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巴爾扎克，人們首先會想到他的《高老頭》、《歐葉妮-格朗台》、《幻滅》，而《邦斯舅舅》恐怕就要稍遜一籌了。然而，我們卻讀到了也許會令中國讀者意外的評論。安德烈-紀德曾這樣寫道：“這也許是巴爾扎克眾多傑作中我最喜歡的一部；不管怎麼説，它是我閲讀最勤的一部……我欣喜、迷醉……”他還寫道：“不同凡響的《邦斯舅舅》，我先後讀了三、四遍，現在我可以離開巴爾扎克了，因為再也沒有比這本書更精彩的作品了。”二十世紀文學巨匠普魯斯特也給《邦斯舅舅》予以高度的評價，稱讚作者具有非凡的“觀察才能”，整部作品“觸人心絃。”可見《邦斯舅舅》確實是一部非常耐讀的小説。二
讀《邦斯舅舅》，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一部傳統的小説，自然可以用傳統的方法去解讀。讓我們着重看一看《邦斯舅舅》中的主要人物邦斯舅舅。
邦斯舅舅是個舊時代的“遺蹟”。小説一開始，便以極富象徵和概括性的手法，為我們描繪了他那悲劇性的外表及這外表所兆示的悲劇性的命運。
故事發生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巴黎，那是七月王朝統治時期，法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正經受着激烈的動盪。貴族階級逐漸沒落，資產階級政客、大銀行家，投機商和大批食利者佔據了法國的政治和經濟舞台，而邦斯舅舅在這個時代的的舞台上是顯得那麼格格不入：他“衣着的某些細微之處依舊忠實地保留着一八○六年的式樣，讓人回想起第一帝國時代。”這個“又幹又瘦的”老人，“在綴着白色金屬扣的暗綠色上衣外，又套着一件栗色的斯賓塞！……一個穿斯賓塞的人，要知道在這一八四四年，不啻於拿破崙尊駕一時復生，”怪不得他一出場，巴黎街頭早已麻木的無聊看客也不由得發出含義豐富的微笑，帶着譏刺、嘲弄或憐憫：他“身上無意中留存了某個時代的全部笑料，看起來活脱是整整一個時代的化身”，“就像人們説帝國式樣傢俱一樣，毫不猶豫地稱他為帝國時代人物。”
這位“帝國時代人物”，原本是個頗有才華的音樂家，他的曲子還獲得過羅馬大獎。當初，國家把他派往羅馬，本想把他造就成一個偉大的音樂家，可他卻在那兒染上了古董癖，還“染上了七大原罪中恐怕上帝懲罰最輕的一樁：貪饞”。
一方面，邦斯那顆“生機盎然的心靈永不疲憊地欣賞着人類壯麗的創造”，在收藏和欣賞人類的藝術創造中得到慰藉和昇華；另一方面，他那張挑剔的嘴巴充滿嗜慾，腐蝕了他的氣節，那“嗜慾潛伏在人的心中，無處不在，在那兒發號施令，要衝破人的意志和榮譽的缺口……”
從表面看，似乎是邦斯犯的那樁原罪——“貪饞”把他推向悲劇的道路，由一個具有藝術追求的音樂家“淪落到一個吃白食”；養成了“吃好喝好”的惡習，“只要能夠繼續活個痛快，嚐到所有那些時鮮的瓜果蔬菜，敞開肚子大吃（話雖俗，但卻富有表現力）那些製作精細的美味佳餚，什麼下賤事都能做得出來”。他不僅為滿足自己的貪饞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喪失了獨立的人格，而且還被腐蝕了靈魂，“對交際場上那些客套，那些取代了真情的虛偽表演全已習以為常，説起來恭維話來，那簡直就像花幾個小錢一樣方便”。
然而，這僅僅是邦斯人生悲劇的一個方面，一個非本質的方面。他的悲劇的深刻原因，在於他的“窮”，在於他與他的那些富有、顯赫的“親戚”根本上的格格不入。一個在一八四四年還穿着斯賓塞的“帝國時代人物”，偏偏又生活在一羣七月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之中。在他身邊，有法國藥材界巨頭博比諾，“當年鬧七月革命，好處儘讓博比諾得了，至少與波旁王族第二分支得到好處不相上下”；有“不惜犧牲自己的長子”，拼命向政界爬的老卡繆佐；有野心勃勃一心想當司法部長的最高法院庭長；有公證人出身，後來當上了巴黎某區區長，撈盡了好處的卡爾多。邦斯擔任樂隊指揮的那家戲院的經理，也同樣是個典型的資產階級暴發户。
從本質上講，邦斯是個藝術家。只有在藝術的天地裏，他才擁有青春；只有與藝術交流時，他才顯得那麼才氣橫溢。在樂隊的指揮台上，他的手勢是那麼有力；在他的那間充滿人類美的創造的收藏室裏，他是那麼幸福。對於藝術和美的創造，他是那麼一往情深。他“熱愛藝術”，“對任何手工藝品，對任何神奇的創造，無不感到一種難以滿足的慾望，那是一位男士對一位美麗的戀人的愛”。甚至，當他因為得不到愛而絕望，投入到“連富有德行的僧侶也不可避免的罪過——貪饞”的懷抱時，也是“像投入到對藝術品的熱愛和對音樂的崇拜之中”。
然而，他對藝術的熱愛是與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價值取向和道德標準相悖的。對七月王朝時期那些資產階級暴發户來説，音樂只是那些音樂家的一種“餬口的”手段，戲院經理戈迪薩爾看重邦斯的，不是他的才華，而是邦斯編的樂曲可以給他招徠觀眾，帶來滾滾財源；對愛慕虛榮，耍盡一切手段要讓丈夫當上議員，乃至司法部長的德-瑪維爾庭長太太來説，邦斯蒐集的那些藝術品，那些稀世珍品，“純粹是一錢不值的玩藝”，藝術痴迷的邦斯，完全是“一個怪物”。
在這些人的府上，邦斯老人經受着百般的奚落、嘲諷和耍弄，最終被逐出“他們的天地”，實在是不可避免的。在他們這裏，沒有藝術的位置，他們“崇拜的是成功，看重的只是一八三○年以來獵取的一切：巨大的財富或顯赫的社會地位”。劇院的頭牌舞女愛洛伊斯-布利茲圖説得是那麼一針見血：如今這個世道，“當老闆的斤斤計較，做國王的巧取豪奪，當大臣的營私舞弊，有錢的吝嗇摳門……藝術家就太慘了！”看來，邦斯由藝術家淪為“吃白食的”，這不能不説藝術本身的淪喪，而邦斯的悲劇，恐怕就是藝術的悲劇了。三
法國當代著名文學批評理論家熱拉爾-熱奈特在探討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的敍事話語時指出，偉大的作品，“它們運轉的動力之一就是讀者有選擇的認同，好感與惡感，希望與焦慮，或如我們共同的鼻祖所説的恐懼與憐憫。”①讀巴爾扎克的《邦斯舅舅》，我們不可能不強烈地感受到作為敍述者的作者對讀者的認同所產生的強大的影響力。我們會特別注意到作者賦予人物的心理和道德特徵，尤其是作者着力描繪的人物外部特徵對讀者的價值取向、情感起伏起到的重要作用——
①見熱奈特著的《敍事話語-新敍事話語》。
巴爾扎克是個公認的天才小説家，他具有非凡的觀察力，在他的小説中，如《邦斯舅舅》中，故事是由一個能洞察一切的觀察者加以敍述的。在步步深入的敍述過程中，作者善於步步縮小與讀者的距離，讓讀者不由自主地進入他的世界，觀作者所觀，感作者所感，最終達到認同和共鳴。
就以作品中作者着墨較多的茜博太太為例吧。
茜博太太是邦斯居住的那座公寓大樓的女門房。她原先是巴黎有名的“牡蠣美女”之一，後來在命運的安排下，嫁給了誠實可靠的看門人茜博。通過作者的敍述，我們看到茜博夫婦倆相依為命，“為人絕對正直，在居民區很受敬重”。特別是“在大革命時期出生，根本就不知道基督教理”的茜博太太對丈夫很忠誠，再加以前在藍鍾飯店幹過，做茶做飯很有兩下子，居民區的門房們對她的丈夫很是羨慕。確實，對作者介紹的這樣一位女門房，讀者不可能不抱以好感，尤其是邦斯和施穆克住到她的這座大樓來之後她自告奮勇，為他們倆料理家務，而拿她自己的話説，純粹是出於“慈母般的愛”，不是為了錢。後來，邦斯被逐出上流社會，一病不起，茜博太太更是關懷備至，並聲稱要找“欺壓邦斯的人算賬，臭罵他們一頓”。面對茜博太太對邦斯的這一片真心實意，讀者也不可能不深受感動，對她的為人，對她“那顆金子般的心”，讀者都會嘖嘖稱道的。
可是，作者筆鋒一轉，讓讀者跟隨他發現了茜博太太的另一面：貪財、狠毒的一面。這裏我們再一次看到了在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中，金錢這隻怪物對人的靈魂的扭曲和腐蝕。當茜博太太經唯利是圖的舊貨商雷莫南克的點撥，瞭解到寒酸的邦斯竟擁有百萬家財之後，“在這女人心中那條在軀殼中伏了整整二十五年的毒蛇”被喚醒了，“激起了她發財的慾望”，她“用潛藏在心底的所有邪念”去喂這條貪婪的毒蛇，並對這條毒蛇言聽計從。
隨着敍述的進一步展開，作者一層層剝開了茜博太太的偽裝，把一個“陰險、毒辣而又虛偽”的茜博太太活脱脱地暴露在讀者面前。而作為讀者，我們似乎也跟着邦斯和施穆克，經歷了一個由對茜博太太的欣賞、信任，轉而漸漸認清她的真面目，最終對她無比厭惡、憎恨的過程。我們不能不歎服作者非凡的敍述手法，它不是圖解式的，它擁有巨大的感染力和深刻的啓迪性。
巴爾扎克的筆是犀利的，無情的，面對他那匕首般的詞語，任何偽裝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剝去。於是，邦斯身邊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一個個顯出了原形：女門房茜博太太是隻兇狠的“老虎”；訴訟代理人弗萊齊埃“是條蝰蛇”，“目光如毒蛇一般狠惡”，連一身的皮膚也冰冷異常，“活脱脱是一條毒蛇”。當“老虎”茜博太太在“貪慾這條毒蛇”的引誘下，用令人髮指的行徑把邦斯折磨得精疲力竭，昏睡過去之後，把貪婪無比的舊貨商雷莫南克，工於心計的古畫迷馬古斯和心狠手辣的訴訟代理人弗萊齊埃引入“藝術的殿堂”——邦斯收藏館的時刻，我們看到的是一幅多麼可怖的圖景：他們一見那些稀世珍品，立即像“一隻只烏鴉嗅着死屍”一般，如禿鷲般猛撲過去。一邊是人類美的創造，一邊是兇殘的猛禽，對比是如此強烈！透過這些極富藴涵的外部符號，我們不難想象邦斯和邦斯的那些收藏品最終遭受的將是何種命運！四
有評論説，“巴爾扎克是鼓吹天主教信仰的”，“他認為‘宗教是一切社會里，把惡的數量減少，把善的數量增加的唯一手段’……”①在邦斯與惡的力量的那場力量懸殊的鬥爭中，我們確實看到了上帝對善的救助。然而，上帝的力量是那麼軟弱無力，它未能挽回邦斯那悲慘的、被邪惡所扼殺的命運——
①見柳嗚九主編的《法國文學史》。
《邦斯舅舅》中，施穆克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因為他是“上帝身邊的羔羊”，“是上帝派往邦斯身邊的代表”，是對邦斯那顆始終得不到撫愛的、“絕望、孤寂的心”的一種慰藉和希望。
在濁世間，邦斯是孤獨的，是孤立無援的，幾十年來，“這個可憐的人從來沒有聽到過有人問起他的情況，問起他的生活，他的身體。不管在哪裏，邦斯都像是條陰溝，別人家裏見不得人的東西都往裏面倒”，遭受着侮辱和打擊；直到一八三五年，命運才“賜給了他一根俗語所説的老人枴杖”，在施穆克的“友情中”獲得了“人生的依靠”。
確實，施穆克體現了“上帝的慈愛”，體現了“靈魂的純潔”，他對邦斯傾注了高尚的愛。當邦斯遭到了上流社會的遺棄，經受了心靈上致命的打擊之後，原本像“羊羔一樣温順”的施穆克發出“羅蘭①的狂怒”，大罵那些欺侮邦斯的人，把他們“叫作畜生”！——
①詩人阿里斯多德的《憤怒的羅蘭》中的主人公。
然而，這位上帝的代表實在太“軟弱、無力”了，“人世間的一切都不放過（指邦斯）這位可憐的音樂家，滾落到他頭上的泥石”無情地使邦斯“陷於絕境”，而施穆克是那樣“束手無策”；這位上帝的代表也實在“太幼稚，太誠實”了，當茜博太太引狼入室，對邦斯的那些珍寶下手時，施穆克非但沒有絲毫的察覺，反而連連受騙，最終充當了“同謀”的角色，使邦斯八幅最珍貴的古畫落入了羣魔之手。當邦斯在彌留人世之際，提醒施穆克，“世上的人那麼邪惡……一定要提防他們”的時候，施穆克似乎還執迷不悟，仍把茜博太太當作“天使一般的”好人。
還是經受磨難的邦斯認清了人世，認清了上帝。他知道是“上帝不願讓他過他嚮往的生活”，是上帝“把他遺忘了”。上帝的代表施穆克不僅未能拯救邦斯，連自己也被上帝所遺忘，死在了濁世間那幫虛偽、狡詐、陰險、貪婪的惡人之手。確實，邦斯的悲劇是頗有譏刺意味的，上帝的善未能戰勝人世的惡，從這個意義上説，邦斯和施穆克的死，又是對上帝的一種否定。五
《邦斯舅舅》還可以當作一則“寓言”去讀，它具有警世的作用；還可以當作“巴黎生活的一個場景”去讀，它具有社會的認識意義……有心的讀者，不妨嘗試一下，多開拓幾個閲讀視角，那肯定會有意外的收穫，享受到一份閲讀的驚喜。
許鈞
於玄武湖畔南京大學公寓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