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的四月，我呼籲由知識界人士組成一個合作委員會，以支持“原子彈受害者團體協議會”，（被團協）的原子彈受害者切身體驗資料的收集與出版事業。為此，我寫了一封信。這封呼籲書是這樣寫的：
“為了迎接原子彈爆炸後第２０年夏季的到來，受害者們唯一的團體——日本原子彈氫彈受害者團體協議會準備開展一項事業，就是把有關原子彈爆炸的所有資料和受害者們的手記收集起來，妥善保存，然後加以出版並譯成外文。這將是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它首先對受害者本身來説是十分迫切的。他們在戰後２０年中被迫採取了最殘酷的保全生命的辦法；同時，對我們所有未受害的人來説，也是十分迫切、極為緊要的，這關係到２０年前的原子彈爆炸，是把它作為人類的最後一次災難呢，還是明天依然把原子彈氫彈當作現實的殺人武器？
“被團協”與“日本原水協”（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一直有着緊密的聯繫。不消説，從屬於這樣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團體，對於“被團協”開展有生氣的活動，無疑等於給它注入了活力。但是，同時也不能不指出，“被團協”的受害者們，以他們本身為主去辦一些迫切要辦的事情，一般情況下往往不能立即實現。現在“被團協”打算自己重新單獨起步，我想首先就要這樣致力於解決基本的課題，這是顯而易見的。
受害者們把手記寫完留下，把有關原子彈爆炸的所有資料都整理、保存下來，可以説這是堅韌不拔的自我證明，或者説是一種依靠自我救濟的意志而進行的事業。而且對於所有我們這些沒有遭受原子彈爆炸之害的人，也是與我們今天對自我的認識，對明天的命運息息相關的事情，也是我們懷着敬畏的心情，從側面對受害者的計劃給予的一種支援和維護。
一般來説，當知識分子獨自一人關在書齋裏去思考自身與人類命運的問題時，不能不想到２０年前，現實存在的受原子彈爆炸之害的人們的體驗。而且，難道他會不採取把個人的意志與受害者們的意志聯繫起來的方法嗎？
知識分子，當他參與一個運動時，往往有這樣的情況：他個人的意志在與他的對象（這個對象希望直接得到他的悉心協助）的意志聯繫起來以前，中間隔着各種緩衝物，到後來個人的志向都不明瞭了。再者，自己究竟參與到什麼程度，做到什麼程度，才能達到自己預期的目的，自己的責任要負到什麼程度，這些問題後來都變得模糊不清。我們也常常有這種體驗。
因此現在一個知識分子，就原子彈氫彈爆炸的威協和造成的悲慘景象，把個人的思想和志願，完全直接地與受害者們的生活和志願聯繫起來，而且，他的期望怎樣實現？他負有多少責任？為能看清這些問題，必須具備一些條件，在原子彈爆炸後的第二十個年頭的夏天，我們打算提倡建立一個集團，從側面去援助“被團協”的事業，就是為了創造這樣的條件。
我們面向這個１９６５年的夏季。我們努力從各個側面，來對２０年前最殘酷的悲劇進行挖掘和再認識，而對與原子彈爆炸有關的所有資料和受害者們的手記的收集和整理，可以説是最基本的內容。就連在報紙雜誌上發表的那一部分，也往往會在大量印刷品的泛濫當中淹沒而未被發現，而且，這些書刊已經不能重寫了，的的確確是珍貴的稀世書刊。
例如，我們還記得叫作《原子彈爆炸圖》的這本書。它是報告遭受爆炸後的人間世界的最優秀的作品之一。但是，同樣能夠記得由丸木位裏和赤松俊子在１９５０年夏，編輯出版的叫作《原子彈》的這本小畫冊的，果真還能有多少人呢？在桔紅色的封面上畫着一位老太太的肖像。這本畫冊裏出色地包含着令世人震驚的內容，我希望把我收藏的６４頁畫面和附帶的簡短而樸實無華的文章再附印上，並介紹其內容梗概。還有，在這本《廣島札記》的扉頁、目錄、各章的開頭上插入的插圖，都是引自《原子彈》這本畫冊的。
“在原子彈爆炸時，廣島三瀧町的一位年屆八旬的老太太的丈夫先被炸死了，她不管是白天還是夜裏，像年輕時織布的線似的，總是接連不斷地向孫兒留吉講述原子彈的故事。‘就像是地獄，就像是一排排幽靈，就像是火海，因為看不見鬼的身影，還以為是人世間的事。’
‘如果不扔原子彈，人就不會下地獄。’
已經過了５年的今天，老太太還是不論白天晚上，不論颳風下雨，一想起來就沒完沒了地講，一想起來就悲嘆不已。‘戰爭就要結束了，大家對戰爭已經厭倦了，久拖不決，只好對軍方和政府唯命是從了。……”
那天早晨，老頭和老太太拉着貨車，去領取因疏散住房而拆毀的房屋的木材，回到家中，正在沐浴盥洗的時候趕上原子彈爆炸了。”時間是上午８點吧，霎時間，亮光一閃，那是從前誰都沒見過的閃光啊！老太太雖未聽到轟隆的聲音，可是，天棚和房蓋都一齊落下來，牀跳了起來，被壓在中間了。”在爆炸中心地帶，上身已經灰飛煙滅的犧牲者，“只剩下兩條腿緊緊地粘在水泥路面上直立着。”尤為奇怪的是，發現“在電車裏，一個少女手裏緊緊握着手提包，也沒有傷痕，與一個呈黑色的燒焦的士兵面對面地死去。”但是，“沒有人能把爆炸中心地帶的情況傳達出來，”附在這篇感人肺腑的短文的插圖上的，只有陰暗的天空，倒下的光禿禿的樹木和荒涼的被燒燬的原野。
“在淺野泉邸的水池裏，在死屍的中間，還有活着的鯉魚在水中游。”
“燒掉羽毛的燕子，已不能在天空飛翔，只能一蹦一蹦地在地面上走。”
“有所察覺後，跑出去一看，士兵們站在那裏，保持着敬禮的姿勢，拍着肩膀説聲‘喂’的功夫，就嘩啦嘩啦地倒在地上了。”就這樣，士兵們就像瞬間即化為灰燼的雕像一般。“在一個患病的士兵的家裏，年輕的主婦抱着孩子，被夾在大木頭中間。鄰近的老爺爺想出來解救她，僅靠一、二個人的力量怎麼也救不出來。‘哪怕只把孩子救出來也好嘛，快！快！’‘不’一塊兒死！反正，我男人也死了，留下這個孩子……還不如老爺爺你趕快逃命吧’。”寧可自己燒死，也要讓孩子活下去，與這種自我犧牲精神相比，這位年輕母親的選擇，也許更為感人吧。
“向受害者發放糧食了，在排着的隊列當中，一個老太太領着她的小孫子。在她孫子前面，站着一個一絲不掛的少女。她接過來５個人前面的乾麪包，突然倒在地上一動不動了。”“那時滋生了吸吮人血的蒼蠅，到處謠傳着：這地方７５年裏，草木不生，所以，人也住不得！”
“因在九死一生中倖存下來而高興的人們，身上四處出現斑點，或者頭髮全部脱落，漸漸地死去了。”
“三瀧作業班的老闆娘作了手術，在燒傷的手上，植入臀部的肌肉。她雖然失去了丈夫，依舊剛強地幹着活，直到現在，一到秋天和冬天，後植入的肌肉，還在抽搐，疼得非常厲害。”而且，老爺爺因衰弱死去以後，“剩下老奶奶每天畫起畫來了。那可真是非常明麗的畫啊，直到今天，老奶奶嘴裏還唸叨：‘原子彈爆炸時，像山崩地裂啊！啊，不對，如果不扔原子彈，人就不會下地獄。’一邊説，一邊畫着鮮紅的花和可愛的鴿子。”
這本小畫冊不僅是原子彈爆炸的真實記錄，而且具有奇異的魅力，在它出版的當時，受到相當多的讀者的青睞。可是同年夏天，在廣島醖釀的另一本書，已印刷裝訂成冊，但終於沒有發行。佔領軍認為這本書對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實況描繪得過於逼真，認為是反美的，所以禁止發行。１９５０年，那是爆發朝鮮戰爭的一年，一位美國新聞記者訪問了廣島，他向失明的原子彈受害者這樣問道：“如果現在對朝鮮投二、三顆原子彈，我想可以結束戰爭，可是遭受原子彈傷害的你，對此有何感想呢？”
禁止發行的書，原封不動地堆放在廣島市政府的倉庫裏，直到今年４月還無人理睬，現在廣島市計劃重新印這本書。那將是非常適合於在被炸後第２０個年頭再次刊行的一本書。過去的編者在出版發行時寫了下面一段話。
“這是五年前廣島慘痛體驗的真實記錄之一。應徵的１６０篇作品，每一篇都有催人淚下的內容，但這裏只刊載了１８篇能夠説明被炸當時的環境、實況和距離的作品，還摘錄了１６段具有特點的體驗的片斷，其他的原稿將作為和平城市廣島的至寶，理所當然地保存在不久即將誕生的和平紀念館裏。經受了人類空前浩劫，從各種災難和悲痛的深淵裏活下來，而且能夠站起來的人們，他們的這份神聖的手記，在兩個世界激烈對立的狂風暴雨中，將不會再讓他們的後代去傾聽來自天上的和平的控訴吧。”
實際上這些手記是在被炸後第三年寫下來的。１６４位廣島市民是懷着怎樣的意志在文章中把那悲慘的體驗記錄下來，並希望以後能夠重温這些體驗呢？在距離爆炸中心２０００米的地方，被炸的廣島文理大學教授，從他的文章的赤裸裸的真實性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來。
“已經厭惡戰爭了，已經厭惡戰爭了，這是親身體驗過廣島原子彈爆炸的人們的悲痛的、發自內心深處的呼聲。”這是文字和語言難以表達的希求和平的真正的吶喊。希望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決不再讓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再去嘗受那麼殘酷的體驗。我想面向全世界訴説這個想法。在今天這樣的國際形勢下，應該把“不要再出現第二個廣島”這樣的標語懸掛在最高處，而不應該讓它飄蕩在太田河畔和平塔一樣低矮寂靜的地方。”
在這篇文章裏，表達了原子彈受害者普遍的心態，即為了徹底補償他們所蒙受的原子彈爆炸的悲慘遭遇，必須明確保證今後決不再把這樣殘酷的體驗強加給人類。與此同時，這篇文章還告訴人們作者有這樣一種感想，即遭轟炸後已經３年了，原子彈受害者從內心深處發出的呼聲，還僅僅侷限於“飄蕩在太田河畔和平塔一帶低矮寂靜的地方”嗎？
在學童疏散中，好不容易被救出的當時是小學三年級的一個少年，他在訴説是什麼東西奪去了他父親的生命，是什麼東西使他的母親和弟弟受到傷害時，這樣寫道：“原子彈，原子彈，這顆原子彈才是奪去我父親生命的惡魔！但是，我不能怨恨原子彈，正因為發生了原子彈爆炸，廣島才站起來了。不要再出現第二個廣島！不要再出現第二個廣島！被原子彈炸死的人們也可以説是我們的犧牲吧。這些人的犧牲是寶貴的，在這些寶貴的犧牲者的佑護下，我們應該沿着追求和平的道路前進！”
這裏可以看到美軍佔領時期，在廣島進行初等、中等教育的教師們，是怎樣試圖把原子彈轟炸造成的悲慘説成是正當的這種採訪材料。同時，在這個少年的幼小的頭腦裏，硬塞進過於沉重的矛盾的種子，而將其頭腦中激烈鬥爭的情形，也清楚地描寫在書中。這個少年對原子彈爆炸這件事，無論用什麼樣的道理來辯解，都是不能容許的。然而這個少年卻這樣寫道：“但是，對原子彈不能怨恨！”這一言行未免唐突，也刺痛了我們的心。
這裏收集到的２０年前的最糟糕的夏日早晨的記錄，貫穿其中的最具特徵的是什麼呢？是原子彈爆炸後市民的沉默。一個不可思議的巨大怪物霎時間就在市街上稱王稱霸，與此成為對照的是過於弱小的負傷的人們，其基本的反應是茫然不知所措的沉默。這很不自然吧？
一個統制燃料分配的合作社工作人員，儘管在距離爆炸中心１００米的地方也遭到爆炸了，但是他剛巧到地下室去了，所以在同事們當中，他是唯一的倖存者。根據他的觀察，當時受害者“都坐在石階上，凝固成一團。一個女人説她的一隻眼睛漸漸看不清東西了，一個男人説心情很壞，有的人説頭痛，大家都分別負了外傷和內傷，但是卻沒有人因痛苦而出聲，幾乎全都沉默着。”
比任何沉默都更加嚴酷而徹底的沉默是人類發出來的“不成語言的呻吟聲”吧。一位婦女是這樣記錄的：“我不管是樹是石頭都跳過去，像發瘋似的奔鶴見橋跑去。我在那兒好像看見什麼了。橋下的河流有無數的人在蠕動着，連是男是女都辨不清楚。臉皮都脱落了，變成一樣的灰色，頭髮一根一根直立着，兩隻手在空中揮動，一邊發出不成話的呻吟聲，爭先恐後地往河裏跳。”
在另一個年輕姑娘的觀察裏，揭示出更為複雜的心態，更清楚地顯示出深植在原子彈受害者內心深處的沉默的性格。“對面的鋼骨水泥牆上，多處開着大口子，它的下邊好像有些低矮的影子整齊地排成一排。我湊到跟前去，有男人、女人、孩子，年齡、身份和跟隨照顧的人都分不清楚。幾乎全都一絲不掛地光着身子挨排坐着，像是預先商量好了似的，面部和身體都變成褐色並且鼓脹起來，也有眼睛已被炸壞的。有一個人膝上的幼兒，後背受傷了，就好像從周圍把發黑的枇杷的皮剝下來一樣，皮膚像伸出舌頭似的耷拉下來。我不由得把臉扭過去。大家都一動不動地令人可怕地沉默着。他們自然會那麼想：好像今後是生是死，還能活多久，都是説不定的。我一想，跟這些人一同乘大卡車，我就有些毛骨悚然！”但是，她的羞羞答答的利己主義只不過保持了極短的時間，不久，她便失去了知覺，經過整整一晝夜又恢復過來了。她説：“我的眼睛看不見東西了，想把手舉起來，可是右手沉重得很，不能自由活動了。右手指輕輕地摸了一下臉，前額、兩頰和嘴，好像豆腐和鬼芋搗爛攪拌在一起似的，鼻子也好像沒有了，噗噗冒泡似的鼓起來了。我猛然想起石牆下邊那些像妖怪似人的樣子而戰慄起來了。”在這一瞬間，她自己也只能加入那個黑暗的沉默的行列。
這位姑娘內心裏同樣也產生了與廣島的原子彈受害者相同的感情。雖然她已經毛骨悚然地退出來了，但是，她和原子彈受害者夥伴們處於同一個命運。“有一年，聽説原子彈受害者診療團要來，我去了那所醫院，而且，我進入了留有各種各樣原子彈爆炸的傷痕的人羣中去。有位叫作三次夫人的４０歲左右的婦女，眼睛和嘴上都有傷痕，由於面部有瘢痕而變成了一副使人不敢正視的醜相。據説一個未婚的年輕姑娘，她的美麗的面部，以中央為界從臉頰到頭部，半面臉都是黑紅色的瘢痕，好像頸部也不能自由活動了。有一個人的手，三個手指都粘在一起，變得又小又僵直了。話題各種各樣，但都離不開戰爭的殘酷性，生活的不幸和懊悔，併為此而流淚。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所以，也沒有安慰的話可説。但是，覺得他們十分悲慘而可憐，那般情景至今令我難以忘懷。大概沒有什麼辦法，恐怕那些人在生命結束以前，一直要渡過黑暗的人生的。”
被動員到市郊工廠去勞動的一個１７歲的學生，他返回被毀壞的廣島市尋找親人。天下着黑色的雨，他在返回的途中，“聽到被活埋的孩子們的微弱的呻吟聲，心顫抖了”，便參加了救助的活動。為了救護學生和處理屍體而終日勞動的中學教員，在結束了一天沉重的勞動之後，這樣寫道：“在漏出的僅有的篝火的陰影裏，只有排列整齊的屍體，膨脹着的臉，破爛不堪的襯衫，呻吟的聲音和深長的睡眠。二、三個學生已經送往救護所，剩下的人用船送到似島和宮島線沿岸的醫院，在那裏予以看護。這些都搞清楚了。４點半，把一切都委託給救護班的人，我們奔往廣瀨橋旁去收容等待我們回去的學生，如果可能的話，想把他也託付給這個收容班。但是我們到達那裏的時候，只發現一個陌生的老年人的屍體，學生模樣的屍體終於哪裏也未找到。我們４個人默默地返回了學校。在黎明前閃爍的星光下，在沒有燒盡的僅有的門柱後面，背靠背地睡着了。”這個精疲力盡的沉默寡言的教師們的苦痛的睡眠……。
給《原子彈爆炸體驗記》寄來手記的１６４位廣島市民，他們現在過着什麼樣的日常生活啊？他們當中還有幾成的人健在啊？手記寫完後，已經過去了１７個歲月，他們為了補償他們悲慘的體驗，記錄下各自的價值，而且為了在他們被摧殘的人生中尋找出積極的意義，而發出的極其懇切的呼聲，只變成了已死的書籍，像廢紙似的，直到今年春天還堆積在廣島市政府的倉庫裏。１６４位原子彈受害者不顧身體內外的痛苦，高聲吶喊，可是一個龐然大物的手立即把他們的嘴給塞住了。無論怎樣樂觀的估計，相信為這本書提供手記的市民中，半數以上仍然健在，是沒有根據的。他們當中在今年春天以前已死去的，是自己一度發出的呼聲被強制打上沉默的封印，抱憾終身而死的人。他們的未竟之志，誰能給予完滿的補償呢？
我現在準備結束《廣島札記》這本書。１９６３年夏季訪問廣島，第二年夏季再次訪問廣島，我開始許願想寫這本札記。我在這本札記中，想冠上下邊這些各種各樣的標題，我想讓它們自然而然地能表達出我在這本札記中想達到的目的。“廣島沉思”
“廣島：我們的家”
“延伸廣島生命”。
我在去年出版的小説《個人的體驗》的廣告中曾這樣寫道：“對於已經住進我的語言世界裏的各種各樣的主題，我準備重新用最基本的銼刀銼一下。而且，我也是基於同樣的志趣圍繞這個廣島連續寫了一系列的隨筆。恐怕廣島才是我最基本的、最堅硬的銼刀。把廣島看作是我這種基本思想的表現，我想用這件事情來確認我是一個日本的小説家。
我初次訪問廣島是在１９６０年的夏天。那時，我對廣島還未開始有真正的理解，可是，我只有一種預感，是確實無疑的。我在《中國新聞》上寫了包括下邊這樣一節的小文章。“我今天訪問廣島，出席了紀念原子彈受害者的祭典，這對我來説，不啻為一種寶貴的體驗。現在我已經感覺到，這個體驗的分量逐漸加大，將會深深地統治我的思想。我在這１５年中間迎來並度過了青春，但我想我應該更早些訪問廣島，越早越好。然而，即使到了今年才去，也決不能説是去的太晚了。”
這個預感應驗了。在５年後的今天，廣島成了對我最有分量的、最具影響的存在。我常常做非常苦悶的、難受的夢。在烈日炎炎的盛夏的廣場上，一個腦袋像個阿波木偶似的用力抬起頭，神色緊張的小個子的中年男子穿着睡衣，在那裏站立着，用蚊子一般的微弱聲音在那兒演講。在夢境中的我，雖然聽到他的聲音，卻知道再過幾個月之後，他會因患原子病突然身體衰弱而死去。
但是，把我在廣島所看見的（終究不過是以旅行者的眼光瞥見的）人類悲慘的一幕，作一個絕望的估計吧，雖然我沒有勇氣使這些悲慘的現象反轉過來產生正面的效應，但是，至少它能常常向我清楚地顯示日本人的做人的威嚴。
最壞的絕望，繼續在難以醫治的瘋狂的種子萌發的地方滋長着。我遇見了決不屈服的人們，我和那些青年同命運，他們在決然得不到救濟的苛刻而冷酷的命運軌道上奔跑，我聽到了這樣一些戰後成長起來的温柔的姑娘們的傳聞。而且，特別是在那種沒有確實的希望的地方，常常會接觸到繼續堅持着正氣、繼續懷抱着堅強的意志的人們的聲音。我認為我在廣島具體地思考所謂人類的正統性這種東西，我得到了線索。還有一件事，就是我親眼看到了人類最難以寬容的叫作“欺騙”的這種東西，也是在廣島。但是，同我僅僅能看清楚的事物的全部比較起來，那個隱藏在暗處的無比巨大的最可怕的東西，不過是剛剛露頭而已。
在《廣島之河》第十一號上，奧田君子這樣寫道：
“……燒着燒着，有幾百人穿着被燒得破爛不堪的衣服，拖着雙腿，掙扎着走到診療所。想跟大家打聽一下當時的情形，當時究竟怎麼啦？大夥説：‘噼咔一聲一道閃光，又轟的一聲，房屋都倒塌了，人變得渾身是火，面目全非了。’我們出神地聽着，可是怎樣比喻才好呢？在半路上，那些人吧嗒吧嗒倒在地上死了，除了用《往生要集》來比喻以外，簡直無法形容。”
《往生要集》。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有各種各樣的有關世界末日的惡夢，常常存在於民眾的心中。曾經隱藏在宗教的神話當中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到了二十世紀後半期的現在，在科學幻想小説裏被繼承下來。而且在S·F提出的末日觀裏，最可怕的是如下一種樣子：人類的血和細胞首先荒廢了，然後所有的人都變成醜陋的妖怪的形象，終歸不是人了，變成了不知是什麼奇形怪狀的東西。簡直無異於讓民眾看一看中世紀時，由於瘟疫和戰亂而造成的世界末日的真實情景。但是，這些民眾可能假想在他們的不幸的後面，會有神在支配着他們滅絕以後，別的羣眾會不會去種田，去海里捕魚，在他們內心的一隅想起這些事情的時間的餘裕恐怕不會失掉吧。在１９世紀以前的世界末日觀裏，總覺得好像具有一種延期的感覺。他們作為人類，至少也應該以人的形狀和人的名義去迎接世界末日的到來。
但是，由於放射線損害了細胞，它影響了遺傳因子時，明天的人類已經不是人了，該變成什麼怪物了。難道那不是最黑暗的、最可怕的世界末日的情景嗎？而且，２０年前在廣島所進行的是一場充滿極端恐怖的大屠殺，在現實中，我們的文明只有那種不能稱作人類的，血和細胞都被荒廢的種族才能繼承，這場大屠殺也許是真正的世界末日的最初征兆。在廣島的陰暗角落裏隱藏着最可怕的巨大的東西。恐怕不外乎就是那種可能性。我在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看着大狗睾丸（植物名）和繁縷（植物名）的葉，內心深處被威嚇的情景，已經寫入５年前初次訪問廣島時撰寫的文章裏。原子彈爆炸後，在廣島的土地上，發芽生長的那可愛的兩種越年生的草木，給這兩種草木帶來的實屬本質上的破壞，這種破壞的印象至今仍壓抑着我。把荒廢到那種程度的東西，讓它再充分地恢復過來，那已是絕對辦不到的。如果是人的血和細胞荒廢到那種地步，那大概就是世界的末日吧。當我們對世界末日的情景還具有正當的想象力的時候，金井評論委員所説的“受害者同志”，已經不是任意的選擇了。對我們來説，除了作為“受害者同志”以外，若想作一個具有正氣的人，就沒有別的做人的辦法。
我參加了起草《原子彈爆炸受害白皮書》的運動，而且，我想同以重藤原子病醫院院長為首的人們站在一起。這些人想真正表達廣島的思想，他們決不絕望，也決不抱奢望。這些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決不屈服，他們堅持着每天的工作，我把這些人看作是原子彈爆炸後最正統的日本人。我願意和這些人站在一起。
（１９６５年１月～５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