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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4)

    她每天都害怕工程師的出現,害怕自己沒有力量説一個不字。幾天過去了,害怕他來的擔憂逐漸變成了害怕他不來的恐懼。

    一個月以後,工程師仍然音信全無。特麗莎覺得有點費解。她的灰心失意逐漸消退,變成了一個惱人的疑問:他為什麼不來?

    這天她正在侍候顧客,朝那個曾經攻擊她賣酒給孩子喝的禿頭走去。他正在大聲講一個骯髒的笑話。笑話是老調重彈,她從前在小城裏端啤酒時就從醉鬼們那裏聽過上百遍了。她又一次感到母親的世界在闖入她的生活,於是粗魯地打斷了禿頭。

    “不要你指手劃腳,”那男人怒氣衝衝,“我們還讓你呆在這酒吧店裏,算是你福星高照!”

    “我們?你説的我們是指誰?”

    “就是我們,”那人舉起手裏的酒杯,“再要一杯伏特加。我可不願你這樣的人對我頂撞,明白嗎?哦,順便説吧,”他指着特麗莎脖子上一串廉價的珍珠項鍊,“這是從哪裏來的?你不能説是你丈夫給的吧?一個擦窗户的!他送不起這樣的禮物!是你的顧容,是不是?我想知道你用什麼來回報他們?”

    “馬上閉嘴!”她叫道。

    “別忘了,賣淫也是犯法的。”他繼續説,企圖抓住那項鍊。

    卡列寧突然跳出來,把前爪搭在酒櫃上,開始叫起來。

    大使説:“他是個秘密警察。”

    “那他為什麼這樣公開?一個秘密警察不秘密了有什麼好處呢?”大使盤腿坐在帆布牀上,象在學練瑜珈功。肯尼迪從牆上的相片框子裏朝他微笑,使他的話有一種特殊的威嚴。

    “秘密警察有幾種職能,親愛的,”他開始用長輩人的語氣説,“第一種是舊式的,他們只是聽聽人們説些什麼,向上司彙報。”“第二種職能就是威嚇人。他們要人們明氏我們都在他們的股掌之中,要讓我們害怕。你那禿頭朋友就屬於這一類。

    “第三種職能就是製造假象來損害我們的名聲。幾天前,他們試圖指控我們陰謀顛覆國家,當然這隻會使我們增加聲望。現在,他們往我們口袋裏塞麻醉毒品,聲稱我們強xx了一個十二歲的女孩,他們總能找到什麼姑娘跟在後面。”

    特麗莎立即聯想起那個工程師,他為什麼再不來了?

    “他們需要設陷斷,”大使繼續説,“強迫人們與他們合作,給另一些人設陷阱。這樣,他們就能慢慢地把整個民族變成一個純粹的告密者組織。”

    特麗莎此刻只想到一件事:工程師有可能是警察局派來的。那麼,把自己灌醉又宣稱他愛她的那個少年又是誰?正是因為他,禿頭特務才攻擊她,工程師才為她辯護。那麼,這三個人都在預先安排的方案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目的是軟化她,使她上鈎!

    她怎麼能沒想到這一點呢?那住宅是那麼奇怪,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家呀!一個穿着華貴的工程師怎麼會住在一個那樣的破地方?他是工程師嗎?如果是,他怎麼可以在午後兩點的時候下班?另外,有多少工程師讀索福克勒斯的書?不!那不是工程師的圖書館!那地方總的來看更象是某個窮知識分子的住宅,是把他抓進監獄以後沒收來的。十歲那年,她父親被抓進了監獄,國家沒收了他們的住宅和父親所有的書,誰知道那房子後來作什麼用了?

    現在她明白了,為什麼工程師不再來了:他完成了使命。什麼使命呢?秘密特務喝醉時已經粗心地泄露出來了:“別忘了,賣淫也是犯法的。”現在,自稱工程師的人可以證實她跟他睡了覺,還向他勒索了錢!他們將威脅她,將她的醜聞公之於眾,除非她同意向他們報告在酒吧裏喝酒人的情況。

    “彆着急,”大使安慰她,“你的事聽起來沒有什麼危險。”

    “我想也是。”她用僵硬異樣的聲音説。然後帶着卡列寧,朝布拉格的夜晚走去。

    人們通常從災難中逃向未來,用一條擬想的線截斷時間的軌道,眼下的災難在線的那一邊將不復存在。但特麗莎在自己的未來裏還看不到這樣的線。只有往回看才能給她一些安慰。又是星期天了,他們坐上車,遠離布拉格的束縛。

    托馬斯開車,特麗莎坐在旁邊,卡列寧坐在後面,偶爾伸過頭舔舔他們的耳朵。兩小時後,他們來到一個以礦泉水出名的小鎮上。六年前他們在這裏住過幾天。他們想在這裏過夜。

    他們開進廣場,下了車,面對曾經住過的旅館站着。這裏沒有什麼變化,一棵老椴樹還象以前一樣挺立在旅館前面。一座古老的木製柱廊往左邊轉去,最高處止於溪流之中。溪流把帶有療效的泉水濺落在大理石的盆內。人們都紛紛探身彎腰,手裏持有相同的小玻璃杯。

    托馬斯再看那旅館時,發現事實上有些東西還是變了。原來稱為格蘭特的旅館現在更名為“貝加爾”。他看了看大樓轉彎處的街名牌:莫斯科廣場。隨後,他們在熟悉的街道上走了一圈(沒套皮帶的卡列寧緊隨其後),查看了所有的街名:斯大林格勒街,列寧格勒街,羅斯托夫街,諾沃西比斯克街,基輔街,熬德薩街;還有柴可夫斯基療養院,托爾斯泰療養院,柯薩科夫療養院;還有蘇沃洛夫旅館,高爾基劇院,普西金酒吧。所有這一些名字都來自俄國的地理和俄國的歷史。

    特麗莎突然記起俄國入侵的那幾天,每個城鎮的人都把街道路牌拔掉了,住宅號牌也不見了。整個國家一夜之間成了無名的世界。俄國部隊在鄉下轉了整整幾天,不知自己來到了哪裏。軍官們搜尋並企圖佔領報社、電視台、電台,但沒能找到它們。無論什麼時候他們問路,人們不是對他們聳聳肩,就是告訴他們錯誤的地名和方向。

    現在看來,失去名字對於一個國家來説是相當危險的。那些街道和建築再也不能恢復它們原來的名字了。結果,一個捷克小礦泉突然演變為一個虛構的袖珍俄羅斯,特麗莎尋找着的往昔已被人沒收。他們不可能在這裏過夜。

    他們默默地走回汽車。她想着一切人與一切事看來都偽裝起來了。一個古老的捷克城鎮競被眾多俄國名字淹沒。拍攝入侵照片的捷克人競無意中為秘密警察效勞。送她去死的人臉上戴的面具競象托馬斯。一個特務扮演着工程師而一個工程師競想扮演佩特林山上的人。還有他房裏那本有象徵意義的書,原來也只不過是蓄意引她走入迷途的贗品。

    想到她在那裏拿着那本書,她心裏突然一亮,兩頰都紅了。事情經過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當時工程師説他去取咖啡,她走向書架去取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隨後工程師回來了,可沒有什麼咖啡呀!

    她一遍又一遍回想那些場景;他去取咖啡去了多久?肯定至少有一分鐘,也許有兩分鐘,甚至三分鐘。那麼他在那間小客廳裏磨磨蹭蹭幹了些什麼?他上廁所了?她竭力回憶當時是否到了關門聲或沖水聲。沒有,她肯定沒有聽到水聲,要不然她會記得的。而且她幾乎能肯定那門已經關了。那麼他在那間客廳裏幹了些什麼呢?

    再清楚不過了:他們要讓她上圈套,需要除工程師以外的更多確切鐵證。在他不見了的那一段長長而可疑的時間內,他只可能是去那間屋裏安放電影攝影機;或者有更大的可能,他把某個帶有照相機的入放進來,讓他從簾子後面給他們拍照。

    僅僅幾周前,她還嘲笑普羅恰茲卡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集中營裏,不知道私人生活是不存在的。那麼她自己呢?她天真過分,以為自己從母親屋頂下逃脱出容,已成為自己私生活的主人。可是,不,母親的屋頂延展着以至遮蓋了整個世界,使她永遠也當不了主人。特麗莎永遠也逃脱不了她。

    他們走下花草鑲嵌的台階,折回廣場。托馬斯問:“怎麼啦?”

    她還沒來得及答話,便聽到有人跟托馬斯打招呼。

    是一個五十來歲的飽經風霜的男人,一位農場工。托馬斯曾經給他動過手術。這人每年一次被送到礦泉來療養。他邀請託馬斯與特麗莎去與他喝一杯。考慮到法令不允許狗進入公共場所,特麗莎便把卡列寧送回汽車。她轉來時,那人已在附近一個酒吧找了張桌子,正在説:“我們的生活平平靜靜的,兩年前他們甚至還選我當了集體農莊主席呢。”

    “恭喜你。”托馬斯説。

    “你知道怎麼着,人們死活都要往城裏搬。頭兒們,當然喜歡有人願意留下。他們不可能開除我們。”

    “這是我們嚮往的。”特麗莎説

    “姑娘,你會悶得哭鼻子的。那裏沒什麼可乾的,什麼也沒有。”

    特麗莎注視着農場工曬得黑黝黝的臉龐,覺得他非常和善可親。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有人和善可親!她眼前浮現出一片鄉村生活的幻景:有鐘樓的村莊,田野,樹林,順着溝渠奔跑的小兔,以及戴着綠色帽子的獵手。她從未到農村住過,對鄉下的想象都是聽説來的,或許是從書中讀到的,還或許是無意識地從古老祖先那裏承襲下來的。這些幻景在她腦子裏栩栩如生,如同家庭影集中老祖母的舊式照片,明白而清晰。

    “你還有什麼不舒服嗎?”

    那人指着脖子後面腦神經與脊髓相連的部分:“這兒還是經常痛。”

    他仍然坐着,托馬斯摸了摸那兒,簡單地給這位從前的病人檢查了一遍:“我再沒權利開處方了。不過,去告訴現在給你看病的醫生,就説你跟我談過了,我建議你用這個藥。”他從皮包裏的便箋本上撕下一頁,用大寫字母寫了那種藥的藥名。

    他們動身回布拉格。

    一路上,特麗莎鬱郁沉思着工程師懷裏的她那張裸體照片,努力想安慰自己,即使那張照片確實存在,托馬斯也永遠不會看見的。它對他們僅有的價值無非是訛詐她的資本。他們把它寄給托馬斯的話,這一價值就隨之消失了。

    但是,如果那些警察不能利用她,他們會決定再幹些什麼呢?照片只會成為他們手中的玩物,可保不住他們也許僅僅為了開個玩笑,把它用個信封寄給托馬斯。

    托馬斯收到這樣一張照片又會怎麼樣?會把她趕走嗎?也許不會,很可能不會的。但他們那易垮的愛情大廈必然會搖搖欲墜,因為大廈只有她忠誠的柱子作為唯一支撐,因為愛就象眾多帝權:一旦他們建立的信念崩潰了,自己也就隨之消亡。

    現在,幻景又出現在她眼前:一隻沿着溝渠奔跑的兔子,一個戴綠色帽子的獵手,以及鄉村教堂的鐘樓,高高地升起在樹林之上。

    她想告訴托馬斯,他們應該離開布拉格,離開這些把烏鴉活活埋在地裏的孩子,離開這些警察特務,離開這些用傘武裝起來的婦女。她想告訴他,他們應該搬到鄉下去,那是挽救他們的唯一出路。

    她轉向他,但托馬斯沒有反應,兩眼直視前面的路。就這樣,因為她未能逾越他們之間沉默的屏障,她失去了説話的勇氣。她又一次體驗了從佩特林山上下來時的感覺,胃在收縮,以為自己要生病了。對她來説,他太強壯,自己太柔弱。他發出那些她不能理解的命令,她努力奉命執行,卻不知道為什麼。

    她想回到佩特林山上去,要求帶槍人用眼罩蒙任她的雙眼,讓她靠在那棵栗樹的樹幹上。她想死。

    醒來時,她發現自己一個人在家。

    她走到外面,開始朝堤岸那邊走去,想去看看瓦塔瓦河。她要站在它的岸邊,久久地狠狠地看着河水。漫漫水流的壯景將會撫慰她的靈魂,平息她的心境。河水從一個世紀到另一個世紀,不停地流淌,紛壇世事就在它的兩岸一幕幕演出,演完了,明天就會被人忘卻,而只有滔滔江河還在流淌。

    她憑欄凝望河水。她是在布拉格的郊外,瓦塔瓦河已流過了市區,把光榮的城堡和那些教堂留在身後;就象一位演完下台的女伶,疲乏不堪,仍在恍惚沉思。它從骯髒的堤岸之間穿過,被牆垣和柵欄所束縛,而牆垣柵欄還約束着眾多的工廠和遺棄了的運動場。

    她凝望着河水——它顯得更淒涼更暗淡——她突然看見河的中部漂着一個異物,紅色的,對了——是一條板凳,一張帶着鐵支架的木板凳,布拉格的公園裏多的是。木凳正往瓦特瓦下游流去,後面接着又是一張。一張又一張。特麗莎只能這樣猜想,布拉格公園裏所有的凳子都流入了這滔滔河水,遠遠地離開城市。好多好多的凳子,越來越多,象秋日的落時被流水從樹林裏洗刷出來,零落漂去——紅的,黃的,藍的。

    她轉過身,朝身後看去,象是要問路上行人這是為什麼,為什麼布拉格公園裏的凳子都漂到河裏去了?但每個擦身而過的人都很冷漠,對多少世紀以來一直流經他們短命之城的河流,毫不關心。

    她再一次俯腳河水,心中悲傷如割,她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一次告別。

    大多數的板凳已經看不見了,只有幾張後來的凳子隱隱浮現:幾張黃色的,最後一張,是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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