將來，任何一種人類疾病，包括粉刺和股癬，不但無藥可治，而且都能致人死命。“所有人類都將死亡。”根據特勞特所寫，鈉是這麼説的，“就如宇宙誕生之初一樣，所有元素都將從罪惡中得到解脱。”
鐵和鎂支持鈉的提案。磷提議進行投票表決。提案在掌聲中得到通過。
第十三章
佐爾頓·佩帕對他的妻子説：現在人們的腦袋不是放在盤子裏端還給他們，而是用鑷子鉗提着交還給他們。那是二○○○年聖誕節前夜，他説那番話的時候，基爾戈·特勞特正在美國文學藝術院的隔壁。當這位下肢癱瘓的作曲家正在發表讓人與更聰明的機器去競爭如何喪失理智等—番高談闊論時，特勞特沒聽到他的誇誇其談。他們倆人之間隔着—道厚厚的磚牆。
佩帕用反問句問一個問題：“有什麼必要花費這麼大的心智財力，來把自己羞辱一番？我們本來就沒有認為自己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特勞特坐在為無家可歸者開設的住宿營的帆布牀上。
這地方原來是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這位有可能是歷史上最多產的短篇小説作家，是在警察對從紐約公共圖書館到第五大道和第四十二大街交界處這一地段進行大清掃時被抓獲的。他和那一地段的其他十三名流浪漢一起，坐上黑色的校車，被送到遠離市區通向地獄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住宿營裏。特勞特稱他的同伴們為“聖牛”。
在特勞特到達前五年，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將其館藏展品搬遷到了市中心更加安全的地區，藏品中包括那些被征服的土著人的殘留物，以及事情不堪收拾之前他們如何生活的立體佈景。
他在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跨過了又一個里程碑，現在已是八十四歲高齡。他將在二○○一年的勞動節去世，享年仍是八十四歲。但是在那之前，時震將帶給他、帶給我們每一個人一件意想不到的十年生命的獎勵——如果稱能將其稱做獎勵的話。
重播結束後，他在永遠沒有完成的自傳《我的十年自動飛行》中是這樣寫到這一段時間的：“聽着，如果不是時震拖着我們經歷一個又一個的坎坷，那麼一定是其他某種同樣低鄙、同樣強大的勢力。”
“這個男人，”我在《時震之一》中寫道，“是個獨生子。十二歲那年，他在馬薩諸塞州北安普頓當大學教授的父親謀殺了他的母親。”
我提到過，特勞特是個流浪漢。自一九七五年秋季以來，一直把寫好的小説稿扔掉，而不送交發表。我也説過那是在他得到獨生子里昂去世的消息之後。里昂從美國海軍當逃兵後，在瑞典獲准政治避難，並在一家船廠當電焊工。
一次偶發事故中他的頭被削掉。
我也講到特勞特五十九歲開始流浪，一直沒有家，直到臨近死亡，他才住進羅德島叫離宮的作家度假村海明威套房，才算安頓下來。
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是歷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大屠殺的見證。特勞特登記住入這個原來的博物館時，小説《B36姐妹》在他的衣袋裏可以説熱得燙手。他是在市中心的公共圖書館裏寫完這篇小説的，還沒來得及處理掉，警察就已將他拘捕。
於是他披上那件作為戰爭剩餘物資的海軍外衣，告訴住宿營的職員他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①，沒有活着的親戚。然後他走到室外，把手稿扔進美國文學藝術院門前用鏈子鎖在消肪龍頭上無蓋的鐵絲垃圾簍裏。天氣十分寒冷，簡直要把外面那隻銅猴的睾丸給凍得掉下來。
他離開十分鐘後回到住宿營時，那個職員對他説：“你到哪兒去了，文森特？我們都在找你。”他告訴特勞特他的帆布牀在哪裏。他的牀緊挨着隔開住宿營和文學藝術院的那堵牆。
在屬於文學藝術院的那一側牆上，在莫妮卡·佩帕青龍木寫字枱上方，掛着一幅喬治婭·奧基夫②的畫：沙漠上一具白色的牛頭骨。而在特勞特那一側牆上，在他帆布牀上方是一條標語，讓他把傢伙插進任何東西之前，先要套上避孕套。
時震襲來，再後“重演”，最終結束。自由意志再度闖入人心時，特勞特和莫妮卡終於互相認識。順便説一下，她的寫字枱從前屬於作家亨利·詹姆斯。她的椅子曾是作曲家、指揮家裏昂納德·伯恩斯坦①的。
時震襲來前五十一天，特勞特意識到他的帆布牀與她的寫字枱多麼接近時，他講了下述這些話：“要是我有個火箭筒，就把隔開我們兩人的牆轟出一個洞來。如果我沒有把其中一個，或者我們倆人全都打死，那麼我就會問你，‘一個像你這樣的好姑娘在這種地方幹些什麼？’”
第十四章
在住宿營特勞特旁邊牀位的一個叫化子祝他聖誕快樂。特勞特回答道：“叮兒——鈴！叮兒——鈴！”
你也許會以為，這是聖誕老人駕着雪橇從屋頂上走過的鈴鐺聲。他的回答與節慶氣氛相符，純粹是巧合。任何人説些沒內容的話向他打招呼，如“近來好嗎？”或者“天氣不錯”或者諸如此類的話，不管什麼季節，他都可能回答“叮兒—鈴！”。
根據手勢體態不同、音調和社交場合不同，他的意思確實可能是“也祝你聖誕快樂”。但這話就如夏威夷人説的“阿羅哈”一樣，也可以用於取代“你好”或“再見”。這位老科幻作家還可以使它的意思變成“請”或“謝謝”，或者“是”或“不是”。或者“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或者“給你腦子裏塞滿炸藥，也不夠把你帽子炸飛”。
二○○一年夏天我在離宮問他，“叮兒——鈴”是如何成了他交談中不斷出現的一種appoggiatura①，一種裝飾音的，他給了我一個解釋，後來我發現他只是敷衍搪塞而已。
他説：“那是在戰爭期間，每當我發出炮擊的信號，炮火正好擊中目標時，我就發出歡呼，‘叮兒—鈴！叮兒——鈴！’”
那是海濱野餐會之前的那個下午。一小時之後，他勾着手指向我示意．讓我到他的房間去。我進屋後，他就關上了房門。“你真的想知道‘叮兒——鈴’的意思？”他問我説。
當時我相信了他前面的那個解釋，但是特勞特有更多的話要告訴我。我剛才那個無辜的問題，使他回想起了在北安普頓的可怕的童年。不説出來，他心裏無法平靜。
“我十二歲的時候，”基爾戈·特勞特説，“我父親謀殺了我的母親。”
“她的屍體藏在地窖裏，”特勞特説，“但當時我只知道她失蹤了。父親對天發誓説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説，也許她到親戚家去了——許多殺妻犯都是這麼説的。
那天上午我上學去後，他把她殺了。
“那天晚上，他做了我們兩個人吃的飯。父親説，如果明天上午還沒有她的消息，他就去警察局報告她失蹤的事。
他説，‘她近來好像一直很疲倦，很緊張。你注意到了嗎？’”
“他神經不正常，”特勞特説，“如何不正常？那天半夜他走進我的卧室，把我喚醒。他説他有要緊的事要對我説。
其實什麼要緊事也沒有，他講的是一個下流的笑話，但這個可憐的病人卻認為，這故事是他一生遭受的各種可怕打擊的一個寫照。故事講的是一個逃犯，他來到一個他認識的女人家裏，躲避警察的追捕。
“她起居室的屋頂像教堂，也就是説從牆到屋頂最高處成拱形結構，下面橫架着粗大的椽木，形成中間的空間。”特勞特停頓了一下，沉浸在故事裏面。他父親當時肯定也是這樣。
他在以自殺的歐內斯特·海明威命名的套間裏繼續説：“她是個寡婦。他把衣服脱光了，她去找她丈夫的衣服給他更換。但他還沒來得及穿上，警察的警棍已在拼命地敲打着前門。於是，逃犯爬上去躲在木椽子上面。當那個女人開門讓警察進來時，他巨大的睾丸從椽子空隙處懸垂下來，暴露無遺。”
特勞特又停頓了一下。
“警察問女人那個男人在什麼地方。女人説她不明白他們説的是誰。”特勞特説，“一個警察看到睾丸在木椽上懸着，便問那是什麼。她説那是中國寺廟裏掛的鈴鐺。他信了她的話。他説他一直想聽中國寺廟的鈴聲。
“他用警棍抽了一下，但沒有聲音。於是他打得更重，又一下，然後又非常使勁地再抽一下。你知道那個躲在木椽子上面的傢伙怎麼尖叫的嗎？”特勞特問我。
我説不知道。
“他叫了起來，‘叮兒——鈴。你這個狗雜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