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新舊世紀交替時期文學藝術院的創始人，同發明了錄音機、電影和其他東西的發明家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同處於一個時代。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這些旨在吸引全世界億萬人注意力的發明，還只能發出難聽的粗叫和搖曳的光影，還只是生活本身的挖苦作品。
文學藝術院現在佔據的大樓，是一九二三年由慈善家阿切爾·米爾頓·亨廷頓出資，麥克金－米德－懷特公司設計的。那年，美國發明家李·德·弗萊斯特造出了新的器械，能給電影配上聲音。
我在《時震之一》中有一個二○○○年聖誕節前夜在莫妮卡·佩帕辦公室的場景。莫妮卡是虛構的文學藝術院的行政秘書。那是基爾戈·特勞特將《B36姐妹》手稿放入門口無蓋鐵絲垃圾簍裏的那天下午，離時震發生還有五十一天。
佩帕夫人，也就是困於輪椅的殘疾作曲家佐爾頓·佩帕的妻子，與我那個極端厭世的姐姐艾麗長得十分相像。艾麗死於很久以前的一九五八年，當時我三十六歲．她四十一歲。要債的一直逼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刻。世上的一切都對她構成了致命的癌症。這兩人都是漂亮的金髮女郎，這點沒問題。但她們身高都是六英尺二！兩個女人在青少年時期就經歷了永久性的文化適應，因為除了在非洲的瓦圖西人①中間．這麼高的女人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顯得格格不入。
兩個女人都有不幸的身世。艾麗嫁給了一個不錯的男人，但他在愚蠢的生意中虧掉了他們兩人的所有積蓄，而後又再虧了一些。莫妮卡·佩帕是造成她丈夫腰部以下癱瘓的原因。兩年以前，在科羅拉多州艾斯本的—個游泳池裏，她碰巧跳水落在他的身上。艾麗債台高築，又有四個兒子要撫養，但至少她只要死一次就了事了。而在時震發生後，莫妮卡·佩帕還得再來一次燕式跳水，朝她丈夫身上砸去。
二○○○年聖誕節的前夜。莫妮卡與佐爾頓正在文學藝術院她的辦公室裏交談。他們倆年齡相同，都是四十歲，是生育高峯出生的那一代。他們沒有子女。由於她的緣故，他那件器具已不頂用。佐爾頓哭笑無常顯然有這方面的原因。但他吵鬧主要是因為隔壁家那個五音不辨的孩子。他通過一種叫“沃爾夫岡”②的新電腦軟件的幫助，譜寫了一部模仿貝多芬但質量尚可的絃樂四重奏。
那個惹人討厭的孩子的父親，還偏偏把他兒子的電腦打印機裏吐出來的樂譜拿來給佐爾頓看，問他寫得好不好。
就好像那條殘腿、那件派不上用場的器具還不足以使佐爾頓情緒失控，一個月前，他當建築師的哥哥弗蘭克由於自尊受到幾乎同樣的打擊而自殺身亡。對的，由於時震弗蘭克將被從墳墓裏拖出來，當着妻子和三個孩子的面，再次一槍把自己的腦袋打得崩裂。
事情是這樣的：弗蘭克到藥店去買避孕套，或者口香糖，或者別的什麼，藥劑師告訴他，他十六歲的女兒已經成了建築師，並想從高中退學，因為中學裏太浪費時間了。學校為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那些只配進初級學院的低能兒——買了一種新的電腦軟件，通過這個軟件的幫助，她為這個死氣沉沉的地區的青少年設計了—個娛樂中心。這種電腦軟件叫“帕拉迪奧”①。
弗蘭克來到電腦商店，要求在購買之前先試一下“帕拉迪奧”。他懷疑這種電腦軟件對像他這樣一個受過專門教育、以建築設計為專業的人會有什麼幫助。於是，就在店堂裏面，在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裏。“帕拉迪奧”完成了他讓它做的事，畫出了可供承包商按托馬斯·傑斐遜②風格建造一座三層停車庫的圖紙。
弗蘭克盡他所能，提出了最不可思議的設計要求，滿以為“帕拉迪奧”一定會告訴他去另請高明。但事情並非如此。電腦向他發了一份又一份的信息表，問他設計停放多少輛汽車。由於各城市對當地城市建築有不同規定，問他建在哪個城市、車庫是否也供停放卡車使用，等等，等等。
它甚至還詢問周圍建築的情況，是否能與傑斐遜風格的建築融為一體。它還以邁克爾·格雷夫斯或貝聿銘①的方式向他提交可供選擇的其他方案。
它告訴他排電線和管道的方案，以及他能説出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估計造價。
於是，弗蘭克回到家裏，第一次自殺。
兩個二○○○年聖誕節中的頭一個聖誕前夜，佐爾頓·佩帕在文學藝術院他妻子的辦公室裏又哭又笑。他對他漂亮但靦腆的妻子説：“過去一個人在他的行業中遇到災難性的大倒退，人們常用的説法是把他的頭放在盤子裏端還給他。我們的頭現在被鑷子鉗提着交還給我們。”
當然，他話中指的是集成芯片。
第十章
艾麗死於新澤西。她丈夫也是個印第安納州本地人，兩人都葬在印第安納波利斯的皇冠山公墓。安息於此的還有山地人詩人、終身未娶的酒鬼詹姆斯·維特考姆·萊利①，還有三十年代可愛的銀行搶劫犯約翰·迪林格．還有我的父母庫爾特和伊迪絲·馮內古特，還有哈佛畢業的人壽保險商、遇到高興事就説“真是美妙之極”的我父親的小弟亞歷克斯·馮內古特，還有我們再前面兩代的祖先：一個釀酒廠老闆、一個建築師、幾名商人和幾名樂師，當然，還有他們的妻子。
濟濟一堂！
約翰·迪林格是個農家孩子，從監獄逃出，手持一把用破搓衣板削成的木手槍。他是用鞋油把槍塗成黑色的！此人真是妙趣橫生！逃跑期間，他搶劫銀行，然後消失在荒野樹林中。此間他還向亨利·福特寫了一封表示崇拜的信，感謝這位老反猶太分子製造了適合於逃犯用的如此快速便捷的汽車！
在當時，如果你的駕駛技術好，又有好的汽車，就有可能在警察的追捕中逃脱。這才叫公平競賽！這就是我們所説的在美國每個人都應得到的東西：一塊平整的運動場地！
迪林格只搶闊佬大户，搶武裝警衞看守的銀行，而且事必躬親。
迪林格不是個陰險的面堆笑容的騙子。他是個運動健將。
總有人起勁地在公立學校的書架上搜尋煽動性的書籍，這種舉動永遠不會停止。但兩種顛覆性最大的作品卻無人問津。而且絲毫未遭懷疑。其中一個是羅賓漢①的故事。雖然約翰·迪林格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顯然他從羅賓漢的故事中得到了澈勵：這是一個男子漢生活中該如何行為的體面的榜樣。
在當時美國非知識分子家庭中，電視上的無數劇目尚未充斥孩子們的頭腦。他們只聽過或者讀過有限的幾篇故事，因此記得住，也有可能從中學得點什麼。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英語國家，《灰姑娘》總是這類故事中的一個，《醜小鴨》是另一個。再一個就是羅賓漢的故事。
還有一則像羅賓漢的故事那樣對既定權威表示不屑的是《新約全書》中描述的耶穌基督的生平。《灰姑娘》和《醜小鴨》則不屬於此類。
在聯邦調查局那個沒結過婚的同性戀局長J.埃德加·胡佛的命令之下，聯邦調查局的僱員槍殺了迪林格，在他帶着女友從電影院出來時，當場將他擊斃。他沒有拔槍，沒有帶刀，沒有向他們衝去，也沒有企圖逃跑。他像其他人一樣，從電影院走入真實世界，從幻境中甦醒。他們殺死他是因為長期以來那些戴淺頂軟呢帽的聯邦調查員，都被他弄得像精神失常的傻瓜蛋，他們無法容忍。
那是一九三四年的事。當時我十一歲，艾麗十六歲。
艾麗哭了，發了火。我們兩人一起咒罵與迪林格一起到電影院的那個女人。那個婊子——沒有什麼別的可以稱呼她了——向聯邦調查局告了密，告訴他們迪林格那天晚上會在哪裏出現。她説她將穿一條橘黃色的蓮衣裙。那個走在她身邊同她一起出來的難以描述的傢伙．就是聯邦調查局同性戀局長指定的頭號公敵。
她是個匈牙利人。有句老話説：“如果有個匈牙利人做朋友，你就不需要有敵人。”
迪林格葬在皇冠山墓地離西三十八街籬牆不遠的地方，艾麗後來同他的大墓碑一起照了相。自從我那位槍瘋子父親在我生日那天送給我一把點二二口徑半自動步槍後，我打烏鴉也常常來到他的墓碑前。那時烏鴉屬於人類的敵人。只要一有機會，它們就會吃我們的糧食。
一個我認識的孩子射下一隻金雕。兩側的翅膀拉開有那麼長！
艾麗反對殺生，於是我不再打獵，父親也不幹了。我在前面説過，他是個槍瘋子，打獵是為了證明，雖然他是搞藝術的。從事建築設計、繪畫和製陶，但他並沒有女人氣。我本人在公開的演講中常説：“如果你真想把你的父母氣瘋，而又沒有膽量去搞同性戀，至少，你可以去幹藝術這一行。”
父親認為他仍可以去釣魚，來表示自己的男子漢氣質。
但是我哥哥伯尼又把他的雅興給攪了。他説，這就像在砸一個瑞士手錶或其他精工細制的器械一樣，是一種糟蹋。
我在二○○一年海濱野餐會上告訴基爾戈·特勞特，我的哥哥姐姐如何使父親為釣魚打獵而感到羞恥。他引了一句莎士比亞的話：“忘恩負義之逆子，甚於毒蛇利齒！”
特勞特是自學成才的，連高中都沒有畢業。他能引用莎士比亞的話，我當時略略感到吃驚。我問他是否熟記了這位偉大劇作家的許多名言。他説：“是的，親愛的同僚，其中還包括一句完全概括了人類生活真諦的描述，以致後來的作家再寫任何—個字只能是多餘。”
“那是哪一句名言，特勞特先生？”我問。
他説：“‘世界是一個舞台，所有男男女女都是過場的演員。’”
第十一章
經過許多年的努力和失敗之後，我顯然已無法再能寫出可供發表的小説了。去年春天我在一封給老朋友的信中，解釋了何以如此的原因。這個朋友是愛德華·繆爾，詩人兼廣告商人，與我同齡，住在斯卡斯代爾。我在長篇小説《貓的搖籃》中説，如果沒有合乎邏輯的理由，某個人的生活老是與你的糾纏在一起，那麼他很可能就是你那“Karass①”
的成員，是上帝為了辦成某件事而把你們投放在一起的組合。愛德·繆爾②肯定是我這一“Karass”的成員。
讓我告訴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在芝加哥大學時，愛德也在該大學，但我們互相不認識。我到了紐約的斯克內克塔迪為通用電器公司當廣告員，愛德也去了那兒，在聯合學院當教師。我辭掉了通用電器公司的工作，搬到科德角，他又在那兒出現，為“好書俱樂部”招收新成員。我們最終碰面了。不管是不是在為上帝辦事，我的第一個妻子簡和我本人成了“好書俱樂部”一個分部的負責人。
他在波士頓找了個廣告職業，我也搬到了那座城市，但並不知道他已先我而行。愛德的第一次婚姻破裂時，我和妻子也一刀兩斷，而現在我們又都在紐約。但我想説明的是以下一點：我給他寄了那封關於作者心理阻塞的信，他把信進行了改動後又寄還給我，使它看上去像一首詩歌。
他略去了信後致禮的部分以及開頭的幾行，是稱讚他聯合學院的學生戴維·馬克森所作《讀者心理阻塞》一書的話。我説，現在不管小説寫得多麼精彩，很少有人為之所動，在這種時候讓他寫出了這麼一本好書，戴維不應該感謝命運。一些諸如此類的話。我手頭沒有用普通格式寫的原信。改成詩體後，它是這樣的：
不必感謝命運。
在我們離去時，
不再會有人為紙上的墨水怦然心動意識到它的價值。
我遭受着一種疾病的折磨很像輕度肺炎，
但應稱為輕度的作家心理阻塞。
我每天在紙上塗滿文字，
這些小説決不會有個什麼結果，
我發現它們一文不值。
《五號屠場》被一個德國青年改成了劇本，
將於六月在慕尼黑首演。
我不會前去捧場。
沒有一點興趣。
我很喜歡“奧卡姆剃刀”
或稱“吝嗇法則”，就是説對現象最簡單的解釋也常常最為可信。
通過戴維的開導，我已明白，在我們的體態英語幫助之下，作家的心理阻塞正在發現我們愛戴的人的生命真正是如何結束的，而不是如同我們希望的那樣。
小説是一種體態語言。
管他呢。
虧得愛德進行了這樣的改動。另一則關於他的不錯的故事發生在他為“好書俱樂部”當旅行推銷員的時候。他是個小詩人，偶爾在《大西洋月刊》之類的雜誌上發表一些詩作。但是他的名字與一九五九年去世的蘇格蘭人，大詩人愛德温·繆爾①幾乎一樣。有些涉獵廣泛而又迷迷糊糊的人問他是不是那位詩人，指愛德温。
有一次愛德對一位女士説，他不是那位詩人，她表現出極大的失望。她説她最喜歡的詩歌之一是《詩人為他的孩子掩飾》。看事情給攪的：這首詩正是美國人愛德·繆爾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