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上半年，也就是前往歐洲旅行前不久，您在《文學界》雜誌上發表了《十七歲》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其第二部《政治少年之死》一經發表，就遭到右翼團體的威脅，雜誌基於其與作者毫無關係的判斷，在《文學界》登載了謝罪廣告。
這部小説，是受此前一年社會黨淺沼稻次郎②委員長被十七歲少年刺殺，那個少年其後也自殺的事件所刺激而寫成的。淺沼這個人很有人氣和實力，能夠對抗與其對立的執政黨首相。《十七歲》發表時，被解讀為天皇與安保鬥爭、超級國家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對比。最近，這部作品被翻譯為法文，針對這部譯作的批評呀，就不同意這個結論，把那種二項對立的政治狀況寫為小説的結論。現在説起來，是閒居在家的啃老族③那種類型的年輕人，接受了右翼鼓動人員的單純的理論，由此在自己的生活裏全面展開了年輕人所能使用的暴力。這是一部在內心裏將身為作者的自己與那個年輕人重合在一起的小説。因此，少年的自殺便是我本人難以完成之事的造型。第二部至今仍沒有發行，不過，那可是一部即便被指為“這是右翼青年寫的”或許也説得過去的小説。
三島由紀夫強烈關注這部作品，説是“其實這個叫做大江的小説家，該不是在情感上受了國家主義誘惑的人吧”。聽説，他對很多人説了這話，其後，通過《新潮》雜誌負責我和三島的編輯，我直接收到了三島寫來的信函。我想，三島的解讀或許是正確的。另一方面，雖然我從內心裏參加到了安保鬥爭裏去，可與此同時，對於這場鬥爭對立面那些國家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天皇崇拜的右翼青年，似乎也產生了同感，我就以這種人的視角寫了那部小説。對於這一點，即便我自己，現在看得也非常清楚。
——唯有這種無法分辨左右之色彩，無法加以説明且不合道理的感受性，才是大江先生文學才能不可估量的一個側面。只是被您本人頻繁以“虎頭蛇尾”這個懷疑性口吻敍述的政治性活動，尤其是您將“核時代”經常放在頭腦裏而作的諸多相關發言，在大江全部作品中，無疑同樣佔有很大位置。在光誕生後不久便成為您所從事的工作的，是一九六五年發表的《廣島札記》。這部作品在《世界》雜誌發表後便被巖波新書系列所收錄，其發行量累積達到一百多萬部。一九七〇年，您在《沖繩札記》裏提出“所謂日本人究竟是什麼人？能否將自己改造為並非如此日本人的另外一種日本人？”的質疑，並在此基礎上就沖繩主權歸還本土的問題寫了現場報道。圍繞其中的一些記述，目前也還在打着民事官司①……以您剛才説到的逃亡者的感覺為基點，我認為大江先生的基本姿態是一以貫之的。
回顧我這將近五十年的經歷，你剛才説到的所謂“一以貫之”，與其説是政治性的，不如説是社會性的更為準確。對於這樣一個我的關注性質，我本人也是這麼認為的。不過，這並不意味着在我身上存在着倫理性的強韌，因此才一以貫之——比如説，就像中野重治那樣的。如果從五十年那個時間點進一步溯流而上，關於始自於少年、青年時代的戰後民主主義，關於安保鬥爭時期的態度，對於如何思考這一切，在最初階段，我幾乎是一無所知，完全是一個晚熟之人。我只是有一種感覺，自己決定向那個方向而去。之所以如此決定，這其中有孩童時代閲讀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的影響。但是，當我考慮如此這般地往那個方向而去之後，從此就再也沒有改變過自己的方向。作為晚熟的外行之人，圍繞本身所從事的工作閲讀相關書籍。而且，這種學習是自己獨立進行的。我絕不歸屬於任何黨派，就用這個方法獨自走了過來，並在這個過程中如此深化了自己的工作。
我雖然參加了圍繞一九六〇年的修訂日美安保條約而開展的反對運動，卻並不清楚這究竟具有什麼意義；還有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之事；日本至今仍有美軍基地之事；甚至在沖繩繼續存在着美軍最大的基地之事；在現實中，日本人持有社會安定感，經濟也保持着發展的勢頭，可這個狀況究竟意味着什麼？對於這些問題，我一直在學習着。較之於一同工作的那些人，我確實是落後了，在反對安保條約鬥爭處於最高xdx潮的那個階段，我還有許多問題一點兒也不明白。不過，自己決定只是憑着感覺向那個方向前進的這場運動是否正確呢？我一直在確認着這個問題。與此相重疊，出生於一九六三年的我那長子光，患有先天性腦疾。作為其年輕的父親，不久後我去了廣島，在那裏得以邂逅極為出色的人，他就是原子彈輻射病醫院的院長重藤文夫①先生。這位先生非常寬容地接待了我，回答了我提出的任何問題，還為我介紹了遭受原子彈傷害的諸多患者。我從中得到了教育，知道存在着身處正方，或者説確實非常正直——我使用的是正統這個詞彙——且態度明確的人。我由此產生了一個想法，想要向這種人學習，想要站在這種人一方，便寫出了《廣島札記》。“這個人經歷了原子彈爆炸的巨大考驗，在這裏從事着他的工作，自己不可忘卻他的這種美麗。”這樣一種心情，作為最最根本的東西被鐫刻在了我的心裏。
下面要説的是一件偶然發生的事。前些日子，由於我和夥伴們共同創建的“九條會”②事務，我去了埼玉市，見到了組織集會的那些人員，其中有一人讓我隨即產生了“啊，此人是特別之人”的感覺，只看了一眼他的臉型和態度，就覺得彷彿一股電流傳了過來。十多年前曾與他見過一次或兩次面，可他的臉型卻早已經忘了，這其中也有彼此都上了年歲的緣故。儘管如此，還是把他給認了出來，隨即意識到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與之交談過後，重新確認了此人便是肥田舜太郎①。原子彈爆炸那會兒，他作為軍醫救治那些負了傷的士兵，其後就一直在原子彈爆炸和醫療的接點處持續着他的努力。這個人此時就站立在那裏，他的存在本身與四十多年前邂逅相識的重藤先生重合在了一起。是的，我們身邊就有這種類型的人。早在將近三十歲時，我就經歷過這種邂逅。而且，在我遭遇人生裏不曾有過的巨大困難——自己的兒子帶着先天性腦部重疾出生到這個世界時，我去了廣島，受到那樣一些人極為寬容的接待。我覺得，這是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幸運。
——剛才您説到了“九條會”，該會於二〇〇四年由您和鶴見俊輔②、小田實③、井上廈等人組建而成，二〇〇五年曾在東京灣的有明圓形大劇場舉辦近萬人參加的集會，目前已經成為很大的市民運動。對於大江先生的相關社會性發言和行動，薩義德在與您的往復書簡裏這樣寫道：“大江先生，你不是為了網羅名聲以及奉承，而是為了踏入人的存在所伴隨的複雜且不見人蹤的泥沼，在動員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這個不可估量的信譽力量。”
此事已經過去十多年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意識不到諾貝爾文學獎。長期以來，薩義德本人一直是哥倫比亞大學具有代表性的教授，還是一個擁有高度文學修養的文學理論家。而且，他曾把來到紐約要在聯合國發表演講的阿拉法特那份講演稿，幫助翻譯成地地道道的英語文稿，他也因此在中年時直接介入到巴勒斯坦問題裏去。但是，由於對阿拉法特路線感到不諧調，便抽身離開了阿拉法特。對於奧斯陸協議，他是最為強烈的批判者。在那以後，作為獨立寫作者，他繼續從事着與巴勒斯坦問題相關的工作。在現實中，薩義德不是那種沾着滿身泥水進行活動的人。我——當然無法與他相比——也一直堅持反權力的立場，不過就像先前説過的那樣，即使參加了示威遊行，也不曾將其置於小説家生活的最高位置，經常只是在持續着小説家的人生。我沒有深入現實政治活動的經歷，估計也不會有人將我視為政治上的同志。但是，小田實呀，他是一個好作家和優秀評論家，與此同時，還是深入現實的活動家。雖然我也參加了同一個市民運動①，卻將重心置於文學之上。較之於實際運動，我更多是在使自己的主張顯得合理。因此，在現實的運動中，我們的主張總是歸於失敗，比如廣島問題、沖繩問題、核武器問題，還有不久將要出現的憲法危機，全都是如此，自己的主張幾乎從來沒有實現過。然而，即使撞進無法通過的死衚衕，也從不曾被打翻在地以致考慮背棄自己的主張。這就是感到自己是虎頭蛇尾之人的緣故了。
井上廈的藝術性工作和實際活動也是大致如此吧。他在創作非常有趣的、嶄新的戲劇，比如廣島的人們在經歷了怎樣的遭遇後仍頑強生活下去，他創作了表現這種內容的美麗的戲劇，並被改編為電影，以便讓外國觀眾也能夠理解。最近，我在法國演講時，也碰到有關井上廈的戲劇的提問。他就這樣將人生的重心放在了演劇或者文學之上。此外，對於他作為市民在“九條會”開展的活動，我有一種親近感和敬意。
——也不知是那種生活下去的姿態，還是出於靈魂的共鳴，對於薩義德與大江先生這兩人的發言，我感觸良多。與您同年出生的薩義德，因白血病於二〇〇四年九月去世了，他一直奮鬥到最後一刻，為朋友們留下了“就理性而言，我是悲觀主義的，可就意志而言，我是樂觀主義的”這麼一句話語。他告訴朋友，阿拉法特是無可替代的，並沒有其他選擇，也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可相信事態終將改善，就這個意義而言，自己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大家也都在説，他有必要相信人們不可能永遠持續彼此間的爭端，對於薩義德來説，這個必要是非常迫切的。最近我看了由佐藤真①導演的《格格不入②》這部電影，大江先生在被這頂核保護傘所覆蓋的狀況下，作了大膽貫穿着樂觀主義的發言，現在，我終於理解了您這個發言的真意。與此同時，薩義德在面對“後期的工作”時，也被大江先生的作品表現出來的“悲嘆”（grief）情感所大大觸動。
實際上，我曾經收到過寫有以上內容的信函。年過五十之後我創作的《致令人懷念的歲月的信》，很快就出版了法文譯本，薩義德在與我邂逅相識時，就對我説了他的批評意見，説是為此寫了很長的讀書筆記。而且呀，他對《致令人懷念的歲月的信》裏出現的那位名叫義兄的出場人物產生了共鳴。這位年歲稍長的義兄一直在引導着與我本人多有重合的主人公，他給那位與我相似，也是作家的主人公寫了一封批判的信函：
在你的觀察中，你所説的“悲嘆”，也就是grief這種感情，會反覆抓住超過一定年齡的人。對於你的這個觀察，作為基於經驗的語言，我也表示贊同，實際上我也確實產生了共鳴，甚至想將其改稱為攫取住我們的“悲嘆”之感情。但是，倘若讓我這個年歲稍長於你的人用同樣基於經驗的語言來表述的話，也會存在與你所説的內容不盡一致的地方。年輕的時候，也會持有某種悲嘆的感情，但那是一種粗野的東西。對於這個觀察，我表示完全贊成（中略）。另外，關於你接下去所説——上了年歲後便會意識到，那種東西卻變成了非常安靜的悲嘆——的看法，細説起來，我還是表示階段性的、過程性的贊同，因為我回想起，就在剛剛過去的這個時期，我本人也曾自覺到了這種情感。但是，對於下面這一段話語，比你年長五歲的我卻是絕對無法贊同：我在想，今後隨着年歲的進一步增長（作為非常安靜的悲嘆之感情），這種感情該不會越發深沉吧。上了年歲，接着突然發生某種倒退，粗野的，叫做悲嘆的那種東西或許正在等待着自己。K君啊，你沒這麼想過嗎？
就是這一段，説是他做了筆記。薩義德在去世前的十年間一直思考和記錄下來的東西經整理後，便是在紐約出版的《晚期風格①》這部文集，其內封上只有我那篇長長的推薦文。這是一部有關藝術家晚年工作之姿態的著作。薩義德在書中表示，人到晚年之後，無論悲傷也好，憤怒也好，對於人生以及世界的疑惑也好，能夠以猛烈的勢頭調整這一切、面對這一切、並推進自己工作的，則是藝術家。貝多芬曾這樣做過，説到演奏家，格魯恩·古爾德①也是如此，作家托馬斯·曼亦做過同樣的事。晚年的薩義德所思考的主題，是我在自己沒有覺察到的狀態下，作為針對主人公的批判性呼籲，於將近二十年前寫入自己的小説之中的。而將其解讀出來的，則是愛德華·薩義德！
所謂文學，其到達之處常常會超越其作者（或是詩人或是作家）的意識……這是我從年輕時就持有的信條。我總是在夢想，這個奇蹟能否也在自己身上應驗，如果能夠應驗的話，那就太好了。總之，除了寫小説之外再無能事的我，就在這個夢境中生活至今。尤其是我，自從患有先天殘疾的孩子出生以來，我認為必須把很大一部分時間用於同兒子光一起生活。不過，文學還在繼續。只要我還在從事着文學，自己的文學就要表現與兒子的共同生活。於是，文學寫作便同我與兒子的共生重疊起來，雙方只能是那種互相深化的關係。當時我還認為，這個做法或許會成為自己的想象力的一種形式。就這樣，我走過了四十年的歷程。後來，就出現了薩義德這樣的讀者，通過作品的翻譯文本解讀出在那四十年過程中自己未曾覺察到的東西。再後來，我們成了朋友。這一切實在不可思議吧？這就是文學這門藝術最具魅力的妙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