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這樣的書，從個人的事情入筆，或許不夠妥當。可是這裏所收集的有關廣島的所有的隨筆，對我個人來説也好，對始終與我一起從事這項工作的編輯安江良介先生來説也好，都是深深觸動我們各自的靈魂的。所以，我很想把１９５３年夏我們兩人一起初次去廣島旅行時的個人經歷記錄下來。當時，從我這方面説，我的第一個兒子正處於瀕死狀態，整天躺在玻璃箱子裏，簡直毫無康復的希望；而安江先生，則恰值他頭一個女兒去世。加之，我倆共同的一位朋友，因整日潛心於《世界最終爆發核戰爭的情景》專題研究而惶恐不已，竟在巴黎自縊身死。然而，不管怎樣，我們彼此徹底征服了對方，還是向着盛夏的廣島出發了。像那樣精疲力竭、憂鬱沉悶的旅行，我還從未經歷過。
到了廣島，開了幾天的“第九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我們更加疲憊不堪，心頭的憂鬱也更加沉重了。正如第一章所描寫的，這實在是一次充滿苦澀和困難的大會。當初，大會能否開成，實際上還是個疑問；一俟大會開幕，又只不過是個分裂的大會。我們懷着暗淡淒涼的心情，身上沾滿汗水和塵土，嘆息着，陷入沉默，在被大會動員起來的非常虔誠的人羣周圍徒然地奔走。
但是，過了一週之後，當我們準備離開廣島時，我們發現了能將自己從憂鬱的深淵中拉上來的繩索，而且，這條繩索就緊緊握在我們手中；簡捷點説，是我們遇到了真正具有“廣島人”特質的人們。
那些似乎真正的“廣島人”的人們，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直接地給了我勇氣；反過來，我也品嚐到了因兒子置身於玻璃箱中而深藏在我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種子和頹廢之根，被從深處剜了出來的痛楚。而且，我開始希望以廣島和真正的“廣島人”為銼刀，來檢驗我自己內心的硬度。我是在戰後的民主主義時代接受的中等教育，在大學裏以法國現代文學為中心，學了語言學和文學，而且，我作為剛剛從事寫作的小説家，就在日本和美國的戰後文學的影響下活動。我是一個個人歷史如此短暫的人。我希望把自己理應具有的獨特的感覺、道德觀念和思想，全都放到單一的“廣島”這把銼刀上，通過“廣島”這個透鏡去重新加以檢驗。
從那以後，我又多次去廣島旅行，而且安江先生所在的《世界》編輯部刊登了我的隨筆。這裏所收集的就是那一系列隨筆的彙總。我接連去廣島旅行，每次都邂逅一些新的具有“廣島人”特質的人。他們給了我最為深刻的感動，但是，我又無可迴避地多次接到這些廣島人的死亡通知。我的隨筆在雜誌上剛剛刊登，就收到許多尤其是從廣島寄來的懇切的信，我想從這些來信中選擇有代表性的章節，將其刊載於下。寫下面這封信的人名字叫松坂義孝。在第五章裏引用的在廣島的不屈的醫生們當中，有一個人，他儘管負傷了，但還是被他兒子（醫大學生）揹着去參加救護活動，做了實實在在的工作。這個人叫松坂義正，義孝是他的兒子。在原子彈剛剛爆炸後，就揹着負傷的醫生，通過廣島市街，趕往救護所。這個醫大學生就是義孝。現在，他已成為一名皮膚科醫生，在廣島開業呢。
“……廣島的人們，面臨着死亡的威脅，仍然想要保持沉默。他們想把自己的生與死當作個人的事情。他們不願把個人的悲慘公諸於世，去充當反對原子彈氫彈的政治鬥爭的參考資料。他們還不願意被別人看做是原子彈受害者和由此而變成的乞丐。當然，痛訴受害者的悲慘情狀，與其説是為了反對原子彈氫彈，莫如説是為了得到救濟金更為切合實際，因為這大概是更需要做的吧。但是，基本上恢復了健康，過上了正常人生活的原子彈受害者們，他們對痛訴悲慘這種作法保持沉默。他們希望採取歸還能夠正常活動的受害者的税金或賀年卡的收益等辦法，實際上，這是在心情舒暢地尋求着團結合作的辦法。採取乞討的辦法、募捐的辦法，究竟能有多大實效呢？
……幾乎所有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都説，沉默不行，而勸説原子彈受害者説真話。我憎惡那些對我們的沉默不體諒的人們。我們雖然不能夠去迎接８月６日那一天，但是，能夠與死者一起默默地送走八月六日那一天。我們不能小題大作地為了迎接８月６日這一天的到來而東奔西走。那樣，一些受害者的沉默寡言，就可以作為資料留存下來。只有８月６日在廣島呆一天的思想家對此不理解，這是理所當然的。”
這是對我寫的隨筆抱有同感的一封信。我在隨筆中寫的是這樣一些人，他們所擁有的唯一權利就是對廣島保持沉默。我被這封信所激勵，同時，我也不能不注意到，作為一個廣島以外的人，我寫的全部文章，是會遭到最尖鋭的批評的。松坂先生在廣島的同人雜誌《齒輪》的最近一期上，以深田獅子雄的名義，這樣寫着。他在給我的信中，把他的思想方法、感知方法。更為直截了當地表達出來。我從他的文字裏可以感受到廣島內部的人對廣島以外的人的正當批判的聲音。這可以説是廣島的年輕知識分子的正當防衞的聲音。我希望讀者能把我的文章和下邊的文章結合起來一塊兒讀。
“大江氏講的在廣島遭受原子彈爆炸的醫生——面對患了遭受原子彈爆炸後遺症而不得不陷入絕望的醫生，往往在聽了一些‘原子彈爆炸後遺症（簡稱“原爆症”）已不復存在’之類樂觀的報告之後，理當反覆地予以苦澀的糾正。當時我正在距離爆炸中心地帶１．５公里的地方，雖然稍微有點後遺症狀，可是不管怎樣現在仍是健康的。我的父母亦然。爆炸當時還是女子學校二年級學生的妻子，還有昭和三十年代生下來的三個孩子，也都是健康的。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是因為沒有發現後遺症而儘可能地表示樂觀，其原因蓋出於此吧。被稱作‘有關原子彈爆炸的文學’幾乎都是不能恢復健康的悲慘的人們的故事，除了描寫後遺症的症狀和心理之外，是否就不可能有別的什麼情況了，以前曾為此而納悶。比如，遭受原子彈爆炸之害，蒙受了這種悲慘命運的平常之家的成員，恢復了健康，作為一個正常人繼續活下去，這樣的故事難道沒有嗎？是否原子彈受害者全都患上了後遺症，而不得不悲劇性地死去呢？是不是原子彈受害者死的時候，必須克服像方才講的他們健康和心理上的那種負疚感和屈辱感，不允許他們像普通人那樣自然地死去呢？我們如果死，就全都是由原子彈爆炸後遺症所導致的悲慘的死，這裏包含着對原子彈的詛咒；是作為對反對原子彈爆炸有用的資料去死。是不是隻能這樣去想問題？的確，我們的生存，因蒙受原子彈爆炸的災難而被大大扭曲了。我們經受了磨難，這點不能否定。但是，這種災害和苦難，即使沒有遭受原子彈爆炸，經歷過戰爭的人們，也會程度不同地嘗受過。我常提醒自己，特別是對廣島的受害者所獨有的‘受爆炸之害的人的意識’（受害者意識）不能有一種偏袒的感情。希望他們能夠自己想辦法治癒後遺症，自力更生地去把自己恢復為一個正常人，儘管蒙受了原子彈災難，但同沒受到災難的人一樣，讓自己心安理得地如同與原子彈爆炸無關那樣地死去。
被炸後的第１９年，活到９３歲而故世的我的祖母，她的一生雖然經歷了稱不上幸福的變遷，可一直是健康的，大概沒有染上原子彈爆炸後遺症，最後自然壽終。須知，在被炸者當中，往往有擺脱了原子彈爆炸的影響，而自然死去的。８月６日廣島即興的政治性發言當中，正好含有大量原子彈受害者之死的材料。這一天應該是舉辦肅穆的喪事的一天，很可能受那些外來人的支配，不要僅僅作為別處的政治性發言的資料……希望你們不要忘記，也有這樣的樂觀的受害者，他們沒有後遺症，與其充當反對原子彈爆炸的資料，不如切實地把自己恢復為一個普通人。
“長崎有一個名叫原口喜久也的受害者，是一位詩人，他患了骨髓性白血癥。診斷清楚之後，他就自縊而死了。這是前幾天一個偶然的機會，從他詩集遺稿的後記中得知的。我為之黯然神傷……原口先生之死，並非由於原子彈爆炸的後遺症，而是自己死的，難道這不是自己想死嗎？我希望不要把一切都包括在內，不是如實反映情況的，沒個性地一概而論地都説成是原子彈後遺症。我希望能這樣去理解：他們想從原子彈爆炸的魔掌中解脱出來，使自己像一個活生生的人那樣生存，也像一個正常的人那樣死去。
如果沒有對原子彈受害者的詳細檢查診斷，恐怕對原口先生健康失調的病因就不會查明吧。光是健康失調會突然死去嗎？但是，受害者們缺乏那種樂觀的健康不適感。我訪問過的所有的人都明顯地是患了不得不長期忍耐的確實無疑的原子彈爆炸後遺症而到了瀕死的階段。這種診斷，從常識上看大概是不能恢復了，為了活着，對這種後遺症還得忍耐下去。生的對立面就是死，可是對於死的籌劃是多麼困難啊！……必須活到原子彈爆炸後遺症的最後階段，這是受害者想作為一個正常人的唯一辦法嗎？像原口氏和原民喜那樣，使自己的死服從於自己的潔癖，這是不是他們想使自己恢復成為一個正常人的一種辦法呢？對以上這些問號，我都解答不清。”
上述這些隨筆都是在廣島的人們的協助和批評之下，由他們支持寫成的。我現在重新把它們彙集起來以《廣島札記》為題出版發行，內心對廣島的認識並未由於此書的出版而結束，可以説，我現在只是剛剛進入真正的廣島人的心靈。如果不是那種人（他們對廣島硬要閉上眼睛，封住嘴巴，捲起舌頭）的話，他們的內心裏對“廣島人”的認識和思考決不會結束。
是年３月２２日下午，在廣島舉行了一個自殺身死的婦女的葬禮。死者是岞三吉氏遺孀，岞三吉留下一首最優秀的詩。這首詩敍述了原子彈爆炸給人帶來的悲慘，和對此不肯屈服的人的威嚴。據説夫人是被原子彈爆炸所引起的癌症的恐怖壓垮了。但是，我們也不會忘記，在夫人自殺的幾個星期之前，不知是什麼人，在岞三吉詩碑上塗上油漆，玷污了石碑，給了夫人精神上一記打擊。廣島人為了與其孤獨的內心慘痛相抗衡而產生的忍耐力，決不是凝固的教條的東西。卑劣的人乘夫人一天天困難地忍耐的間隙，用其手中握着的油刷的毛一觸，便把精疲力盡的，受着癌症恐怖威脅的，孤獨的她的忍耐力給壓垮了。這是很容易的吧。在這個實際上為數眾多的人不肯傾聽被這個最卑劣的惡意的油漆所玷污的詩碑上鐫刻着的詩人的呼聲的時代，１２年前，這位詩人正在進行肺葉摘除的手術當中，被炸的肉體已失去抵抗力，終於死去了，夫人緬懷着詩人，與此同時，夫人陷入最糟糕的孤立感的黑暗的深淵。還會發生什麼比這個更壞的事情呢？夫人的親姐姐廣島“母親會”的小西信子女士的話打動了我們。“妹妹，你把所有的事情都辦完了，你和和岞先生一起度過了無悔的一生，我不惜用讚美的話來稱頌你們。”
還我父親，
還我母親，
還我老人，
還我孩子，
還我生命，
還我親人。
還我和平！
還我人類的，只要有人類生存的世界，就不應失去的和平！
這種呼聲，實際上正是為了我們這些倖存的人們，才發出來的詩人的聲音……
在同一個３月２２日下午，在東京，召開紀念一位作家的演講會。這位作家也曾為了我們倖存的人們而發出過懇切的呼聲。他在人類的世界天旋地轉，確實出現可怕的徵候時，懷着絕望感和充滿仇恨的屈辱感，走向與其呼聲中所孕含着的祈禱完全相反的方向而自殺。作家原民喜在廣島也遭遇原子彈爆炸。他在１９４５年末，正當所有的廣島人被強制沉默時，已經寫了正合時宜的《夏天的花》一書，接着，在朝鮮戰爭爆發的翌年，這位作家自殺了。既然典型的廣島人如此記憶猶新，那麼，我們的內心裏對“廣島人”的認識與思考能夠完全就此終止嗎？
這年春天，我到沖繩旅行。沖繩的人們個個面帶温和的微笑，迎接我們從本土來的客人。只有一個人，不管你怎麼啓發她，她一直斂着微笑，在温和的表情深處露出不信任和拒絕的情感。我所遇見的這位婦女的態度才是最正常的。我們在戰後的２０年當中，對沖繩所有的原子彈受害者是完全置之不顧的。我們必須重新認識這一點。他們在廣島和長崎遭受爆炸災害後，回到沖繩的故鄉。他們是滿身灼傷被流放到這個孤島上來的。這個孤島對於原子病的治療完全處於一種一無所知的白卷狀態。在沖繩本島或在石垣島和宮古島，現在回過頭來探討一下原子病的症狀，陸續發現了許多明顯是由於患原子病致死的人。例如，在沖繩的大相撲中，在八重山羣島，一位取得冠軍的壯健青年，他在長崎的軍需工廠遭遇原子彈爆炸而回到石垣島。１９５６年，他突然半身不遂了。他懷疑自己是否受了放射性的傷害。也曾向本島的醫生請教，而沖繩的醫生當然對原子病一無所知，於是他也就只能被置之不顧。不久，他坐着不能動彈了，身體驚人地浮腫起來。１９６２年曾是沖繩相撲冠軍的他，竟無端地吐了半桶血而死去。在沖繩竟沒有一個能夠認定他是因患原子病而慘死的醫生。沖繩“反對原子彈氫彈協議會”制訂的名單上列出１３５名原子彈受害者。他們的身體或多或少地幾乎都有異常的感覺。但是，他們感到不適的申訴，全都被沖繩的醫生們説成是疲勞或神經性疾病而給斥退了。
話儘管如此，也並非説沖繩的醫生們要負這個責任，恐怕不從本土派原子病醫院的專門醫生來沖繩，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在２０年間被置之不理的沖繩受害者們的煩惱與憎恨面前，我們能夠繼續閉上眼睛，塞上耳朵，捆住舌頭嗎？那１３５名甚至更多的受害者，由於原子彈這個襲擊了廣島和長崎的本世紀窮兇極惡的怪物所帶來的災難，不得不支撐着疲憊的身軀和不安的靈魂，而現在恐怕又同核武器基地為鄰居住着，並且是對核基地不得不保持沉默的一羣人。這些沖繩的受害者們對我們失去微笑，恐怕連表達不信任和拒絕的感情的最起碼的心理反應都沒有了。然而，２０年來，這些堅韌不拔的人們，對我們本土的人一直抱着那個並未實現的期望。
３月２６日，政府發佈消息説，４月份要派醫學調查團，去對住在沖繩的曾在廣島、長崎遭受過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進行調查。據説調查過後，對認為有必要入院治療的人，再經厚生相的諮詢機構“原子病醫療審議會”審議，可住在廣島、長崎的原子病醫院。２０年間完全置之不理之後，現在才開始對沖繩的原子彈受害者打開窗口，而且還只是這一個窗口。我聽説一個例子。沖繩有一個原子彈受害者，他被勸説去廣島的原子病醫院住院，可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是，如果他離開沖繩，他的家屬將立即陷入生活的困境。這恐怕是很普遍的情況。而沖繩的醫療福利的不完備，是眾所周知的。如果僅憑目前沖繩的醫療設備，受害者要想治療放射性傷害，即便是派專科醫生前來沖繩長駐，也會遇到嚴重困難。在此，我除了把沖繩的受害者的滿是尖鋭的帶刺的語言記錄下來之外，再也無能為力，對此我只有感到羞愧：“希望日本人有更多一點誠意，不要總是在美國人面前討好，把人的問題放着不管。如果想管的話，就趕緊管吧！立即付諸行動吧！這就是大家的心願。”
既然他們的存在和他們呼喚的聲音，是這樣地無可奈何，那麼，我們每個人的心裏，對廣島人的懷念和情結能夠徹底了結嗎？
（１９６５年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