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一下這樣的情況：一所著名的美國大學以理智的名義放棄了橄欖球，將空體育場改建成一家炸彈工廠。理智至此終結。有點基爾戈·特勞特式的離奇。
我講的是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學。遠在我進校之前的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斯塔格球場看台下面，科學家們完成了地球上首次鈾裂變。他們的意圖是證實核彈的可行性。當時我們正與德國和日本交戰。
五十三年以後，即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一批人聚集在我那所大學的附屬教堂裏，紀念第一顆原子彈在日本廣島市爆炸五十週年。我也在場。
發言的人中有一個是物理學家利奧·塞倫。他很久以前參加了在死氣沉沉的體育設施下面進行的成功實驗。請你注意：他對自己過去的行為表示道歉！
應該有誰告訴他，在這個星球上連最聰明的動物都如此憎恨活在世上，當物理學家就意味着永遠不必説抱歉。
現在假設這樣一種情況：某人為失去理智的蘇聯造出了氫彈，確保它威力無比。然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個值得基爾戈·特勞特寫一篇故事的真實人物，就是已故的物理學家安德雷·薩哈羅夫②。
他因呼籲停止核武器試驗於一九七五年獲諾貝爾獎。
當然，他自己的核彈早已試驗完畢。他的妻子是兒科醫生！
哪種人既能改進氫彈，又能同兒童保健專家結婚？哪個醫生能同神經錯亂的配偶過日子？“今天單位裏有什麼趣事嗎，心肝？”
“有。我的炸彈肯定性能極好。你那個得水痘的孩子最近怎麼樣？”
一九七五年，安德雷·薩哈羅夫被當做聖人，而現在冷戰結束，已經沒人再為他喝彩。他在蘇聯是個持不同政見者。他呼籲停止發展和試驗核武器，也呼籲給人民更多的自由。他被踢出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科學院，從莫斯科流放到永久凍土上的一個鐵路邊的小鎮。
他沒有獲准去挪威的奧斯陸領取和平獎。他的妻子，當小兒科醫生的埃莉娜·波納代表他前去領了獎。但是我們現在是不是該問一問，她，或者任何小兒科醫生或醫務人員，難道不比參與為任何地方的任何政府製造氫彈的任何人更有資格獲得和平獎嗎？人權？還有什麼能比氫彈更無視任何形式的生命權利？紐約市的斯塔騰島學院於一九八七年六月向薩哈羅夫授予名譽博士的頭銜。他的政府又一次阻止他親自前去。
於是。他們讓我代他接受這個稱號。
我要做的就是，代讀一下他的來函。他寫道：“不要對核能表示絕望。”我像個機器人照本宣科。
我當時還那麼彬彬有禮！但這是在烏克蘭的切爾諾貝利發生這個瘋狂的星球上有史以來最致命的核災難後的一年。由於核輻射泄漏，今後很多年中整個北歐的孩子可能得病，甚至出現更嚴重的後果。小兒科醫生大有用武之地。
紐約斯克內克塔迪消防員在切爾諾貝利事件後的行為，倒要比薩哈羅夫蹩腳的規勸更能使我得到鼓舞。我曾在斯克內克塔迪工作過。那兒的消防員給遠方的同行兄弟寫了一封信，讚揚他們為搶救生命財產而表現出來的勇氣和無私精神。
為消防員歡呼！
雖然有些人在平日生活中可能只是些於人不恥的渣滓，但在緊急情況下卻都能變成聖人。
為消防員歡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