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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代從公元前771年周幽王遇害、前太子遷往洛陽開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天下結束，正好550年。關於春秋和戰國時代的區分點有各種説法，不過，不管是哪一種，都認為春秋和戰國的爭鬥性質是不一樣的。
可以説春秋是霸主的時代，戰國則是篡奪的時代。在春秋時代，所謂“春秋五霸”接連登場。所謂霸主，指的是諸侯會盟的盟主，而爭霸就是爭奪諸侯會議議長的寶座。
東遷後的周王室衰落得幾乎沒有任何力量，但是也沒人想取代周天子。而為了擁天子以發號令，諸侯們競相爭奪盟主的地位。
霸主的願望是成為諸侯的盟主，帶領各路諸侯，入朝拜見周天子。晉文公被承認是霸主後，怕有人不服，就召喚周天子（襄王）到屬於自己勢力範圍的河陽（黃河以北）。周王室被人呼來喝去的，可以説顏面掃地。孔子編纂《春秋》的時候，把這件事説成是
——天王狩於河陽。
在重視禮樂秩序的孔子看來，諸侯召喚王上簡直無可想象，但卻發生在現實中。孔子深思熟慮地遣詞造句，就有了上面的提法。在後世學者中，也有人把這種寫法定義為批評晉文公的“春秋筆法”。
召喚天子是非常沒有禮貌的，不過，晉文公並沒有取代天子的野心。
周開創封建制度，正如前章所述，是為了建立“周王室的屏藩”。如果周王室遇到危機，諸侯就立即趕來救援。而且，如果有外部勢力進攻周王室，諸侯有義務在半途阻擊。鑑於此，周把同族和功臣封到各地。不過，即便有再多的親戚和功臣，過了兩三百年後，他們和周王室之間親密程度的下降是不言自明的。遠在他方、多少代都未曾謀面的親戚已經不算是自己真正的親戚了。
不過，儘管這只是個長期處於貧困狀況、名義上的周王室，西周東周合起來也持續了八百年而沒有被篡奪，所以不得不説封建制度是成功的。
屏藩之間的關係可能比較緩和，而為了成為霸主，他們相互競爭，在各自的領地上推進開發。在遼寧省喀左縣出土的大量西周前期的青銅器還在日本做過展覽。青銅器上面有五字銘文，提示是為燕侯所作。這反映出在西周初期，召公的封地燕的勢力範圍就已達到了這個地區。1954年在江蘇省鎮江市的煙墩山上發現了三座古墓，出土了十幾件青銅器。其中一件有一百二十多字的銘文，據此得知這是西周康王時代的器物，除了用來紀念封侯，同時也是為父而作的祭器。這些證據表明西周初期，周王室的勢力影響到了長江流域。
周是個出乎意料的廣域政權，而像殷那樣的神權性質的獨裁政權，要統治如此大的地域則是極為困難的。在統治遼闊地域這個層面上，可以説封建制是卓有成效的。
被封在邊境的諸侯們持續開發自己的腹地，從而變得富強。例如，太公望被封於齊，擁有現在的整個山東半島。周公雖然既是武王的同母弟又是他左膀右臂，但他的封地魯卻夾在齊和宋中間，沒多少開發的空間，所以不知不覺地就變成了小國。
後來統一天下的秦是個新來的諸侯。宗周被犬戎蹂躪、平王遷往洛陽之際，秦被給予岐山以西荒廢的土地。就這樣，秦襄公得周之助，開始有了爵位和領地。對平王而言，不只是贈與已放棄的土地，也是為了獎賞秦派兵護送平王東遷的功績。
春秋各國中第一個以王自稱的是楚。齊、晉等大國的首領只稱公，而楚擅自稱王。楚的勢力範圍是現在的湖北、湖南，可以想見楚本來就和周沒有那麼深的關係。一般認為當時這片地方還是未開化的。《史記·楚世家》中也特意用“楚蠻”突出了一個“蠻”字。楚的首領熊渠曾公然説
——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
還讓三個兒子稱王。他放言説我就是蠻夷，所以跟你中央的慣例、稱號什麼的都無關，稱王沒什麼大不了的。
不過在西周厲王的時候，楚停用了王號。厲王施行高壓的“富強”政策導致天下大亂，前文已述。厲王是個獨斷專行的人物，楚為了避免他一怒之下發兵來伐，所以去掉了王號，也是怕這落為討伐的口實。不過，周桓王十六年（前704），楚首領熊通再度稱王。這正是楚武王。綜觀整個春秋時代，雖然有楚的前例，但除了晚期崛起的吳越外，其他諸侯沒有一個稱王的。吳越也是蠻地的首領，可以自顧稱王。到了戰國時代，諸侯則接連稱王。這也是春秋和戰國的不同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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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春秋到戰國的這段時期，也是由青銅器到鐵器的轉換期。比青銅更硬而且價廉，還能大量生產的鐵的製造方法被開發出來了。
眾所周知，歐亞大陸草原上的騎馬民族因為有了鐵器，所以能夠統治仍處於青銅器時代階段的周邊其他民族。也有説法認為，斯基泰等騎馬民族從西方向中國傳播了造鐵方法。如果是草原在其中發揮了作用，那麼中國的鐵文化就應該從北方開始才對，然而中國造鐵的發達地區卻在吳、越、楚等南方。此外，原始的造鐵使用錘鍛的鍛鐵法，但是中國造鐵一開始就是使用鑄型的鑄鐵法。原始造鐵在時期上雖早，但並沒有傳入中國，很可能是中國在晚些時候開發出了其他造鐵法。只不過鑄鐵法所造的鐵，雖然硬度很高，但卻有過脆的缺點，所以導致中國的鐵一開始就用於製造農具而不是武器。
不言而喻，鐵的出現給生產方式帶來了極大的變革。在耕作和水利工程上，鐵發揮了巨大的威力。此外在春秋晚期，技術的發展使鐵易過脆的缺點得以克服。這段時期相當於吳越崛起的時代，我同意這種看法。
魯迅（1881—1936）的《故事新編》中有篇關於名劍的故事。主人公眉間尺的父親是干將，母親是莫邪，兩人都是春秋晚期吳國著名的鑄匠。此外，還有魚腸劍、純鈞劍、太阿劍等其他同時代的名劍故事流傳了下來。故事發生的舞台都在吳、越、楚。越王勾踐用過的名劍曾在日本展出過，在留給我的記憶中，那是一把看一眼就知道很鋒鋭的名劍。
“矛盾”這個詞是人人都知道的。它出自一個故事，説的是有個賣矛和盾的商人，宣稱他的矛能刺穿所有的盾，而他的盾能擋住所有矛的進攻，但在被人們追問其中“矛盾”的時候灰溜溜地走了。出典是《韓非子》，而商人卻是楚人，於是我們就得知楚是鋒鋭、堅硬武器的產地。
如前文所述，《史記》的《十二諸侯年表》從共和元年（前841）開始，有十四個欄。最上欄的周是王室，不是諸侯。在周的下面列有魯、齊、晉、秦、楚、宋、衞、陳、蔡、曹、鄭、燕、吳十三個諸侯的國名。那麼是司馬遷弄錯了嗎？他不可能弄錯這麼簡單的數字。有説法認為，這是由於司馬遷不認可這十三國中的一國為諸侯。因他沒有做任何説明，所以，會不會是擅自稱王的楚被剔除在外了呢？但是，楚和其他諸侯會盟，跟中原的關係逐漸加深。司馬遷否定的諸侯是吳的説法更有力。
吳在年表的最下端。同樣是南方新興國的越，消滅了吳王夫差，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格局，但司馬遷卻沒有因此給越設欄位。陳、蔡、曹等雖然是自西周就有的古國，但一直沒有影響天下大勢的能力，卻都各自獲得了一欄，所以有更多記事的越理應也有一欄才對，但司馬遷卻沒這麼做。他大概是認定越專門和吳爭鬥，讓越在吳一欄裏登場就已足夠了。
春秋五霸有很多種提法，認為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夫差、越王勾踐的較多。也有把吳越二者替換為宋襄公和秦穆公的提法。
太公望的封地齊成為第一位霸主的最大原因是明君桓公，以及他得到的名相管仲（？—前645）。桓公死後齊仍然是個地方上的大國，但因家族內亂頻繁而喪失了活力。
晉是繼齊之後的霸主，是西周成王弟弟的封地。實際上，以山西省為大本營的晉也是自身旁系變強後取代了主系宗家而成為諸侯的。晉吞併了鄰近幾個小國，到文公的時候終於成為霸主。文公名叫重耳，因家族內亂出走，經歷了在各國流浪十九年的生活。他手握霸權，如前文所述，召喚周襄王到河陽，能獲得這樣的實力可能也是拜失意時候的體驗所賜。
晉文公的功績是，針對南方異類的楚國北上圍宋，聯合齊、秦前去救援，在城濮（山東省）大破楚軍。晉文公流浪的時候，得到了楚成王的極大關照。當時成王問他：“我幫了你這麼多，如果你回國後當了君主，該怎麼感謝我呢？”文公回答説
——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
“舍”是一天的行軍距離，約合12公里。“退避三舍”意思是要後退36公里。據説城濮之戰中，晉軍果然退避三舍。
這次被打敗的楚成王之孫楚莊王也算是春秋五霸中的一位。他在周國都洛陽附近的洛水東岸擊敗了陸渾的戎族，因而一舉揚名。因為平定了周都附近的動亂，周王室也派侍從前來犒賞，為首的是一名叫王孫滿的大夫。楚莊王向王孫滿詢問周室祖傳的九鼎有多重。傳説九鼎作為帝德的象徵，從舜開始，經夏、殷、周傳了下來。
若要解釋其中含義，詢問九鼎的重量，就是因為想把它運回楚國才有此問。“問鼎輕重”的典故就出於此，用來喻指圖謀奪取政權的言行。王孫滿答道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意思是舜、夏、殷、周都是更改了天命才得到鼎，而周尚有德，天命未改，你就想把鼎搬到自己家，這是做不到的。楚莊王對此回覆説
——子，無阻九鼎！國折鈎之喙，足以為九鼎。
王孫滿啊！別老是把九鼎藏着掖着，就算有九鼎，周王室還不是照樣破落。我們楚國戟頭上的喙要多少就有多少，用它造個九鼎還不是小菜一碟！——這篇宣言的言外之意就是要用武力奪取天子寶座。
和上面三個霸主相併列的還有吳王夫差和越王勾踐兩人。吳越是夙敵。吳領有以現今蘇州為中心的江蘇省，越以浙江省會稽（紹興）為大本營。兩國因為接壤，經常爆發戰爭。
吳王闔閭在跟越國的戰爭中因傷而亡。他的兒子夫差興兵復仇，攻打越國，包圍了會稽，越王被迫投降。越王向吳獻上了絕世美女西施，在表面上裝作異常恭順的同時，一直沒有忘記“會稽之恥”，後來在公元前473年消滅了吳國。
吳越在春秋晚期崛起，是因為其軍隊裝備了鋒鋭的武器，這也極大影響了中原各國。吳攻陷過楚的國都。越也曾北上，在徐州與諸侯會盟，所以也算是霸主之一。
宋襄公在和楚大戰的時候，不肯聽名臣目夷（子魚）的話，沒有在楚軍渡河時給予打擊，而任由敵方過河後重整態勢，最後落個完敗的下場。不乘人之危的確是“仁”，卻因此導致了自己的失敗。人們譏笑他的“宋襄之仁”。這位宋襄公有時也被算作是五霸中的一位。宋國人是殷的後裔，而夏的子孫的封地杞則只是個年表中都沒有出現的小國家。據説這個國家的人總是擔心天會塌下來，於是就有了“杞人憂天”的説法。“宋襄之仁”也好，“杞人憂天”也好，亡國子孫總是易遭人取笑。
宋雖有目夷這樣的名臣，襄公卻不肯聽他的建議而敗北。吳有名臣伍子胥，獲得了伐楚戰爭的勝利，最終卻被處死，之後吳就無法抵擋越的進攻。因擔心受到猜忌，越國名臣范蠡則在越王勾踐滅吳後飄然離去，畢竟有吳國伍子胥的前例。
也可算作五霸之一的秦穆公，通過錄用有能力的人才，國勢強盛起來。然而在他死後，他的177名臣下被迫殉葬，因此受到後世史家的詬病。
在秦始皇的兵馬俑被發現後，殉葬成了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俑應該是殉葬的替代品，可能在秦國土地上，原本就有殉葬的風俗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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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詳細羅列出春秋時代的爭霸戰，要理順其中的關係也是很困難的。不過，雖然諸侯眾多，但可以説主角是晉、楚兩國。而其他諸侯則是圍繞這兩個超級大國，審時度勢，時而合時而散。
為何晉楚如此突出呢？處於現在的山西省的晉可能和北方遊牧民族有所交流，得以經常補充活力。楚也同樣從稱作蠻的南方民族那裏長期獲得了精悍性方面的補給。
吳越的登台意味着新武器的亮相。在此之前，戰鬥形式是驅車手、射手和指揮者在幾匹馬拉的戰車上作戰。不過，隨着鐵器的出現，兵士可以手持各種類型的鋒鋭武器作戰，車戰就轉變成了步兵戰。
車戰的參戰者僅僅是貴族指揮者和他的私人隨從，而步兵戰就可以從一般的庶民中徵募。國家的每一部分人都在作戰，於是戰爭就成了綜合實力的較量。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使得庶民變得積極向上起來。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庶民的眼裏只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戰爭把他們帶到外面的世界，同時也開闊了他們的視野。行軍之旅中的戰場體驗必定給他們帶來精神上的震撼。他們把這些體驗傳遞給自己的家人——父、母、妻、子，於是民心向上的風氣在人羣中擴散開來。
從這個時代起，思想家的登台在中國接踵而至，上述的情形也是其中的一個背景。
社會的下層有對勝利的渴望，上層同樣也有。春秋戰國是競爭時代，為了獲勝，必須集中一切力量。為了比鄰國更富有，該怎麼做呢？有人主張追求經濟方面的實際利益，有人則強調精神層面很重要。
有優秀見解的人可以得到諸侯的任用。為了入仕就業和安身立命，有志於學的人越來越多。若與安身立命無關，人類的目標是什麼呢？為了什麼而活着？人生到底是什麼？也有人沉浸在思索中。
春秋戰國是個記錄了湧現出的各種思想、學問的時代，這些遠遠比這段時期爆發的形形色色戰爭更為重要。
前文中已提到，東周前期被稱作春秋，來自孔子所修編的《春秋》。《春秋》以魯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獲麟”告終。“獲麟”代表事情終結或絕筆，也來自這個故事。現在的《春秋》文本包含了哀公十四年以後的事，是孔子的弟子們補充的。
司馬遷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結束於周敬王死去的甲子年（前447）。實際上孔子在兩年前去世，所以後世的史學家將此解釋為，司馬遷將孔子之死看作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如前所述，戰國是個篡奪的時代。超級大國晉被大臣們接管，而因為國家太大，國主又不能輪流來做，於是被三個大臣分割了。這樣，趙、魏、韓三國誕生，晉徹底消亡了。北宋司馬光（1019—1086）在《資治通鑑》中，把這三國正式被周王室承認為諸侯的公元前403年作為區分春秋和戰國的時間點。曾是霸主——太公望子孫的封地齊，不久後也為流犯田氏篡奪。這時已經到強者們的時代了。
也可以叫做修羅的時代，在這個意義上，這個年代滿載了人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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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人，展開了形形色色的思想，建立起形形色色的學説。史學家將之綜稱為
——諸子百家。
中國的思想都產生自這個時代。此後除了外來的佛教，基本上都只是對這個時代的繼承、鋪展、解釋、改進，這種説法絕不過分。
不言而喻，最重要的當屬孔子所開創的儒家。在展開論述之前，首先簡要介紹一下孔子誕生前的狀況。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春秋晚期是宰相的時代。這段時期沒有出現優秀的君主，而優秀的宰相卻層出不窮。這可能也是以下犯上的一種。因為競爭愈發激烈，無論如何，必須整頓國政才能使國家生存下來，所以必須對税收、訴訟、產業等現實政治加以妥善運營。因此，宰相的時代也可以説是實幹家的時代。君主和上層貴族們沉迷於狩獵，沉湎於權謀，為宮廷內的權力鬥爭費盡心機。然而他們從不接觸注重細節的實務，認為這些事情只是小吏們的工作。不過，進入殘酷競爭時代後，這些細節變得尤為重要。
鄭國的子產和齊國的晏嬰就是這樣的實幹家。鄭國一直有專出宰相的門閥，但子產的家族不在其列，可以説他只是旁系貴族出身。齊國晏嬰出身則更低。兩人和孔子生活在同一時代，比孔子年長。《史記·鄭世家》中記載，孔子很尊敬這二人，在聽到子產的死訊後哭道
——古之遺愛也。
意思是説，子產從來都把仁愛放在心中，這份仁愛不像現在的人那麼輕浮。
鄭是周幽王驪山被殺時殉職的鄭桓公的子孫屬國，洛陽遷都初期，鄭是最靠近周王室的一個。然而，鄭的社會風氣聲名不佳，甚至“鄭聲”都成了淫詞豔曲的代名詞。因缺乏努力，鄭慢慢地變成了小國，到了子產的年代，已被困在大國之間，必須操心於生死存亡大計了。子產不得不做伏爾甘（Vulcan）式的政治家。
子產製造了“刑鼎”，把刑法條文鑄到鼎上。不止是鄭，這個時代的各國都沒有成文的法令，全是根據慣例來斷案的。把這些慣例變為成文並鑄於鼎上的做法，是用來明示條文的不可更改性的。
至於刑鼎的目的，應該是要打壓貴族的專橫。若要使鄭富強，就必須發展產業。鄭的農民和工商業者不怎麼工作，是因為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總是被地主或領主等貴族巧取豪奪。人民沒有勤勞的動力，就不能指望國家能夠富強。為此制定的成文法，正是要限制貴族的權力，保護生產者的利益。
也有人從德治主義的立場出發，反對刑鼎的鑄造。晉有個叫叔向的人發來信件表示抗議，説如果有了法律，人們就會以此為保護傘，也會千方百計鑽法律的空子，只要不觸及法律就可以不用懼怕長上，如此等等，羅列了很多後果。
可見制刑鼎的子產是個法治主義者，但也不完全是這樣。鄭的國都發生火災，定公欲祭禱消災，子產對此表示反對，説
——不如修德。
這條忠告説，與其祭禱向上天乞求，不如考慮以人為本的修德。
雖然被德治主義的叔向批評，但子產自身也是一名德治主義者。然而子產與叔向相比，更是一名現實主義者。《史記·鄭世家》説孔子會見了子產，並以兄事之，這應是司馬遷的筆誤。孔子第一次出魯是他年滿34歲（前517）的事，而鄭國子產在五年前就已死去。不過，子產的以人為本、現實主義、德治主義得到孔子的共鳴和私淑，這一定是事實。
和子產並稱、同樣給孔子影響的還有齊國的晏嬰。晏嬰的出身比子產更低。據説他的祖先因在和萊夷的戰爭中立了功，而獲得了食邑（領地）。不過社會地位並非相當於世襲貴族的卿大夫，而是卿大夫之下的士。既不是庶民，也不是貴族。
當時齊國有個權臣崔杼殺了君主莊公。其實莊公是因為和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的家丁們殺死的。崔杼的家丁雖然也相當於是崔杼的主君莊公的陪臣，但對莊公沒有君主的觀念。他們説：“我們只是奉主公崔杼之命前來捉拿淫亂之徒的。”聽到莊公死訊的晏嬰趕來後，留下幾句話
——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這裏有社稷貴於君主的思想，孔子進一步深化了晏嬰的思想，在社稷之前加上了“天下”。春秋晚期還有十幾個大國。孔子為了實現自己的思想——也是晏嬰的理想，尋求路線的落實，並不拘泥於自己的故國，於是出魯巡歷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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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公被殺時，齊的太史（記錄官）寫道
——崔杼弒其君。
崔杼大怒，殺了太史。太史的弟弟還寫同樣的內容，又被崔杼殺了。然而太史最小的弟弟仍然堅持，所以崔杼只得徹底放棄了。《春秋·左氏傳》説
——南史氏（地方的記錄官），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地方的記錄官當聽到中央的記錄官因記錄事實而盡數遇害時，就準備進京接班。當然他已抱有赴死的決心了。這個片段很好地闡釋了中國人對於歷史記錄的執著，也反映出記錄歷史的專業集體業已存在。
崔杼的臣下勸他把硬骨頭晏嬰殺掉，崔杼説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意思是晏嬰有民望，殺了他就得不到民心。據近代中國的史學家范文瀾（1893—1909）考證，齊在吞併了萊夷的土地後，在漁業和鹽業上大獲其利。此外，最初用來指代鐵的是“銕”字，一般認為這也是萊夷的地方產業。而在討伐萊夷中立有功績的晏氏先祖獲得了監管這些地方產業的職位。如果是這樣，晏氏一族就可能掌握了漁業、鹽業、造鐵等團體。崔杼所説的“民”，可以具體解釋為晏氏一族產業下的從業民。
人們開始察覺到集團的力量。此前的集體是村落等生活性質的，後來產生的集體有了職業性質。像史官們也有了自己的集體組織，這從崔杼的小故事裏就可以看到。因為晏嬰是大規模產業集團的首領，所以，甚至是敢殺君主的崔杼也不敢動他。
提到職業集體化，我想説的是，孔子也帶領了這樣一個團體。孔子的出身，按當時的觀念，是比晏嬰還要低很多的低層。《史記·孔子世家》中也記有
——孔子貧且賤。
著者史學家司馬遷所處的漢代，儒教已成為國教。《史記》中天下之主為“本紀”，諸侯為“世家”，其他人為“列傳”。既不是皇帝又不是諸侯的孔子，理應被列入“列傳”才對，然而司馬遷特別地設立《孔子世家》，這是崇高敬意的表達。然而他對孔子的出身又絕無任何粉飾的舉動，這是繼承了賭命書寫崔杼弒君的齊國史官的傳統。
孔子幼時喪父，母親沒有告訴他墓在何處。母親死後，他總算是從曾參加過葬禮的車伕母親那裏打聽到了父親的墓處，這才合葬了父母。可能他的父母親並不是合法的夫妻。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如同《史記·孔子世家》中所述，孔子幼時玩過家家的時候就擺列俎豆等祭品，模仿葬禮和祭禮。白川靜氏（1910—2006）推測孔子的母親可能屬於巫一類。
冠、婚、葬、祭的禮儀對這個時代的人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一生中只有一次，所以人們希望能夠根據專家的指導來實施。禮儀中一定要有音樂的伴奏。孔子異乎尋常地重視禮樂，深信可以藉此保持人類社會的秩序。不妨視他為禮樂這一職業團體的掌門人。而要指導禮樂，不會讀書寫字是不行的。出身貧賤的孔子之所以能讀會寫，是因從事禮樂的職業而習得的。他也是一邊教門人讀寫，一邊自己開始學習。
孔子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並不滿足成為區區一名禮樂的職業者，而是有自己的理念。孔子把魯國國祖周公的追求當作是自己的理想。周公把殷那樣誇張的神人雜居的世界分割成天上和人間，把世間變為人類的世間。《尚書》中就記載了周公的理想，周代的禮樂也被認為是周公所定。
魯國現狀距離周公的理想相當遙遠。周公的“禮”指的是秩序，而在魯國，君主之力衰弱，同族的三桓氏——季孫、叔孫、孟孫——壟斷了政治。三桓最有實力的季孫氏則是臣下陽虎掌握了實權，這種下克上的現實與周公之禮不合。孔子為君主權力的迴歸和周公理想的實現，參與了實際的政治。然而卻失敗了，他不得不離開魯國。
如前所述，孔子意識到社稷之上還有天下。周公的理想不應侷限於魯。孔子的願望是通過更強大的晉或楚實施他的理想，把影響的範圍擴大到整個天下。所以，被魯驅逐對他來説不算是傷筋動骨的挫折。十四年間他在各地流浪，遊説諸侯。而當時政治形勢很複雜，他甚至在陳、蔡等地差點遇害。
於是，孔子放棄了業已失敗的政治活動，回到了故鄉魯國，傾力於弟子的教育和整理編纂《尚書》、《詩經》等工作。他的語錄《論語》是由弟子們收集整理的，這本著作揭示了他理念的中心是“仁”。在解釋“仁”的時候，雖然弟子們説法各異，但這是人文主義。怎樣以人的身份存在，這是儒家研究的問題。
如果以“仁”為中心來考量一個人，諸侯和實際當權者中會有不仁，無名庶人中也會有仁。可能跟自己的出身有關係，孔子視人不以貧富貴賤為差別，他認為仁和不仁才是為人的衡量標準。政治要由近仁之人主導，正是孔子的觀點，但這和他所説的秩序卻是相矛盾的。他反對三桓的專橫，嘗試恢復君主權力就是以禮——即秩序為理念的，而不是以“仁”為標準。不過，君主的權力恢復後，政治應由近仁之人來輔佐，這符合孔子的政治思想。近仁之人要施行政治，就必須得到君主的信任，而並非源自血緣關係的信賴感，也是“仁”本身，是對帝王、諸侯最大的要求。
儒的“禮樂”和“仁”之間有對不上的部分，其中有理想和現實的尖鋭對立，也有復古和進取的深刻矛盾。圍繞着這些，孔子的思想逐漸伸張成為一個很大的體系。孔子的思想在後世的中國是思想的主流，但在孔子的時代中則絕對不是。從春秋直到戰國，人類思考的力量持續井噴，可以説孔子的“儒”是其中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