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緊挨着我們小房間的那個研究所也不像我家那台貝爾克牌打字機那樣叫人心煩。它像一架錄音器，有兩個滾筒，一個個像齜着牙齒的按鍵，只有德文字母，因為是一台德國牌子打字機。我丈夫已經能十分熟練地用它打字，即使天黑了，他也能用他那有點兒肥大但又皺曲不平的指頭敲打它，彷彿要敲掉它那些齜牙。可是那台打字機能承受一切對它的狠命敲打。我丈夫打字的時候有點兒怪怪的：他捲上紙，眼睛彷彿望着窗外，好像在彈鋼琴，十個指頭都在動。他打字快得叫我沒法相信，於是過去瞅他一眼，他果然在打字，而且有內容，只是錯誤百出，不過只是因為這台打字機既沒有長音符號也沒有鈎形符號。他簡直不是在打字，而是在演奏，這打字機彷彿一個人工腎和心律監測器跟他長在一起。他常對我説，當他琢磨一篇什麼文稿時，便在腦子裏書寫着這篇作品，在他的眼睛裏便有着這台打字機，而這雙眼睛又在他的腦子裏，而且這台腦子裏的打字機又同他的手指頭聯繫在一起。
當他在想着一篇未來的文稿時，他竟能看見打字鍵如何將字母打到紙上，幣這些鍵又如何像音符一樣地散在那裏，由某些個打字鍵來敲成一個字。他看到這些字一方面已經寫出來，另一部分散在鍵盤上。他對我説，他有時簡直害怕往下想，這玩意兒是怎麼從一種狀況轉到另一種狀況的。這些思想先是流出來，他則用如下辦法將它抄寫出來：先用十個指頭將它們打到鍵盤上，經過鍵盤一個個字母串成，一行一行宇再串成一頁一頁，這些打滿字的頁一直摞到他累了，到他這些思想已經全寫到紙上或者已經消失為止。我丈夫説艾戈恩·博烏迪把這台打字機叫做原子打字機。我丈夫去克拉德諾時曾經給他讀過自己的打字搞。我丈夫總是選在我上班的時候、我去米拉達那兒游泳的時候，我在莉莎家織手套或者用綵線繡圖畫的時候寫作。我要是提前日來了，他只接着寫一會兒，示意我別跟他説話，我便得目個兒坐上一會兒。我恨這台打字機，因為它整個兒地與我丈夫合為一體了。要是沒丁這打字機他恐怕就傻了眼!因為他已經完全不會用手寫字，就像那些騎兵一樣，一下馬，走起路來便跌跌撞撞，跟踩着棉花似地腿不得勁兒。我丈夫有時給我在一小片紙上寫點什麼時，就像胡納切克，還有以前的多萊伊什這些小孩寫的字一樣，東倒西歪的，而且寫出來的句子也結結日日，從來也沒有用手寫出過一句像模像樣的話來，只能寫個簡短的消息或通知什麼的。可是隻要他往打字機前一坐，一幅幅畫面便滾滾而來。他就這麼一個勁兒地寫呀寫呀，有時我站在窗子外面聽着他拼命地趕着寫，以便在我進來時放慢速度。
只要我我向他提出第一個問題，他的思路就斷了，氣惱地盯我一眼，再敲上那麼三兩下按鍵，彷彿打上幾個點兒，便放棄寫作，揉揉眼睛，又回到了我們房間這人間地面。那些往空中一個勁兒地流瀉出的句子、那些曾經在他的天上某個地方閃亮的字行熄滅了。他聳聳肩膀，便提着罐子去打啤酒，把他的寫作再挪到別的什麼時候。可有時候他又能接着玩兒命地往上寫，我可以對他説話，可以有人來串門兒，他繼續寫他的，衝着這些他看得見的句子微笑着，誰也打擾不了他。他一個勁兒地寫呀寫呀，必須一口氣寫完。
因為，他後來説，當時要不寫以後就永遠也寫不出來了，畫面就會一股腦兒永遠地從他眼前消失掉。我在結婚後的第二年給我丈夫買了一部打字機，也是德國牌子的，叫托爾貝多牌，是韋特羅產的。我把它擺在桌子上，他那台貝克爾牌老打字機的旁邊。奇怪的是那台老機子還顯得新式、簡單一些。托爾貝多牌的打字機有個套子，貝克爾牌的打字機也有個箱子，不過博士把那箱子扔掉了，只用兩根帶子捆着搬來搬去的，就像小學生常那樣捆着學校的課本一樣。那台貝克爾牌打字機彷彿是永遠也損壞不了的，他到河邊去也常常帶着它，將它往那兒一放便打起字來。有時難免會歪倒，有一次在堤壩上它甚至掉到伏爾塔瓦河裏去了，可撈起來它還能用。就像那羅斯科普牌的奧地利鬧鐘一樣，瓦尼什達先生將它扔到了裝滿水的洗碗池裏，它在水裏也一樣丁零丁零地鬧，而且還繼續嘀嗒嘀嗒一秒一秒地走。
就像貝克爾牌打字機，把它裏面灌進的水倒出來，打起字來甚至比原先還順溜。等我丈夫一來，當我告訴他買了一部托爾貝多牌打字機時，他看了看這兩部打字機，然後坐下來，試了試那部新打字機，鍵盤好像不靈，它比較大，比較寬，還多出一行來，正好是那些長音符號、鈎形符號以及帶長音、帶鈎的字母。他得先練習，為了能在這部新機子上打字，他得先把那台老機子放到櫃子裏去，將它擱到被子底下，生怕它吃醋，覺得我丈夫喜新厭舊對它不忠，它可能會把在利本尼堤壩巷我們住房裏出現的這部新打字機看做情敵。我丈夫第一次用新機子打他的手稿時，先在那台可愛的老機子上打了幾下，然後像對待一隻小動物一樣地撫摸它，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清掃過它，它裏面全是灰塵，從它黑色的打字帶上剝落出好多呢絨灰塵塊兒來。
按鍵字模上的顏色把字母裏的縫隙都填滿了，因此這些字母打到紙上也是黑乎乎的，只能看出個輪廓來。但我丈夫不在乎，因為他實際上是個很愛把屋子裏弄得亂七八糟的人，他也愛整潔，但只打掃那最必要的地方。他愛把牀底下掃得乾乾淨淨，可是卻把一塊枱布蓋在他的寫作用品和稿紙上，就像往桌子上鋪塊賽採賽風格的紅毯子，往牀上蓋塊牀罩一樣。最要命的是他什麼都離不開抹布，他洗完手用抹布，擦皮鞋用抹布，他甚至往抹布裏擤鼻涕，還用這油乎乎的抹布來擦汗。當我沒注意管他，他這塊抹布太髒時，我便乾脆把它塞進爐子裏燒了。儘管我們在院子裏有個廁所，可我丈夫鬼使神差晚上總愛在院子裏那棵爬山虎底下的土堆旁撤尿。那棵爬山虎倒是長得枝壯葉茂，沿着牆壁橫貫整個院子。
夜裏在院子裏撒尿是他的拿手好戲，撒尿時跟所有正在撒尿的爺們兒一樣眼睛傻呆呆的難看得要命。有一條不成章的規矩；只要我丈夫以為我不在家，便連白天也到院子裏的一個角落去撒尿。我有好多次突然出現，我丈夫嚇得連褲子都弄濕了。我氣鼓鼓地打他身邊經過，讓他別以為我不知道。我裝作在看他，裝作為他這舉動而要嘔吐，而且我還真的做出一副嘔吐的樣子。他也想了一個報復我的辦法：當我在屋裏擦洗身子，當我例假期在盆裏洗下身時，我丈夫便無緣無故闖進來，讓我嚇一大跳，我因為被丈夫看見而對着他一頓吼。他卻藉此回敬我：如今他也裝作惡心，裝作要嘔吐的樣子説他看到的事使他要瘋了。於是立即跑出去，故意大聲説得讓我能聽見：“這一天可要倒黴了!一大清早就這麼不幸，看到老孃兒們坐尿盆!”儘管我從來沒在家裏坐過尿盆，儘管我們房子里根本沒有尿盆，因為我討厭尿盆，即使下大雪，我也寧可走過院子，到結了冰凌的廁所去解手。總之，我丈夫是個很不愛收拾的人，對他這台貝克爾牌的打字機也是如此，我若遇上我丈夫在打字，就跟我碰上他在院子裏撒尿一樣，立即手忙腳亂，從這一刻起，若是撒尿便弄濕褲子、尿濕鞋子；如正在打字，便連貝克爾牌打字機的好幾個按鍵也嚇得卡在一起，而且還卡在色帶走動的地方。可我丈夫硬是用兩個指頭把它們掰開。
這打字機真是結實極了，任何別的打字機遇到這種情況那按鍵恐怕都要斷掉，可是這部機子居然承受得了我丈夫的生掰硬拽，他把整台機器舉起來，按鍵好像嵌進了他的指頭，他氣惱地站起來，將機子倒吊到懸空，還是鬆不開，我丈夫便使勁一摔，打字機掉到地板上，這才解決了問題。我丈夫再把它端起來，撫摸着它。幾個指頭被那些一直卡着難以分開的按鍵弄得烏黑。我丈夫打字的時候要是用手摸一下臉，那臉也準保弄得黑不溜秋的；要是機器摔到地上，我丈夫便把它扶起來，放到桌子上，接着打字，跟沒事兒似的。這部打字機就像艾戈恩·博恩迪説的是部原子打字機，真的好像是用原子驅動的。不過我丈夫還是決定讓這台貝克爾牌打字機退役。説要拿它當擺設。
他這兒還有一根劈成兩半的大松樹幹，這兩半樹幹中間夾着一個野蜂窩。這樹幹，我丈夫説還是從俄國兵那裏討來的。那些俄國兵曾經在啤酒廠住過。我丈夫不管搬到哪裏，都把這樹幹帶到哪裏。他最先住在老城廣場那座屋角上有個羅馬鈴鐺的樓裏，還有那家肖恩巴赫殯儀館也在樓裏；後來他搬到雅希莫瓦街猶太學校對面的那條街上；再後來又帶着這樹幹來到克拉德諾的義務勞動者們的集體宿舍；最後帶到利本尼，如今豎在這兒，老樹幹裏面已經破碎、腐爛，樹幹旁邊是一個沒穿衣服的洋娃娃，攤着兩隻粉紅色的手，總是光着腦袋驚訝地站在這老松樹幹下面，望着那嵌在松樹幹上快要破碎的野蜂窩。如今這兒又添一架滾筒縮在裏面，像一個緊咬牙關沉默不語者的貝克爾牌打字機，它挨着這光身子沒頭髮的洋娃娃站在方凳上。誰來我們家，最吸引他的就是這台打字機，每個人都要摸摸它，像抱小動物一樣抱在膝蓋上，打開它，不知道這種型號的人都為這台打字機的小巧玲瓏而驚訝不已，説它很漂亮，而且造型也很現代，因為它比一般打字機少一行字母。那時候，有個叫弗朗達的住在我們這座樓靠大門口那兒，他已經退休了。
因為他有一顆大極了的心臟，解剖專家都有點等不及要解剖他的屍體，因為就像弗朗達驕傲地説的，他就是為這顆肥大的心臟而退休的，因為這是中歐最大的一顆心臟。這個弗朗達曾經是一名修理烤麪包爐的工人，是修理爐口和爐門的能手，他往爐膛裏鋪上石英，澆上混凝土，還有點別的東西。在弗朗達原先住的那個曾經開過小鋪的地方有一座特別棒的爐子，我丈夫去看過好幾次，弗朗達就是按照這種爐子給我們家修的爐灶，爐口貼滿小石塊，澆上混合耐火黏土和水玻璃。那個弗朗達簡直要了我的命，因為他老想談那種事，老説他是幹那事兒的行家，老説那種事一天可以幹上兩次，因為他有個大心臟。他只要一看見我，就談那種事，這成廠他的看家本領。我千方百計不讓他張口，先是假裝作嘔，後來弄假成真，真的吐了他一褲子。
於是，他又去找我丈夫談那種事，我丈夫不愛談這個，不過並沒反對聽他談。那個弗朗達還打定主意，要把他所知道的、他所注意到的有關他心臟的一切寫出來，主要是要給大夫們寫他的那種事兒，説他每天可以幹兩次，一點兒也沒覺得有什麼不舒服。我丈夫便將那台打字機、那架原子貝克爾牌打字機借給了他。我下班回來、或者去上班的時候，都聽得見弗朗達像啄木鳥一樣在那裏敲打，練習打字。三個月以後他已經會打了，可讓他傷腦筋的是錯誤百出。他説他寫得倒沒錯，可就是缺鈎少撇的。後來他便開始寫有關他的歐洲最大的心臟這部作品，連沃德拉切克教授本人都在盼着他這部作品哩!可是，就像他所描述的，那種事他每天可以幹兩次，結果他什麼毛病也沒有，後來又提高了一步，那種事他有時一天干三次，結果出事了!這一天三次把他的心臟累壞了。於是他不再敲打打字機，而是躺着，躺着，不是躺在牀上，而是躺在椅子上，躺在一把仰卧着的椅子上，也就是椅子扶手挨着地板，總之，他躺在一張翻倒的椅子上，這是他最好的姿勢。我丈夫説，弗朗達這麼躺在翻倒的椅子上，活像山羊在交配。他常去看望弗朗達，跟他開玩笑，用那把黃色的摺疊尺子測量着弗朗達的個頭，然後四下裏瞧瞧，看怎麼在這裏安排他的喪事及擺放他的棺材。弗朗達笑得都發出了尖叫聲。我丈夫總是這樣跟他開玩笑，弗朗達把這看做是我丈夫對他表示的最大好感。
他們拿這棺材的事兒開了好長時間的玩笑。我丈夫還拿弗朗達開心説，如今當他靠這椅子這麼掛着，是不是一天能幹一次或者三次那種事。到有天早上弗朗達的神經官能出了問題，大喊大叫起來，而且越喊越厲害。等我丈夫去看他時使盡了最後的力氣對我丈夫喊道：“博士，把那台打字機搬走吧!搬走吧快搬走！”可我丈夫將手搭在弗朗達的背上，他還一直躺在這把翻倒的椅子上，勸他説：“只管把它放在這裏吧，弗朗吉舍克，加緊練習吧!你還練嗎?還練?弗朗吉舍克，只有這樣你才能學會用這機器打字呀!你還得把有你這顆歐洲最大的心臟的事兒寫出來哩!你得提供這方面的信息。弗朗吉舍克，你不是胸有成竹嗎?那你就快點兒開始吧!你將成為一位拔尖的打字員!你將成為頂尖人物，弗朗吉舍克!你要明白，你生活在布拉格，布拉格是歐洲的心臟，惟一的只有你能寫出關於自己這顆中歐最大心臟的文章，只有你握着這扇門的鑰匙，你有的是關於這一切的文件和你心臟的圖表和透視圖，為了這顆心臟，你退休了。上帝保佑你，弗朗吉舍克，別尖叫了，開始寫吧!現在正好是開始從另一方面看到一切的時候，你現在不寫還等何時再寫呢?留下這台貝克爾牌打字機吧!我用它已經寫下了我最厚重的書稿。弗朗吉舍克，你來在這座樓房裏繼續寫下去吧!多想一想你那顆心臟。練吧!弗明吉舍克，練吧!可是得練寫作了，在寫作的同時又練了打字。”
弗朗吉舍克説，只等他稍微緩過來一點兒他便要開始練習寫作，寫他修爐工的一生，寫他如何去醫學院、教授們如何給大學生們講課，通過聲音和圖片向他們講解屬於弗朗達的這顆中歐最大的心臟。作為這一報告的證明材料，也就是與大學的一個合同上規定，弗朗達不許游泳、不許坐飛機甚至不許坐快車，因為弗朗達還在活着的時候就已經把自己的心臟賣給了大學，沃德拉切克教授已經迫不及待地在等着開始解剖弗朗達，以親自直接看到這顆大極了的心臟。這都是弗朗達説的。他接着又大聲嚷嚷着，他心臟上的脈管一根根地在爆裂。
他爬到他修好的那座爐門口貼着一塊塊小石磚，並澆上摻有水玻璃耐火黏土的漂亮爐子跟前……早上他的同居者來到時，他已經死了。死之前，他吼叫過，可是誰也沒聽見。樓上雖然有人聽到，但卻以為是貝朗諾娃太太，也就是那位每天都提水澆過道、往下水道里清掃的愛乾淨的太太在發夢囈，她躺在她那間黑暗的房間裏，睡夢中常常打呵欠，響得成了呼叫聲。
也許樓上的莉莎夫婦、也許我們這邊的斯拉維切克先生以為是住在那位愛乾淨的太太對門的太太在嚎叫哩!那是一個寡婦，當她想起她已經是個寡婦、想起她的丈夫真的已經死了、永遠地去了時，她便坐在爐子旁邊的小板凳上，就像一條到死都被捆在窩旁的狗一樣久久地嚎叫，為自己永遠也無法到村中心的廣場上去遛一遛，永遠也不能同別的母狗到後院去逛逛而傷心。出殯之後，我丈夫等到他本來住在日什科夫的同居女人來到他的住處時，便請求她將那台他曾借給弗朗達、讓他學會用它來打字、成為作家的貝克爾牌打字機還給他。
可是那同居女人説，她壓根兒就不知道有台什麼打字機。我丈夫一再求她，還拿出錢來，可她説，她一點兒也不知道這台機子的事兒，她甚至説她壓根兒就沒見過這台機子。我丈夫很難過，都傷心流淚了。還為這事喝醉過兩次，因為他實在想念這台為他打出了成百上千頁關於他的生活的稿子的貝克爾牌打字機啊！當他一瞅那分成兩半、更多地被野蜂咬壞了的松樹干時，當他一瞅那原來擺在貝克爾牌打字機前面的光頭洋娃娃時，忍不住將那洋娃娃扔進了垃圾桶，又拿起一把斧子將他從蘇軍士兵那裏要來的禮物劈成的松樹幹砍了個稀巴爛，連同原來在上面擺放着的那超現實主義靜物的方凳也砍個稀巴爛。
當他經常在睡覺時抽泣、哭訴時，我安慰他説：“好啦好啦!別再去想那台貝克爾牌打字機啦!……已經這樣了，再別想啦，別想啦！”我們每個星期有一次在克爾科諾謝山脈吃飯，住在伊萊姆尼克小旅舍，這地方屬於上米賽支基山區。因為我丈夫在唸大學的時候常來下米賽支基住。就像他指給我看的那樣，住在夏爾夫先生家的“三房舍”裏，在夏爾夫先生的家的下方一家住着多恩斯先生，再下面一家是貝拉烏爾先生，他們都在森林裏幹活兒，有很多小孩。我丈夫説，當他每年放期末假到這兒來時，夏爾夫先生這所房子裏總要多出一個孩子來，原因是夏爾夫在森林裏幹活時，多恩斯先生便來他這裏取斧子或鋸子，多恩斯一頭金黃色頭髮，而夏爾夫先生的兩個孩子也是一頭金黃色頭髮。
我丈夫然後將那家裝有綠色樑柱的瓦爾泰因飯店指給我看，每當他滑雪回來，總是在這家飯店吃晚飯。那裏通常只有一兩個顧客，大家都喝瓶裝啤酒。我丈夫除了喝啤酒之外還吃黃油抹面包夾香腸。這裏總是很熱，一個特大的瓷磚鋪台的爐子裏燒着旺火……不過這都是以前的情景。一九四五年以後在克爾科諾謝山脈這已經連一個德國人也沒有了，有的在戰爭中死去，有的被鋤頭打死，其餘的被遷走。除開被遷走和死去的德國人之外，連牛也差不多滅絕了。
我丈夫對我説，原先這些山上有六百頭牛，如今只在貝茨上方的賽維爾卡還殘存着四頭牛。那裏有個德國女人在經營管理，她要是擠了牛奶，在她的飯鋪裏還能喝到新鮮熱奶和羅姆酒。如今幾乎所有的小木舍都歸了國營企業，以作為職工們休假之用。可是我丈夫的思緒卻停滯在這裏還住着德國人的那個時期。那時幾乎所有小木舍的德國人都能供應抹了黃油的麪包和一種德國人常吃的“拼板”，也就是在這麼一塊小木板上放一小塊燻鹹肥肉、一小截香腸、一小段豬血腸、一小塊燻肉，配上一瓶好啤酒。在這些小木舍裏冬天很熱，因為燒着木柴。我丈夫最感遺憾的是那六百頭牛沒了。那些粗脖子的德國胖婦沒了，那些骨瘦如柴的德國婦人連同她們的方言也沒了。
當然我丈夫也補充了一句：“幾乎所有這些德國人都是納粹，他們都曾為捷克人打了敗仗而歡呼，所以世界上沒法為這‘一隻眼睛要以一雙眼睛、一顆牙齒要以一口牙齒來償還’的法則而吃驚。因為播種風就得收穫暴風雨。勝利者是不會向任何人詢問什麼可幹、什麼不可乾的，倒黴的總是失敗者。”當我們漫步在白雪覆蓋但作了標記的路上，當我們已結束滑雪但還穿着滑雪服，背上揹着背囊、拄着滑雪棍在散步時，我丈夫就這麼自言自語着，而且講着講着便開始對所有在捷克和摩拉維亞的德國人生起氣來。説實際上是蘇台德問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德國人出賣了我們的共和國，提出了“建立帝國之家”的口號，結果自己造成提前遷出的局面，確定了自己的命運：從而也確定了捷克人的命運。因為通過打敗了的戰爭把勝利者請進了中歐，從而開始了新時代。在這個時期一切都與過去不一樣。我們就這樣走在標明記號的雪道上。我們最高興下坡走到什賓德萊爾磨坊，我丈夫像在夢幻中一般地察看着這裏的一切，因為這裏所有旅館、旅遊者的小客棧的名稱都跟過去不一樣了。
當我丈夫看到這些，看到旅館、客棧後面堆着一大堆拉圾、燒暖氣的爐灰渣，尤其當我們走進他以前住過的旅館，當今這些只為他們自己的職工做飯的國營企業的休假屋，卻得不到吃的時，我丈夫又將他內心的獨白説出了聲，他又罵德國人，説他們本來可以在這兒待著，我丈夫還可以繼續與他們聊天，繼續住到這些爐子生得暖暖和和的小木舍裏來，喝他的啤酒的，可是克爾科諾謝山區的德國人卻想要什麼“建立帝國之家”，使我丈夫感到這些山都變醜了。他們活該!結果下場這麼慘，因為是他們首先破壞了在這第一共和國的社會品行的準則，實際上他們為自己的罪責得到的懲罰還算是小的，他們最大的罪責是連同這些蘇台德人一道不僅走掉了這六百頭牛，而且失去了這山區的方言、這整個的美。由於這一背叛，不僅是布拉格的美麗的德語，而且連布爾諾、奧巴瓦以及伊赫拉瓦的美麗德語、方言都走掉了，斯畢什盆地的德國人以及赫普達到德國人方言也走掉了。我丈夫為連同這六百頭牛，用木柴燒得暖暖的小木舍和旅店消失了、兩種語言意識消失了而抱怨。可又有什麼辦法?他們不會做人行事。
他們帶着他們的旗、集中營和他們的純人種走到哪兒就給哪兒帶來毀滅、死亡和不幸，他們活該有這樣的下場，論他們給歐洲帶來的災難，實際上他們得到的報應還太輕了。主要讓他們受到點教訓。想當初我丈夫曾非常喜歡他們，當他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常去米賽支基度期末假，一個星期花四十克朗便夠了，花五克朗住在夏爾夫先生的“三房舍”裏，那時他做夢也沒想到、壓根兒就沒法想到會發生這種情況。一九三七年那會兒這些德國人便變了個樣，在他們的頂層房屋的窗口便在黑板上畫了個納粹徽號。對我丈夫也變冷淡了，有的甚至不再跟他説話。那些森林工人突然變得傲慢起來，嗓門兒也提高了，眼睛掃向布拉格，大家都開始穿白長襪，那些粗脖子太太們便穿着德國民族衣裙，在飯館裏高唱戰鬥的德國歌，主要是“萊茵河上的衞士”。這些對我來説是一種恥辱，我為那些德國人而感到害臊，為他們堅信的那些社會問題、為他們中間的一切壞主意壞行為而感到羞恥，等到他們能實現他們的“萊茵河上的衞士”的偉大夢想，恐怕一切都會改變，所有捷克人、整個布拉格都會蒙受恥辱……我們沿着一條閃亮的斜坡登上了金峯。我丈夫停下腳步，透過被天氣磨鍊出來的雲杉嘹望四周的景緻。這是一個晴朗的日子，我們決定午飯後到易北河小旅舍去。於是我們重又走在雲杉中間的滑雪斜道上，我們已經離開了茂密的森林，如今路上橫七豎八躺着倒下的雲杉，上面覆蓋着厚雪，從雪裏冒出的枝椏也就不足一米高。我丈夫停下來，用滑雪棍指着前面説：“我們曾經在那邊找到一名來自赫拉德茨的凍死的女教師，在離她五米遠的地方躺着她的凍死了的丈夫。兩人手裏還拿着個凍橙子。
那是在一九三四年，我寒假來到這裏，接連兩天的暴風雪，在這四十八小時裏，只要出得去，這地區便會派人出去尋找那些沒有回來的人。就在離易北河旅舍三十米的地方發現兩名軍官，他們在暴風雪中繞着這小旅舍轉了好久，直到倒在地上。在這金峯底下，我和其他人找到了縮成一團的女教師，手裏還緊緊抓着個凍橙子，我們將她運到列納爾，還有她的丈夫，兩人僵凍得像一把椅子、一把沙發，像坐着的基督雕像，凍成了這個樣子。因為在克爾科諾謝山區，趕上暴風雪，情況比塔達裏山區還要壞。可是塔達裏也有它壞的一面，好幾十旅遊者在那裏喪命，掉進深淵或撞死在峻峭的懸崖稜角上。人們説，非自然死亡中數淹死最舒服。這些曾經很善良的德國人在戰爭中讓兩千多萬人死在戰場上，讓六百萬人在集中營折磨致死。等到他們打了敗仗，人們以一口牙還一顆牙的辦法對付他們，他們能感到有什麼可驚奇的呢?對讓那些在村子裏幹了這些罪惡勾當的人自己挖坑、挨槍斃後被埋掉能感到有什麼可驚奇的呢?對把他們收羅進俘虜營、勞改營，在其過程中把他們遷到他們願意去的地方還能感到有什麼可驚奇的呢?對他們在戰後仍有許多人被處決還能有什麼可驚奇的呢!我曾不得已殺死過還沒睜眼的小貓，那是出於必要；我在家裏還宰過兔子，那是出於必要；出於必要，不得已我也可能殺人。
我對德國人曾把有些人最親的親人謀殺於集中營或監獄，從而遭到以一整口牙還一顆牙的回報一點兒也不感到驚奇。有人對我説過這麼一件事：在克魯什勒山區一個什麼地方，戰爭結束之後，人們把兩名黨衞軍擱在乎板大車上，強迫一千德國人將另一個德國人的四肢挨個兒砍下來，總是互相砍，先扎眼睛，然後砍手，砍腿，再一條腿，等到他們在那兩村民們用拖拉機拽的平板拖車上把什麼都砍了之後，只剩下了兩個身軀和一隻手，只有其中的一個還有一隻手，因為另一個已沒有手去砍對方這隻手了，可他們兩人都還高呼“希特勒萬歲!”我丈夫又歇了一下腳，不是因為講這故事的緣故，而是因為我們已經離開了樹林，我們已在沿着一個光禿的斜坡走。我感到頭暈，不是因為我丈夫講這個故事，而是比這更糟糕；我還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我看這峽谷便感到要嘔吐，當我一看那山谷，我的眼睛還能看見樹幹和松枝，那我還能在這山頂上找到個依靠，可我如今在頂峯上，樹林和灌木叢都在離我們老遠的底下，我不只是感覺而是實實在在地認為我站着的地方在旋轉，我看到金峯和科特爾在旋轉，往深淵裏墜。
大地像個大磨盤在繞着一根巨大的軸在旋轉。在我對面下方的那些小旅舍、松樹、雲杉都在往上轉，原來在我下面的現在都漸漸升到了上面。我看見它們在山頂上游走，捆在一個看不見的巨大圓軸上從我身邊經過，這種幻夢和極大的焦慮感使我的膝部一軟，倒在地上，我的指甲緊緊扣住地上的雪。如今連我自己也在旋轉，我不禁喊叫了一聲，因為我準確而實在地感覺到，我被一種什麼魔力揪着頭髮甩到了空中，我那頂帽子只因我在旋轉才掉下的。我又喊叫一聲，我因為覺得自己在破碎散落，將要徐徐落到山谷裏的一個什麼地方，從這座因雪和陽光交相輝映閃閃發光的山上滑進這山谷。我丈夫站在離我不到三米遠的前面，他將手伸給我，我卻四肢着地，彷彿頂着大暴風雪慢慢地朝我丈夫爬去。我用四肢爬行着，我想讓我丈夫伸出來的手抓着我，卻又害怕抬起一隻手來。他先是笑話我，像喊一匹受驚的馬一樣喊着我；可是如今，當他看到我如何用膝蓋向他爬去，聽到我那恐懼的叫聲，彷彿我們在見最後一次面，即將永別的樣子時，便立即朝我跪下來，摟着我。
我便緊緊地摟住他，我的眼睛裏佈滿了恐懼，我閉上眼睛，心都跳到嗓子眼兒了。我丈夫幫我站起來，可我又一次不得不摔倒在雪地裏，我哼着哭着，我丈夫不得不走到我的面前，在他的手指能夠得着我的地方，領着我斜着往回走。當我一睜開眼睛，大地還是在旋轉，地面上的一切都在散落，我又一次體驗到我和我周圍的一切東西都捆在一個看不見的大磨盤上……直到我能摸到第一根棍，然後扶着第一枝倒下的樹幹，直到我抱住了又一棵雲杉，這我才睜開眼睛，看到沿坡而下的灌木和樹林，看到穿着五顏六色的衣服的滑雪者們沿着斜道往山頂上爬，看到黑森林中露出帶煙囱的屋頂、從伊萊姆尼克小旅舍冒出的滾滾炊煙。這一切仍沒使我平靜下來，不過那種頭衝下，剛不久前我還真的覺得在繞着一根大軸的旋轉停止了。
我大哭了一場，傷心地抽泣。由於這一惱怒使我的脖子鼓脹起來，甲狀腺也大了。我丈夫也認真起來，他小心翼翼地領着我下山，摟着我的腰，拉着我的手，我們的滑雪棍這時就讓它們插在既沒，有山松也沒有云杉、通向山頂的那條路上。這條路晶晶閃閃地與藍天連在一起，我瞅了一眼金峯的白雪只由一道細線與藍天分開的地方，重又有了那種感覺，當我又想俯視下面的山谷時，又一次摔倒在地，我用手扶着他，因為地又在旋轉，金峯轉動得消失不見了，所有小木舍、所有小汽車、所有停車場上的大轎車都從下面繞着一個圓盤轉起來，先是頭朝上往下掉，然後一個大滾翻，所有滑雪者和他們身後的小汽車，彷彿一桌婚宴酒席都在傾斜，一切都朝着它們傾斜的方向飄落，我看到連我丈夫也在倒下，他的兩隻腳彷彿在結冰的溜滑的路上移動，被一種什麼力量硬拽着從我身邊離去，我覺得自己是在木舍裏，突然，地基在往高處飛，屋頂下的樑柱彷彿在往地窖裏掉，找打了一下滑，在最後一剎那我的眼睛從天地分開的那條線上又一次地看到了我丈夫的眼睛，我就這麼緊緊地盯着他的眼睛，同他小心翼翼地往下走。我像喝得爛醉地走着，一步步地一直走到在我四周、前前後後都有我信賴的松樹的地方。我四下裏一張望，那裏只有一條由白雪、滑雪板印和滑雪鞋印裝飾着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