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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章之三

    投票表決的結果是,贊成的二百七十一票,反對的二百六十二票,以九票之差通過了軍費支出案。最後的希望破滅了。

    像塞維爾教授這些代表英國良心的人們,仰天長嘆:“英國的國旗終於遭到玷污。今後我們看到它也不再熱血沸騰了。”

    查頓和馬地臣之流舉杯慶賀:“為英國的新領土香港和舟山乾杯!”

    1

    以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三日的川鼻海戰為鴉片戰爭的開始,這幾乎已成定論。

    英國政府決定出兵是第二年——一八四年二月。同年四月,國會通過了軍費支出案。不過,戰爭並不是從通過軍費支出案或決定出兵時開始的。

    在川鼻海戰的前兩個月,雖發生過九龍炮戰。但以後義律曾赴澳門,同清國官員接觸,進行辯解;清國方面的予厚庵也費盡心機,研究瞭解決的辦法。所以九龍炮戰並未導致兩國關係完全破裂,看來還是以川鼻海戰作為鴉片戰爭的開端較為妥當。在川鼻發生衝突之後,又在官湧發生了小規模的戰鬥,清英之間已經沒有商談的餘地了。

    英國派駐清國的只有兩艘軍艦,他們等待着大規模遠征軍的到來;清國方面則在為炮台的建設和戰鬥人員的訓練而爭取時間。兩個國家在等待時機和進行準備的這段期間,好像是暴風雨前夕的寂靜。

    《中國叢報》雜誌所説的清英兩國關係籠罩烏雲而無特別事件的時期,就是這一時期。

    我們説兩國由於川鼻海戰而斷絕了外交。不過,正如前面多次所説的那樣,清國的天朝意識使之並不承認所謂的“外交”。斷交的形式就是“永遠不準交易”。

    十二月十三日,道光皇帝下達的停止同英國貿易的上諭説:“……所有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結(保證書)。其毆斃華民(林維喜)兇犯,亦不值令其交出。……”保證書和引渡犯人都不值一提了,意思就是説斷交。

    不過,當時從義律方面來説,雖然對貿易消極怠工,但還利用美國船等,繼續進行間接的貿易;甘米力治號也是這個時期轉賣給美國商人的。而清朝方面卻提出一種更為極端的論調,主張對英國和其他國家停止一切貿易,並禁止民船出海,企圖徹底閉關自守。

    這種主張稱之為“封關禁海議”。這種徹底閉關自守主張的代表人物是順天府尹(北京市長)曾望顏。曾為廣東省香山縣人,他於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奏了極端的封關禁海議。北京把曾望顏的這篇奏摺的抄本送往廣州,徵求林則徐等當地官員的意見。

    廣州方面,總督林則徐、巡撫怡良、海關監督予厚庵、水師提督關天培和陸路提督郭繼昌五人進行了協商,決定奏答。

    陸路提督郭繼昌,直隸省正定縣人,字厚庵。他主要在西北邊疆從事軍務,兩年前擔任現職,已是七十二歲高齡。這位提督在鴉片戰爭中因過度勞累而病死。

    朝廷諮詢的是有關對外貿易的事項,所以五位官員中,予厚庵的意見最有分量。不過,林則徐也不贊成徹底閉關自守。他來到廣州之後,對外國的情況已相當精通。他絕不是頑固的攘夷論者。

    五人協商得出的結論是反對曾望顏的極端主張。其理由是除英國外,其他都表示恭順,並在鴉片問題上提交了保證書;另外還説,應當優待外商,以期離間他們與英商的關係,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

    兩廣總督鄧廷楨這時已調任閩浙總督,林則徐接任兩廣總督。

    林則徐早就被任命為兩江總督,只是因夷務不能離開廣州,無法去江寧(南京)赴任。而穆彰阿擔心授予林則徐兩江的要職,他的發言權會增強,因此積極策劃,結果林則徐改任兩廣總督。這些在前面已經説過。兩江的要職給了穆黨的畫了三個圓圈的人物伊里布。

    鄧廷楨離開廣州時,贈給林則徐等諸摯友的詩中説:

    欲知高厚何由答,盡變蠻煙化瑞煙。

    所謂“蠻煙”,當然是指鴉片。

    2

    清國方面理所當然地以懷疑的眼光來看待義律在這一時期的態度。

    義律表面上命令英國商人繳出鴉片,以後又訓令英國商人不得從事鴉片貿易。但他的行動説明這不過是表面的粉飾。清國方面認為:“義律為什麼不準英國商人提交關於鴉片的保證書呢?為什麼不讓裝載鴉片的船隻回國,而停在九龍洋麪和銅鼓灣呢?”——產生這些疑問是十分自然的。因而就難免產生這樣的猜測:“義律是在等待欽差大臣一離開廣州,立即恢復鴉片貿易。”再加上一再地開炮,所以林則徐等廣州當局要員愈來愈認為義律的話毫不足信。英清間斷交,可以説其主要原因是對義律的不信任。

    “義律是個頑固不講道理的傢伙。英國國內會有稍明事理的人吧。”林則徐這麼認為,因此他想拋開義律,直接向英國呼籲。

    道光十九年夏天,廣州一個姓翁的商人因刊售官方文件而受到懲罰。這個商人就曾獲得林則徐致維多利亞女皇的信的抄件,而把它印刷出售。

    林則徐致維多利亞女皇的信有兩封。前面提到的市井間流傳的那封信上,寫的職銜是“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可見是他在被任命為兩江總督之前寫的,並註明這封信沒有發出。

    另一封信是隔了好久之後寫的,並委託不顧義律的禁令、進入廣州的湯姆士?葛號船長瓦拉帶往倫敦。

    信的開頭説:“洪惟我大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利則與天下公之,害則為天下去之。蓋以天地之心為心也。貴國王累世相傳,皆稱恭順……”接着譴責鴉片貿易“天怒神恫”,並詳細説明天朝的禁令,建議對罌粟“拔盡根株,盡鋤其地,改種五穀,……此真興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最後結尾寫道,“王其詰奸除匿,以保爾有邦,益昭恭順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接到此文之後,即將杜絕鴉片緣由,速行移覆(回答),切勿諉延(藉口拖延)!……”

    從信中可以看出,這種語氣不是一國的大臣給另一國國王的信函的語氣,像“爾”、“恭順”等完全是對待屬國土酋的命令語調。

    林則徐對外國的情況很瞭解,他也知道這種書信從國際常識來看是失禮的。但要給英國女皇寫信,當然要得到北京的准許。如果按平行方式,以對等的態度寫信,不僅不會得到准許,僅憑起草這樣的信就會受到處罰。大清國的天朝意識就是這樣難以消除。

    信的內容姑且不説,單憑對女皇缺少敬意這一點,不管瓦拉船長多麼勇敢,也不敢把這樣的信轉交給女皇。在英國方面的資料中,也未發現有關維多利亞女皇收到林則徐信件的記載。

    瓦拉船長離開廣州時,説他確實收下了這封信,甚至還寫了收據。收據上的日期是一八四年一月十八日,保證要“小心謹慎帶之”。但他把這封信壓下了。對他來説,這麼做也是理所當然的。

    瓦拉是因為不聽義律的命令,而受到林則徐的賞識,因此才把這樣的重任委託給他。

    一八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國官員抓捕了英國人古里布爾舊譯記里布……

    由於聖誕節即將來臨,停泊在銅鼓灣的英國船隊比平常更為頻繁地補充物品。因是高價收購,民間的商販絡繹不絕地乘小船來與英國船聯繫。英國人甚至用鴉片代替銀兩來付貨款。

    清國的警備當局比平時更嚴。

    這一天,古里布爾在銅鼓灣乘小船,碰上清軍的巡邏船。這傢伙是新來的,對情況不太瞭解。老的嚇唬新來的,誇耀自己怎麼冒險,把上次燒燬西班牙船畢爾巴羅號事件加以誇大,説給他聽。弄得古里布爾有點神經衰弱起來,以為“被抓住就完蛋了!”

    當清軍的兵船一靠近,他嚇得面色蒼白,手忙腳亂地放了一槍。由於對方突然抵抗,巡邏的兵船認為一定是在做鴉片走私買賣,便開到小船邊,逮捕了古里布爾。

    審訊結果,證明古里布爾與鴉片走私並無關係,因此決定釋放。關於來廣州接領古里布爾的船隻,林則徐特別指定羅依亞爾?撒克遜號。

    羅依亞爾?撒克遜號就是在川鼻被義律趕回去的那隻英國船。它的船長塔温茲要當湯姆士?葛號第二,在保證書上籤了字,企圖越過虎門。林則徐指定這隻船,當然是由於對反抗義律的塔温茲船長抱有好感。

    古里布爾於一月十四日獲釋。除了古里布爾外,在海南島近海遇難的十五名英國人也被清國方面救起,並立即送還;登岸被捕的印度水手,經訊問後也釋放了。

    與英斷交後,林則徐對英國人仍然採取“不妄加刑戮”的方針。而義律卻經常誇大清國官吏的暴戾,向本國報告。

    要是在現代,什麼地方發生了糾紛,世界各地的新聞記者都扛着設備跑去,進行報道活動。即使傳出的是性質不同的信息,但加以綜合分析,仍可推測出接近於事實真相的消息。可是,當時的通訊機構和情報蒐集的水平,可以説現場有關人員的發言就是一切。被掩蓋的事實往往長期不能得以澄清。

    早到的英國人用可怕的話來嚇唬新來的古里布爾。同樣,為了爭取本國的同情和支援,現場的英國人誇大地傳出了他們是在同多麼兇惡的對手作鬥爭。

    廣州的清朝官吏也是這樣,他們經常向北京作粉飾事實的報告。

    具有決定權的兩端朝着相反的方向拉大距離。北京與倫敦的對立比現場的林則徐與義律的對立,擴大的速度更快得多。

    3

    就英國來説,鴉片戰爭顯然是不義之戰。被沒收了高達二百萬英鎊的英國臣民的財產。——這是否能構成開戰的正當理由呢?而這些所謂的財產都是禁品鴉片。

    有人會説,鴉片雖是禁品,但並不在清國的領土內,而是裝在停在外海的英國船上,所以沒收它是違反正義的。可是,儘管鴉片是在公海上,但是三歲兒童都知道,鴉片儲存在那兒是為了向中國輸出。而且當時清國的形勢,在禁煙上已逼到不能不採取果斷措施的地步。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為了洗雪不義之戰的惡名,英國曾經流行過種種掩飾的説法。其先驅,恐怕要推約翰?馬禮遜以《給編輯的信》的形式,在《中國叢報》上刊載的文章。

    馬禮遜認為,清英兩國糾紛的實質原因不在鴉片貿易問題,而在於清國的中華思想、其傲慢無禮的態度與英國的“進步的自由精神”互不相容。意思説,這並不是為了鴉片的戰爭,而是進步的自由精神親切地拍打了一下自高自大的中華思想和天朝意識。進步、自由——多麼美麗的詞彙啊!

    為鴉片戰爭辯護的論調,都高高地打起進步與自由的旗號。目的是想掩蓋鴉片戰爭的實質性問題。

    九龍事件之後,予厚庵曾一度瞞着林則徐,企圖在澳門恢復貿易。伍紹榮等公行的成員曾大力支持這一活動。義律為了對九龍事件進行辯解,也曾在澳門同清國當局作過非正式的接觸。這些活動以後雖都流產,但確實幾乎達成了在虎門進行貿易的協定。

    可以看出,當時兩國之間的各種糾紛,除了提交保證書和引渡殺害林維喜的犯人這兩點外,其他還是可以設法解決的(即使是暫時性的)。

    殺害林維喜是突然發生的事件。提交保證書是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義律堅決拒絕提交保證書。

    川鼻海戰應當説是鴉片戰爭的序幕。它起因於羅依亞爾?撒克遜號違抗命令,在保證書上籤了字,企圖開進廣州,義律率領軍艦去把它追回。

    義律拒絕做出不從事鴉片貿易的保證——這就是戰爭的直接原因。

    據説當時如果停止鴉片出口,一向靠此維持運作的孟加拉政廳就會垮台。這會影響到英國對印度統治的問題。義律當然不會作出不從事鴉片貿易的保證。開戰的目的就是為了維持鴉片貿易。

    外交大臣巴麥尊列舉的出兵理由實在令人奇怪。

    一曰:英國臣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受到了威脅。

    林則徐不過建議,在有關鴉片的保證書上簽字,就可以跟以前一樣在廣州進行貿易。當時湯姆士?葛號的船主和船員就是這麼做的,生命財產不但沒有受到威脅,反而受到盛情優待。禁止鴉片是清朝的方針和法律。對此予以尊重,乃是國際法的常識。

    二曰:打破中華思想,開闢廣州以外的各個港口,締結通商協定,把長江下游地區納入英國經濟的勢力圈。

    這些對英國來説並不是特別緊急的問題。

    關於門户開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期待世界形勢的發展和中國方面慢慢地覺醒。只要耐心地等待,是可以實現的。約翰牛英國人的綽號。不是以耐心著稱嗎!

    儘管如此,英國還是派出了遠征軍。燃眉之急的問題還是鴉片,順帶着想一舉達成上述的各種目的。為鴉片戰爭辯解的論調,都是拉出這些“順帶着解決的問題”來頂替“鴉片問題”。

    回到英國的鴉片商人查頓和馬地臣等人,大肆煽動開戰論:“這樣下去,連印度也危險了!”“只要打,一定會勝利。”

    阿美士德號的報告書從反面説明了這一情況。歐茲拉夫略帶誇張的警句——“英國的一艘護衞艦可以打垮清國一千隻兵船”——不脛而走,經常從主戰論者的口中説出。

    在英國,也不是沒有站在人道立場上反對鴉片貿易的呼聲。

    劍橋大學神學教授塞維爾亦譯地爾窪或塞爾瓦爾。於一八三九年寫了《在中國做鴉片貿易罪過論》,譴責對中國進行鴉片貿易玷污了光榮的英國國旗。這篇論文曾刊載於《中國叢報》,由林則徐的幕僚譯成中文。

    前面談過清朝官員曾送回遇難得救的英國人。這是川鼻海戰前夕的事。當時遭難的一個英國人叫多庫特?喜爾。他的報告書中説林則徐讓他看了這篇論文,並説:“你看,你們的國家不也是在譴責鴉片貿易嗎!”

    但是,英國政府早已打定了出兵的主意。

    一八四年二月正式決定出兵。

    印度總督俄庫蘭德下令動員四千陸軍。其中以駐錫蘭的愛爾蘭第十八團和駐加爾各答的第二十六團為主力,此外還有孟加拉工兵兩個連、志願軍幾個連和馬德拉斯炮兵兩個連等。接着又組成了艦隊,命令四月在新加坡集結。

    印度的東方艦隊由以下各艦船組成(艦船名稱下的數字為裝備的大炮門數):

    威裏士釐號七十四戰艦

    康威號二十八

    鱷魚號二十八與窩拉疑號同型的輕巡洋艦

    巡洋號十八

    阿勒琴號十

    阿塔蘭塔號

    皇后號

    馬達加斯加號

    青春女神號東印度公司武裝商船

    從英國國內派出:

    布朗底號四十四重巡洋艦

    卑拉底士號二十

    從開普敦緊急開往新加坡的:

    麥爾威裏號七十四戰艦

    摩底士底號二十

    哥倫拜恩號十八

    接着又派出:

    伯蘭漢號七十四戰艦

    進取號十八

    在廣東的水域已有窩拉疑號和黑雅辛斯號兩艘軍艦在遊弋。在遠征軍到達之前,約翰?邱吉爾舊譯贊卒治釐。艦長所指揮的重巡洋艦都魯壹號(配備44門炮)於三月二十四日開進銅鼓灣。

    除以上艦船外,還有伊古爾號、人魚號、鳶號、約翰?阿達姆斯號、阿拉萊比號、庫利夫通號、埃爾納德號、拉罕馬尼號、斯利馬尼號等九隻運輸船開往中國。

    4

    當時英國是自由黨執政時期,首相是威廉?邁爾本。出兵已經決定。但軍費支付案如遭到國會的否決,實際還不能遠征。

    四月,政府如履薄冰,迎來國會的召開。

    在下院,保守黨成員、古雷內閣時期的海軍大臣詹姆士?古拉哈姆果然作了長達三小時慷慨激昂的演説,譴責這次戰爭説:“這種不義的戰爭,即使勝利也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光榮!”

    外交大臣巴麥尊抖動他的薄嘴唇,站起來答辯説:“……在清國的英國臣民被施加暴行,英國的財產被沒收,而且英國政府的代表遭到侮辱和監禁。這些不法行為使英國不得不同清國開戰,一直到我們的要求被接受為止。可是,反對者卻談論政府在鴉片貿易上應受到譴責,應負在川鼻發起軍事行動、引起戰爭的責任等等。……”

    執政黨的野心家托馬斯?巴賓古谷?馬科維列曾被《泰晤士報》揶揄為“饒舌的馬科維列”。他為開戰辯護,發表了下面的調子高昂的演説:“……義律先生命令在被包圍的商館的陽台上高高地懸掛起英國國旗。……看到這面國旗,瀕死的人們立即復甦了。因為這使他們想起了自己是屬於不知道失敗、投降和屈辱的國家。……這個國家曾在普拉西原野上為黑色大廈的犧牲者報仇雪恨。自從偉大的攝政宣誓要使英國人的名字比過去的羅馬市民的名字更受人們尊敬以來,這個國家就從不知道後退!他們雖被敵人包圍,被大洋與大陸隔絕了一切援救,但他們知道,哪怕是自己的一根頭髮,如果有人敢對它施加危害,都不可能不受到懲罰。……”

    對這位饒舌的馬科維列的開戰演説,反對派古拉德斯頓作了以下的反駁:“……其原因是我從不知道也不理解如此不義的戰爭、如此遺臭萬年的戰爭。與我持不同意見的紳士,剛才談到在廣州光榮飄揚的英國國旗。其實這面旗子是為了保護禁品的走私而飄揚的。如果這面旗子現在要像過去那樣在中國的沿海飄揚,我們看到它都不禁感到恐怖和戰慄。……”

    投票表決的結果是,贊成的二百七十一票,反對的二百六十二票,以九票之差通過了軍費支出案。最後的希望破滅了。

    像塞維爾教授這些代表英國良心的人們,仰天長嘆:“英國的國旗終於遭到玷污。今後我們看到它也不再熱血沸騰了。”

    查頓和馬地臣之流舉杯慶賀:“為英國的新領土香港和舟山乾杯!”

    喬治?義律舊譯懿律,以示和查理?義律區別。少將被委命為遠征軍總司令兼全權大使。這位五十六歲的海軍軍官是商務監督官查理?義律的堂兄。查理?義律也被授予了全權副使的頭銜。三十九歲的堂弟義律跟他的堂兄的關係並不妙,兩人在鴉片戰爭中經常爭吵。

    遠征軍的艦隊越過印度洋,開往新加坡。

    五月三十日,集結在新加坡的主力向中國進發。道光十九年的除夕(陽曆二月二日),英國政府決定出兵。但廣州卻謠傳義律被解職,決定由前東印度公司大班、七十歲高齡的斯特温頓舊譯士當東。(實際斯特温頓當時不過五十九歲)接任。這個謠傳來源於《廣州紀錄》上刊載的一段未署名的報道:“據倫敦的報紙報道,喬治?斯特温頓將出任派往中國的特使。這消息令人遺憾。他是茶葉就是一切的時代的人物,眼中並無國家的榮譽。……”

    從這篇稿子裏可以看出,在中國的英國人對斯特温頓並無好感。原因是他是“反對鴉片聯盟”的成員。

    可是,一八四年四月他在下院所作的報告中卻充滿了矛盾。他説,我比任何議員都強烈反對鴉片貿易。但又説,這是正當而合理的戰爭,我支持政府。

    斯特温頓將接任義律的傳説,最後證實是一派謠言。

    林則徐日記中記載,他聽到義律將解任的消息後,認為是義律的不法行為違反了女皇的意願。可以想見,他看了塞維爾的論文等資料,顯然過於看重了英國國內反對鴉片貿易的輿論。

    陰曆十二月初,林則徐身體不適,頭痛臂痛,曾請蘇州名醫杜某診治。這在他的日記中亦可散見。

    十二月二十二日(陽曆一月二十六日),他接到調任兩廣總督的通知。雖未赴任,但他此前已被任命為兩江總督。現在由兩江改調兩廣,等於是降格。拿薪俸來説,兩江總督的養廉為一萬八千兩,而兩廣總督僅為一萬五千兩。至於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相差就更大了。

    到了年底,他的身體似乎復康。大概是與前總督鄧廷楨交接事務,忙得顧不上身體有病了。這一年的除夕“大風微雨”,天氣不佳。日記的結尾寫道:“甚忙碌也。”可見公務十分繁忙。

    林則徐就是這樣迎來了決定他命運的道光二十年。

    林則徐日記缺這個重要一年的元旦至八月十四日(陽曆二月三日至九月十日)部分。估計不是沒寫,而是散佚了。

    5

    前面我經常提到一些大家不常聽到的官職名稱和不太熟悉的制度。我認為日本的讀者對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歷史不會有很多儲備知識,所以不得不用很多篇幅作了説明,也許大家感到有點厭煩。

    不過,我還想利用這個機會,談一談當時的中國與日本相比的一些根本差異的地方,以免讀者把自己所熟悉的日本歷史背景,簡單地套用到這部小説上。

    首先,中國不曾存在過世襲身份制度。

    日本的士農工商的身份是作為世襲而固定下來的。武士的兒子一定成為武士,農民的孩子不管其劍術多麼高超,也不可能成為武士。

    中國在制度上並沒有這樣的規定。雖出身於農民家庭,只要通過科舉,可以當官,也可以成為軍人。當然,農民的孩子絕大多數還是務農。前面出現的駐守官湧的副將陳連陞,在鴉片戰爭中,他與兒子一起戰死在沙角炮台。他們父子都是軍人。關天培的兒子也是軍人,林則徐的孩子們也都當了高級官吏。

    這是環境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強制的。貧苦農民因為很難有受教育的機會,所以很難當官。中國的通俗小説和戲劇中,很多故事都是説貧苦青年刻苦用功,科舉及第,當上大官,得到美妻。

    也有人被剝奪了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如前面提到的疍民、樂户和佃民等。但從全國的人口來看,他們只不過是九牛之一毛。

    有人認為,大致來説,過去的中國只存在士大夫和非士大夫兩個階層,即讀書人和非讀書人。但這絕不是世襲的階層。

    日本有着嚴格的世襲身份制度,絕不能以此來類推當時的中國。

    其次應當注意的是,中國在傳統上重文輕武。

    日本是尚武的國家,武士統治國家的時期很長。中國恰恰相反,是尚文的國家,錄用官吏的考試也要求有詩文方面的文學修養。

    小規模的戰爭姑且不説,凡是涉及國家命運的大戰爭,一般都任命文官為總指揮。在中國的歷史上,由武官當大戰爭總司令的,恐怕只有宋代的岳飛和現代的蔣介石。辛亥革命的領導人是醫生出身的孫文;中國共產黨也是由文的毛澤東來總指揮,其地位在武的朱德之上。

    這是徹底的文官控制制。穿軍服的歷來受到冷遇。

    在清代,同級的官吏,人們認為武官要比文官低得多。文武官員的薪俸——“養廉費”,同級的武官只有文官的十分之一。

    當然,文官要用它來養活許多幕客,而武官所指揮的士兵的薪餉另有費用支出。所以利用虛報士兵人數從中揩油的現象相當普遍,本來就受輕視的軍隊更加腐敗。

    拿廣東來説,從一品的水師提督關天培,本來應在正二品的巡撫怡良之上,可是在聯名上奏時,武官關天培的名字一定要擺在怡良之後。

    從二品的海關監督予厚庵的名字,一般當然擺在關天培之後,但有時卻相反。如道光皇帝下達褒獎廣東領導人沒收鴉片的上諭時,名字的順序是林則徐、鄧廷楨、怡良、予厚庵、關天培。武職就是如此受到輕視。

    在這一點上,和同時代的日本的情況有着很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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