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島的各種醫院，在人們的家裏，在聆聽原子彈受害者的體驗和感慨之談以後，我發現他們全都具有各自獨特的觀察力和表現力。而且我覺得在他們的勇氣、希望、誠實以及悲慘的死亡中，在這些與道德修養密切相關的言談中都流露着活生生的個性。也就是説，在日語裏相當於人性批評家的譯語，就是道德家。那麼，為什麼説他們是道德家？因為自從有人類歷史以來，他們經受了最嚴酷的日日夜夜，而且一直煎熬了１９年。每當我想起廣島的道德家的時候，我首先便聯想到出版極優秀的小雜誌《廣島之河》的廣島母親會的核心成員之一，一位老婦人的豪言壯語。當她描繪廣島頗具實力的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戰時和戰後的生活及想法時，在她的言語中，我感到活生生的強烈的魅力。
姑且把這視為關於一個虛構人物的無賴小説的花絮。我介紹它的目的沒有別的意思，就是要表表老婦人的健談的風趣。這種無賴小説的主人公，恐怕在日本各地都有，而且不止是廣島，即使在其他地方也不會有與之完全一模一樣的人存在。也就是説，那不過是傳説中的人物。於是我就把小説的主人公命名為紅血無賴。據説在戰爭末期，他沾上了“非國民”的壞名聲，被憲兵隊拘捕，獲釋後，他就對街上的人們説：“非國民的血不是紅的吧？但我的血可是紅的嘛！”他原來在自己的工廠做工，據説他供給軍隊的子彈多是不發火的臭彈。於是紅血無賴被憲兵隊拘留了。在戰鬥正酣的一天，一些老婦人講着這個故事到森林裏去採蘑菇，半道碰見一位農夫。農夫口吐泡沫似地大談特談將要槍斃紅血無賴的事。他説他急着要去看槍斃人。那時的老婦人還是一位健壯的中年婦女，“蘑菇什麼時候都能採，那個傢伙被槍斃可只能看到一次！”就喊叫着放棄了採蘑菇的念頭，跟那農夫跑着去看槍斃壞蛋。然而幸運的是，槍斃的事被取消了，紅血無賴被釋放了，還留下一句名言。
紅血無賴真正開始活躍還是在戰後。像通常的無賴小説的主人公那樣，他首先得到了專門糟蹋孀婦的能手的綽號。
打那以後他就試着走上政治舞台。他大肆宣揚自己戰爭結束前幾乎被槍斃的事，以廣泛宣傳自己曾經是反帝國主義鬥士的形象。然而，只擺空架子，想在地方選舉中取得勝利是很不容易的，而紅血無賴也並非單純的一類人。於是他採用圍棋上填空眼的戰法，在選舉前的一個月內，作為政治上的事業上的合作者，在他自己的地盤，網羅昔日與他有染的全部孀婦，加以利用，終於如願以償了。他作為新進的有力的地方政治家已經嶄露頭角。從戰前起，他就幸運地具有保守派的實力。他獲得了保守黨議員的地位，而且為各種原子彈受害者做了大量救助工作，取得了實跡。以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為首的各種勢力，用《中國新聞》社論委員金井的話來説，在“和平活動家的宗教戰爭”的問題上激烈辯論時，紅血無賴為使保守黨的一部分實力投入廣島，而四處奔波。紅血無賴奔走的結果，很像無賴小説裏的主人公那樣，披着聖者的光采……
就這樣紅血無賴在戰後很走紅。而老婦人的丈夫是位醫生，因為他在戰時是街道居民委員會的頭頭而被開除了。老醫生慨嘆自己“作為一個男子漢太丟臉”！在失意中，見到新藥就買來全都吞下去，於是得了神經病。在原子彈爆炸後的幾天中，老醫生在廣島是最具獻身精神地投入救援活動的那個街道的醫生之一，本來他自己也是一位受害者，他只要發現新藥，就大量預購併服用，這也並沒有什麼奇怪。然而，儘管如此，他對新藥的興趣也有些過火了。據老婦人的觀察，老醫生是讓新藥的各種成分在胃裏重新分解合成，結果發生了猛烈中毒的現象，把內臟溶化成一鍋粥而死的。因此，現在仍受傷害的老婦人，儘管健康狀況不佳，但她斷然拒絕新藥，每月花五千元買中藥服用，繼續批判着紅血無賴。因為市內醫院都沒有采用中醫來治療原子病，所以她雖持有原子彈受害者手冊，也還是得不到國家的補貼。每月所需的五千元的中藥費用就成了她自己的負擔。老醫生和老婦人在原子彈爆炸之前夫婦倆都很健康。然而，在那以後明顯地都衰弱下去了，由於對新藥神經質以及對中藥的癖好，以至這種癖好遠遠超出了和一般人的差距，這對老夫老妻忍受着原子病各種症狀的折磨，總算活了下來。
雖然如此，確實患有原子病的人，卻沒有得到國家熱情的救治。在遭受原子彈轟炸之前，一些人儘管不敢説毫無疾病，但從那以後，雖然沒有什麼明顯的症狀，可身體總是不大健康。我不止一次地聽到他們説着這樣的話。在廣島，由於人類從未體驗過原子病是什麼症狀，所以無論什麼症狀，都認為與原子彈爆炸不無關係。實際上除了患上致命的原子病之外，就無法期待國庫的補貼，目前普遍存在着對現實的不滿。
卻説這位老婦人，作為一個人的人格來説，就真的與權威主義無緣了。她只有用自己的眼睛來看，用自己的耳朵來聽，接着才有她自己的思索。她頑強地堅持這種態度，所以她根本不受任何權威主義、既成觀念的束縛。她現在面臨着這樣無法解決的困難，運用獨特的辦法生存下來，因為她很瞭解這種人。我之所以稱他們為廣島的道德家，其原因就在於他們是具有這種類似想法的人。據老婦人講，在原子彈爆炸之後不久，喝過悶酒的人當中，沒有患原子病的。其原因就在於酒醉之後的人體內，放射能變成了氣泡，從皮膚滲出，於是解除了毒性。用灸療法灸過膿腫處後，再經弘法大師用湯花處理的，也有不少見效的。這些都是親自耳聞目睹的，其真實性不能簡單地予以否定。日赤醫院院長重藤等人治療原子病的戰鬥歷程，明確地記錄着一部拓荒史。就這樣，老婦人豪爽的雄辯持續着，平素在她們廣島母親會的人所接觸的原子彈受害者中間，流傳着她剛直的身影和慨嘆的聲音。
老婦人女兒的朋友——一位年輕的母親，生下一個畸形兒。母親是原子彈受害者，而且在臉上留有疤痕，因此才“下決心”，無論如何也要看一眼自己親生的畸形兒。然而被醫生拒絕了，她便讓丈夫去看看。等她丈夫去看時，那嬰兒已經被處理過了。聽説年輕的母親慨嘆着，如果能看到那嬰兒，是可以迸發出更大的勇氣來的！我想象着這位不幸的年輕的母親，在她那無能為力的悲嘆中，已被“勇氣”這個詞所擊垮的情景。這是現實主義者在新的意義上的深層次的屬性。醫院對於死產的畸形兒所做的不許母親過目的處置，也許是實際上的人道主義吧。為了維持人道主義，每個人都有一個自覺遵守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然而，作為一個人，總會有一個掙扎着活下去的極限狀態，而這樣的一位年輕的母親為了贏得超越自我的勇氣，希望看看死去的畸形的嬰兒，這已經超過了一般的人道主義，而是一種新的人道主義，可以説是在廣島的極度悲慘的狀況下萌發的堅韌的人道主義。有誰能夠不感到心情悶窒呢？對於這位年輕的母親，甚至死去的畸形兒，這隻能是恢復她的勇氣的唯一的一線希望……
還有一位年輕的母親，她在妊娠中一直擔心自己的嬰兒會不會是畸形。這種擔心始終困擾着她。一直到胎兒出生時，她還是被這種恐怖心理攪擾着，因而屢次妨礙了產痛時身體對胎兒出生的必要反應。到將要分娩時，生理準備仍不盡完備，這種恐懼心理也雲消霧散了。這一過程不知反覆了多少次。她長時間經受着折磨，最後終於生下一個正常的嬰兒。從那以後，母體一直沒有得到恢復。
一般來説，雖然被這種神經衰弱所苦惱，但為什麼不做人工流產而讓嬰兒出生呢？在這個問題上，我被這些作為原子彈受害者的年輕母親的勇敢所感動。當然，還有由於原子彈爆炸的傷害而不能生育導致分手的，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我想這也應該追記。我常暗自思忖：那些年輕的妻子們還在嗎？她們被迫暗中勇敢地與神經衰弱作着頑強的鬥爭。
還有暗傳着、極其隱蔽地暗傳着的一則傳聞。有一位姑娘，偶然發現她的病歷上寫着“骨髓性白血病”，她因而自縊。我每次聽到這種談論時，就為我們的國家不篤信基督教而慶幸。這位不幸的姑娘之所以走上自殺的道路，正是這種罪孽迫使的吧。我覺得這幾乎是她唯一的自救的途徑。倖存下來的我們，誰也不能對她的自殺加以道德的非難。我們只是具有以貧乏的心態揣度至今仍未自殺的人們的自由。這雖是個人的反省，作為一個日本人的我，如果得了癌症，我也不會有什麼罪孽感或下地獄的不安，也有可能成為一個自縊而死的典型。至少，我是否具有能夠制止別人的自殺的資格這點，我不能不經常懷疑。我簡直要被瘋狂得疲憊的黴菌吞噬掉。而且像這樣的我，在廣島仍未自殺的人們面前，我發現他們根深蒂固地具有徹底的人類的道德感，於是我的勇氣便恢復了。根本不必考慮，在這個核武器的時代（在１９６４年９月第三週的報紙上我寫的一條政治醜聞，赫魯曉夫宣稱擁有“滅絕人類的恐怖手段”，聳人聽聞地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幾天後，又寫了《可怕的新式武器》，它被訂正為複數形式的新式武器的説法。不管這兩種説法之間，差別是多麼大，結果兩者都使我無法擺脱武器仍是主宰我們時代的神靈的印象。）儘管如此，仍未自殺的人們的道德，難道不應當是我們所有的人的普遍的道德嗎？
還有一位自殺者，他是廣島市郊的慈善機構的老人。他留下原子彈受害者手冊，在瀨户內海從輪渡上投海自殺了。不必指出原子病的任何症狀，至少在客觀上，老人是沒有受到原子輻射傷害的。可是，由原子彈爆炸而引起的毒害確實已經蔓延到老人的內心深處了。他處於應稱之為原子病神經官能症的精神狀態。而且，在廣島度過孤獨的晚年的人們，把患原子病神經官能症視為異常。那種健康的正常的狀態在我身上是不存在的。
幾年前的原子彈爆炸紀念日期間，《中國新聞》上刊發了特輯《廣島的證詞》，報道一位老人陷入了比自殺更為不幸的深淵。當新聞記者去訪問這位老人時，他已是８７歲高齡了。３年前，他的孫子因患原子病而死，老人因此發瘋，直到如今。年輕人父母雙亡，是老人獨自把他拉扯大的。年輕人上了東京的大學，由於經濟困窘而中途退學，回到了廣島。不久，就在原子病醫院裏被折磨死了。老人再也不用往東京給孫子匯款了。年輕人不得不找個事做，然而他的身體再也幹不下去了。回到廣島以後，他總是疲憊不堪，就只能躺着。隨後年輕人感到視力衰退，醫生髮現他不僅眼睛，而且腎臟也受到損害，白血球也在減少。不久，年輕人因眼底出血而失明，一個月以後，據報載，他開始吐血，一直哭着叫着，折騰着，接着又突然安靜下來。他説他“太寂寞了，太寂寞了！”隨後就“啊——啊——”地抽抽嗒嗒地哭了三遍，於是就停止了呼吸。這樣的死，是多麼殘酷啊！
在年輕人死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老人呆呆地坐在佛壇前沉默不語，就這樣度日。後來又突然對死去的孫子嘮叨開了，就再也不肯沉默下去了。“你説，你連十元錢都沒有。那時你想，你該多麼可憐呀，隆兒！”老人就這樣回憶着年輕人的景況。他説的話總是與金錢有關，都是因窮困而十分悲慘的回憶。“你説你要賣自行車，爺爺也不生氣，説賣就賣了，隆兒，諒是為了那個錢，該是多麼可憐呀！”死去的年輕人，對老人來説，到他自己辭世為止（而且對發瘋的老人來説，是永遠不會再回來的了）因窮困而引起的悲慘的回憶一直讓老人感到憂傷。大概這位老人的內心裏，那種持續不斷的悔恨，根本無法排除，終於真的走向可憐的絕路的吧。在他很單純的意識當中，他總覺得性格內向的年輕人，在死亡的黯淡的曠野裏佇立着，把無法賣掉的自行車放在一旁，依然連十元錢都拿不起，使人感到他的性格很內向。而他自己則是一位禁止年輕人賣自行車，老是在那裏蠻不講理地大發雷霆的倔老人。
老人對新聞記者這樣説過：“隆兒嘛，怎麼死在我前頭了？爺爺來了呀！這不是幻覺呀！事到如今，遭受原子彈轟炸，又有什麼辦法呢！東條要早點死了該多好，隆兒也不會死的呀！隆兒的死就是那麼回事。給爺爺打來電話，就説現在連十元錢也沒有了，而且從房檐上滑倒了……。”新聞記者已經跟不上老人講話的思路，老人又回到了他與死去的年輕人的對話的情境中去：“當你説要賣自行車時……”
看見了外人——新聞記者，發瘋的老人的意識又轉向現實世界。儘管時間極短，而老人的言談方式，他在眾人面前，表述自己志向的演説家的風格引起了我的關注。老人在戰爭期間，曾經是糧秣廠的工長。老人一生始終沒有向別人講述自己志向的機會。他覺得在與自己剛剛死去的孫兒的“交流”後，該對別人講講了，就這樣，堅定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樁心願。於是他掌握了演講的技巧，並在意識當中牢牢地固定下來。“事到如今原子彈轟炸，又有什麼辦法呀！東條要早些死了該多好，隆兒也不會死呀！”
“風格就是人”嘛！我之所以這樣説，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在一個人的生命旅程中，即使是幾秒鐘就講完的演説，沒有演説的技巧也無法表現那種懇切的心願。老人的演説的確打動了我們的心。在這樣一個崇尚空談的時代裏，比那再長，再豪壯的演説，也有如耳畔清風，而我對這僅僅幾句的演講卻永遠難以忘懷。
這年夏天，我在廣島向幾個人打聽這位老人後來的消息。有的説老人已經死了，有的説他還是沒完沒了地講着死去的年輕人和窮困得十分可憐的故事。在廣島，關於人的生死問題的議論，簡直是不脛而走。同樣，在《廣島的證詞》裏我讀到一則報道，説的是一位韓國的老婦人由於原子彈轟炸失去了５個孩子，她自己胸部以上以及兩隻胳臂又都嚴重燒傷。她住在一處破舊的板房裏，掛着日本聖潔教團廣島韓國人基督會的牌子。街上的孩子們都叫她“朝鮮老瘋婆子”。她曾經絕望過，她詛咒扔原子彈的美國，憎恨挑起戰爭的日本。“那時如果不是受着神仙的保佑，那麼我也會自殺或發瘋的。”她很貧窮，但有信仰，主持着一個小小的教會，過着平常的生活。“到如今我既不恨美國，也不恨日本了。雖説因戰爭成了殘廢，但我作為一個韓國人，在日本生活上受到保護，想對日本人表示歉意。我根本不管是日本人還是韓國人，作為失去了５個孩子的母親，我只想向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控訴！”
我去找這位異常寬厚的韓國老婦人。作為教會會址的臨時木板房，坐落在楠木町四丁目附近。我在天滿川河邊轉來轉去，發現大部分木板房都已拆除，推土機在轉動，僅剩的一間木板房，成了廢品回收站。忍受不了暑熱的人們都一絲不掛地睡着午覺。我胡亂地踩着茂密的夏草，徒然而返。附近的人們，誰也不曉得這位信奉基督教的韓國老婦人的音訊了。
我緬懷着這位有着基督教靈魂的韓國老婦人，順便也想記述一位同一民族的少年在原子彈轟炸後的廣島留下的行動軌跡。這位少年像一陣風一樣，來無影，去無蹤。直到今天，被他救助的一位日本姑娘當然更無人知曉。這個插曲引自橋本國惠君的手記。原子彈爆炸時，他距離爆炸中心一點七公里，當時他３０歲。
“第三天傍晚，太陽還很高，火辣辣地曬着大地，那灼熱的程度簡直令人怨恨。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突然跑了過來瞧着我，‘在供神的地方，建成了救護所，你去嗎？’從説話口音生硬、不利落這點，馬上就知道是朝鮮的孩子。如果超越民族的偏見，以無罪民族的一顆真誠的心來看的話，那麼你就不能不承認，少年幾乎是揹着我，把我帶到救護所的。他名字、住址都沒有告訴我，不知不覺地就像一陣風似地混到人羣裏去了。”
從《廣島的證詞》中，人們看到的既不是從輪渡上投海自殺的那類老人，也不是與死去的年輕人持續着孤獨的對話，以至發瘋的那類老人，而可以説它講述的是一位最具反抗性的老人的故事。這位老人“並非由於絕望”、“也不是因為上了年紀，身體不適”，而是因為如果犧牲了，其影響將波及到禁止核試驗的方向上去，才嘗試在原子彈受害者慰靈碑前剖腹的。可是腹部的皮膚並不接受他那好容易才拿起的小刀。老人“不想苟活丟人現眼”，於是就去刎頸。然而，兩次受到核輻射而得了原子病的這位老人在體力上真的能夠保證他實現一死麼？那是不可能的。抱着這種奇妙的想法，有着敏感自尊的老人，躺在廣島市民醫院的牀上，一直叨唸着“終於活着丟人現眼了”。老人之所以下決心自殺，就是因為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沒有勇氣直接抗議赫魯曉夫恢復核試驗的聲明的緣故。那是憂鬱的１９６１年９月的事。據説這位老人狷介孤高有孤獨癖。在醫院，對同室患者都不愛搭話。後來，他音訊杳然。
難道他仍然抱着“活着丟人現眼”的屈辱感，並對核試驗暗蓄着一股怒火而生活的嗎？對此，今年夏天，我在廣島所見到的人們，誰也不知道。只有一點事實是清楚的，老人在剖腹之際，準備好的９封抗議書，美國、蘇聯大使館以及所有的抗議對象均對之悍然不理。
原子彈爆炸以後，説起廣島的老人，他們失去了所有的家族成員，只有自己殘存下來。這不僅只是幾個典型的例子，而可以説是十分普遍而深刻的問題。廣島的休憩之家舉辦的所謂原子彈爆炸後對孤老的救濟，實際上是企圖直接適應這個問題的一場運動。就是使他們的身體得到康復，好從原子病醫院出院。須知這些老年患者並沒有去處，而且威脅他們的還有各種各樣的癌症。那確實是由於原子彈爆炸引起的，和它有着很深的淵源。關於這些癌症的徵候我已經表述過了。“上了年紀的，只剩下一個人，年輕的都死了。”這感慨萬端的證詞我也談過。我在多次廣島之行中不是聽到過對這種反常現象的悲嘆嗎？他們一面談着這種反常現象，一面在他們這些老年倖存者眼裏，常常蒙上一種與悲哀或憤怒的情感迥然不同的陰影。如果不怕説錯，似乎是一種羞恥感在作祟。而我也在這一點上，受到了最強烈的震撼。
在《廣島的小河》第十期上有這樣的記載：幾個老人沒有自殺，也沒有發瘋，就這樣忍受下來，過着屬於他們自己的日常生活。這是原子彈爆炸後最為安穩的三位孤老的生活。無疑對一般人來説，保持他們平靜語調這種異乎尋常的忍耐力，大概不能不説是一種難以控制的平衡吧。
“我今年７２歲。原子彈爆炸時，我在廣島市西口的太田川放水路附近的一家屠宰場做工。時值盛夏，我胸前只掛着個作業圍裙。突然轟的一聲巨響，就那個姿勢，仰面朝天地飛到辦事處前的水泥地上。在屠宰場是赤腳作業，腳上紮了許多碎玻璃。在各種異常的響動的包圍中，我持久地處於一種無知覺狀態。
“在昭和２１年２月末，我眼睛突然疼得不得了，就到市裏的A醫院去診治。眼睛已漸漸看不清什麼了。附近醫院的醫生也都看過了，全是白費。
“直到爆炸之前，我沒用過一次藥，身體漸漸衰弱下來，去年１２月終於作了肝臟和盲腸的手術。結果，知道胰臟也不好。適逢太田川放水路的工程重新開工了，市營電車要在那裏通過，誰也不得不離開工地。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尋死，可又想這樣死也太沒價值。我這樣勸誡自己，於是就改變了主意。”
後來他的老伴死了，身邊唯一的親人患小兒麻痹的侄兒不久也結婚走了，他就成了一個真正的孤零零的人，打發着時日。曾是屠夫的他，自嘲地這樣感謝道：“我雙眼已失明，又很困苦，還享受着人們的種種恩惠；説煙捲掉了，就有人給拾起來……”。
一位教琴的孤獨的７４歲的老婦人這樣説：“學琴就得學譜，直到現在，一看見譜我就會想到琴。教學也是對從前的知識的複習，就像模仿那樣，一遍一遍地去教。一彈起琴來就什麼也不想，真是非常幸福。……從租的房子裏面出出入入，也非常便利。為了使自己習慣於大樓，稍微費了點兒力。在喪失一切之後，也許能得到點兒什麼。在原子彈爆炸之後，我深切地體會到這種滋味。”
還有一個人，仍然是７４歲的老婦人，她説了這樣一番話：“散步是健身的最好的辦法。沒事兒就各處走走，人們都説走走好。我的丈夫死在中國東北，妹妹死在沖繩，大兒子戰死在中國的華中，二兒子安葬在沖繩的健兒塔裏供人們祭奠。現在，我享受着生活保護，給別人家跑外，或者看門，苦心打發着日子。聽收音機的費用最讓我吃不消。如今，我最後的願望，就是想到侄兒亡靈所在的沖繩健兒塔去祭奠一下，這可以説是我的一樁心事。”
這些在原子彈爆炸後倖存下來的孤老們，我想只有他們才稱得上身處逆境也不自殺的人。還有老邁而又失明的屠夫也沒有自殺，那是由於他本身具有堅強的意志；還有一位同是７４歲的老婦人，也沒有自殺，也許這是因為他們同屬於原子彈受害者團體，並由此而獲得自己解放自己的機會。
教琴的老婦人説：“就剩下我自己了，我也加入了原子彈受害者協議會，在那裏我交了朋友。”她各處奔走，為了求得被原子彈爆炸損害的身體健康的恢復而工作着。她這樣説：“昭和３５年，廣島市皆實町原子彈受害者協議會接納了我，消除了我獨居的寂寞。在協議會里，悲哀也好，歡樂也好，那毫無隔閡的交談以及遠方陌生人的募捐，這些暖人心肺的情誼，使我心頭湧起堅持活下去的勇氣。”説起“勇氣”這個詞，被原子彈爆炸傷害了的那些孤老們所使用的“勇氣”，即使心靈創傷的程度有所不同，與死去的畸形兒的母親所使用的“勇氣”，都同樣具有一種道德的力量。
我曾敍述過長期積極從事和平運動的原子病醫院的《最後的人》即宮本定男的遺稿。和原子彈受害者的孤老們同樣，宮本是身處逆境也具有不自殺的勇氣的人。特別是在原子病醫院同樣住院的患者當中，無論是誰做了有失檢點的事，他總是不高興，而且嘟嘟囔囔地批評個沒完。他屬於“比任何人、任何患者的自尊心都強”的一種性格。悼念他的一位住院患者説，“獨斷專行、不和悦的宮本先生，是一位誠實的人。”
他平常總是一副不高興的樣子，嘮嘮叨叨地，總繃着臉。這大概主要是因為他不是脱離現實世界，而是隱遁到原子病醫院裏來的患者。在原子病醫院的住院患者中，他是唯一的發現了並密切關注着現實社會的人，因此，儘管他沒有分擔管理醫院的義務，但他還是自動地禁止把醫院的餐具隨意拿到病房裏使用，對配餐室使用煤氣後的收拾工作，吹毛求疵等等。他還用火柴棍和厚紙，塗上顏色做成城池，用小貝殼塗上金粉做成浦島太郎等手工藝品。勤懇地投身於日常生活的性格，和絕望的人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他那靈巧的手，終於涼得像冰一樣，在室內也得戴手套，便不得不停止了他的工作。
我在他遺留下的文章中，發現一行引人注目的文字：“面對悲慘的死而持續戰鬥的人們。”面對悲慘的死，或者説“頂着悲慘的死以期獲取新的生命的戰鬥”，他不這麼説，而説成“面對悲慘的死”、“達到悲慘的死的戰鬥”。我對已經完成了悲慘的死的宮本定男氏，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息的文章裏，並不想説他用錯了詞。大概在他的心目中，是要選用最恰當的詞語，寫下“面對悲慘的死而持續戰鬥的人們”的遺言。也就是説，據我的理解，宮本定男除了到達悲慘的死亡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就這樣還不失掉勇氣。現實主義者的世界，第一次得到了闡明。作為我們自己的東西，一個最堅韌的人道主義者的形象而留下這篇文章，我覺得只有宮本定男才是廣島的道德家的代表。
如果在我們人類的頭上，再一次出現核武器的可怕的閃光，我們為了在那個廢墟上生存，就應當取自因廣島的殘酷經驗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道德家和人性批評家們的智慧。
而且，如果有幸人類不再遭到核武器的攻擊，即使在那時也應該把在沒有經歷過那些最糟的日日夜夜而生存下來的廣島人的智慧，牢牢實實地留在人們的記憶裏。
幾年前根據報上登載的消息尋人，已經是件很困難的事，尤其是在那樣的土地上，為繼承廣島的沉默寡言的人們的真實道德，我們應做些什麼呢？當務之急是什麼呢？到原子彈爆炸２０週年，制訂《原子彈受害白皮書》，無疑是一個很重要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