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北大附中講演（全文）
人民網日本版9月11日訊：應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訪中的日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研究員大江健三郎，10日上午來到北大附中作了題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講演。其演講全文如下：
我是一個已經步入老境的日本小説家，我從內心裏感到欣慰，能夠有機會面對北大附中的同學們發表講話。現在，我在北京對年輕的中國人——也就是你們——發表講話，可在內心裏，卻好像同時面對東京那些年輕的日本人發表講話。今天這個講話的稿子，預計在日本也將很快出版。像這樣用同樣的話語對中國和日本的年輕人進行呼籲，並請中國的年輕人和日本的年輕人傾聽我的講話，是我多年以來的宿願。尤其在現在，我更是希望如此，而且，這種願望從不曾如此強烈過。在這樣一個時刻，我要深深感謝為我提供了這個機會的所有人。同時，我更要深深地、深深地感謝坐在我的面前，正注視着我的各位同學。
在你們這些非常年輕的同學現在這個年齡上，我所閲讀的中國小説家是魯迅。當然，是藉助翻譯進行閲讀的。在那之後直至二十歲，好像還數度閲讀過魯迅的作品，尤其是被收錄到《吶喊》和《彷徨》中的那些篇幅短小、卻很尖鋭、厚重的短篇小説。因此，當前不久我的中國朋友利用各種機會向我詢問“您最初閲讀魯迅小説時大概幾歲？”這個問題時，我一直難以準確回答。
不過，若説起“在哪兒讀的？讀了哪些作品？”等問題的話，我倒是記得非常清楚——是在日本列島叫作四國的島嶼上一片大森林裏的峽谷中的村子裏讀的。沿河而建的那排房屋裏有一間是我的家。在我家那不大的房屋間有一個院子，院裏生長着一株楓樹，我便在那棵樹的大樹枝上搭建了一座讀書小屋，坐在狹小的地板上閲讀小開本的文庫版圖書，是“巖波文庫”系列叢書中的一冊。讓我覺得有趣併為之感動的，是《孔乙己》和《故鄉》這兩個短篇小説。現在，我還記得孔乙己的發音是コンイーチー，是在翻譯文本目錄上的漢字標題旁用日語片假名標示的讀法。這叫作注音讀法，是日本人為學習難讀漢字的讀音法而創造出來的方法。我就是依據這種注音讀法來發音的。不過，在我最初閲讀的那本書上，標示的是“クンイチ”這個讀音，我便這樣記了下來。然而，準確説來，是什麼時候讀的這書呢？
我決定借這個機會對此進行一番調查，於是，現在終於可以回答出這個問題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我有一個朋友在出版社工作，就是出版了剛才説到的“巖波文庫”的那家出版社。我請這個朋友複印了出版社作為資料保存下來的那本書的第一版版本，然後，我懷着親近感着迷地閲讀了《孔乙己》。在這裏，由於我希望年輕的日本人能閲讀目前在日本很容易得到的這個譯作，因此要作一些引用（是築摩書房出版、由竹內好翻譯的《魯迅文集》第一卷）。剛開始閲讀不久，就讀到了“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咸亨酒店裏當夥計”這一行，於是，記憶便像泉水一般從此處湧流而出。這裏所説的鎮子，就是經常出現在魯迅小説裏的魯鎮。
説了這番話語後，敍述者便開始了自己的回憶。而我本人也回想起，最初讀到這一節的時候，確實從內心底裏這樣想道：
“啊，我們村裏成立了新制中學，這真是太好了。否則，也已經滿了十二歲的自己就上不成學校，將去某個店鋪裏當小夥計！”
1947年，也就是我十二歲的時候，閲讀了《魯迅選集》（佐藤春夫、增田涉譯）中這兩個短小的作品，是作為我進入新制中學的賀禮而從母親手裏得到這個小開本書的。母親是一個沒什麼學問的人，可她的一個從孩童時代起就很要好的朋友卻前往東京的學校裏學習，母親以此作為自己的驕傲。此人還是女大學生那陣子，對剛剛被介紹到日本來的中國文學比較關注，並對母親説起這些情況。我出生那一年（1935年）的年底，母親一直沒能從產後的疲弱中恢復過來，那位朋友便將剛剛出版的巖波文庫本贈送給她，母親好像尤其喜歡其中的“故鄉”。然而，兩年之後，也就是1937年的7月，日中兩軍在盧溝橋發生了衝突，日中戰爭就此開始。那一年的12月，佔領了南京的日本軍隊製造了大屠殺事件。這時，即便在日本農村的小村子裏，也已經不再能説起有關中國文學的話題。於是，我母親便將包括巖波文庫本《魯迅選集》在內的、她那為數不多、卻被她所珍視的書籍藏進一個小皮箱裏，直至度過整個戰爭時期。在此期間，我的父親去世了，我升入中學的希望也越來越遙遠了。實際上，也曾聽説母親打算讓我去做僱工（住在僱主家裏見習的少年僱工），並在某處尋找需要小夥計的店鋪。
1945年，戰爭結束了，戰敗了的日本在聯合國軍的佔領下制定了新憲法。就連我們小孩子也都非常清楚地知道，這個新憲法中有個不進行戰爭、不維持軍備的第九條。教育制度也在民主主義原則下得到改革，村子裏成立了新制中學，我作為第一屆一年級新生升入這座中學，於是，母親便從皮箱裏取出《魯迅選集》並送給了我。
我還曾被問道，當時你為什麼喜歡《孔乙己》？最近重新閲讀這部作品時，發現那位敍述者、也就是咸亨酒店被稱之為“樣子太傻”的小夥計的那位少年，與自己有相同之處。當那位多少有些學問、卻因此招致奚落的貧窮顧客孔乙己就學習問題和自己攀談時，少年“毫不熱心”；但當這位客人落難之時，少年隨即也流露出了自己的同情。我意識到，自己的性格與這位少年有相似的地方。
不過，在持續和反覆閲讀的過程中，我深為喜愛的作品卻變成了《故鄉》。尤其是結尾處的文章，每當遇見新的譯本，就會抄寫在筆記本上，有時還會把那段中文原樣抄到紙上，然後貼在租住房間的牆壁。當時我離開了兒時的夥伴，離開了大森林中的家，同時寂寥地想象着將來：我也許不會再住回到這個峽谷裏來了吧（實際上，後來也確實如此），隨後便第一次來到東京開始了自己生活。
我還是要引用竹內好翻譯的結尾處這一段文章：
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那麼，十二歲的我深刻理解了魯迅的這段話了嗎？在這裏，我要模仿魯迅的口吻，認為無所謂已經理解，無所謂沒有理解。不過有一點倒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十二歲的我從內心裏珍視這句話，認為寫出這種話語的魯迅是個了不起的人。在那之後，分別於十五歲和十八歲的時候，我又藉助新的譯本重新閲讀了這段話語，就這樣加深了自己的理解。現在，我已經七十一歲了，在稿紙上引用這段話語的同時，我覺察到，依據迄今為止的人生經歷，自己確實加深了對這句話語的理解。而且我意識到，自己從內心裏相信現在之中有希望，那是魯迅所説話語的意藴……
剛才我説過，依據迄今為止的人生經歷，自己確實加深了對這句話語的理解。下面要涉及我個人的話題，請大家允許我説説那些經歷中的一個具體事例。我的長子出生時，他的頭部有一個很大的、瘤子一般的畸形物。如果不做手術的話，他就不可能存活下去；可如果做了手術，今後也許眼不能見，耳不能聽，最終成為植物狀態。主治醫生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於是，我就產生了動搖。然而，我的妻子卻要求醫生立即準備手術。
手術前，我們為兒子起了一個名字，叫作光（那是祝願他的眼睛能夠看到光明）。手術後，他的眼睛果然能夠看到光明，耳朵也能夠聽見聲音，可是，他在智力發育上的遲緩也隨之顯現出來了。直到五歲的時候，還從不曾説過任何一句話。然而，有一天他似乎對電視機裏傳出的野鳥叫聲表現出了興趣，我便把灌裝了野鳥叫聲的唱片轉錄到錄音帶上，循環往復，整日裏在我們家中播放。首先傳出的是野鳥的叫聲，片刻之後，便是女播音員的聲音。這就是那個錄音的順序。鳥的叫聲，鴿子；鳥的叫聲，黃鶯；鳥的叫聲，白臉山雀……這個錄音帶聽了一年之後，我把光帶到夏日裏避暑用的山間小屋去，當時將他扛在脖頸上漫步在林子裏。在林子對面的水塘邊，水雞叫了起來。片刻間，騎坐在我脖頸上的光突然説道：“這是、水雞。”這就是光使用語言的開始。
以這個野鳥叫聲錄音帶為契機，讓光進行語言訓練的會話，就在光與我和妻子之間開始了。後來發展到以鋼琴為媒介，訓練光回答出音域的名稱和調子的特性。從在那片林子裏第一次説出人類語言那一天算起，十年之後，光能夠創作出短小的曲子了，將這些曲子彙集起來的CD發行後，竟擁有了為數眾多的聽眾。雖然光現在只能説出三歲兒童的語言，可他一直持續着具有豐富內容的作曲工作。
光的第一次手術結束後，又接受了第二次手術，裝上用以保護頭蓋骨缺損部位的塑料板。經過這一番周折後，光終於回到家裏，開始了與我們共生的日子。當時，妻子什麼也沒説，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她這是決心接受智障的兒子，為了一同生活下去而在積蓄力量。另一方面，我認為自己與光共生的將來是沒有希望的。也就是説，就光的症狀而言，是不會有任何改善的可能性的。可是，在承認這一切的基礎之上，自己決心接受這個孩子，併為之積蓄力量。
當光通過野鳥錄音帶的訓練而發出人類語言的時候，我覺察到一條希望之路開啓了，隨着光的CD受到很多人的歡迎，那條希望之路也便成了很多人都在行走的大道。我就是通過這樣一些經歷，逐漸理解了魯迅的話語。而且，我現在同樣堅信，希望是存在的，那是魯迅話語的真實意藴。
剛才我已經説了，十二歲時第一次閲讀的魯迅小説中有關希望的話語，在將近六十年的時間內，一直存活於我的身體之中，並在自己的整個人生裏顯現出重要意義。
接下去我想説的是，對於自己也很重要的、與希望並在的另一個話語——未來，以及有關未來這個話語存活在我的身體內部的定義是如何來到的。
不過在此之前，也就是現在，我必須預先説明一下這樣做的理由，也就是我為什麼要重新考慮未來這個話語，並決定在大家面前説起這個話題。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實業家，我是一個小説家。也就是説，我沒有與國家權利有關聯的任何力量，也沒有實際驅動政府組織的力量。同時，也沒有從事將日本經濟與中國經濟積極聯繫起來的工作。
我是一個無力而又年邁的小説家，只是我認為，小説家是知識分子。這是三年前因白血病而去世的、我多年來的朋友、美國的文學研究家愛德華？薩義德的觀點。被稱之為學者、新聞工作者、小説家、詩人、音樂家和畫家的那些人，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內，用自己一點點積累起來的知識和技能從事着工作。但是，當他們認為自己所在社會的進程停滯時，就必須離開其專業領域，作為一個對社會、對國家、對世界感到擔憂的非專業人士聚集起來併發出自己的聲音。因為，這是知識分子的本職。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圍繞日本社會的進程，我也一直與那些值得信賴的朋友一同發出自己的聲音。
現在，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並不好。我認為，這是由日本政治家的責任所導致的。我在想，在目前這種狀態下，對於日本和中國這兩國年輕人之間的未來而言，真正意義上的和解以及建立在該基礎之上的合作，當然還有因此而構建出的美好前景，無論怎麼説都是非常必要的。於是，我明白了自己想要述説的內容，現在在北京面對着你們、回國後在東京將要面對那裏的年輕人進行述説的內容，併為此而做了相應準備。在今天講話的結尾處，我還會回到那個問題上來。我想説的是，我認為現在日本的政治家（直接説來，就是小泉首相）有關未來這句話語的使用方法是錯誤的。我想就未來這句話語的使用方法談談自己的見解，這句話語的使用方法是我年輕的時候從法國一位大詩人、評論家那裏學來、並一直認為是正確的。
小泉首相有關未來這句話語的使用方法是這樣的。今年8月15日，小泉首相參拜了靖國神社。早在兩年前，我就在報紙上表示，停止參拜靖國神社是開拓日中關係新道路的第一步。長期以來，還有很多日本知識分子持有和我相同的觀點。然而，儘管小泉首相的任期行將結束，作為最後一場演出，他還是參拜了靖國神社。於是，他做了這麼一番發言：在海外諸國中（具體説來，就是中國和韓國吧），有些人説是“考慮一下歷史吧”。國內那些批判者也是這麼説的，他們説是“考慮一下目前國際關係陷入僵局的情況吧”。可是，小泉首相認為自己的指向是未來。較之於過去和現在，自己是以未來作為目標的，是以與那些國家在未來共同構建積極而良好的關係為指向的。這就是小泉首相圍繞自己參拜靖國神社這個現在時的行動所作的發言。
我們日本知識分子也在很認真地傾聽着來自海外的批判。現在，不但政府那些領導人的聲音，因特網上很多人的聲音也直接傳了過來。他們把日本在過去那個軍國主義時代針對亞洲的侵略作為具體問題，批判日本現在的政治領導人豈止不進行反省和謝罪，還採取了將侵略戰爭正當化的行動。
在那種時候，自己竭力忘卻過去，在現實中又不負責任，在説到那些國家與日本的關係時，怎麼可能構想出未來？日本週圍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以及那個國家的民眾，又怎麼可能信任這位口稱“那是自己的未來指向”的日本政治領導人呢？！
對於如此作為的小泉首相的未來指向，我們日本知識分子持有這樣的批判態度：這種未來指向最大限度地否定了我們日本這個國家和年輕的日本人本應擁有的真正的未來。
接下去，我要説説十九歲時在大學的教室裏為之感動、並將這種感動貫穿自己生涯的、有關定義未來的那些話語。
這是在法國引領了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大詩人、評論家保爾？瓦萊裏於1935年面對母校的中學生們進行講演時説過的一段話（由於偶然的一致，這也是母親生了我以後難以恢復的那一年，還是母親從朋友那裏得到當年剛剛出版的《魯迅選集》那一年。而魯迅就在那一年的翌年去世了）。我曾將這段話語翻譯過來並引用在了自己的小説之中（那是我為了孩子們和年輕人而寫的作品，叫作《兩百年的孩子》），在這裏，我仍然要引用這段話語。瓦萊裏是這麼説的：
我們最為重要的工作（被我翻譯為工作的這個法語單詞，在瓦萊裏的法語中是fonction。我希望你們之中學習法語的同學知道，在古老的文章裏也可以將其翻譯為職能這個單詞），就是創造未來。我們呼吸、攝取營養和四處活動，也都是為了創造未來而進行的勞動。雖説我們生活在現在，細究起來，也是生活在融於現在的未來之中。即便是過去，對於生活於現在並正在邁向未來的我們也是有意義的，無論是回憶也好，後悔也罷……
有關未來的這個定義做得確實非常出色，因此，我似乎沒有必要另外加以説明。我只是想把該講演中的這一段話語送給北京的年輕人，而且，回到日本後如果得到講演的機會，也會把今天這段話原樣傳達給東京那些年輕人。
下面，我要講述這一段話語現在在我身上喚起的幾個思考，從而結束今天的講話。首先，我想請大家注意我所引用的瓦萊裏這段話的結尾處。我再讀一遍，就是“即便是過去，對於生活於現在並正在邁向未來的我們也是有意義的，無論是回憶也好，後悔也罷……”這一處。
關於過去，喚起回憶也好，後悔也罷，如果確實具有意義的話，那又是怎樣一種意義呢？我在這樣詢問自己（這也是瓦萊裏詢問作為自己晚輩的那些年輕的法國人、法國的青年和少年的問題，因為這正是面對他們而進行的講演）。然後，我想出了自己的答案。瓦萊裏進行這場演講那一年，他已經六十四歲了。作為已然如此上了年歲的老人，他本人當然擁有各種各樣的回憶。瓦萊裏知道，已經步入老境的自己如果只是回顧流逝了的過去，只是回憶年輕時曾有過這樣或那樣快樂的往事等等，是不可能產生積極意義的，也不可能在自己的人生中產生足以生成新因素的力量。
那麼，後悔又如何呢？自己在年輕時曾做過那般愚蠢的事情，曾對別人幹下殘酷無情的事情……現在回想起這一切便感到後悔了。只要是一個正常的人，上了年歲後都會想起這樣一些往事併為之而後悔。作為一個人來説，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此這般地後悔就能夠產生出積極意義嗎？對於生成某種新因素就能夠發揮什麼作用嗎？不還是沒有積極意義、不能為生成新因素而發揮作用嗎？只是一味沉淪於對過去所做壞事而引發的痛苦、遺憾以及羞愧的回憶之中，後悔自己如果沒做下那壞事就好了……
但是，瓦萊裏的思考卻已經進入了另一個層次。瓦萊裏認為，我們生活於現在，而生活於現在即是在邁向未來；我們現在生活着，呼吸着，攝取着營養並四處活動，這都是為了創造未來而從事的勞動；我們生活於現在，而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創造未來；因為，這是為了自己，為了社會，為了國際社會，為了國家，為了世界……
瓦萊裏告訴我們，在這種時候，對過去的回憶才會產生意義，將恢復我們曾經失去的真善美，使得未來比現在更為美好，更加豐厚；在這種時候，後悔也將產生意義，使得未來不會再度出現我們為之悔恨不盡的那些愚蠢的、恐怖的和非人性的事情。也就是説，現在就要開始創造美好的未來。
我認為這個想法是非常正確的，我從內心裏想把這些話語贈送給北京的年輕人、甚至尚處於孩子年齡的你們。同時，我也想把這些話語贈送給東京那些年輕人、甚至尚處於孩子年齡的他們。
現在，日本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以及日本人與中國人在精神領域非常重要的深處的關係，究竟出現了哪些惡變？出現了哪些具體而直接的惡變？那就是日本的政治領導人不願意重新認識侵略中國和對中國人民幹下極為殘暴之事的歷史並毫無謝罪之意。豈止如此，他們的行為還顯示出了與承認歷史和進行謝罪完全相悖的思維。小泉首相在今年8月15日進行的參拜，就顯示出了這種思維。其實，較之於小泉首相本人一意孤行的行為，我覺得更為可怕的，是在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之後，由日本幾家大報所做的輿論調查報告顯示，認為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挺好的聲音竟佔了將近50%。
小泉首相很快就要離開政權，作為其最後的演出，他於8月15日參拜了靖國神社。可那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作為已經過去的事物，挺好！很多日本人也許是以過去時態發出了這種支持的聲音。然而，我卻無法忘卻瓦萊裏所説的那些話語——人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創造未來，準備未來。我是一個已然七十一歲的老年小説家，我深為不遠之未來的日本人的命運而憂慮，儘管那時像我這樣的老人已經不在人世。而且，我，還有我們，被一種巨大的悔恨所壓倒，那就是沒能在日本與中國、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關係這個問題上達到目的並迎來巨大轉機。
然而，你們是年輕的中國人，較之於過去，較之於當下的現在，你們在未來將要生活得更為長久。我回到東京後打算對其進行講演的那些年輕的日本人，也是屬於同一個未來的人們。與我這樣的老人不同，你們必須一直朝向未來生活下去。假如那個未來充滿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麼，在那個未來世界裏必須承受最大苦難的，只能是年輕的你們。因此，你們必須在當下的現在創造出明亮、生動、確實體現出人的尊嚴的未來，而非前面説到的那個充滿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來。我憧憬着這一切，確信這個憧憬將得以實現。為了把這個憧憬和確信告訴北京的年輕人以及東京的年輕人，便把這尊老邁之軀運到北京來了。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已然七十一歲的日本小説家，要把自己現在仍然堅信魯迅那些話語的心情傳達給你們。七十年前去世的魯迅顯然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説家之一。我和你們約定，回到東京以後，我會去做與今天相同的講演。
惟有北京的你們這些年輕人與東京的那些年輕人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解，並在此基礎上展開友好合作之時，魯迅的這些話語才能成為現實。請大家現在就來創造那個未來！
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作者：大江健三郎翻譯：許金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