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費希爾高速公路北面的一家汽車裝配廠裡，副廠長馬特·扎勒斯基，一個頭發花白的汽車工業老手，很高興今天是星期三。
倒不是因為這一天沒什麼迫切的問題，沒什麼未了的事務——這樣的日子可從沒有過。今天夜裡，也是夜夜如此，他會渾身乏力回家去，一邊覺得自己已經不止五十三歲，一邊深信自己在壓力鍋裡又活過了一天。有時候，馬特·扎勒斯基巴不得精力再旺盛得象年輕時代，或者象剛剛參加汽車生產那時，或者象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擔任空軍投彈手那時。有時候，他追懷往昔，還想到，在戰爭年月，儘管他在歐洲槍林彈雨之中，有著令人難忘的戰鬥經歷，也沒有現在擔任老百姓的職務這樣危機四伏。
他走上裝配廠車間的夾層樓面，進了他那間玻璃辦公室還沒有幾分鐘，甚至在脫外衣那會兒，就已經匆匆看了一下辦公桌上一份蓋著紅火漆印的備忘錄——工會的申訴書，他馬上明白，如果不及時處理得當，可能引起全廠罷工。在旁邊一疊紙堆裡，不用說，還有叫人擔心的事情——其他頭痛問題，包括緊張物資缺乏（這類事，每天總會有一些），或者要求抓好質量，或者機器發生故障，或者以前誰也沒有想到過的一些新的難題，這類問題，不管哪一項，或者統統在內，都能中斷流水線，停止生產。
扎勒斯基正象往常一樣，矮胖的身子扭了幾下，往灰鋼辦公桌旁邊的椅子裡一埋。他聽到椅子咯吱一響——提醒他注意身體越來越過重了，如今腆著個大肚子了。他想想也不好意思：B-17型轟炸機那狹窄的前艙，現在休想擠進去了。他巴不得人一發愁，體重就減輕；可是，看來反而在增加，特別是在弗雷達去世後，夜裡冷冷清清的，他只好去打開冰箱，找點吃的啃啃，因為沒有別的事好做。
但是，至少今天是星期三呀。
頭等大事頭裡做。他按了下通總辦公室的對講機開關；秘書還沒有來。
接話的是值班記錄員。
“給我找帕克蘭德和工會委員，”副廠長吩咐道。“叫他們趕快到這兒來。”
帕克蘭德是領班。外面不會不清楚他指的是哪一個工會委員，因為他們不會不知道他辦公桌上那份蓋著紅火漆印的備忘錄。在廠裡，壞消息傳播起來就好比著了火的汽油。
那疊文件現在還沒有碰過，但他過會兒總得去翻閱一下。看到了文件，他就回想起，剛才一直在悶悶不樂地想著那許多足以使流水線中斷的原因。
不管出於什麼理由，中斷流水線，停止生產，對馬特·扎勒斯基來說，總象一把刀子頂著腰眼。他這個職務的作用，他本人所以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讓流水線運行，以一分鐘一輛車的速度，從流水線盡頭開出裝好的汽車來，不管這個戲法是怎麼變的，也不管有時候他是不是覺得自己象個耍把戲的，將十五個球同時拋到了半空中。上級經理部門對把戲怎麼耍不感興趣，對任何辯解也漠然置之。事關緊要的是結果：定額，日產量，生產費用。但要是流水線停了，他馬上會聽到。耽誤一分鐘，就等於沒有生產出一輛完整的汽車，這個損失是怎麼也彌補不了的。所以，即使中斷兩三分鐘，也要損失幾千塊錢，因為流水線停了，工資和其他費用卻還是要嘩啦嘩啦花出去。
但是，至少今天是星期三呀。
對講機卡嗒一響。“他們來了，扎勒斯基先生。”
他沒好氣應了一聲。
馬特·扎勒斯基喜歡星期三，理由很簡單。星期三離開星期一已經有兩天，而星期五還要過兩天才來到。
星期一和星期五，在汽車廠裡，是經理部門最傷腦筋的日子，因為曠工的多。每逢星期一，計時工資工人不來上班的，比其他日子多；星期五也差不多。這是因為往往在星期四，工資支票一發出，許多工人就酗酒的酗酒，吸毒的吸毒，開始過個長長的週末，過後，星期一不是成為補個覺就是醒個酒的日子了。
就這樣，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五，一個大問題把其他許多問題都壓下了，那就是不管人手奇缺，也得生產下去。拿人當棋盤上的棋子一樣移來移去。
把有些人從做慣的工作中調走，讓他們幹從來沒有幹過的活。平時只管擰緊輪胎螺帽的工人，可能會不知不覺在安裝前擋泥板，往往只給他指點一下就算了，有時根本也不指點。把有些人從後備僱工中，或者從裝貨上車、打掃衛生等一類不要多少技術的崗位上，匆匆忙忙拉出來，什麼地方還有空缺，就分配到什麼地方去頂缺。有時候，他們做這種臨時工，一下子就學會了；有時候，可能把整班時間都花在安裝水箱皮管箍，或者類似的事上——搞得亂七八糟的。
結果是勢所難免的。星期一和星期五生產的汽車，很多是馬馬虎虎裝配起來的，早給車主種下了禍根，內行人象是碰到一塊爛肉一樣遠而避之。幾個大城市經銷商都知道這個問題，再加他們經銷的數量很大，對工廠也有影響，所以他們堅決主張賣給大主顧的汽車必須是在星期二、三、四生產的，有時候，那些熟悉內幕的顧客，也為了這個目的，去找大經銷商。公司經理和他們朋友的汽車，總是規定在那幾天生產。
副廠長辦公室的門突然推開了。他叫人去找來的那個領班帕克蘭德，連門也不耐煩敲，就大踏步走了進來。
帕克蘭德生就寬肩膀、大骨架，年紀不到四十，比馬特·扎勒斯基大約小十五歲左右。如果他進大學，大概是個橄欖球后衛，他跟今日的許多領班不同，看起來象是掌得了權的樣子。這會兒，看起來又象是料到要發生什麼麻煩，而且也已經作好應付的準備。領班的臉惡狠狠的。扎勒斯基看到，他的右邊顴骨底下有塊烏青。
扎勒斯基不去理會他進來時的那副神氣，朝他指了指一把椅子。“不要盡站著，坐下來平平氣。”
他們隔著辦公桌，面面相覷。
“我很想聽聽，你對於發生的那件事是怎麼解釋的，”副廠長說，“可別浪費時間，因為照這上面看起來”——他手指摸了摸蓋著紅火漆印的申訴書——“你給我們大家搞出了件棘手的事啦。”
“才不是我搞出來的吶！”帕克蘭德朝上司瞪了一眼；烏青塊上方的臉漲紅了。“有個傢伙給我開除了，因為他揍了我。還有，我打算一不做，二不休，你要是有點膽量，講點公道，最好還是撐我的腰。”
馬特·扎勒斯基把嗓子扯得彷彿公牛吼叫，這是他從工廠車間裡學來的。
“別那麼胡說八道，快給我住嘴！”他可不想讓事情鬧得不堪收拾。他比較講理地嚷道：“我剛才叫你平平氣，說的是真心話。時機一到，我自會決定撐誰的腰，為什麼要撐腰。什麼膽量啊公道的，你可別再胡扯了。懂嗎？”
他們互相瞪著眼。帕克蘭德首先垂下眼簾。
“好吧，弗蘭克，”馬特說。“再從頭來吧，這一回，你可要一開頭就跟我說實話。”
弗蘭克·帕克蘭德這個人，他認識很久了。這個領班為人清清白白的，對待手下的人也一向公正。他會這樣惱火，一定出了什麼不同尋常的事。
“當時有個活搞亂了，”帕克蘭德說。“那是方向盤支柱螺釘，就是那小夥子乾的；想來他是個新手。他擠到第二個人那兒去了。我要那個活恢復正常。”
扎勒斯基點點頭。這類事是經常發生的。派定擔任某項專門工種的工人，在每一道工序上，比規定的時間多花了幾秒鐘。隨著那接踵而來的汽車在流水線上一一移動過去，他的工位也逐漸逐漸改變了，這一來，沒過多久，他就闖進了下一道工段。領班一發現這種情況，就有責任幫助這個工人恢復原位，該在哪裡就到哪裡。
扎勒斯基不耐煩地說：“往下說吧。”
他們還沒繼續談下去，辦公室門又給推開了，進來的是工會委員。他身材矮小，臉紅彤彤的，戴著一副厚玻璃眼鏡，一副大驚小怪的樣子。他名叫伊利亞斯，本來也是流水線上的工人，在幾個月前的一次工會選舉時才選上委員。
“你早，”工會委員對扎勒斯基說。他跟帕克蘭德隨隨便便點了點頭，沒有吭聲。
馬特·扎勒斯基指著一把椅子，向剛進來的人揮了揮手。“我們剛講到正題呢。”
“你要是看一下申訴書的話，就可以節省不少時間啦，”伊利亞斯說。
“我看過了。可是，有時候我想聽聽另一方的意見。”扎勒斯基做了個手勢，要帕克蘭德繼續講下去。
“我只做了這麼件事，”領班說，“就是招呼另一個人過來，對他說，‘幫我讓那人的活恢復正常。’”
“可我說你在扯謊！”工會委員身子向前一傴，一副指責的神氣；這會兒，他朝扎勒斯基倏一下轉過身去。“他當時說的原話是‘讓那小子的活恢復正常’。事也湊巧，他談到的那人，而且稱做‘小子’的，剛好是我們的一個黑人弟兄，對他來說，這樣稱呼十分無禮。”
“啊呀呀！”帕克蘭德的語氣裡又是憤怒又是厭惡。“難道你以為我連這一點都不知道嗎？難道你以為我在這裡待的時間還不夠久，居然蠢得那樣子用那個詞嗎？”
“可你不是確實用了嗎？”
“也許用過，只能說是也許用過。我可不是說我用過，因為我記不清了，那是實話。可是，如果真講過，也不是當真的。說溜了嘴，就是這麼回事。”
工會委員聳聳肩。“那是你現在編出來的鬼話。”
“這不是什麼鬼話，你這個婊子養的！”
伊利亞斯猛一下站起了身。“扎勒斯基先生，我可是奉公而來的，代表的是汽車工人聯合會。如果是用那種語言來說話……”
“不會再那樣子說話了，”副廠長說。“請坐，等我們一談到正題，我建議你不要太隨便亂用‘扯謊’這個字眼。”
帕克蘭德心裡一別扭，就伸出胖呼呼拳頭，往辦公桌面上擂了一下。“我剛才說過這不是鬼話，事實上也不是。再說，我剛才提到的那個人，對我當時說的話根本沒擱在心上，至少在這一切亂子發生前，他可沒在意。”
“他不是這樣講的，”伊利亞斯說。
“說不定現在不是這樣了。”帕克蘭德向扎勒斯基訴說了。“聽我說，馬特，搞亂活的那個人還只是個孩子。黑孩子，年紀大約十七歲。我對他沒什麼過不去的；他手腳慢些，可他一直在幹活。我有個弟弟，跟他一樣年紀。我一回家，我就問，‘小子上哪去啦？’對這句話，誰也不會反覆琢磨的。這件事，就是這麼樣，可後來那另一個人，紐柯克，卻來插手了。”
伊利亞斯死不罷休說：“可你現在不是承認你用過‘小子’這個詞嗎。”
馬特·扎勒斯基不勝厭煩說：“好吧，好吧，他用過。這一點，我們大家都承認算了。”
扎勒斯基壓著心頭怒火。每逢廠裡爆發種族爭端，他總是不得不這樣做。
他自己的偏見根深蒂固，而且多半是反黑人的。在他出生地懷恩道特那個住著很多波蘭人的郊區，他感染了種族偏見。在那裡，凡是波蘭血統的家庭都瞧不起黑人，把黑人當做二流子、搗蛋鬼。反過來，黑人也恨波蘭人，甚至到今日，在底特律各地，這種宿仇還沒有了結。扎勒斯基出於需要，已經學會抑制自己的本能；你要管一家象這個廠一樣多黑人工人的工廠，就不能讓你的偏見流露出來，至少不能經常流露。就在眼下，聽了伊利亞斯的最後那句話，馬特·扎勒斯基忍不住想插嘴說：如果他確實叫他“小子”，那又怎麼樣呢？這到底有什麼關係呢？領班既然跟他說了，那就讓那個雜種回去幹活就是了嘛。可是，扎勒斯基知道這番話會給人講出去，說不定還會比先前引起更大的麻煩。因此，他沒有說出口，卻咆哮著說：“重要的是後來怎麼樣。”
“這個嘛，”帕克蘭德說，“我還以為永遠也不會提到這個問題了呢。當時我們快要讓那個活恢復正常，那個大力士紐柯克就跳出來了。”“他也是個黑人弟兄，”伊利亞斯說。“當時，紐柯克一直在流水線後段幹活。他連出了什麼事都沒有聽到；是別人告訴他來的。他走過來，罵我是種族主義臭豬，還揍了我一拳。”領班用手指摸了摸臉上的烏青，從他進來以後，這張臉腫得越發厲害了。
扎勒斯基厲聲問道：“你有沒有還手？”
“沒有。”
“我很高興你總算有點頭腦。”
“我有頭腦，沒錯兒，”帕克蘭德說。“我把紐柯克開除了。當場就把他開除了。這兒廠裡，沒人揍了領班不受處分的。”
“這等以後再說，”伊利亞斯說。“多半要看，出在什麼情況下，出於什麼原因。”
馬特·扎勒斯基伸出一隻手插進頭髮裡；有時候，他就是弄不懂怎麼還剩著那麼點頭髮。這種討厭透頂的局面，本來應當歸廠長麥克農處理，可是麥克農不在這兒。他在總管理處，離這裡有十哩路，在參加一個會議，討論廠裡不久就要生產的一種絕密汽車——新產品“參星”。有時候，馬特·扎勒斯基還以為麥克農早已退休，其實再要過半年才正式退休呢。
馬特·扎勒斯基以前幹過這個苦差使，現在又在幹著了，這是個下流勾當。扎勒斯基就連接麥克農的班，都挨不到，這一點他也知道。上面早喚他去過，給他看過他的正式鑑定，那寫在一本皮面活頁冊裡，永遠放在製造部副總經理的辦公桌上。把冊子放在那兒，副總經理什麼時候考慮到新的任命或者提升，什麼時候就可以一頁頁翻翻。馬特·扎勒斯基的那一頁上，除了照片和其他細目，還寫道：“此人安置在目前職位上恰如其分。”
公司裡每一個大人物，都知道油腔滑調的正式說法是“碰頂”。真正的意思是：此人已經升得夠高。大概終身只能擔任目前這個職位，不會再提升了。
按照公司章程規定，不論在什麼人的檔案上寫下那樣一個致命的結論，就必須通知本人，他只有資格擔任目前這個職務。這也是為什麼馬特·扎勒斯基早在幾個月前，就已經知道，他永遠也不會升任比目前這個副廠長更高的職位了。起初，這消息使他大失所望，但是，他既然慢慢習慣了，也就知道了其中道理：他成了沒人要的舊鞋，是快要淘汰的一類人的末代，這樣的人，經理部和董事會再也不願意放在上層重要崗位上了。如今廠裡的高級職員不大有人會再走扎勒斯基擢升的那條道路，也就是從工廠工人爬到檢驗員，爬到領班，爬到車間主任，爬到副廠長。剛工作那時候，他並沒有工程方面的學位，是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休學的中學生。可是大戰以後，他靠讀夜校，加上美國士兵享有的學分，搞到了一個學位，從此就開始向上爬，野心勃勃的，正象他那一代的大多數人一樣，他們都是從歐洲堡壘①和其他一些險境中挺過來的。但是，扎勒斯基後來才認識到，他浪費時間太多；他真正的起步開始得太晚了。前途無量的人才，汽車公司最高領導人物的材料，現在也好，過去也好，都是些聰明的年輕人，就是順著那條直接從大學到前線的就業道路，氣昂昂、急煎煎地踏進廠門的。
①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德國將其侵佔的歐洲，除蘇聯外，統稱歐洲堡壘。
不過，現在仍然擔任廠長的麥克農，哪怕不是存心迴避，也不能以此為理由迴避這整個局面呀。副廠長猶豫一下。他有權把麥克農請來，此時此地只要打個電話就成了。
由於兩種情況，他才沒有這麼幹。一種：他自己承認，是出於自傲；扎勒斯基知道他自己處理這件事，至少也能跟麥克農一樣好。另一種：他憑直覺，知道時間確實已經來不及了。
冷不防，扎勒斯基問伊利亞斯說：“工會有什麼要求？”
“這個嘛，我已經跟我們分會主任談過……”
“這一套還是免了吧，”扎勒斯基說。“我們兩個誰都知道，總得從什麼地方開個頭，所以我說你們有什麼要求？”
“那很好，”工會委員說。“我們堅持三點。第一，馬上讓紐柯克兄弟復工，停工時的工資照補。第二，向受連累的兩個人道歉。第三，把帕克蘭德調離領班職務。”
帕克蘭德本來埋在椅子裡，這會兒一下子挺起身來。“老天爺！你們要的價倒不高呀。”他帶著刺問了一句：“我倒想知道，我應該在撤職前道歉呢，還是在撤職後？”
“要由公司出面正式道歉，”伊利亞斯答道。“你是不是懂禮貌，也去道個歉，那是你的事。”
“不錯，那是我的事。可誰也用不著屏住氣等著。”
馬特·扎勒斯基一聲喝道：“要是你自己把氣多屏住一會兒，我們就不會招來這場亂子啦。”
“你是不是想告訴我，你打算同意那三個條件？”領班氣呼呼，朝伊利亞斯做了個手勢。
“我還沒打算把什麼事告訴什麼人。我想考慮一下，除了你們兩位提供的情況，我還要多聽聽其他人的報告。”扎勒斯基伸手到背後去抓電話機。
他一轉身，背對著那兩個人，撥了個號碼，等著。
要找的那個人一來接聽電話，扎勒斯基就問了一句：“下面車間情況怎麼樣？”
那一頭的聲音輕輕的。“馬特嗎？”
“嗯。”
在那人小心謹慎的回答聲背後，扎勒斯基可以聽到工廠車間裡的一片噪音。他總是弄不懂，每天勞動生活中有著那麼大的聲響，怎麼能夠生活下去。
即使當年他自己還在流水線上做工時，也從來沒有習慣過，後來他調到一間辦公室裡，才把喧鬧大都隔絕了。
向他報告的那人說道：“情況實在糟，馬特。”
“糟到什麼地步？”
“那幫吸毒鬼在掌大印呢。可別引用我的話。”
“我從來不幹那號事，”副廠長說。“這你也知道。”
他身子早已轉過了一點，他心中有數，辦公室裡另外兩個人在瞅著他的臉。哪怕他們會猜測，但是也不會知道，他在跟一個黑人領班斯坦·拉思魯普說話。廠裡有五六個人最受馬特·扎勒斯基尊敬，拉思魯普也是其中一個。
這種關係真是不可思議，甚至荒乎其唐，因為一離開廠，拉思魯普就是個活躍的激進分子，一度還是馬爾科姆·愛克斯①的信徒呢。但是在廠裡，倒是認真負責，因為照他看來，在汽車界，做事有個分寸，比胡搞亂來，能為他的種族爭得更多的好處。扎勒斯基本來對拉思魯普懷有敵意，正是由於他這第二種態度，終於對他產生了敬意。
①馬爾科姆·愛克斯是美國黑人領袖，“非洲裔美國人統一組織”的創始人，1965年2月21日在一次黑人集會上被謀殺。
在目前這樣的種族關係下，黑人當領班、當廠長的相當少，這對公司來說，實在是不幸。應該多些，多得多，這一點誰都知道，但是眼下很多黑人工人卻不願意負責任，要不就是怕負責任，因為在他們那一批人裡有些年輕的激進分子，再不就是還沒有準備好負責任。有時候，在偏見比較少的時刻，馬特·扎勒斯基不免認為，汽車工業的高級領導，如果把眼光放遠幾年，做總經理的本來就應當有這樣的眼光，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就已經著手訓練黑人工人這項富有意義的規劃，那麼，現在象斯坦·拉思魯普一類的人就會更多了。那樣的人不多，是大家的損失。
扎勒斯基問：“正在策劃什麼？”
“我想是罷工吧。”
“什麼時候？”
“大概在休息的時候。也可能在休息前，不過我想還不至於那麼快。”
黑人領班的聲音那麼低，扎勒斯基不得不費勁聽。他知道對方的難處，再加上那人用的電話機就在流水線旁邊，別人都正在那裡幹活呢。拉思魯普早就被某些黑人同胞戴上一頂“白人化了的黑佬”的帽子，他們就是連掌了權的同種人也見恨，不過，就算指責得不對頭，也沒有什麼關係。除了另外再提出兩三個問題，扎勒斯基並不打算讓斯坦·拉思魯普的日子更不好過。
他問：“推遲時間有沒有理由呢？”
“有。那幫吸毒鬼想讓全廠一起罷工。”
“消息傳開了嗎？”
“快得你還以為我們仍在用叢林鼙鼓傳消息咧。”
“有沒有人指出這樣做是非法的？”
“你還有這樣的玩笑要開的嗎？”拉思魯普說。
“沒了。”扎勒斯基嘆了口氣。“麻煩你啦。”他就把電話掛斷了。
原來他的第一個直覺是對頭的。沒有多餘的時間了，從一開始就沒有，因為種族工潮往往只要短短一根導火線就會爆發。說起來，如果發生了罷工，那就要花幾天工夫，才能解決，才能讓每個人回來幹活：即使參加罷工的只有黑人工人，或許還不是全體黑人吧，但是影響之大仍然可以使生產停頓。
馬特·扎勒斯基的職務，就是要使生產進行下去呀。
好象已經看清他的心思，領班帕克蘭德竭力勸他說：“馬特，不要讓他們擺佈你！就算有幾個人可能罷工，我們會遇到麻煩。但是有時候，原則是值得維護的，是不是？”
“有時候是這樣，”扎勒斯基說。“訣竅就在於，要知道是什麼原則，還要看是什麼時候。”
“講公平，是著手的好辦法，”帕克蘭德說，“要對兩方面都講公平，對上面下面都講。”他靠著辦公桌往前傴倒身子，真心誠意地跟馬特·扎勒斯基談著，不時朝工會委員伊利亞斯瞅那麼一眼。“不錯，我對待流水線上的人向來不講情面，因為不那麼樣不行。領班夾在中間，四面八方都捱到罵。從這兒車間一路上去，馬特，你和你那班人每天都卡著我們脖子，逼我們生產，生產，再生產；就算你們不說，質量管理部門也要說，造得好些，哪怕造得快了，還要好。再就是那些做工的，幹各種活的——包括象紐柯克那樣的一些人，還有其他一些人——當領班的不能不去應付他們，萬一錯了一著，還得去應付工會，有時候其實也沒什麼錯。所以，這是件棘手的事，我也向來不講情面；要活命，只有這個辦法。不過，我也講公平。凡是替我幹活的，我可從來沒有因為他是黑人，就對他另眼相看，而且我也不是手裡拿著鞭子的莊園監工。說到我們目前談論的那件事，我所幹的——據說我是那麼幹的——不過是管個黑人叫‘小子’。我並沒有叫他去摘棉花，或者乘黑人車，或者擦皮鞋，或者做其他跟這個詞應該有聯繫的事。我所幹的，就是幫他幹好活。另外，我還要說這麼一點：如果我確實管他叫做‘小子’——我敢發誓，只是說溜了嘴！——我要說，我很抱歉，因為我心裡確實抱歉。不過並不是對紐柯克。紐柯克兄弟還是要開除。因為，如果他不開除，如果他平白無故揍了領班，不受處分，那麼從今天起，你不妨在你的屁股裡插上一面投降旗子，向這個地方的一切紀律揮手告別。我說要講公平，就是這個意思。”
“你這倒抓住了一兩個要點啦，”扎勒斯基說。他心想，說來真叫人啼笑皆非，弗蘭克·帕克蘭德對黑人工人倒一向講公平，比廠裡其他許多人說不定還要公平些呢。他問伊利亞斯：“你對這一切怎麼個看法？”
工會委員隔著厚玻璃眼鏡溫和地看看。“我早已說明工會的立場，扎勒斯基先生。”
“那麼，假如我拒絕你們，假如我決定支持弗蘭克，就照他剛才講的我應當採取的辦法辦，那又會怎麼樣呢？”
伊利亞斯說得強硬：“那我們就不得不採取進一步申訴的程序啦。”
“好吧。”副廠長點點頭。“那是你們的權利。不過，如果我們按著規定的申訴步驟一步步辦，那可能要花上三十多天時間。在這段時間裡，大家都照常上工嗎？”
“那還用問。勞資協定規定……”
扎勒斯基火了，“用不著你來告訴我協定上說什麼！協定上說我們一邊談判，大家一邊照常上工。但是眼下，你們卻有很多人已經準備好違反契約，舉行罷工啦。”
伊利亞斯這才第一次顯出不安的神色。“汽車工人聯合會從不寬宥非法罷工。”
“那就去他媽的！制止這一次罷工！”
“如果你說的是實話，那我去跟我們的一些人談談。”
“談不會有什麼好處。這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扎勒斯基朝工會委員望了一眼，那人紅彤彤的臉有點發白了：明擺著伊利亞斯不想跟一些黑人激進分子抱著他們目前那種情緒進行辯論。
馬特·扎勒斯基一眼就看出了，在這種情況下，工會完全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如果工會一點也不支持工會里的黑人激進分子，那麼，激進分子就會給工會領導加上種族偏見和充當“廠方走狗”的罪名。但是如果工會支持得過了頭，那麼就會在法律上站不住腳，好象參預了非法罷工。伍德科克、弗雷澤、格雷特豪斯、班農之流的汽車工人聯合會領袖，都認為非法罷工是大逆不道的事，這些人之所以聞名，固然是由於採取強硬態度進行談判，不過也是由於協定一訂立，就遵照協定辦事，也是由於通過正當的手續來解決工人的困難。非法罷工破壞了工會的信用，減少了工會談判的本錢。
“如果我們不管這件事，‘團結院’裡也不會感謝你的，”馬特·扎勒斯基執拗地說。“只有一個辦法能夠制止罷工，那就是，我們在這裡作出個決定，隨後到下面車間去宣佈一下。”
伊利亞斯說：“那要看是什麼樣的決定。”但是工會委員分明在掂量扎勒斯基的話。
馬特·扎勒斯基早已拿定主意，應該作出什麼決定，他知道，這個裁決不會完全合乎大家的心意，連他自己也不樂意。他愁眉苦臉思忖：這是鬼時代，一個人不得不暫時委屈一下，收起自己的一套信念，如果他想要讓汽車廠開工下去的話，至少也得這樣忍氣吞聲。
他粗聲粗氣宣佈道：“一個人也不開除。紐柯克回去幹活，不過，從今以後，他的拳頭只准用來幹活。”副廠長眼睛緊盯著伊利亞斯。“我希望你和紐柯克都要弄清楚這一點——再來一次，他就滾蛋。不過，在他復工前，我想親自跟他談談。”
“停工時的工資，照補給他嗎？”工會委員露出一絲勝利的微笑。
“他還在廠裡嗎？”
“在。”
扎勒斯基遲疑了一下，才無可奈何點點頭。“好，只要他做完那一班就行。不過，再也不要談什麼弗蘭克的職務由別人來接替啦。”他一下轉過身子，面對著帕克蘭德。“你嘛，就照你自己說的去做——跟那個年輕人談一下。告訴他，你說錯了話。”
“就是所謂的道歉，”伊利亞斯說。
弗蘭克·帕克蘭德朝他們兩個人瞪了一眼。“偏偏要作這種骯髒下流的讓步！”
“不要放在心上！”扎勒斯基警告道。
“我才不吶！”魁梧的領班站起身來，高高聳立在副廠長對面。他隔著辦公桌說著氣話。“只有你才不放在心上——想得開，因為你是個十足道地的膽小鬼，明知道是對的事，也不敢支持。”
扎勒斯基的臉頓時漲得通紅，他吼道：“我犯不著挨你這頓訓！夠啦！聽到嗎？”
“聽到。”帕克蘭德的嗓音和眼神里滿是輕蔑。“可是我不喜歡我聽到的話，也不喜歡我聞到的味。”
“那樣說來，或許你倒是喜歡開除囉！”
“或許是的，”領班說。“或許別地方的空氣還乾淨些呢。”
兩人緘默了一會，隨後扎勒斯基嚷道：“沒幹淨些的。總有一天，到處都是臭氣。”
馬特·扎勒斯基的一陣脾氣既然發過，他現在已經能夠管住自己了。他並不打算開除帕克蘭德，因為他知道這麼做的話，那就盡幹冤枉人的事，一次不算又來一次；再說，好的領班也不容易找到。帕克蘭德也不會自動辭職，不管他怎麼樣嚇唬人；那正是扎勒斯基一開始就估計到的事。他湊巧知道弗蘭克·帕克蘭德有家庭負擔，需要源源不絕的工資收入，何況在公司裡待的年代久，也捨不得離開。
但是，剛才有一會兒工夫，帕克蘭德挖苦他是膽小鬼的那句話刺痛了他。
有過一剎那，副廠長真想大叫大嚷一番：弗蘭克·帕克蘭德十歲那年，還是個流鼻涕的小孩，他馬特·扎勒斯基卻在歐洲上空流血流汗執行投彈手的任務，從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一大塊鋸齒形的高射炮彈片會切開機身，然後好不怕人地戳穿他的內臟，或是臉龐，或是嘴巴，也從來不去想一想他們那架B-17F型飛機會不會燃燒著，從兩萬五千呎高空翻著筋斗栽下來，當初戰友們親眼看到第八空軍的許多轟炸機就是那樣子栽下來的……因此，你不妨再想一想，你罵什麼人是膽小鬼，年輕人；你也要記住，一定要這個工廠開工不可的，不是你，而是我，不管那樣做，我要吞下多少苦水！……可是，扎勒斯基卻一句也沒有說出口，他明白剛才想到的事，有些是發生在很久以前，已經不再聯繫得上；他明白對待一切事物的看法和標準已經改變得奇形怪狀、亂七八糟了；他也明白天下有各種各樣的膽小鬼，也許弗蘭克·帕克蘭德的話說得有道理，或者說，多少有點道理。副廠長對自己一肚子都是氣，他跟那兩個人說：“我們到下面車間去把這件事了結吧。”
他們走出辦公室——扎勒斯基帶頭，跟著是工會委員，弗蘭克·帕克蘭德走在最後，他虎著臉，惡狠狠瞪著眼。他們從夾層樓面辦公室出來，順著鐵樓梯，橐橐橐走到下面工廠車間，一路上廠裡的噪音紮紮實實地襲住他們，就好比一陣瘋狂的炮火。
通到工廠車間的樓梯，靠近一段流水線。早已裝配好的部件，都在那裡往車架上焊接，成為安裝完工的汽車的基腳。這時候，鬧聲響得厲害，工人們彼此只隔幾呎路，也得大聲嚷嚷，腦袋湊在一起，才能交談。他們周圍，一陣陣火星往上面，往旁邊飛濺，形成一道鐵青色煙火。在焊接機和鉚釘槍的一陣陣迸射中，夾雜著動力工具的命根子——壓縮空氣連續不斷的嘶嘶聲。而作為一切的中心，活動的焦點，運行著的流水線，如同緩步走著的天神勒索貢品那樣，正在毫不留情地一時一時向前進。
那三個人沿著流水線一路朝前走去，工會委員捱到了扎勒斯基的身旁。
他們走得比流水線快得多，所以他們經過的汽車都越來越接近完工了。現在每一底盤裡都有了套動力裝置。就在前面，有個車殼快要跟下面滑著的底盤併合起來，汽車裝配工人管這個叫做“結婚”。馬特·扎勒斯基的眼睛掃著這幅場景，他照常本能地檢驗著關鍵工序。
副廠長同伊利亞斯和帕克蘭德一起，沿著流水線繼續往前走，工人們有的抬起頭來，有的轉過臉去。也有打招呼的，不過人數不多，扎勒斯基注意到他們一路經過的工人，黑人也好，白人也好，大都繃著臉。他感到一種憤慨不安的情緒。這種情況，廠裡偶爾也有發生，有時候是無緣無故的，有時候是為了一點小小的原因，好象火山反正要爆發，不過在找個最近便的出口罷了。他知道，社會學家管這個叫做對工作異常單調的反應。
工會委員一臉嚴肅，大概是要表示他跟廠方這樣密切聯繫，只是為了履行職務，心裡可不樂意。
馬特·扎勒斯基問他：“現在你不再在流水線上幹活了，這滋味好嗎？”
伊利亞斯沒好聲氣說了一句：“不錯。”
扎勒斯基相信他的話。來汽車廠參觀的局外人，常常認為廠裡的工人到時候就會安於這種鬧聲、臭味、悶熱、無情的壓力以及工作的千篇一律。馬特·扎勒斯基聽到過參觀的客人彷彿在談論動物園裡的禽獸一般，告訴他們的孩子說：“他們對這都已經習慣了。大多數人都樂意幹那種活。他們還不願意幹別的活吶。”
聽到了這樣的話，他總是想喊出來：“小傢伙，你們不要相信！那是扯謊！”
扎勒斯基象大多數接近汽車廠的人一樣，知道在工廠生產線上幹過長期活的人，很少打算把那種活當作終身職業的。他們受僱以後，通常總是把這個職業當做臨時工作，等著好機會臨頭。但是許多人，特別是那些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好工作總是撈不到手，永遠是個幻夢。最後終於掉進了陷阱。
這是個雙重陷阱，一重是，工人自己的種種負擔——結婚啊，孩子啊，房租啊，分期付款啊；另一重是，不管哪個地方的工作，都沒有汽車工業工資出得高。
但是，工資也好，優厚的福利也好，都改變不了這個工作害得人意志消沉的殘忍性質。這多半是因為體力上很吃力，但是最大的負擔還是精神上的——一小時又一小時，一天又一天死氣沉沉的單調工作。何況工作的性質又使人喪失自尊心。在生產線上幹活的人，缺乏一種功德圓滿的感覺；從來沒有製造過一輛汽車；僅僅製造了，或者裝配了一些零件——往螺釘上加個墊圈啊，釘塊鐵條啊，擰幾顆螺絲啊。何況又總是一樣的墊圈，一樣的鐵條，一樣的螺絲，重複，重複，再重複，一遍，一遍，又一遍，另一方面，又是那麼樣的勞動條件，包括那鋪天蓋地的喧鬧，連攀談幾句都困難，彼此交際一番都不行。一年年過去，許多人邊怨恨，邊忍受。有些人精神上垮了。幾乎沒有一個人喜愛自己的工作。
因此，生產線上的工人，好象囚徒，一心只想逃跑。曠工是局部逃跑的辦法；罷工也是如此。這兩種情況都帶來刺激，逃脫了單調工作——這在當前是占主導地位的一種傾向。
副廠長心裡明白，即使在現在，這種傾向也不大可能扭轉過來。
他告訴伊利亞斯說：“記住，我們已經達成了協議。現在，我要這件事趕快了結。”工會委員沒有回答，於是扎勒斯基又補充了一句：“今天對你準會有點好處。你的要求不是已經到手了嗎。”
“可不是全部。”
“凡是重要的都到手了。”
在他們的話裡有著彼此都知道的一種人生真相：有些工人選擇的一條逃離生產線的道路，就是通過選舉，充當專職工會幹部，等機會升到汽車工人聯合會的領導班子去。伊利亞斯本人最近走的正是這條路。但是一朝當選，一個工會委員頓時成了政治動物；要生存下去，必須再度當選，在兩次選舉之間，就得象政客那樣施展手段，討好選舉人。一個工會委員周圍的工人都是選舉人，他也盡力博取他們的歡心。伊利亞斯現在正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
扎勒斯基問他：“紐柯克這傢伙在哪兒？”
他們已經走到這天早晨發生事故的那一段流水線上。
伊利亞斯朝一片空地頭一點，那邊擺著幾張塑料面的桌椅，是裝配工人吃飯休息的地方。有一排供應咖啡、汽水、糖果的自動售貨機。地上漆著一道線，代替圍牆。這時候只有一個人待在那個地方，那是個身體結實、濃眉大眼的黑人；他望著剛剛來到的三個人，手裡的紙菸頭上飄起煙來。
副廠長說：“好吧，叫他回去幹活，其餘的話，你去負責補充。等你談好了，關照他到我這兒來。”
“好吧，”伊利亞斯說。他跨過漆在地上的那條線，一面微笑，一面往大個子的那張桌子旁邊坐下。
弗蘭克·帕克蘭德早已徑直走到那個仍然在流水線上幹活的年輕黑人身邊。帕克蘭德談得懇切。起初，對方一臉不自在，沒隔一會兒，卻羞答答地咧開嘴笑了笑，點了點頭。領班拍拍年輕人的肩膀，朝著伊利亞斯和紐柯克的方向做了個手勢，那兩個人仍然在吃飯地方的桌子旁邊，腦袋湊在一起。
青年裝配工人又咧開嘴笑了笑。領班伸出一隻手去；年輕人猶豫了一下，才把手握住。馬特·扎勒斯基不由得納悶，要他來辦帕克蘭德這個差使，是否也能處理得一樣得體，或者說，一樣妙呢。
“你好，老闆！”那一聲是從流水線的遠處傳來的。扎勒斯基朝那邊轉過身去。
那是一個內飾檢驗員，一個流水線上的老前輩，一個矮小個子，臉長得跟希特勒一模一樣。難怪跟他一起幹活的工人都管他叫做阿道夫，這個工人，他的真名實姓，扎勒斯基怎麼也記不起來了，他對這個玩笑好象頗為欣賞，居然還把他那一綹短短的頭髮梳到前面，遮在一隻眼睛上。
“你好，阿道夫。”副廠長小心翼翼地在一輛黃色活頂跑車和一輛湖綠色轎車中間穿過去，走到流水線的另一邊。“今天的車身質量怎麼樣？”
“我可看到過更差的日子呢，老闆。還記得棒球世界錦標賽嗎？”
“別提醒我了。”
棒球世界錦標賽期間，還有密執安州狩獵季節的開頭幾天，是汽車生產人士擔心害怕的兩個時期。曠工率達到最高峰；連領班和車間主任也曠工。
質量直線下降，在棒球世界錦標賽期間，工人們一顆心總是放在手提收音機上，不大顧到幹活，因此情況更糟。馬特·扎勒斯基還記得他妻子弗雷達去世的前一年，在底特律虎隊獲勝的一九六八年錦標賽高xdx潮中，他曾經沉著臉向她說出了心裡話：“我可不願意今天造出來的汽車賣給我的死對頭。”
“不管怎麼樣，這輛特製車還是好的。”阿道夫（不管他叫什麼名字）剛才輕捷地一下子跳進那輛湖綠色轎車，又一下子跳了出來。現在，他把注意力轉到後面一輛汽車上——一輛裝配著白色籃形座椅的鮮橙色跑車。“這輛車管保是給一個金髮姑娘的，”阿道夫在車裡嚷道。“但願是我在車裡玩她。”
馬特·扎勒斯基也嚷嚷著回答：“你不是已經有了個輕鬆活嗎？”
“玩了她，就會更輕鬆。”檢驗員走了出來，他摩了摩肚子，做了個怪樣；工廠裡的打諢往往是直來直去的。
副廠長也咧嘴回他一笑，他知道工人在八小時上班時間裡，很少有這麼樣的一種人情味的談心。
阿道夫鑽進另一輛車裡檢查內部。扎勒斯基剛才說的是實話：檢驗員乾的活，比流水線上其他大多數人確實輕鬆些，要弄到這個工作，通常得靠資歷。但是這個職位，既沒有額外收入，又不給實權，不利的地方倒有的是。
如果檢驗員做事認真負責，凡是幹壞的活都不放過，那他就會惹工人發火，他們會用別的辦法使他的日子不好過。領班見了他們心目中那種熱心過度的檢驗員，也沒有好感，因為他們討厭有什麼事耽誤那一工段的生產。所有的領班都有上司——包括馬特·扎勒斯基——逼著他們完成生產定額，另一方面領班也能夠壓服檢驗員，事實上也常常是壓服了的。汽車廠裡有句口頭禪，那就是，每當不合標準的部件或成品在流水線上往前移動過去，領班總是嘀咕一句：“算了吧”——有時候，這要被質量管理部門抓住，但是往往發現不了。
在吃飯休息的那地方，工會委員和紐柯克正從桌子邊站了起來。
馬特·扎勒斯基朝流水線後段望去；那輛湖綠色轎車現在已經趕在好幾輛汽車前面了，車上有樣什麼東西越發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決定在那輛車子出廠以前，再去仔細察看一下。
也在流水線後段，他可以看到弗蘭克·帕克蘭德就在那規定的領班位置附近；大概帕克蘭德已經回去幹活了，他認為在目前已經解決的這場糾紛中，沒有自己的事了。是啊，扎勒斯基認為情況就是如此，不過他也認為今後領班如果遇到非要維持紀律不可，那執行起來恐怕就會更困難了。但是，管他媽的！——各人有各人的問題。帕克蘭德的問題，就得由他自己去應付。
馬特·扎勒斯基重新穿過流水線，紐柯克和工會委員迎著他走來。那黑人行動很隨便；他站著，看上去比剛才坐在桌邊時還要高大。五官又大又顯眼，跟骨架很相稱，這會兒正咧嘴笑著。
伊利亞斯報告說：“我已經告訴過紐柯克兄弟我替他爭到手的那個決定。他同意回去幹活，而且也知道停工時的工資會照發給他。”
副廠長點點頭；他並不願意損害工會委員的信譽，如果伊利亞斯要把一場小衝突搞得聽起來象是一場大開打，扎勒斯基也不反對。但是，他厲聲告訴紐柯克說：“你不要嘻皮笑臉。沒有什麼可笑的。”他問伊利亞斯：“你跟他講過沒有，如果今後再出這樣的事，那就更加沒有什麼可笑的了？”
“他該講的都跟我講了，”紐柯克說。“這樣的事，今後不會再發生了，不會平白無故發生了。”
“你倒是挺神氣啊，”扎勒斯基說。“想想你剛被開除，又沒被開除。”
“不是神氣，先生，是火氣！”那黑人做了個手勢，意思是把伊利亞斯也包括在內。“這件事，你們這些人，你們所有的人，怎麼也不會了解。”
扎勒斯基喝道：“把這個廠搞得天翻地覆的爭吵，都會叫我火得要死。”
“不是火在心頭。不是那麼樣怒火中燒，是暴跳如雷。”“不要惹我。說不定我會發給你們看的。”
對方搖搖頭。這人個子雖然那麼高大，嗓音和舉止卻都溫柔得出奇；只有那對深灰綠色的眼睛在冒火。“老兄，你不是黑人，你不知道做黑人是什麼滋味；不是暴跳如雷，不是怒火中燒。從你出生那天起，就有一百萬支混帳的針紮在你心裡，後來有一天，有個白人大娘管一個男子漢叫做‘小子’，一百萬支針之外再紮上一針，可叫人受不了啦。”
“噯噯，”工會委員說，“我們不是把一切都解決了嗎？用不著再提啦。”
紐柯克用一句話打發了他。“閉嘴！”他兩眼還是咄咄逼人，盯著副廠長。
馬特·扎勒斯基心裡也不是第一次在納悶：這整個自由自在的世界難道已經發了瘋？象紐柯克這樣的人，還有其他千千萬萬的人，包括扎勒斯基自己的女兒巴巴拉也在內，好象有個基本信條，就是向來看重的一切，權力啊，秩序啊，尊敬啊，德行啊，再也不象一致公認的那樣當做一回事了。目中無人成了一種規範——正象紐柯克本來用嗓音、現在用眼神流露出來的那種樣子。那些聽熟的詞句，也是目中無人的流露：紐柯克嘴裡的暴跳如雷和火在心頭，看來還可以換上其他上百個詞句，什麼上下代的隔閡啊、膩死人啊、別擱在心上啊、闖江湖啊、快活似神仙啊，多半詞句，馬特·扎勒斯基都不瞭解，他越是聽得多，也就不想了解了。他眼下既跟不上又懂不了的變化，弄得他洩氣了，厭煩了。
說也奇怪，就在這會兒，他不知不覺竟把那大個子黑人紐柯克，同那二十九歲、長得美麗、受過大學教育、又是白人的巴巴拉扯在一起了。如果巴巴拉·扎勒斯基目前在場的話，那麼可以預料她看待世事萬物會自然而然象紐柯克那樣，而不象她父親這樣。老天爺啊！——但願他自己對世事萬物能有一半信心就好了。
雖然現在還是清晨，馬特·扎勒斯基卻已經感到疲乏，他也根本不信，自己已經按照應該採取的辦法控制了這個局面，他粗聲厲氣告訴紐柯克：“回去幹活。”
紐柯克一走，伊利亞斯就說：“不會罷工了。消息傳開了。”
“難道我該道謝嗎？”扎勒斯基板著臉問道。“因為沒受到欺侮？”
工會委員聳聳肩，走開了。
扎勒斯基早先想弄明白其中奧妙的那輛湖綠色轎車，在流水線上移得更前了。副廠長加快腳步，趕了上去。
他查了一下掛在前護柵上一個紙板夾裡的文件，包括一張定貨進度表和規格說明書。果然不出所料，這不但是輛“特製車”——照顧得分外周到的汽車，而且也是“領班的朋友”。
“領班的朋友”指的是一輛非常特殊的汽車。不管是在什麼廠裡，也都是非法的，造這輛車嘛，還要舞弊幾百塊錢呢。馬特·扎勒斯基懂得個竅門，能把點點滴滴的情報積累起來，然後再拼湊在一起，他簡直一下就想出，跟那輛湖綠色轎車有關係的是什麼人，又是什麼原因。
那輛汽車是替公司裡一個宣傳部人員特製的。正式的規格是斯巴達型，即使有附件，為數也不多，但這輛轎車（按照汽車界人士的說法）“裝滿”了特殊項目。即使不作仔細查點，馬特·扎勒斯基也可以看到高級的方向盤，加厚的白邊輪胎，時髦的鋼車輪，彩色的玻璃，還有一架立體聲磁帶唱機。
在他拿著的規格說明書上，這些項目可一樣也沒有。看樣子這輛汽車也好象漆過兩遍，可以經久耐用。正是這最後一項，剛才引起了扎勒斯基的注意。
這個八成可靠的解釋，跟副廠長早已知道的幾件事配合得起來。兩個星期前，廠裡有個總領班的女兒出嫁。宣傳部人員，就是這輛汽車的車主，為了討好，就做了宣傳，在底特律城裡城外的幾家報紙上，特別顯眼地登出了幾張結婚照片。新娘的父親很高興。這件事，廠裡沸沸揚揚談論得很多。
其餘的事不難猜測了。
那宣傳部人員不難預先知道，他的汽車規定在哪一天生產。到時候就打個電話給他的領班朋友。那朋友早已交代清楚，讓這輛湖綠色轎車在流水線上從頭到尾都得到特別照顧。
馬特·扎勒斯基知道他應該怎麼辦。他應該把那個領班找來，查清疑點，然後寫份書面報告給廠長麥克農，廠長只好動手處理。之後好象打開十八層地獄那樣鬧得天翻地覆，因為事情牽涉到宣傳部人員，就會一直鬧到總管理處。
馬特·扎勒斯基也知道他不打算這樣做。
問題已經夠多了。帕克蘭德—紐柯克—伊利亞斯的糾紛只是其中一個；可以預料，這個時候，在玻璃辦公室裡，除了今天早晨放在辦公桌上的文件以外，還有別的事情需要作出決定。他提醒自己，那些文件連看都沒看過呢。
大約一小時前，馬特·扎勒斯基從御橡樹驅車來上班，從汽車的收音機裡，他聽到他心目中的白痴，汽車評論家埃默森·維爾又向汽車工業開炮了。
那個時候，也象目前一樣，馬特·扎勒斯基恨不得把維爾按在生產這張電椅上坐幾天，讓這個婊子養的弄弄明白究竟要花多少心血，要受多少折磨，要丟多少面子，要耗多少精力，才能把一輛輛汽車造出來。
馬特·扎勒斯基離開了那輛湖綠色轎車。要管理一個工廠，就得學會有些時候對有些事情只好眼開眼閉，現在正是這樣一個時候。
但是，至少今天是星期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