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夏天，我總會到附屬於蓋布澤縣長辦公室的那間被人遺忘的“檔案室”，花上一星期時間翻尋文件。一九八二年時，在一隻塞滿大量皇室法令、地契、庭審紀錄與税務卷宗的塵封櫃子底部，我發現了這份手稿。它夢幻般的藍色精緻大理石紋封面與清晰可辨的字跡，在褪色的政府文件中閃耀，因而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彷彿要更進一步激起我的興趣似地，別人又在書本的扉頁題上了書名《被褥匠的繼子》。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標題。書頁的邊緣與空白處滿是小孩畫的人物畫，頭兒小小，身着釘上鈕釦的服裝。我帶着無限喜悦，立刻讀起了這本書。我很欣喜，但又懶得繕寫這份手稿，所以從這間連年輕縣長都不敢稱之為“檔案室”的儲藏室偷了它。守衞對我非常恭敬而未在旁監看，我利用了這樣的信任，一眨眼將它順勢放進了我的手提箱。
剛開始，除了反覆閲讀之外，我不是很清楚如何處理這本書。那時，我對歷史仍有深深的懷疑，只想單純專注於故事本身，而不是手稿中的科學、文化、人類學或是“歷史”價值。這也就使我深受作者本身的吸引。自從被迫和友人離開大學，我便從事祖父的工作，擔任百科全書編纂者。也就在此時，我有了一個想法，要在負責的名人百科全書歷史部分，加入該作家的條目。
就這樣，我把編纂百科全書與飲酒之外的空閒時間，都用在了這項任務上。當我查閲那段時期的基本原始資料時，立刻發現故事描述的一些事件和史實不太相符：例如，柯普魯呂擔任大宰相那五年期間，伊斯坦布爾曾遭大火蹂躪，卻根本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當時曾爆發值得一提的疾病，更別説書中所提的那種瘟疫流行。一些那段時期的高官名字也拼錯了，有些是彼此混淆，有些則根本就是換了名字。而那些皇室星相家的名字也不符合皇家紀錄，但我認為這種矛盾在這個故事中有特別的作用，所以並未多予追究。另一方面，我們的歷史“知識”大多證實了該書所講述的事件。有時，我甚至在小細節上看到了這種“真實”：例如，皇室星相家侯賽因大人被處死的情形，以及穆罕默德四世在米拉賀宮的狩兔，都和歷史學家奈伊瑪的描述相似。可以看出，這名作家顯然喜愛閲讀與幻想。於是，我想到，他可能相當熟悉這類資料及其他許多書籍並從中拾穗，寫成了他的故事。他聲稱認識艾夫利亞·卻勒比，但可能只是看過他的書。想到可能如其他例子所示，與此相反的情況也可能屬實，我便努力使自己不要失望，繼續追查故事作者的蹤跡。但是，在伊斯坦布爾各圖書館作的調查探究，粉碎了我大部分的希望。不管是在託普卡匹宮的圖書館，或者其它我覺得可能從那兒流落散佚的公、私立圖書館，我都找不到任何文中所提到的那些在一六五二年至一六八○年間，呈交穆罕默德四世的文章和書籍。我只找到了一個線索：這些圖書館收藏了書中所提“左撇子謄寫員”的其他作品。我搜尋翻看了一段時間，但我已經筋疲力盡了。我曾給意大利大學的諸多大學寫了無數的信，而此時，他們也給我寄來了令人失望的答覆。我徘徊在蓋布澤、佔尼特希薩爾和於斯庫達爾墓園的墓石間，希望找到作者的名字（雖然書名頁未提，書中卻曾提及），仍徒勞無功。我放棄了依循可能的線索，僅根據故事本身寫下百科全書的條目。如同我所擔心的那樣，他們並未刊出這個條目內容，不是因為它缺乏科學證據，而是他們認為這個人物不夠有名。
或許是這個緣故，更加深了我對這個故事的着迷。我甚至想過辭職抗議，但我喜歡這份工作和朋友。有一段時間，我逢人就説這個故事，熱烈得彷彿那是我寫的，而不是我發現的。為了讓故事聽起來更有意思，我談及它的象徵價值、與當代事實的基本關聯、我如何經由這個故事來理解我們這個時代，如此等等。當我説出這些主張，那些關注政治、暴力、東西方關係或民主等主題的好奇的年輕人對此頗有興趣，但他們和我的酒友們一樣，很快就忘了我的故事。在我的堅持下，一名教授友人翻閲了這份手稿。歸還文稿時，他説伊斯坦布爾街巷的木房子裏，有着數以萬計充斥這類故事的手稿。住在這些屋子裏的無知的人們，不是把這此書當成《古蘭經》而將它們放在碗櫥頂端的神聖位置，就是把它們一頁頁撕下來點燃爐火了。
所以，在一位戴眼鏡且煙不離手的女孩鼓勵下，我決定出版這個我一次又一次重新閲讀的故事。讀者們會發現，我把這本書修訂為現代土耳其文時，並未刻意去追求行文的風格：看了幾句這份放在桌上的手稿後，我會來到另一個房間的桌前，努力以當今的文字來描述心中體悟的文稿意含。選擇這個書名的人不是我，而是同意印刷出版的出版社。看到前面獻詞的讀者可能會問，其中是否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存在。我想，把一切看作與其他事物有關聯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癖好。因此，我也屈從這個通病，出版了這個故事。
法魯克·達爾温奧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