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一定要有意義嗎?”
——劉易斯·卡洛爾《艾麗斯鏡中奇遇》
跨入這一片覆蓋了永遠灰濛濛的尼尚塔石的不尋常的明亮白色中，卡利普這才明白，他無眠的一夜裏，雪下得比想像中的還大。路上來來往往的行人似乎沒有注意到尖鋭、半透明的冰柱從大樓的屋檐上垂下來。來到尼尚塔石廣場，卡利普走進都會銀行——魯雅稱之為“多灰銀行”，意指漫天的塵埃、煙灰、汽車廢氣，以及從附近煙囱噴出的骯髒藍煙——他發現過去幾天裏，如夢並沒有從他們的共同賬户中提領任何大筆金錢。銀行大樓的暖氣沒有開，而眾人正開心地祝賀一位濃妝豔抹的銀行出納員贏得了一小筆全國樂透彩。他步行經過花店霧濛濛的櫥窗，經過騎樓，熱茶小販的托盤上放着一壺壺晨茶，經過他和如夢以前就讀的西西里進步高中，經過掛着冰柱、鬼魅般的栗子樹，走進阿拉丁的店裏。阿拉丁頭上罩着九年前耶拉在文章中提過的一頂藍色兜帽。他正忙着擤鼻涕。
“怎麼啦，阿拉丁?你生病了還是怎的?”
“着涼了。”
卡利普一個字一個字清晰地念出他想買的期刊名，如夢的前夫曾經在這些左派政治刊物上發表過文章，其中有幾篇卡利普覺得還能接受。阿拉丁起先露出幼稚的懼怕神情，接着臉上浮現出一抹稱不上敵意的懷疑，他説只有大學生才會讀這種雜誌。“你要它們幹嗎?”
“玩填字遊戲。”卡利普回答。
阿拉丁大笑兩聲，表示他聽懂了笑話。“可是老兄，這些玩意兒裏頭沒有填字遊戲!”他語帶遺憾，像是一個真正的填字遊戲迷。“這兩本是新發行的，你也要嗎?”
“當然。”卡利普回答。他像一個買色情雜誌的老頭，悄聲説，“麻煩你包起來。”
在埃米諾努公車上，他注意到包裹異常沉重。接着，在同樣的古怪感覺下，他察覺似乎有隻眼睛正盯着他看。這隻眼睛並不屬於周圍的羣眾，那些彷彿坐在小汽船上隨着海浪左搖右擺的公車乘客們，他們正眼神渙散地望着外頭積雪的街道和熙來攘往的行人。這時他才發現，阿拉丁用一份舊的《民族日報》來包他的政治雜誌。某個折角處，耶拉正從他的專欄上方的照片裏往外瞪着他看。儘管每天早晨刊登在同一個位置的照片沒有絲毫改變，然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如今照片中的耶拉卻投給卡利普一個截然不同的眼神，好像在説：“我知道你在搞什麼，我會緊盯你!”卡利普伸出一根手指，遮住那隻能讀心的“眼”，只不過，一整段公車的路途上，他仍然感覺得到它在他的手指下瞪着。
一進辦公室他立刻打電話給耶拉，但卻找不到他。他拆開舊報紙，小心放到一邊，拿出左派政治雜誌開始閲讀。才翻開雜誌沒多久，一股卡利普早已遺忘的興奮、緊張和期待感湧上心頭。這些刊物讓他回想起過去對解放、勝利和正義之日的期待，很久以前他放棄了這些信念，只不過當時他自己並不知道。翻完雜誌後，他花了一段時間，根據草草寫在如夢信紙背後的號碼，打了一連串電話給她的老朋友。然後，他慢慢憶起自己的左派歲月，就如同小時候在户外電影院裏，觀賞着投射在清真寺和露天咖啡店外牆上的影片，誘人而難以置信。以前卡利普看到葉西坎［1］葉西坎（Yesilcam），土耳其的“好萊塢”，1970年代每年出產300多部電影。[1]那些劇情俗濫的黑白電影時，他常常會想，究竟是自己沒有看懂，還是説，他被拉進了一個不知不覺中呈現出童話故事的世界，那裏充斥着有錢而無情的父親、身無分文的浪蕩子、廚子、管家、乞丐以及裝有散熱片的汽車（那輛迪索托的車牌，如夢記得，和前一部電影裏的一模一樣）。每當他開始嘲笑周圍感動落淚的觀眾時，對，對，就在那一剎那——注意了!——彷彿被耍了什麼戲法一般，突然間，他會發現自己同情起銀幕中蒼白悲慘的好人以及果敢無私的英雄，感染了他們的傷痛與折磨，莫名其妙地，自己已淚流滿面。於是，為了更加了解這個黑白的童話世界，更深究這個小小的、如夢與前夫曾經所屬的左派圈子，卡利普打電話給一位保存所有過期政治刊物的舊朋友。
“你還繼續在收集期刊，對不對?”卡利普説，語氣認真，“我有一個客户面臨了大麻煩。我可以借用你的數據庫搜尋一下，好替他寫狀子嗎?”
“當然沒問題。”賽姆説，一如往常的熱心，很高興有人要看他的“數據庫”。今晚八點半左右他會等着卡利普來。
卡利普在辦公室工作到天黑。他又撥了幾次電話給耶拉，但始終找不到他。每一次電話中，秘書不是告訴他耶拉先生“還沒”進來，就是説他“才剛”離開。儘管報紙已經被卡利普塞進梅里伯伯留下來的舊書架裏，但他還是渾身不自在，總覺得耶拉的“眼睛”仍盯着他看。的確，一整天耶拉好像都站在身旁。在他的注視下，卡利普處理各種公事。他聆聽一對肥胖的母子搶着説話，他們因為談不攏由誰繼承室內大市場的一間小店鋪而引發口角；告訴一位戴着墨鏡、想要控告政府無端縮減退休金的交警，依據國家的法律，他待在瘋人院的那兩年不能算是受僱期間。
他一一打電話給如夢的朋友。每一個電話他都捏造出各種不同的新鮮藉口。他向她的高中死黨瑪西德詢問古兒的號碼，因為他手上有一宗案件需要請她幫忙。他打電話給古兒——瑪西德不喜歡她，但這個意思為“玫瑰”的名字曾經一度讓他迷醉——結果優雅宅邸的優雅女傭告訴他，名字優美的女主人古兒，前天在古兒巴切（“玫瑰花園”!）醫院同時產下了她的第三和第四個孩子，如果他現在出發到醫院的話，還有時間從育嬰室的玻璃窗看一眼可愛的雙胞胎，名字叫阿什客與胡頌（愛與美）。費珍保證她會歸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説《怎麼辦?》，以及雷蒙·錢德勒的推理小説，並且祝如夢早日康復。至於貝席葉——不，卡利普弄錯了——她並沒有一個叔叔在麻醉藥局擔任探員，而且——沒有，卡利普確信——她的聲音裏沒有流露出絲毫她知道如夢在哪裏的暗示。而瑟米則非常驚訝卡利普怎麼會得知地下紡織廠的消息：沒錯，他們的確僱用了一羣由工程師和技師組成的團隊，準備研發一項計劃，製造第一批土耳其制的拉鍊。不過，很遺憾，由於他並不清楚最近報紙上報導的線軸交易情形，所以他無法提供卡利普任何相關的法律數據。他只能向如夢致上他最誠摯的問候（這一點卡利普毫不懷疑）。
他在電話裏偽裝不同的聲音，或是假扮別的身份——中學校長、戲院經理、大樓管理員——然而還是沒辦法找出如夢的蹤跡。蘇里曼，一名挨家挨户兜售四十年前英國出版的進口醫療百科全書的推銷員，接到假扮的中學校長卡利普的電話後，極為誠懇地向他解釋，自己非但沒有一個上中學的女兒名叫如夢，事實上他根本沒有小孩。同樣的，伊利亞斯，一位用父親的平底貨輪從黑海海岸載運煤炭的商人，反駁説他絕不可能把自己的夢境日記忘在如夢戲院裏，因為他已經好幾個月沒看電影了，而且他也沒有這樣的筆記本。升降機進口商阿辛解釋説，他的公司不能為如夢大樓的電梯故障負責，因為他從沒聽過有哪棟大樓或哪條街的名稱叫如夢。當這幾個人念出“如夢”這兩個字時，他們都沒有顯露半點焦慮或罪惡的痕跡，他們的口氣全都充滿着真誠的清白。
塔瑞克，白天在他父親的化學工廠製造老鼠藥，晚上則搖身一變成為寫作闡述死亡鍊金術的詩人，他欣然答應一羣法律系學生的邀請，去演講他詩中的主題“夢境與夢之謎”，他還承諾改天與他的新朋友們在塔克西姆的老咖啡館前碰面。至於科瑪和布蘭特，他們都才從安納托利亞旅遊回來。其中一個人的旅行路線追隨着一位伊茲密爾女裁縫的回憶錄，這位女裁縫在五十多年前，在一羣新聞記者的喝彩聲中與阿塔圖克跳完華爾茲後，可以馬上在她的腳踏裁縫車後坐下，飛快地縫出一條歐洲樣式的長褲。另一個人則騎着騾子橫越整片東安納托利亞，他行經一個又一個村落，走訪一家又一家咖啡館，到處兜售一種西洋雙陸棋的神奇骰子，據説它是用一千年前一位慈祥老人的腿骨雕刻而成的，而這位老者便是基督教徒所謂的聖誕老人。
他不得不放棄名單上剩下的號碼，因為要不是怎麼也接不通，就是電話裏的噪聲吵得聽不清説話。只要遇到下雨或下雪天，電話的線路就變得特別糟糕。更令他沮喪的是，一整天他翻遍了政治期刊的每一頁，在眾多的名字中——其中包括那些改變黨派的、自首懺悔的、受到拷問而被殺害的、被判刑入獄的，還有在爭鬥中遇害且舉行過葬禮的，以及那些投稿被編輯接納或退回或刊登的，還有那些畫政治漫畫、寫詩或在編輯部工作的人的名字和假名——他卻始終沒看到如夢前夫的名字或筆名。
夜幕降臨，他依然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黯然神傷。窗外一隻好奇的烏鴉睨視着他，街道上傳來星期五夜晚的人羣喧囂。慢慢地，卡利普置身於一場甜美的睡夢中。過了很久當他再度醒來時，房間裏已是一片漆黑，但他仍能感覺到烏鴉的眼睛注視着自己，就好像報紙上耶拉的“眼睛”一樣。坐在黑暗裏，他緩緩關上抽屜，用手摸到自己的外套，把它穿上，然後離開辦公室。大樓走廊的燈已經全熄了。小餐館裏，學徒正忙着清掃廁所。
走在積雪覆蓋的加拉塔橋上時，他感到一陣寒意：一股凜冽的冷風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吹來。到了卡拉廓伊後，他走進一間有大理石桌面的布丁店，側身避開互相對映的鏡子，點了雞湯細面和煮蛋。布丁店裏惟一一面沒有掛鏡子的牆上是一幅山嶽風景畫，風格像是來自於明信片和泛美航空的月曆。在一片平滑如鏡的湖水後面，透過鬆樹的枝丫，遠處是耀眼的白色山峯。儘管那必定是取材自某些明信片上的阿爾卑斯山，但它看起來更像卡利普與如夢小時候經常前往魔法探險的卡夫山。
搭乘電纜車回到貝尤魯的短暫路途上，卡利普與一位不認識的老男人起了爭執。那天的意外，車子出軌衝進卡拉廓伊廣場，像一匹狂喜的脱繮野馬撞上牆壁和玻璃窗，是因為纜線斷了，還是因為司機喝醉了酒?結果發現那位喝醉酒的司機是這位不知名老頭的同鄉，都來自特拉布宗。走出塔克西姆和貝尤魯的擁擠街道，來到了不遠處的奇哈格，路上空無人跡。前來應門的賽姆太太很高興見到他，但説完又立刻趕回房裏。顯然，她和賽姆正在看一個電視節目——許多出租車司機和門房會聚在地下室咖啡館裏一起看的節目。
“我們遺忘的珍寶”是一個批判性的節目，介紹許多巴爾幹半島上的古老清真寺、飲水泉和商旅客棧，哀悼這些當年由奧斯曼土耳其興建的古蹟，如今卻落入南斯拉夫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希臘人的手中。賽姆和他太太似乎完全無視卡利普的存在，他只好在彈簧早已彈出的仿洛可可扶手椅上坐下，望着屏幕上荒涼的清真寺畫面——好像一個隔壁的小男孩跑來鄰居家看足球賽。賽姆看起來像那個曾經贏過奧運獎牌的摔跤選手，這位摔跤選手雖然已經死了，但他的照片仍然高掛在生鮮蔬果商店的牆壁上。他的太太長得則像一隻肥胖可愛的老鼠。房間裏有一張灰塵色的桌子和一盞灰塵色的枱燈。牆壁上掛着一個鍍金相框，裏頭的祖父看起來不像賽姆，反倒比較像他太太（她的名字是芮喜葉嗎?卡利普茫然地想着）。房間裏就是這些東西：保險公司送的月曆、銀行給的煙灰缸、酒杯組、銀質的糖果盤、擺放咖啡杯的餐櫥櫃。還有兩面塞滿紙張和期刊、佈滿灰塵的牆壁，賽姆的“圖書數據庫”——卡利普之所以會出現在這裏的主要原因。
賽姆建造的這座圖書館，甚至在十多年前就被大學同學以挖苦的口氣稱之為“我們的革命數據庫”。有一次，在某段難得的自省時刻，賽姆很爽快地承認，圖書館起源於他自己的優柔寡斷。然而，他的優柔寡斷並不是因為他“難以在兩個階級中作選擇”，而是因為他無法在兩個政治派別中作取捨。
賽姆以前極為熱衷於參加各種政治會議或“座談會”，他跑遍了每一所大學、每一間學生餐廳，聆聽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夥伴的演講，目的是為了瞭解“所有的觀點和所有的信仰”，但卻猶豫再三不去問太多問題。他收集了各式各樣的左派宣傳品（不好意思，不知道你有沒有昨天“破壞者”在理工學院散發的手冊?），其中包括各種報告白皮書、宣傳小冊子、傳單等等，並且他會非常用功地閲讀。不過他實在沒有時間去詳讀每一篇文章，但同時他又始終沒辦法決定自己的“政治路線”，於是他便開始把所有沒空讀的東西全累積起來，以便日後有空再看。過了一段時日，慢慢地，閲讀和得出結論對他而言變得不再重要，於是，他的目標便轉為建造一座知識的水庫，以容納這條充沛滿盈的“數據之河”，不讓它白白流逝（這個比喻是身為建築工程師的賽姆自創的）。就這樣，賽姆毫不吝嗇地把自己的後半輩子投注在這個目標上。
電視節目結束後，他們關掉電視機，交換了幾句客套話，然後就是一陣沉默。夫妻倆向卡利普投以詢問的眼光，要求他趕快説明他的故事：他的被告是一個學生，被人指控一項他沒有犯的政治罪名。當然，沒這麼乏味，的確有人死了。事情的起頭，是有三個笨賊計劃了一場烏龍銀行搶劫案，這些小鬼得手後離開現場，駕駛偷來的出租車打算逃逸，結果開車的人不小心撞到了一個矮小的老婦人，把她撞飛了。這可憐的婦人跌落在地，腦袋摔在人行道上當場死亡（“真是飛來橫禍啊!”賽姆的太太説。）他們在現場只逮到一個人，他手持槍械，是一個“好家庭”出身的文靜男孩。當然，他堅決不肯供出同伴的姓名，因為他非常景仰他們，更驚人的是甚至在嚴刑逼問下他也沒有泄露半個字。結果，根據卡利普後來的調查發現，很不幸地，這位年輕人只得默默地承擔了殺害老婦人的責任。真正的兇手其實是一位名叫默哈瑪特·伊瑪茲的考古學系學生，事發三個星期後，有一天他來到温瑞尼葉後面的一塊新開發區，正當他在一座工廠牆壁上塗寫口號暗語時，被幾位不明人士開槍射殺。在這種情況下，那位好家庭出身的男孩終於鬆口透露真正凶手的姓名。然而，警方並不相信身亡的默哈瑪特·伊瑪茲是真正的默哈瑪特·伊瑪茲。不僅如此，主導這樁銀行劫搶案的政治派系領袖更出乎意料地表明立場，宣稱默哈瑪特·伊瑪茲仍在他們身邊，並且繼續秉持着不變的熱情和毅力為他們的刊物寫文章。
如今卡利普接下了這件案子，主要是看在那位善良富有的父親的分上，而不是為了這位公子哥兒。為了釐清案情，他希望能夠：一、查閲所有默哈瑪特的文章，以確認遇害的“默哈瑪特·伊瑪茲”不是真正的默哈瑪特·伊瑪茲；二、檢視所有用化名發表的作品，以查出究竟是誰假裝成亡故的默哈瑪特·伊瑪茲在發表文章；三、想必賽姆和他太太已經發現了，居然會這麼巧，計劃整件事情的政治派系剛好就是如夢的前夫當年嶄露頭角的地方，他想要大概瞭解一下這個政治團體過去六個月來的活動；四、他決心要提出嚴正的質詢，調查所有假借已故作家的名字發表作品的影子作家，並且探究所有失蹤人口之謎。
卡利普的興奮也感染給了賽姆，他們立即展開調查。最初的幾個小時，他們一邊喝茶，大口品嚐賽姆太太準備的切片蛋糕——卡利普終於想起她的名字，茹綺葉——一邊在期刊裏搜尋文章作者的姓名和化名。接着他們擴大範圍，列出所有發表自白書、已故的人和刊物工作人員的筆名。沒多久，他們就開始感到暈頭轉向，彷彿進入了一個由各種撲朔迷離的訃聞、恐嚇信、自白書、炸彈、排版錯誤、詩和口號建立起來的瞬息即變的隱晦世界。
他們找到許多不含秘密的化名、從化名衍生出來的名字、從衍生名字中擷取的名號。他們拆解離合詩句[1]一種特殊詩體，詩的各行首字母或尾字母或其他特定處的字母，能組成一個字或一個詞。[1]、不夠精準的字母密碼以及模稜兩可不知是刻意安排還是全然意外的顛倒字[2]將詞倒過來唸可組成其他意義，如lived轉為devil。[2]。賽姆和卡利普坐在桌子的一邊，茹綺葉則坐在另一頭。房間裏瀰漫着不耐煩和憂傷的氣氛，彷彿他們是除夕夜裏的一家人，一如往常地一邊聽收音機一邊玩“賓果”或紙上賽馬遊戲，反而不像是正在費力為一個被誣告殺人的男孩洗刷罪名，或是搜尋一名失蹤的女人。從敞開的窗簾望去，外頭雪花紛飛。
他們往下追尋，心情之滿足就好像一位有耐心的老師，等待着親眼見到自己一手拉拔的聰明學生逐漸成熟，他們喜悦地追蹤各個化名，跟隨它們在不同的雜誌中曲折行進，目睹它們的高低起伏。有時候，在情緒高昂的旅途中，他們偶爾會看見某位化名者的照片，發現他被捕、被拷問、被判刑或者消失不見，然後他們會落入悲傷的沉默，直到他們又闖進另一場新的拼字遊戲，遇見新的巧合，或是某個撲朔迷離的線索，帶領他們再次回到文字的世界裏。
依照賽姆的看法，根本不用管他們在這些刊物中找到的姓名與英雄人物是真是假，因為所有的示威抗議、會議、秘密集會、地下政黨的活動以及這些人所計劃的銀行搶劫案，其實都不曾發生過。他提出了一個極端的例子來證明這一點：大約二十年前，在東安納托利亞的埃爾津詹和客瑪之間有一座城鎮，名叫小切魯赫，那裏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民眾叛亂，事件確切的日期記載在其中一本刊物裏。暴動發生後，原本執政的地方首長被一隻掉落的花瓶打破腦袋，當地建立起一個臨時政府，發行一張有鴿子圖樣的粉紅色郵票，出版了一份純詩文的日報，眼鏡商和藥劑師免費發送眼鏡給弱視的鎮民，一批批的木柴被送進了小學的暖爐裏。然而，正當小鎮通往文明城市的橋樑即將破土動工之際，政府的阿塔圖克軍隊卻已抵達當地，控制了整個局面。於是，在牛羣嚼光清真寺泥地板上骯髒的膜拜墊之前，他們已經揪出了亂犯，把他們一串串掛在小鎮廣場中央的橡樹上。事實上——賽姆在地圖的小符號中指出謎之所在——不僅根本沒有一個城鎮名叫切魯赫，不管是小切魯赫還是別的，甚至那些鼓動叛變、被人民視為傳奇之鳥般歌頌的英雄人物也全是假的。這些捏造的姓名被埋藏在押韻或詞語反覆的詩詞裏，他們翻檢搜索，有一度找到了一個有關默哈瑪特·伊瑪茲的線索（關於一件在温瑞尼葉發生的兇殺案，正好是卡利普之前提到的那段時間）。他們仔細閲讀相關的説明和報道，裏面的文句像是國產電影一般剪了又接起來，斷斷續續，只不過在接下來的幾期雜誌裏，他們怎麼也找不到故事的結局。
中途有一段時間，卡利普從桌邊起身打電話回家，口氣温柔地告訴如夢他會在賽姆家工作到很晚，要她別等他，先去睡。電話在房間遙遠的一頭，賽姆和他的太太向如夢致上問候，自然如夢很親切地回覆。
他們繼續深入遊戲當中，尋找化名，拆解意義，再用它們組成字謎。這時賽姆的太太回房睡覺，留下兩個男人獨自在客廳，房間的每一個角落都堆滿了一疊疊的紙張、期刊、報紙和文件。早已過了午夜，伊斯坦布爾沉浸在雪夜的魅惑靜寂之中。卡利普埋首於眼前驚人龐雜的藏書堆，繼續鑽研各種排版和拼字錯誤。這座賽姆總以含蓄口吻形容為“太不完整，太不充分”的數據庫，主要由各式傳單組成，這些字跡模糊的紙張想必是用同一台油印機大量複製，在煙味瀰漫的大學餐廳裏散發，雨天裏示威抗議時在擋雨棚間傳閲，在遙遠的火車站內流通。正當卡利普沉浸於紙堆時，賽姆從另一個房間回來，手裏拿着一本他説“非常罕見”的論文，並以一個收藏家的驕傲展示給卡利普看：《反伊本·佐哈尼或腳踏實地的蘇菲旅行者》。卡利普小心翼翼地翻開這本線裝書，頁面上的內容還是用打字的。“寫這篇論文的人住在開塞利省的一個小鎮裏，那個地方小到連中型土耳其地圖都沒標出來，”賽姆解釋，“他爸爸是一個小型道乘堂[1]伊斯蘭教蘇菲派的修道院。[1]的師父，所以他從小就接受宗教與蘇菲神秘主義的薰陶。很多年後，他開始讀十三世紀阿拉伯神秘主義哲學家伊本·佐哈尼的書，《失傳奧秘的內在意義》，他一邊閲讀，一邊在頁邊空白處寫批註，想要媲美列寧研讀黑格爾的做法，寫下洋洋灑灑《唯物論》的評註。接着，他把這些筆記整理抄寫下來，引申擴充其內容，並加入一堆不必要的括號附加各種實證説明。不僅如此，他還把自己的筆記當成好像是別人的作品，彷彿其中的內容無比艱澀深奧難以理解似的，他又再寫了一大篇論文來解説其意義。
最後，他把這兩篇東西當成是別人的作品一樣，打字整理好，全部編輯在一起，然後再加入一篇他自己寫的‘編者的話’。在書本的頭三十頁裏，他補充了個人的心路歷程，敍述自己的宗教和後來的革命生涯。這些故事中有一個有趣的段落：某一天的中午，當作者在小鎮墓園裏漫步時，頓悟到一件事，原來西方稱之為‘泛神論’的蘇菲神秘主義，和作者從自己那位身為蘇菲師父的父親身上所得出的哲學‘實物主義’，這兩者之間有着強烈的關聯。漫步在墓園裏，穿梭於吃草的綿羊與熟睡的幽魂之間，他抬起頭，看見高聳的柏樹林中有一隻熟識的烏鴉，原來多年前他也曾在這個地方見過它——你知道土耳其的烏鴉可以活兩百歲吧?——然後他才明白，這隻長翅膀的大膽飛禽，人們所謂的‘崇高思想’，一直保持着這個模樣，永存不朽，同樣的頭和腳，同樣的身體和翅膀。於是他親手在裝訂好的封面上畫下了這隻烏鴉。這本書證明了，任何一個渴求永恆的土耳其人，必須同時是自己的鮑斯威爾，為自己的約翰遜寫傳記[1]約翰遜（SamuelJohnson，17—1784），英國辭典編纂者、作家，鮑斯威爾（JamesBoswell，1704—1795）曾為其寫作傳記。[1]；同時是自己的歌德，也是自己的艾克曼[2]艾克曼（Eckermann），德國詩人、作家，歌德晚年的摯友兼助手，著有《歌德談話錄》。[2]。這本書他總共打字裝訂了六個複本，我打賭國家調查局的數據庫裏一定連一本也找不到。”
彷彿有一個第三者的鬼魂，拉近了屋子裏的兩個人與那本烏鴉封面作者的距離，用一股想像的力量，把他們捲進那段往來於小鎮的房子和從父親那裏繼承下來的五金行的憂傷、平淡、孤立的生活。卡利普很想説：“那麼多的作品，那麼多的字母，那麼多的文字，其實只是在敍述一個故事。所有救贖的希望，所有受盡了屈辱折磨後的回憶，所有以血淚寫下的希望與回憶，都訴説着單純的一個故事。”多年來，賽姆像一個漁夫，耐着性子往大海中撒網，拉起了這滿室的報告、期刊與報紙，他知道自己已經捕獲了那一則故事，它就在這一堆龐雜的收藏裏。然而，他卻沒有辦法在這些分門別類堆積如山的數據裏，找出隱匿其中的那一則簡單故事，非但如此，他更遺忘了開啓它的通關秘語。
當他們在一本四年前出版的刊物中，幸運地撞見默哈瑪特·伊瑪茲的名字時，卡利普卻開口説這只是個巧合，而且他實在該回家了。但賽姆阻止了他，並表示在他的期刊裏一切都不會是巧合——現在他稱呼它們為“我的期刊”。接下來的兩個小時，卡利普發揮超乎常人的努力，兩隻眼睛像放映機似的轉呀轉，從一本刊物跳到另一本，沿路追尋默哈瑪特的蹤跡。他發現，默哈瑪特·伊瑪茲曾經改名為阿哈瑪特·伊瑪茲。接着，在一本封面畫着雞羣與農夫在一口井裏翻攪的雜誌裏，阿哈瑪特·伊瑪茲又變成了瑪特·恰瑪茲。很輕易地，賽姆推斷出馬丁·恰瑪茲和非瑞特·恰瑪茲也是同一個人。與此同時，這個筆名已放棄了寫理論文章，轉而編起歌詞來，供人在結婚禮堂所舉行的追悼會上吟唱，伴隨着絃樂器的聲音和香煙的煙霧。不過他也沒有在這一行待太久，因為一陣子後他又換了一個筆名，宣稱除了他自己之外，其他每個人都在為警察工作。再下來他變成了一位野心勃勃、神經質的數學導向經濟學家，致力於破解英國學院院士的剛愎性格。然而，他畢竟無法長久忍受黑暗陰險的學術腐敗。賽姆踮着腳尖走進卧房，拿出了另一批雜誌，胸有成竹地從裏面的某一期中找到了他的主角。在這本三年多前出版的刊物裏，這傢伙改名為阿里·瑟倫，詳細敍述在一個美麗的未來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里，人們的生活將會是什麼模樣：石板路將繼續鋪着石頭，不會被柏油所覆蓋；浪費時間的偵探小説將會被禁，而故弄玄虛的報紙專欄也逃不過同樣的下場；叫理髮師來家裏剪頭髮的習俗將被破除。卡利普往下讀到教育的問題，文中提到為了預防孩童受到父母的愚蠢偏見的洗腦，孩童的教育應該委派給他們住在樓上的祖父母，看到這裏，卡利普不再懷疑筆名的真實身份，不僅如此，他痛苦地領悟到，如夢曾與她的前夫分享她的童年回憶。相同的這個筆名出現在接下來的一期雜誌中，不特別出人意料地，書上介紹筆名的主人是一位數學教授，任職於阿爾巴尼亞研究學院。接着，在教授的生平事蹟下方，明明白白地，沒有用任何化名，正是如夢前夫的名字，靜默而僵直地嵌在紙上，像是廚房裏一隻被陡然扭亮的燈光震懾住的蟲子。
“沒有什麼比生命更讓人驚奇，”賽姆歡欣鼓舞地説，“除了書寫。”
他再一次踮起腳尖走進卧房，出來的時候手裏抱着兩個塞滿期刊的薩那人造奶油紙箱。“一個與阿爾巴尼亞有關的分離派系發行了這些刊物。我要告訴你一個奇特的秘密事件，我投注了多年心力好不容易解開了謎底。我覺得它跟你在尋找的東西有關。”
他重新泡了一壺茶，從紙箱裏拿出幾本期刊，從書架上取下幾本書，放在桌子上，作為待會兒説故事時的援引。
“那是六年前的一個星期六下午，”他開始敍述，“我正在翻閲阿爾巴尼亞勞工黨的幹部及其領袖恩維爾·霍查[1]恩維爾·霍查（EnverHoxha，1908—1985），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統治長達四十年。[1]所發行的雜誌（當時流通的共有三種刊物，彼此間勢不兩立）。當我翻開最新一期《人民的勞力》想看看有什麼有趣的主題時，忽然一張照片和一篇文章吸引了我的目光：內容是報道新成員入黨的表揚儀式。引起我注意的，並不是因為在這個禁止所有共產主義活動的國家裏，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竟敢公開歌頌新成員入黨，不，不是這個原因。我很清楚所有這些小型的左派分離派系為了生存，都必須冒着危險在每一期刊物上刊登類似的報道，好讓人們知道他們的人數不斷增長。真正吸引我注意的，是一張特別強調畫面中有‘十二’根石柱的黑白照片的説明，至於那張照片，中央是一羣吞雲吐霧的黨員，看似在進行什麼神聖的儀式，此外還有恩維爾·霍查的海報，以及幾位詩文朗誦者。更奇特的是，在報道中採訪到的新黨員，都選擇一些阿拉維教派[1]阿拉維教派（Alawite），什葉派的一個分支，10世紀時創立。[1]的名字作為化名，像是哈珊、胡賽因、阿里等，後來我進一步發現，這些全都是拜塔胥精神領袖的名字。若非我正好知道拜塔胥蘇菲教派曾經在阿爾巴尼亞盛行一時，或許我根本不會察覺異狀，永遠不會發現這個驚人的秘密。我拼了命往下鑽研，不放過任何線索。整整四年的時間，我勤讀各種有關拜塔胥教派、土耳其禁衞軍、胡儒非教派[2]胡儒非教派（Hurufism），蘇菲神秘教派的分支，14世紀時創立，相信語言中的聲音和文字藏有一切真理，從人們的身體上可以找到真主的神論和啓示。[2]、阿爾巴尼亞共產主義的書籍，終於，我解開了一個跨越一百五十年的陰謀。”
“相信你對這些歷史很熟。”賽姆嘴裏雖然這麼説，但卻又自顧自地背誦出拜塔胥教派七百年的歷史，從其創立者哈西·拜塔胥·維裏開始講起。他詳細解釋這個教派是如何受到阿拉維、蘇菲和薩滿教的影響，在奧斯曼帝國建立與崛起的過程中扮演着何種角色，中心信仰根植於拜塔胥教派的土耳其禁衞軍，他們反叛革命的傳統究竟又從何而來。如果你把一個土耳其禁衞軍人看作一個拜塔胥教徒，那麼你能很快看出這個秘密與伊斯坦布爾的歷史難分難解。拜塔胥教徒第一次被逐出伊斯坦布爾，是因為禁衞軍的緣故：1826年馬哈茂德二世下令突襲禁衞軍軍營，因為這支自立為政的軍隊不願意接受他的西化政策，很快地，長久以來作為禁衞軍精神殿堂的道壇便被迫關閉，拜塔胥苦行僧被趕出城外。
轉入地下之後過了二十年，拜塔胥再度返回伊斯坦布爾，不過這一次卻化身為拿克胥教派。儘管拜塔胥教徒以拿克胥信徒的身份公之於世，但他們私底下卻仍謹守着原先的拜塔胥身份，而把這個秘密埋入深處，直到七十年後阿塔圖克下令禁止所有的教派活動。
卡利普仔細研究一本英國旅遊書中的版畫，上面刻着一個拜塔胥的宗教儀式，但內容所反映的更像是這位旅行藝術家的內心幻想，而非現實場景。他數了數，版畫中共有十二支石柱。
“拜塔胥第三次出現，”賽姆説，“是在共和國建立後五十年，這一回他們不再利用拿克胥教派的偽裝，而是披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開始興奮地列舉各項證據，援引各種他從雜誌、書本和手冊上剪下來的漫畫文章、照片和版畫。拜塔胥教派中所執行、記載、發生的一切，都與這個政治黨派的所有活動完全吻合：入會的儀式；入會前要經歷一段時間的嚴苛考驗和自我否定；在這段過程中年輕的候選人必須忍受疼痛；舉行致敬儀式，向教派或黨團裏死去、遇害及封聖的先人表示尊崇；賦予“道路”這個詞神聖的意義；一再使用各種象徵羣體合一精神的字眼與詞彙；連禱的儀式；組織里經歷過同樣過程的前輩以下巴上的鬍鬚、嘴唇上的短髭，甚至眼睛裏的神情來區別同道中人；用特定的音節和韻腳來編寫典禮中所吟唱的詩文和歌謠，等等。“顯而易見，除非一切全是巧合，”賽姆説，“除非真主為了訓誡我，對我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不然我就算瞎了也能看得出，這些拜塔胥取自胡儒非的字謎與迴文詩，毫無疑問地反覆出現在左派刊物裏。”萬籟無聲的夜裏，只有遠處守夜人的口哨偶爾劃破寂靜。賽姆開始緩緩地，如同喃喃念禱似的，向卡利普複誦他所破解的字謎，依照其中的隱含意義把它們串聯起來。
過了許久，在半夢半醒間，正當卡利普恍惚往返於美好回憶以及對如夢的迷夢時，賽姆的話語再度傳入耳中：“整件事最令人震撼的重點在於……”卡利普這才又打起精神。賽姆説，加入政治黨派的這些孩子們，壓根兒沒有想到自己竟成為一個拜塔胥教徒。由於整個陰謀全是黨中央管理層與阿爾巴尼亞的拜塔胥師父聯手策劃的，因此下面的人絲毫不知情。那些雄心壯志的孩子們，棄絕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徹底扭轉自己的一生，只為加入組織奉獻給人羣，他們萬萬沒有想到，他們在慶典儀式、遊行餐會時所拍的照片，居然被一羣阿爾巴尼亞苦行僧拿去視作其教派擴張的證明。“一開始，我很單純地想，這是一件卑鄙的陰謀、一個駭人聽聞的秘密，這羣孩子傻傻地被矇在鼓裏。”賽姆接着説，“以至於，一陣衝動之下，十五年來我頭一次想把這一切鉅細無遺地寫下來，公之於世。只不過，我很快又打消了念頭。”雪夜的岑寂中，傳來一艘黝黑的油輪駛過博斯普魯斯海峽的低鳴，城市裏的每一扇窗都隨之顫動。他又開口，“因為我終於明白，去證明我們所過的生命其實只是別人的夢，沒有絲毫助益。”接着，賽姆説了一個關於索裏盼部族的故事。索裏盼部族定居在東安納托利亞一座與世隔絕的山裏，兩百年來，他們一直在準備一場前往卡夫山的朝聖之旅。一切的概念，都是由於一本三百二十年前的夢幻之書，該書提及了這場族人們從未涉足過的旅程，使得大家開始企望前往神話中的卡夫山。族裏的人並不知道，他們的精神領袖，儘管把這件事當作秘密代代相傳，其實卻早已與奧斯曼達成協議，讓這場卡夫山之旅永遠無法實現。然而，如果告訴族人這項事實，對他們有何助益?這就好像告訴那些星期天下午擠在小城電影院裏的士兵們，銀幕上那位試圖誘拐勇敢的土耳其戰士喝下毒酒的陰險傳教士，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卑微的演員，在真實生活中，更是一位虔誠的伊斯蘭信徒。你改變得了什麼?到最後你只不過是剝奪了這些人們惟一的樂趣，也就是置身於瘋狂的樂趣。
天色漸亮，卡利普在沙發上昏昏沉沉，聽任賽姆滔滔不絕繼續獨白：那些身在阿爾巴尼亞的年老拜塔胥師父們，來到一間世紀初遺留下來的白色殖民式旅館與政黨領袖會面，在夢境一般的大宴會廳裏，他們熱淚盈眶地望着照片裏的土耳其青年，卻完全沒有想到，這些青年們在儀式中所背誦的詩文，並非教派的秘語，而是滿口共產主義的理論。對鍊金術士而言，不知道自己永遠無法點石成金，這不是他們的悲哀，而是他們存在的理由。就算現代的魔術師把他的戲法秘訣毫不隱瞞地泄露給外人知道，狂熱的觀眾依然會情願説服自己，在魔杖一揮的剎那，他們看見的是魔法而非騙局。同樣地，有那麼多的年輕男女，只因曾經在生命的某一個時期聽見了某一句話、讀了某一則故事、看了某一本書，便在這氛圍的影響下，墜入情網。在激情的暈眩中，他們結了婚，始終不曾理解他們愛情背後的謬誤，就這樣開開心心地共度餘生。等賽姆的太太已經清好桌子，準備擺放早餐時，賽姆——瞥了一眼塞進門縫裏的日報——仍然滔滔不絕地説着，就算我們終於明白這個事實，一切也不會改變——所有的文字、所有可信的文章，指涉的都不是生命，相反，書寫本身只是在指涉一場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