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國外旅行時，因為工作上的關係，我經常要在國外生活一段時間。每次做這種旅行時，我都像一棵無根之草，在陌生的國度裏設法處理可能出現的困難。為此我都要做一點準備，至少可以保持心理平衡。實際上，我不過是在旅行時帶上出發前一直在讀的一系列叢書，不久我將獨自一人生活在異國他鄉，可是一讀到在東京時讀的這些書，膽戰心驚、急躁、沉靡的我就會得到鼓舞。
①《新人呵，醒來吧》是一部系列短篇小説，總計七篇，此處選譯出其中的四篇。
今年春天，我去歐洲旅行。説起來那是跟電視台攝製組一起從維也納到柏林巡迴工作。當時，樹木還都沒有發芽，可花卻開了，有金黃的連翹和藏紅花，藏紅花的蓓蕾剛從地裏冒出來，一點綠色也沒有。臨出發時，我帶了四本“企鵝·現代·文庫”出版的馬爾卡姆·勞裏的書。這兩、三年我一直在讀勞裏，甚至還寫了一系列短篇，為的是把勞裏對我的啓發對照着寫下隱喻，所以我積極計劃着在這次旅行中再讀一遍勞裏，爭取在旅行結束時讀完，然後贈送給同行者每人一本。年輕時，我無法靜下心來持續地讀一位作家的作品。中年以後，我打算從老年到死之前，集中精力讀幾位作家的作品，所以有時，我就刻意要求自己讀完一本書。
旅行期間，我按着繁雜而又陌生的時刻表，在移動的飛機、火車和旅館裏讀小説，上面有我在各個時期畫上的紅線。攝製組的人嚴格遵守工作規則，我和他們保持着友好關係。傍晚時分，在火車到達法蘭克福之前，我又一次發現勞裏吸引我的原因。他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音樂家。我認為《伸向泉邊的森林小路》是他最優美的中篇，文中寫到尋求創作靈感的祈禱，正是這些地方打動了我。
所謂“又一次”，是説以前我讀這本書時曾深受感動，還把那句話的前半部分引入小説中，可是這次，先前認為重要的那前半句話的後半句吸引了我。作者想以自己的新生環境為主題創作音樂，可是卻沒有完成，他不斷地呼喚：“親愛的上帝呀，幫助我吧！我罪孽深重，所以陷入各種錯誤的思慮之中無法解脱。請把這項工作置於偉大而壯麗的事業上，請讓我當您的奴僕吧。如果我的動機不明或者音樂雜亂無章，多處沒有意義的話，請您幫助我使它們恢復秩序吧，oriamlost……。”
當然，這是從整體上閲讀文章之後，我特意在文章最後引用原文，因為正是這後半句話使我明白我被吸引的原因。我好像聽到了某種聲音，似乎有一位巨匠用優美的姿勢指給我看一位詩人的作品集，“現在，我們拋開勞裏的作品，走到另一個世界中去，而且還應該在這裏停留幾年……”。星期天晚上，是星期五回家的年輕應徵入伍士兵返回兵營的時候。士兵們像學生一樣，站在卧鋪車廂窗邊的過道上，不停地吹着帶有壓縮閥的小喇叭，向他們的家鄉告別，火車就要開了，有的士兵還在月台上，盡心撫慰少女般的戀人們，還有的人要再擁抱一次作為最後的告別。走入這樣混亂擁擠的月台，離別之情深深打動了我……
走出站台，攝製組的人正往旅館搬器材，我利用這段時間，在車站的書店裏發現了一本“牛津大學學報”出版的威廉·布萊克全集，於是買了下來。那天晚上，時隔幾年，不，應該是時隔十幾年，我又一次集中精力開始讀布萊克的書。一開始我翻到的那頁上寫着：“爸爸！爸爸！你要到哪兒去呀？啊，請不要走得那麼快，請對我説話，爸爸，否則，我就成迷路的孩子了”。最後一行的原文是：“orelseishallbelost”。
剛才説到時隔幾年，我意識到實際上豈止是幾年，仔細回顧一下，那是在十四年前，我譯出這段詩。説起來，最近我常常有跟過去一樣的體驗——身為爸爸的我，為了超越自己和殘疾兒子關係轉折期的危機，我試着在小説裏譯出這句話。在詩人的世界裏，我曾被這種特殊的方式所影響，並又一次被吸引，我將走向布萊克，這完全是因為我再次感到轉折期的危機來到我和兒子之間。否則，我為什麼能如此強烈地感到勞裏的oriamlost（我完了）和布萊克的orelseishallbelost（或者其他的我將要完蛋了）有直接聯繫呢？在法蘭克福的旅館裏，我好幾次關掉牀邊的燈，可還是不能入睡，又毫無頭緒地回想起布萊克。在這本書的紅色封皮上，畫着一個快要死去的黑色裸體男人。
兒子出生時頭蓋骨畸型，不久我寫小説時引用了布萊克的一行詩。現在，我感到很奇怪，年輕時代我讀過的書不多，可為什麼布萊克竟能如此深藏在我的記憶中呢？在《出埃及記》中以強烈要求在經濟和社會上實行保守主義為主題，他也曾談到自己對版畫的理解。“SoonermurderaninfantinitDscradlethannurseunacteddesires……”二十年前我在小説中把這句話翻譯成：“還是把嬰兒扼殺在搖籃裏，比起要培養還沒萌發出的慾望來……”
我在文章一開始就談到《天真之歌》中《迷茫的少年》裏的那後半句話，後一半是：“漆黑之夜，父親不在身旁，孩子被露水打濕，陷入泥濘，他嚎淘大哭，霧在飄蕩。”
三月底，傍晚時分法蘭克福就開始起霧了。再過一、二個星期就要到復活節了，對於人們翹首盼望，隆重慶祝的這個歐洲民間節日，以前我只是在觀念上有所瞭解，這次我將理解到死和再生緊密相連的那種奇特思想的根源。不眠之夜，我佇立在窗前俯視，街道兩旁巨大的橡樹還沒有發芽，只有街燈映在黑色的樹幹上，一片朦朧的景象。
回到成田機場，日本的春天已臨盡尾聲。我感受到一種明朗的氣氛，連身體也不由得輕鬆起來。來接我的是妻子和小兒子，我和他們的心情好像不太一樣。要是在平時，我們就乘機場的巴士去箱崎，可這回電視台為我們準備了車，上車後他們疲弱無力地坐在座位上，還是不想説話，似乎一直在進行艱難的鬥爭。女兒已經上了私立女中的高級班，忙於應付作業和準備考試，他們不提也罷，可是他們也閉口不談大兒子沒來接我的原因。
一開始，我沒有去尋找花的蹤跡，而是凝視着夕陽下一片生機盎然的叢林。不久我就回憶起自己的擔心，在旅行的後一半時間裏，在讀布萊克的詩，或者説是在詩中沉思時，有好幾次我似乎感到兒子和我之間，或者説和家人之間關係轉折期的危機正在到來。於是當疲憊不堪的妻子向我述説出現徵兆的兩、三件事時，我依然凝視着樹木的嫩芽，心中默想，對兒子的這種突然衝動，還是想辦法採取些防禦措施吧，可是心裏卻不得不自問：“義幺怎麼辦？”（就像在小説中那樣，在這裏我還想叫他“義幺”）。
然而，從成田到世田谷區的路程太漫長了。連妻子也終於忍不住，只要一開口，勢必要把悶在心裏的憂慮吐露出來。接着，她就像一個無依無靠的孩子，用低沉而憂鬱的口氣説：“義幺不好，太壞了！”她擔心下面的話被司機聽到，就用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給我講述了事情的經過。
在我離開日本去歐洲的第五天，兒子像是有了某種想法似的，發起瘋來。——至於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性格，妻子擔心別人聽到這些後會感到驚奇，所以沒有説。回家之後一直到給兒子鋪完牀，她都沒有説起這件事。從福利學校的高一升往高二的那個春假，有一天大家聚集到學校附近的砧家庭樂園，開同學告別會。沒過多久，大家開始玩捉鬼遊戲，玩法是孩子們裝鬼追自己的媽媽。當妻子跟其他的母親一起跑開時，老遠就看出兒子火冒三丈。妻子畏懼地停下來。這時兒子衝過去，來個在體育課上學的柔道動作——掃蹚腿。妻子仰面朝天倒在地上，頭上滲出血來，摔成了腦震盪，半天爬不起來。班主任老師和別的母親你一句我一句地批評他，兒子叉着腿站在那裏，氣嘟嘟地盯着地面，頑固地默不作聲。那天回到家後，妻子還在擔心，她開始觀察義幺，看見他走進弟弟的房間，從背後掐弟弟的脖子、戳弟弟的腦袋。弟弟自尊心很強，既沒有放聲大哭，也沒有向媽媽告狀。當妻子在車上給我講這件事時，他拘謹地低着頭，非常害羞的樣子，可他沒有否定妻子的話。妹妹無論在什麼事情上，像鋪牀什麼的，都照顧有缺陷的哥哥，儘管如此還是遭到哥哥的攻擊，妻子親眼看見他一拳打在妹妹的面門上。因為屢次發生這種事，大家又氣又怕，可是義幺卻不在乎，福利學校放假的時候，他一天到晚開着錄音機，音量放的大大的。到家後，一直到深夜，妻子才又給我講述下面的事情。三天前，兒子把盤子裏的東西一掃而光，嘴巴塞得滿滿的，快得令人害怕。妻子和義幺的弟弟妹妹坐在餐廳的一角繼續吃晚飯，兒子從廚房拿出一把菜刀，雙手緊握舉在胸前，站在大家斜對面的窗簾旁邊，盯着昏暗的後院，若有所思……
“我想只有把他送到醫院裏去了，身高和體重都跟你一樣，我們可對付不了……”妻子説完就不吱聲了。小兒子一直沒有説話，我們三個好像陷入巨大的暗網中，畏縮着，挨着漫漫長路。在還沒開始講述菜刀事件的時候，甚至在她還沒講到兒子腦子裏奇特的想法時，歐洲的長途旅行已經使我精疲力竭了。
遇到這種事情，我首先採用保守的處理方法，沒有直接反駁妻子的話，而是採取迂迴方式，我想起布萊克的另一首詩。小兒子坐在我和妻子中間，但我終於沒有從妻子膝前的肩式揹包中拿出《牛津大學學報》出版的布萊克全集……在《經驗之歌》中，《迷茫的少年》這首詩廣為人知，詩中的少年是加了不定冠詞的，與《天真之歌》中加上定冠詞的少年不同，他是一個性格獨立，與父親激烈抗衡的孩子。“不要像愛自己一樣愛任何人，不要像尊敬我一樣尊敬別人，而且，根據這種思想，不可能知道比自己更偉大的東西。所以，爸爸，您為什麼讓我比愛自己更愛您和兄弟們呢？在門口撒上面包屑，連小鳥都快喜歡上您了……”
神父在旁邊聽到這些話氣壞了，他把少年帶走，説他是惡魔。“後來，孩子被燒死了，神聖的地方曾經燒死過很多人，父母在痛哭，白白地流着眼淚，可就是現在，白島上不是還在進行着這種勾當嗎？”
憂鬱的三個人終於到家了，我們往陰暗的門口裏搬行李箱時女兒走出來。跟母親和弟弟一樣，她也是滿面愁容。在車上時，我不便問妻子，“既然義幺和大家的關係鬧得這麼僵，為什麼還只留他們倆一起看家呢？”可是看到女兒後，我的擔心消失了。我已經累得無精打采，可是為了表現出旅途歸來的高興，我們寒暄後，走進客廳，兒子在聚精會神地看相撲雜誌，他穿了一條上學時穿的又肥又大的黑褲子，上身穿着一件我的舊襯衫，又瘦又小。他撅着屁股，雙膝跪在沙發上，樣子很難看。那是一本專集雜誌，介紹剛結束的春季賽會，義幺正出神地看二流選手的得分表。渾身上下好像是一個矛盾的混合體，一個是旅行期間一直在家裏的另一個我，一個是頑固抗拒我的兒子。身高和體重跟我一樣，略微肥胖的肩膀常常躬着，連姿勢都像我，平時他躺在沙發上讀書，我也是躺在沙發上仰面朝天，所以我覺得他那種像我讀書時的姿態很自然。同時我也感到現在兒子公開拒絕我（和另一個兒子，即我的一個分身一起），並不是簡單的反抗行為，而是經過長時間的扭曲之後，從內心深處排斥我。所以，儘管我對他喊：“義幺，爸爸回來了，結果怎麼樣？局勢對朝汐有利嗎？”可還是感受到家人的那種憂慮和沉重。
可是當時，我並沒有注意兒子的眼睛。回國當天晚上，好像真的要發生了——甚至已經發生了，正是兒子的眼睛使我面對問題的核心。我在柏林給義幺買了一隻口琴，在瑞士給小兒子買了一把軍刀。義幺在沙發上，我們叫他，他不過來，於是弟弟就把口琴拿過去，可他連看都不看。吃飯時，我叫了他幾次，他才把口琴從紙盒裏拿出來，平時不管是什麼樂器他都很喜歡，還試着奏和絃，以前有好幾次，他摸着口琴像摸寶貝似的，像見到一位稀奇而膽小的人，可是這次他一點也不感興趣，兩邊都能演奏的口琴，被他拿在手裏，像在擺弄一個怪物。不一會兒，他就斜拿着口琴，只對着一個孔吹，一陣單音劃過，像颳風一樣。如果吹兩個以上的孔，將發出可怕的不協和音，而不是和絃，讓人感到有一種氣勢逼人的恐怖。
我正在喝從免税店買來的威士忌，兒子像一把斜插過來的刀子，衝到沙發前，兩隻手緊握口琴的一端，像舉着笏一樣，從口琴兩邊看着我。這時我慢慢地站起來，妻子他們非常緊張，那種眼神讓我發抖，他兩眼充血，幾乎讓人懷疑他在發燒。眼裏閃爍着金黃色樹脂一般的光澤。發情的野獸在衝動中極盡荒淫，餘韻還沒散盡。很快那種兇猛的發情期就要過渡到沉滯期，可體內還存有興奮。可以説，在兒子的體內，發情的野獸正在侵蝕他，可他的眼神中表示出他什麼也不想幹，烏黑的濃眉，高挺的鼻子，鮮紅的嘴唇，鬆弛下來，一副毫無表情的樣子。
我俯視那雙眼睛，一時驚訝地説不出話來，妻子站起來對兒子説：“該睡覺去了。”於是他温順地抱着一套被子跟妻子上樓去了。口琴叭嗒一聲掉到地上，就好像是不經意抓了一下他毫不感興趣的東西似的。他走過我身邊的時候，瞟了我一眼，我似乎又一次感到狗在無人的地方極樂之後，那雙充滿血絲的眼睛……
兒子去睡覺後，妻子給我講述了前面提到過的菜刀事件。“就像剛才握口琴那樣，義幺舉着菜刀，站在窗簾那兒，伸着頭，盯着後院。當時我們正在吃飯，連聲也不敢出，一動不動。”
妻子講述了兒子的奇怪言談。現在，我旅行回來後，兒子可以不跟妻子對抗，在他們去機場接我的時候，他也沒有侵害妹妹，跟妹妹一起看家。而且在兒子開始發瘋的時候，妻子自然想到警告他：“要是你爸爸回來了，我就向他告狀。”想以此來牽制他。可是兒子依舊把收音機的音量開得非常大，聽着布魯克納交響曲的FM廣播，毫不在乎的喊道：“不對，不對，爸爸已經死了！”
妻子一陣茫然，可還是重打精神，想改變兒子的誤解。“不，你爸爸沒死，他這麼長時間不在家，那是去國外了，並沒有死，跟過去一樣，旅行一結束，他就回來，這次也回來。”妻子對聽廣播的義幺大聲喊，她想或許有必要提高聲音説服他。——妻子沮喪地打開放在飯桌上的FM廣播節目雜誌，想知道那是第幾交響曲，原來是C小調第八交響曲。可是兒子顯示出頑固的信心，繼續爭辯道：“不，爸爸已經死了！已經死了！。”
在跟妻子的對話中，兒子的話一定很奇怪，卻呈現出相應的條理。
“不是死了，是旅行去了，下個星期天就回來。”
“是嗎？是下個星期天回來嗎？即使是那時候回來，現在他也已經死了，爸爸已經死了呀！”布魯克納的第八交響曲還在不停地放，和兒子大聲爭吵的妻子已經精疲力盡，她好像又有一種在砧家庭樂園被賜倒在地的感覺，彷彿後腦勺又滲出血來。妻子聯想到將來可能出現的事態，如果丈夫先死了，為了把殘疾兒子置於自己的管制之下，哄騙他説父親還沒有死，那麼……似乎掉進無力的深處。
回國後的第二天早晨，我找出跟兒子溝通之路，從此大家和他重歸於好。黎明將近，我還沒有睡着，在孩子們起牀吃早飯之前，我坐到飯桌旁，（兒子和家裏所有的人保持距離，歪坐在飯桌旁，手腕上像掛了鉛錘，笨拙地拿着筷子，慢吞吞地吃飯。可能是因為吃了“飛彈融”抗癲癇劑，早晨動作緩慢。在這段時間，我和妻子説話，他好像一點也沒聽到）吃完飯後，孩子們都呆在自己屋裏，春假還沒有結束。我躺在起居室的沙發上，即到昨天為止由大兒子霸佔着的那個，睡着了。
不久，我回憶起兒童時代，某時某地的情景又重新再現在眼前，在那種真切濃厚的懷念中，我顫抖着醒來。我已經熱淚盈眶了。兒子靠近沙發一角，坐在地板上，右手的五指彎着、輕柔地撫摩我伸在毯子外面的腳。就好像在摸柔軟而易破的精工製品。凝聚着懷念之情，像飛動的蠶一樣，我顫動着。在夢醒時分，我聽到低而温和的聲音，
“腳，沒事吧？好腳，好腳！腳，沒事嗎？痛風，還疼嗎？好腳，好腳！”
我也用跟兒子一樣的聲音低聲説：“……義幺，腳，沒事呀，因為不是痛風呀，不疼了！”
我一説完，兒子眯縫着眼睛看着我，那眼神跟我在臨行前看到的一樣，説：“啊，沒事嗎？好腳呀！實在是好腳呀！”接着，兒子放開我的腳，取來昨晚掉在地上的口琴，開始試吹和絃。不一會兒，和絃伴奏又吹起曲子來。我只能説出巴赫作品集中的一個優美而平和的曲子，義幺用幾個音程吹奏，他好像早就知道口琴兩邊吹口的調性不同，午飯時，我高高興興地做了意大利麪條，小兒子和女兒已先坐到桌旁，這時我喊義幺過來，他用清脆爽朗而又極温和的聲音回答，逗得妻子忍不住笑出聲來。
我對妻子説：“關於腳，我已為義幺下了定義。腳為我們架起理解之橋，是今天我們取得溝通的鑰匙。不論我為世界上的什麼事物下定義，都向義幺説。可是，腳的定義是我最有信心的，與其説這是我的發明，倒不如説是得利於痛風……定義。有關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定義集。前面已經寫過，我預感自己正在迴歸布萊克，或者説是重新走向布萊克。為了把已實現的事物對照表現出來，應該先把憲法寫成通俗易懂的定義集。我想告訴大家，十年前我開始醖釀時，就引用布萊克的書名，把該書定名為《天真之歌經驗之歌》。
事實上，既使是採用繪畫或童話的形式去寫這本定義集也很難完成。七、八年前，在公開場合下，我曾談過有關孩子和想象力問題。當時，我已經好多次準備開始試寫下去，可是我認識到完成這個計劃實在是太困難了。然而，我希望自己在人前説過的話對我能起到推動促進作用，所以就把這種心理寫下來。
“為了幫助殘疾兒班級裏的孩子在未來的社會中生活下去，我開始考慮為他們寫一本小百科。用這些孩子能夠理解的語言，告訴他們什麼是世界、社會、人類，請他們注意這些地方，鼓起勇氣生活下去。例如，什麼是生命，我寫得簡短易懂，沒有必要全部寫出來。再如T教師會為義幺寫出有關音樂方面的定義，我有許多朋友……開始時我就是這麼想的，可實際做起來卻困難重重。我想用能喚起生動真實想象力的語言，寫出淺顯易懂的事物，可現實中我做不到，不久我就不能不意識到隨之而來會出現許多問題。”
我曾在人前説過這些話，現在我把它寫下來，我意識到自己有些地方不誠懇。我將按這種形式為兒子及殘疾兒班級的朋友們寫一部關於世界、社會、人類的定義集，並把憲法置於文章的中心地位。可是，這種憲法下的客觀現實使我無法寫出簡潔、準確、具有感染力的語言。現在，我不説這樣完全不符合事實。實際上，問題的關鍵不在外界，而正是在我內心。如果再確切些，或者再勇敢些説的話，問題出於我的懶惰。正是這種懶惰心理，使我有一種對自己能力不足的擔心，害怕自己無力完成這個計劃。兒子還沒上學時，我就已經打算寫這本定義集。為殘疾兒班級的兒子和他的朋友們，從沒有出過家門的少兒時期，到上小學、中學，根據各種不同的時期，我採用不同的文體打出草稿，對於即將升入福利學校高中二年級的兒子來説，目前已經下過確切定義的是腳，好腳，而且，僅僅是因為我曾經發作的痛風……
痛風發作時，兒子才剛剛升入中學的殘疾兒班級。當時他的個頭和體力都不如我，我的左腳拇指關節處腫得通紅，連一張牀單的重量都承受不了，所以晚上只好不蓋任何東西睡覺。有時晚上不喝酒，也能睡着，白天也是這個姿勢躺在沙發上。去廁所時，一條腿着地，另一條腿吊在半空，艱難地走過去，每天都是一副有氣無力的樣子，這些都給義幺留下深刻的印象。兒子想方設法幫助無力的父親。過走廊時，我不得不忍受脛骨的劇烈疼痛，兒子小步跑到我身邊，就像牧羊犬在追趕走散的山羊一樣。有一次他那肥胖笨重的身體壓在我那隻痛風的腳上，我“啊”的一聲尖叫起來，痛苦萬分。然而當我看到兒子畏縮的模樣，彷彿覺得自己平日是一個粗暴地打他的父親。這種念頭像一塊傷痕，深深印在我的心中。痛風每天都在無聲地發作，兒子五指略微彎曲着，撫摩我那隻腫得紅通通的拇指關節，他用另一支手支撐着身體，使得身體不向前傾倒下去，正對着我的腳説：“好腳，沒事嗎？真是好腳呀！”
我想了一會兒後，對妻子説：“對義幺來説，連自己都知道父親死了，事情難道不是這樣嗎？義幺確實非常壞，做了壞事，可是讓人難以置信的是，義幺好像認為死去的人還能回來。如果看到這一點，再注意觀察的話，就能明白他之所以這麼想的原因。只不過是義幺不把自己的想法説出來罷了。在兒童時代，我自己好像也曾有過類似的想法……總之，我出去旅行，老也不回來，義幺就想到我死後的情景，這不是很自然嗎？父親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了，在他的感情體驗中，這跟死是一回事。那次雖説是玩遊戲，可是連母親也要扔下自己跑掉，義幺當然會火冒三丈啦。遊戲是現實生活的樣板，對孩子來説更是如此。他拿菜刀的姿式，在我看來那是用來防衞，舉着菜刀，窺視窗簾的外面，實際上，他是想在父親死後，承擔起保護家人戒備外敵的責任呀，我總覺得是這麼回事。”
接下來，我沒有再對妻子説話，而是默默在想，“在我死後，兒子站在自己的角度，切實感覺到將會發生的事情，而且身為父親的我，遲早無法逃脱死亡，在我死後，兒子對於自己同世界、社會、人類之間的關係，沒有膽怯，也沒有消極懶惰，他不正是在做必要的準備嗎？”
我死後，決不讓兒子在人生之路上迷失方向，用他能理解的語言，寫一部有關世界、社會、人類完備的指導手冊，可實際上，我能寫出來嗎？不用説，我已經意識到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儘管如此，我想還是應該努力為兒子寫一本定義集。當然不光是為義幺，也是想重新洗刷、鼓舞我自己，寫一部有關世界、社會、人類的定義集。通過痛風的體驗，我已經將腳的定義告訴了兒子，也是根據他的接受情況，我才能理解“好腳”的含義。藉着在這次旅行中萌發出來的熱情，我準備集中精力讀一讀布萊克文集，同時，不是也可以寫寫有關世界、社會、人類的定義集嗎？這次，我先不考慮寫讓兒子和他的朋友們所能理解的文章，而是按自己目前切實理解到的要點寫這本定義集，可是根據什麼樣的經驗把文章寫出來呢？通過寫這部小説，我是多麼希望告訴那些堅強而純潔的靈魂……
我有一個理想，曾把它寫到文章中去。在我死時，我身上積累的一切經驗全部流進兒子那顆純潔的心中。如果實現了這一理想，當兒子把我的一把骨灰埋到地裏之後，將開始讀我寫的定義集。當然，這不過是孩子式的幻想，想到我死之後，生活在今世的兒子將經受磨難，或許我將從各種途徑中求得救助，開始寫這本定義集……
給“河”下定義的方法，跟我和兒子一起給“好腳”下定義一樣，的確也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多麼簡潔明瞭呀，H先生幾乎沒有用語言就下了定義。那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和年長的作家H先生一起乘飛機從新德里出發往東走，當飛機飛到孟加拉上空時，在一片黃褐色的沃野中有一條彎彎曲曲的河，像倒扣針縫上的深痕。H先生好像一直在睡覺，可這時他突然做了一個明顯的動作（説明他並沒有睡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抬手指了一下密封窗的下方。只一瞬間，他就又靠在放倒的椅背上，重又閉上了眼睛。我把頭伸到H先生膝蓋上方，凝望着窗下。（H先生的這句話，或者是他的態度鼓舞了我，登機前，我覺得我和H先生出現了對立情緒，事情終於得到和解）。恰好在這個時候，飛機俯衝盤旋，滿眼都是奔騰的河，不愧是印度之河，一條真正的河。我曾認為四國的森林山谷間流淌的那條清澈的河才是真正的河。這次，我頭腦中又多了一個真正的河的概念。河水比褐色的原野稍淺一點，看不出在往何處流，肯定是奔向黃褐色的大海。剛才只是H先生的手腕和手指輕輕地動了一下，在接下來的沉默中，嘴唇動了一下，似乎在説“河”，我認為這個動作本身就是對“河”下的最好的定義。這同我們登機前發生的那件事一樣，給我留下了難忘的記憶。
我和H先生乘噴氣式飛機橫穿印度大陸的那天，和印度人一起等了十個小時飛機，人羣中只有我倆是日本人。這段時間他對我説話時，只是嘴唇稍微動了一下，我們到機場不久，他指着《國際先驅論壇》報的一條消息問我：“想讀這個嗎？”還有剛才我們在出租汽車裏時，他給我講述“弄髒眼鏡”的故事，以及他説“河”時，都只説了很少的話。
去加爾各答的飛機在出發前，我以為H先生的沉默是在跟我生氣，因為我不瞭解印度的習慣，而且還性情急躁。那時是秋天，機場空蕩蕩的像一個沒着落的倉庫，那十個小時本來可以在旅館中靜養，可是因為我的性急，讓H先生白白浪費了時間。我認為H先生用這種方式表示氣憤，實際上只是我的猜測。H先生出生在一個很大的世代船家，在日本海沿岸搞運輸，（H先生雖然汲取了這個家庭世代積累下來的精髓，卻沒有走入實業界。）戰敗後，他好像是特意去尋求苦難，在戰亂的中國品嚐到辛酸。戰後他作為一名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在耕耘着。像他這種人，不管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也不管他走過了怎樣的人生，即使是另一種經歷，最終仍然如此。他那種天賜的性格是不會改變的，如果H先生生氣發怒的話，別人似乎很難從外界幫他化解，尤其是惹他生氣的那個人，更是做不到。H先生還沒露出生氣的表情時，他還從紙夾中抽出《國際先驅論壇》報給我看。那是有關大提琴家羅斯特羅波維奇批評蘇維埃壓制言論自由的報道。當時，這位音樂家已在國內集中精力為盟友索爾仁尼琴辯護，我曾把他的話記到那天我讀的那本書扉頁上。
羅斯特羅波維奇説：“關於獨立思考，把自己的所知、所思、所想表現出來，所有的人都必須具有無畏表達出來的權利，而不是把從他人那裏得到的經驗稍加變動後表現出來……。”
我認為H先生逐漸表現出來的氣憤，不只是由於我的笨拙和航空公司，還和蘇維埃壓制言論自由、壓制人權有關。因為下面的這件事，他才給我講“弄髒眼鏡”的故事。當時，我和H先生去新德里是為參加亞非作家會議。那次也有很多蘇維埃的作家參加，其中有一位女詩人是H先生的老朋友。會議的前一天晚上，H先生和女詩人辯論到很晚（在這裏暫稱她涅菲多普娜女士）。她和H先生年齡相仿，都是五十五六歲，身材矮小，言談舉止中充滿活躍的智慧，像個猶太人，城市人的氣質使她顯得年輕十歲。H先生不想談與政治有關的話題，我也沒提，但他是一位在國際社會上久經考驗的人，問題似乎同當代蘇維埃的人權問題有關，其中還談到剛才羅斯特羅波維奇的講話。H先生和蘇維埃的文化元老們關係深厚，跟羅斯特羅波維奇對立的藝術家和科學家們與他關係十分密切。在亞非作家會議上，H先生用他那種獨特而温和的英語同蘇維埃的代表們進行辯論，表現出堅強的忍耐力和高超的戰略和戰術。H先生似乎在勸説她，“你還是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參加了在莫斯科的人權運動，並且行為過火的話，一旦被人發現，你還能像這樣到外國旅行嗎？所以以前在國內，你身為猶太人，不可能有那些過激行為。”在這次國際會議上，時隔十五、六年後老朋友相見，雖然涅菲多普娜不介意H先生説的話，但她不同意H先生説她是頑固不化的俄羅斯知識女性。H先生從小就帶眼鏡，而涅菲多普娜只是最近才把讀書時戴的眼鏡放在皮包裏。涅菲多普娜是一位聞名的詩人，在印度古代語方面，她也是卓有成就的專家，她只是在勤奮閲讀由細小鉛字印刷的大部頭專業書時，才帶眼鏡，平時不戴，所以也不怎麼擦眼鏡。H先生有點神經質，他有一個替她擦眼鏡的習慣，那天晚上，他清除口袋裏的垃圾時，把眼鏡弄髒了……
在去機場的出租車裏，H先生給我講了這件事。一到機場，H先生就走進一家剛開張的酒吧，並坐到櫃枱邊上，喝起了啤酒（也許是更強烈的酒）。一旦喝起酒來，他就無視我的存在了。本來飛機是上午七點起飛，前幾天，我和H先生同日本作家代表團的領導告別後，踏上旅程。對於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旅行，我老是放心不下，過於嚴格地要求H先生遵守時間。露天走廊的對面是一個庭院，像一個小樹林，好幾次我穿過走廊去叫H先生，他怎麼也不起來。最後被我逼得沒辦法，他終於又給服務員一次小費，然後跟我走出來。巨大的黑色樹幹和黃褐色的落葉，與其説是屬於植物，倒不如説更像礦物質，我回想起這種異常光禿的樹木在枝葉繁茂時的景象，我想真正具有印度特色的樹木是什麼樹呢？就這樣，我沒給機場打電話，也沒問飛機是否按時起飛，就催促着出租車，在預定起飛之前勉強到達機場，不知何故，起飛時間延了又延，已經過了下午，還沒聽到播音員報告起飛時間。H先生通曉這個國家的國民性，曾寫過一本印度生活經驗談，或許他早就知道飛機不會按時起飛，顯然，我做了惹H先生生氣的事情。我這麼想時，H先生在機場酒吧裏自酌自飲，我坐在顯示屏前，一邊在看從旅館商店裏買的描寫印度野生動物的書，一邊注意聽播音員廣播，以免漏聽。作者叫E．p．基，是一位農場主，這是一本紀實回憶錄，敍述他自己耿直的性格和一生的經歷，書中有些奇異的故事，是一本很適合旅行時讀的書。剛才我把羅斯特羅波維奇的講話寫到書的扉頁上。現在這本書就放在我的旁邊。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出現分裂，E．p．基根據克什米爾地區朋友們的證詞，寫下了當時發生的奇怪現象。信奉牛的印度教徒們穿越重新劃分的國境，從巴基斯坦移居到印度，而不食豬肉的伊斯蘭教徒卻移居到巴基斯坦，這時，野生動物們也本能地尋找求生之路。巴基斯坦境內的野牛大量遷移到印度，同樣大量野豬湧向巴基斯坦尋求安全！
已經過了中午，飛機還沒起飛。等了這麼久，我就給H先生講了這個故事想逗他笑。這時候，H先生獨自一人還坐在櫃枱邊，於是我也坐到他旁邊的獨腳凳上，要了一杯啤酒。與其説對客人冷淡，倒不如説那張臉流露出的掃興是對人生的基本態度——這就是印度的酒吧服務員，他端來不太涼的啤酒，似乎在想，哎，哎，又一位日本酒鬼。我先喝了口酒，然後給H先生講了上面一段有關動物的故事，可是他一直在望着寒磣的酒櫥和一張很大的印度地圖，對我的故事絲毫不感興趣。我又要了一瓶啤酒，H先生只望着酒瓶和印度地圖，就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就這樣，我要了好幾次酒，陷入一種決不是不熟悉的衝動中。
回想起來，我的年齡和兒子現在的差不多，也是十七、八歲，第一次體驗到這種衝動，像年輕人一樣，我稱它“跳躍”，現在我也是這麼叫。每次“跳躍”快來時，我就想方設法迴避，以避免它戰勝我，可是有時，連我自己也會莫明其妙地去尋求“跳躍”的情緒。包括酒醉後的胡做非為，一年一次，“跳躍”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也許這種多年的積累改變了我的生活之路。當然，也不能説“跳躍”沒有造就我……在新德里機場發作的“跳躍”，愚弄了長久以來我敬愛的H先生，我這麼説也許有些誇大其詞。詩中描寫一位已過中年的男人，因可悲的戀情而煩惱。當時H先生正在喝酒，還是那副氣哼哼的表情，我認為自己讓他看這種詩，愚弄他，説不出這種危險的事情是失禮，還是惡作劇。
我把托盤翻過來，在上面描上眼前那幅印度地圖，然後在幾個地方打上星星標記，寫了一首攙雜着這些地名的英文詩，題目叫《印度地名指南》。現在我還清楚記得這首英文詩（？）的內容：已過中年的男子因戀愛而煩惱，年齡相當的愛人去了地方城市，他滿面憂愁，在悶悶不樂地喝酒。我正是通過這些地名，表達出詩的含義。那天，我們坐火車去參加會議。而昨晚跟H先生爭論的涅菲多普娜女士去參加在邁索爾舉行的語言學學會。邁索爾，將MYSORE分解開就成了MYSORE，現在，只要查一下正放在桌子上的小辭典，就會想起一碰就痛的傷口、瘡，痛苦（悲痛、生氣）之源等等這種令人難受的事。老實説我並沒有把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在國際會議中結下的老交情看成是戀愛關係，我們的學生時代是在H先生那一時期的作家，即戰後文學家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我對H先生做過惡作劇，而同一代表團的O君經常慫恿涅菲多普娜女士扮演H先生的情人角色。可是不管是O君還是我，我們都對年長、自立的文化人士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抱有絕對敬意，並沒有想把他們倆作為情人撮合到一起。可是，我把帶有挑釁意味的打油詩寫到托盤上，當時H先生沒戴眼鏡，正低着頭盯着櫃枱看，當我把托盤推到他面前時，他戴上眼鏡，那種樣子像中世紀顯赫的貴族。早晨我讓他早起，再加上飛機晚點，H先生好像老是在生氣，“那你就發火吧！我是不會介意的”，就這樣，我被一種無法抗拒的“跳躍”引誘着。
H先生就這樣坐着，讀托盤上的詩，眼裏流露出憤怒。接着，他又重新戴上眼鏡，慢慢地讀了二、三遍，從太陽穴到眼睛周圍流露出緊張。我的心裏立刻一片漆黑，後悔不迭……H先生慢慢地轉過臉來，那雙眼裏包含的表情一下子把我打垮了。
我曾寫到：從歐洲旅行回來，第一眼看到兒子的面孔時，我不在家期間，他就像發情的野獸極盡荒淫之後，那雙瘋狂的眼睛裏仍然留有餘韻，似乎發情的野獸在內部吞食着他，那種眼神讓人無法忍受。那雙生靈活現的眼睛裏流露出金黃色的光澤，現在我想説，那裏流露出的是最巨大、深重的悲傷。聽到兒子發瘋的故事，以及他對禮物口琴的態度，再加上我旅行中積累下來的疲勞，急不可耐的我在那一瞬間沒有看出他眼中流露出的悲傷。
儘管如此，身為父親的我，為什麼沒有看出兒子寥寂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最悲痛的感情呢？現在回想一下，真是不可思議。最終，我們全家還是能夠理解悲痛的原因，並同他取得了和解，對此我想這是布萊克的詩在其中起了作用。在《關於他人的悲傷》中有這樣一段話，“看着流淌的眼淚，自己能不悲傷起來嗎？看着孩子哭，父親能不陷入悲痛嗎？”在《天真之歌》中有一節詩接下去寫到，“啊，他給我們帶來快樂，為我們趕走悲傷，他坐在我們身邊，呻吟着，直到我們的悲傷逃走。”
通過這些體驗，我才真正體會到兒子眼中流露出的悲傷，以及在新德里機場的酒吧裏，H先生那一瞬間所流露出的悲傷，這就是我給“悲傷”下的定義。
虞欣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