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您本人沒有那種自覺，可在戰後十五年之後，您終於在作品中出色描繪了日本青年的精神內面，因“《我們的時代》的作家問世了”而廣受歡迎。在那一時期的作品中，各種各樣的日本年輕人相繼登台，他們或被置於屈辱的境地，或在人性上被疏遠，或處於軟禁狀態，抑或他們雖強烈期望前往海外旅行卻無法實現這個願望。您的這種姿態，被解讀為“融入了對日本戰後政策追隨美國而作的批判”。您寫了很多奇特人物以及情節設定都比較顯眼的作品，可當時您是如何想到要寫那些小説的？
我呀，在動手寫作小説之前，並沒有“要寫出這樣一部小説”或是“要塑造出那樣一個人物”之類的目的意識。首先是在讀了法國的小説之後，因作品中措辭的生動而留下深刻印象，從而想要創作自己的小説。比如説，曾藉助渡邊一夫先生的翻譯，從皮埃爾·加斯卡爾的短篇小説裏領略到了“非常宏大的共生感”，然後對照原著予以確認。戰爭開始之日，青年在黑暗中看守馬匹的同時，感到一種宏大的、非常廣大的共生感。從這段確切的文字裏，我再度領略了青年的共生感。從那時起，相同方向的形象便對我展開了。孩童時代對於戰爭的那種同樣宏大的感覺，以及與其大相徑庭的不同看法……從那以後，也不知什麼時候就寫起了自己的小説。如此這般地創作小説，便是我的寫作方法了。即便現在，圍繞某部作品，也還有能夠回憶出來的部分和並非如此的部分。遇上一段有趣的法語或英語，便將其試譯為日語，在這個過程中湧出熱切的願望——把這段語言所具有的諸如感覺世界或思想萌芽般的感覺，嘗試着放在自己的小説裏並予以展開。我就從這裏開始編織故事。假如將其寫成如同寓言般與現實沒有關聯的故事，估計會得到很多寫作方向，可我更想與曾養育了自己的日本農村現實的東西連接起來，我就是這樣考慮的。
那時我喜歡安部公房①，閲讀了安部以及弗蘭茨·卡夫卡②的作品，覺得有人寫作如同寓言一般的小説，這真有趣。不過，我還是告誡自己，不要去寫寓言小説，而要儘量與現實生活掛起鈎來。就這樣，我決定寫出與同在日本並同時代的安部公房所不同的、自己的獨創性來。而且呀，寫作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那種獨特小説的人，還有被稱之為“第三新人”的作家羣體，他們都是非常瞭解人生或社會的作家。而我，則是從農村初次來到大都市的年輕人，對周圍一切全不瞭解。因此，我覺得自己雖然想以實在的現實為寫作對象，可也只能從觀念性的一些語言着手寫作。
我決定每天將外語與日語對照起來閲讀，於是，我所感興趣的語言隨之便出現了許多。例如我造出了“意外變啞”這個詞彙，並從淪為該狀態的那些人開始思考問題。倘若是詩人，就會從其屬意的第一個詞彙開始寫作他的詩歌，我也是從這裏開始編織自己的故事的。也就是説，我並非先去觀察社會，然後從中選取一個典型或理念進行寫作，而是從一開始就在頭腦中完成觀念性的東西，再將其應用於現實中合適的場面，通過這種手段來創作小説。我就使用這種方法寫出了不少作品，那些短小的故事……
不過，在不斷寫出這一類作品的過程中，卻也覺察到自己身為作家，身為今後將要設法生存下去的作家，竟沒能面向未來為自己構築任何立足之地。稍稍向上看去，如同剛才所説的“第三新人”那樣，以自己的經歷為基礎開始小説寫作的人比比皆是。即便在同年齡層的年輕作家之中，也有一些那樣的人。比如阿部昭①，也就是在法文專業畢業面試時和我坐在同一張桌子旁的那個人。相比之下，只有自己的寫作完全是觀念性的，因而越發感到難以滿足。自己那些小説明顯暴露出缺點的時日就這麼開始了，我為此感到不安。
——那種感覺被反映在了作品中出場人物的身上，而且，還與在尚未確定方向的狀態下經濟便開始好轉的六十年代初期的時代感緊緊聯繫在了一起吧，宛如被時代賦予了某種使命一般。也不知為什麼，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剛上小學那會兒，也就是六十年代中期，從家父那裏聽來的話語，説是“有一個名叫大江健三郎，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出現了，同時代那些立志要當作家的青年們，把筆都給折斷了”。
我最初寫的那些作品被法國加利瑪出版社翻譯出版，在相關評論中，積極的評價佔了較大比例，比如針對《死者的奢華》和《鴿子》等短篇小説以及《十七歲》那樣的中篇而作的積極評價。這些作品確實出色地表現了戰爭結束十年前後，由日本農村來到大都市的青年，在東京過着怎樣一種生活，體驗着怎樣一種鬱悶，懷着怎樣一種被排斥的感情……那些批評大多集中在以上這些方面。
評論認為，寫出這些作品的青年無論怎麼過於觀念性，卻正因為年輕，才能將孩童時代的記憶融入小説之中。而且，在東京這個陌生環境裏剛開始生活不久，他便把觀察到的東西寫進了小説裏。雖然自己並未意識到，可還是描繪了值得一讀的具體狀態。這就是小説的力量，準確反映了同時代的現實以及那個時代的日本人。為了法譯文本的翻譯，我與相關方面有過工作接觸，以此為契機，重新閲讀了初期那些作品，自己終於也有所覺察。
尤其在《人羊》這部作品裏，曾塑造一個與自己等身大的青年形象，藉助想象力使其形象豐滿，該作品也因此而獲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所謂編織故事，需要超越寫作者本人……我本身比較幼稚，是個受到挫折後似乎立刻就要倒下的愣頭青（笑），而寫作則使得那種表現及其表現者我本身都堅強起來。倘若不寫小説的話，我覺得自己會在心理上陷入危險狀態，在當年二十五六歲的時候。結果，我因為寫作小説而得以存活至今，現在我就是這麼考慮的。就在如此這般生活着的時候，由於長子光的誕生，不知該説是撲通一聲被推下去，還是該説是被一口氣推開，我被置放在了難以稱之為心理危機的處所，與自己的現實生活相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