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廳裏掛着一標語牌，上面寫着：攜手合作，日本和美國的管理方式。在會議室裏，我看到了那種在暗淡光線下舉行的業務研討會的景象。男、女代表們坐在鋪着灰色桌布的長條桌旁；當發言人在講台上喋喋不休地講話時，其餘的人在昏暗中做着筆記。
我站在一張桌子跟前，桌子上放着遲到人員的姓名標籤，一個戴眼鏡的婦女走到我跟前問道：“你登記了嗎？你有沒有拿到你的材料袋？”
我稍稍轉過身子，亮了一下我的警徽。“我想找一下唐納森博士。”我説道。
“下一個是他發言，再過七八分鐘就輪到他了。能讓其他人幫你忙嗎？”
“我只要一小會兒就行。”
她遲疑了一下。“他馬上就要發言了……”
“那麼你最好立刻把他叫來。”
她那副模樣好像我揍了她似的。我不知道她在指望什麼。我是個警官，而且我要求和某人談話。她是否認為，這還可以討價還價？我一想起那個身穿阿馬尼時裝的青年，心裏就直冒火。當他領走那兩個房地產商時，他踱着方步，好像儀態萬方、身價百倍。為什麼他把自己看得那麼舉足輕重？他也許取得了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可他不過是個替日本老闆傳傳話的聽差而已。
我望着那名婦女繞過會議室，走向講台，有4個人正在那兒等待發言。那些經商的聽眾做着記錄，而一個沙色頭髮的男子正在講台上説道：“在日本公司中，外國人會有一席之地，當然嘍，這位先生不是在最高層，也許，甚至不是在較高層，但確實有一席之地。你必須認識到，作為一名外國人，你在一家日本公司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你會受到尊重，你會有事幹。既然你是外國人，你總得克服一些特殊的障礙，但是你完全有能力這樣做。如果你時刻記住循規蹈矩，安於本分，你就能取得成功。”
我看着這些身穿西裝的商人，他們正埋頭做着記錄。我不知道他們在寫什麼。循規蹈矩？
那名演講人繼續説道：“人們常常聽到一些管理人員説：‘我在日本公司裏無足輕重，因此我不得不辭職。’或者會聽到有人説：‘他們不聽我的，我沒有把我的主意付諸實施的機會，沒有晉升機會。’那些人不懂得外國人在日本團體中的作用。他們不善於與之協調，所以他們只好離開。但是，那是他們自己造成的。日本人完全樂意在他們的公司裏接納美國人和其它國家的人。他們確實渴望能僱用這樣的人。而且你會被接納：只要你知趣。”
一名婦女舉手問道：“日本公司裏是否歧視婦女？”
“他們不歧視婦女。”演講人回答説。
“我聽説，婦女得不到晉升。”
“那純屬捏造。”
“那麼，怎麼會有這麼多法律訴訟？住友銀行剛了結一場十分轟動的反歧視訴訟案。我看到一份材料説，1。”3的日本公司都受到美國僱員的控告，那是怎麼回事？”
“這完全可以理解，”演講人説道，“不論什麼時候，一家外國公司要在別的國度開辦企業，在它適應該國的風俗和習慣的過程中，總有可能犯一些錯誤。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公司剛開始在歐洲許多國家辦企業時，他們也舉步維艱，不止一次發生訴訟。因此，日本公司在美國有一個適應過程，這是不足為奇的。我們需要有耐心。”
一名男子笑着問道：“是否會有這樣的時候，我們無需再對日本人忍氣吞聲？”不過，他的話語中透出的是沮喪，而不是憤怒。
屋子裏的其他人仍然在做筆記。
“是警官嗎？我是吉姆·唐納森。找我什麼事？”
我轉過身來。唐納森博士瘦高個子，戴着眼鏡，露出一種做事有板有眼，甚至是過分刻板的樣子。他的穿戴是一副大學教授的派頭，花呢運動服，配一根紅領帶。但是，他的襯衣口袋裏冒出幾支廉價筆。我猜想，他是一名工程師。
“我想就中本公司錄像帶一事請教幾個問題。”
“中本公司錄像帶？”
“你們實驗室昨天夜裏加工的那些帶子。”
“我的實驗室？你是……”
“史密斯，史密斯中尉。”我把名片給了他。
“你的秘書克里斯坦説，你們實驗室裏所有的人為了加工幾盤帶子昨天夜裏都工作到深夜。”
“不錯，是這樣。大多數工作人員。”
“那些錄像帶是中本公司拿來的。”
“中本公司拿來的？”他搖搖頭。“誰告訴你的？”
“你的秘書説的。”
“我可以保證，中尉，這些錄像帶不是中本公司拿來的。”
“我聽説有20盤帶子。”
“是的，至少有20盤。具體數目我可説不準。不過這些錄像帶是麥卡恩—埃裏克森公司拿來的，是給朝日牌啤酒做廣告用的。我們得給每一份廣告轉換標識。眼下朝日啤酒是美國最好的啤酒。”
“可是中本公司的問題——”
“中尉，”他看了一眼講台，不耐煩地説道，“我來給你解釋一下吧。我給蛤研究所的實驗室幹活。蛤屬於開勝工業公司，是中本公司的競爭對手。日本公司間的競爭十分激烈。非常激烈。請相信我的話：我的實驗室昨天夜裏沒有處理過任何中本公司的帶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有這種事。要是我的秘書這樣對你説過，那麼她搞錯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現在，我得去發言啦。還有什麼事嗎？”
“沒有了，”我説道，“謝謝你。”
講台上那位演講人剛剛説完，聽眾中響起了稀稀拉拉的掌聲。我轉身離開了屋子。
康納從高爾夫球場來電話時，我正準備駕車離開博納凡契旅館。他的聲音聽起來很惱火。“我收到了你的口信，只好中斷打球。多好的一場比賽。”
我對他説，下午1點鐘與莫頓參議員有一個約會。
“好吧，”他説道，“10點半來接我。還有別的事嗎？”
我對他説了我去噴氣推進器實驗室和蛤研究所的情況，還對他説了與唐納森的談話。康納嘆了口氣，説道：“那是浪費時間。”
“為什麼？”
“因為蛤研究所是開勝工業公司資助的，而他們是中本公司的競爭對手。他們怎麼也不會去幫中本公司的忙。”
“唐納森也這麼對我説。”我説道。
“現在你上哪兒？”
“去南加州大學的視頻實驗室。我還在想辦法複製這些錄像帶。”
康納停頓了一下。“還有別的事要告訴我嗎？”
“沒有了。”
“好。10點半再見。”
“幹嗎那麼早？”
“10點半。”他重複了一遍，便掛了電話。
我剛掛上電話，電話鈴聲又響了起來。“你該給我打電話的。”這是《時報》的肯·舒比克，他的聲音聽上去氣鼓鼓的。
“對不起，給別的事情纏住了。現在我們能談談嗎？”
“當然可以。”
“你有沒有幫我打聽到消息？”
“喂，”他停頓了一下，“你離這兒不遠吧？”
“大約5個街區的距離。”
“那麼你就過來喝杯咖啡吧。”
“你不想在電話裏談？”
“唔……”
“説吧，肯。你總是喜歡和我在電話裏聊聊的。”舒比克和《時報》的其他記者一樣，坐在他的電腦桌跟前，頭戴耳機，從早到晚打電話。他喜歡這種工作方式。他的所有工具都在他的跟前，因此他一面説話，一面就可以把信息輸入電腦。我擔任新聞發佈官那陣子，我的辦公室就在帕克中心的警察局本部，離《時報》大樓僅兩個街區。而像肯這樣的記者寧願和我在電話裏交談，也不願當面聊天。
“來吧，彼得。”
這再清楚不過了。
肯不願在電話裏和我談。
“好吧，就這樣，”我説道，“10分鐘後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