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三日晚間NHK播放的電視節目，是我和電視節目主持人以及攝像師朋友們長期合作共同製作完成的。今年是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四十五週年。很早就開始策劃製作一部主題為《世界還記得廣島嗎？》的節目。我對電視節目製作本不熟悉，但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接受了節目策劃這樣大難度的工作。
我從長子光出生的那一年夏天開始，就經常去廣島。今年六月是光的二十七歲生日，我
的把以廣島為中心思考社會、世界和人作為自己文學活動支柱之一的工作也已經過了二十七個年頭。
我對廣島的體驗寫在《廣島札記》裏，後來又寫過不少各種形式的文章。其觀點大概是這樣的：人類在廣島、長崎所遭受的核武器打擊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這種表現絕不過於草率——悲慘事件。而且在將近半個世紀裏，這極具“威力”的核武器對國際形勢的變化起着巨大的作用。被原子彈轟炸的人由於放射線污染造成第二代人的各種疾病，受害者老年後會出現白內障、癌症等病症，原子彈轟炸造成的悲劇至今仍在繼續。
我們也絕不能忘記的是，從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的那一天開始，各種各樣救助原子彈受傷者的活動就開展了，而且今天還以新的形式繼續着。今年夏天，我在廣島見到這樣一位老年婦女。她十七歲時遭受原子彈轟炸，當時她新婚不久，丈夫應徵上了前線，自己不僅要忍受被燒傷的肉體痛苦，而且還要忍受在夫家受歧視的精神痛苦，但她仍然頑強地生活下去，撫育孩子，後來成為廣島演講團的一員，向年輕人講述原子彈轟炸的慘禍。她這樣的人，從四十五年前夏天的那一天開始，就面對核武器的威力和受害者的悲慘，為恢復人性而堅持不懈地奮鬥着。
我經常想起他們的核心人物、原子彈轟炸醫院重藤文夫院長。重藤博士擔任廣島紅十字醫院副院長，赴任不久的那天，他在廣島火車站前面打算換乘電車去醫院上班，遭到了原子彈轟炸。從下午開始，無數傷員抬進醫院接受治療。
現在想起來覺得不可思議，重藤博士是專門研究X光透視治療的醫生，他立即發現醫院地下倉庫裏的透視底片被曝光，開始仔細觀察轟炸中心地的方向與醫院內外的受害者、受害物之間的關係，成為最早確認投在廣島的新型炸彈種類的判斷者之一。
光在六月出生，我第一次見到重藤博士是那一年的八月。當時我還年輕，生下來的第一個兒子腦部就不正常，束手無策，不知如何解決，心亂如麻。我為了撰寫在廣島召開的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的報告文學而前往廣島。那次大會在蘇聯的核武器是否為了正義、和平的評價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導致分裂。在這個極其困難的時刻，我對政治性的羣眾運動幾乎一無所知、毫無經驗，為什麼會接受大會報告文學的撰寫任務呢？
現在我能明確回憶起來的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情緒的迫切要求。如果不把自己的情感推向更廣闊的視野裏去，就會被孩子的苦惱所壓垮。另一個是當我接受《世界》雜誌的年輕編輯一再要求撰寫報告文學的任務後，從當時借居的二樓窗户俯視他離開大門的背影，忽然發現那身影看上去悲涼楚憐。
這位年輕的編輯安江良介君現在是巖波書店的社長，成為我終生的好友。當年是他説服我接受這項工作，其實他把我從被殘疾孩子弄得焦頭爛額的處境中拉出來寫報告文學，大概也隱藏着自己的憂鬱——他當時剛剛失去第一個孩子。
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吵得不可開交，弄得我筋疲力盡，但我還是抽空到廣島原子彈轟炸醫院採訪，聽重藤文夫博士講述自己遭受原子彈轟炸的經歷和治療的經驗，我覺得受到真正的鼓勵，從內心深處治癒了自己的疾病。我的眼前展現出一片嶄新的人生視野……
在大學教過我的研究法國文藝復興的專家渡邊一夫教授，對文藝復興的核心思想人文主義做過幾個定義。其中一個定義是“不要過於絕望，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重藤博士談論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廣島以及受害者的治療問題時，顯然認為對這次慘重的災禍“不要過於絕望，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表現出人文主義者對待苦難的態度。
我對這位年輕時專攻X光透視醫學、具有不屈性格的醫生恰好被派到廣島醫院工作這件事覺得不可思議。而且，對自己面臨人生第一次也許是最大危機的時候，能夠在廣島聽到醫學專家的教導也覺得不可思議。正因為我在大學接受過另一位也是我終生老師的教育，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完全理解重藤博士的人生思想。
這些重要因素結合的瞬間如命運一樣存在於我的人生過程中。後來經過更多的實踐，我現在對此堅信不疑。我有時候覺得，這是某種超人的存在通過我們人類“擊中中心”的瞬間。
在綠葉葳蕤的時候，我到離廣島不遠的一座以釀酒著稱的小鎮郊外訪問重藤博士出生的老家。這一帶舊房屋所在的地方顯示是頗有歷史的墓地。先生説過自己是農民的兒子。在綠樹茂密的山中墓地上，我向身體仍然矍鑠硬朗的夫人詢問先生原子彈轟炸那一天之後的往事。一顆巨大的炸彈落在廣島，引起一場浩劫的消息很快傳到附近的市町村，而且慘不忍睹的受傷者也紛紛逃到郊外。
晚上，夫人對重藤博士是否活着幾乎已經絕望，但她還是打算第二天去廣島尋找遺體，好不容易弄到一張去廣島的火車票，便坐汽車去市區取票。而重藤博士倖免於難，在一個釀酒的朋友家裏避難，喝了一些酒，慶幸自己死裏逃生，然後推着自行車——擔心騎車危險——往家裏走，沒想到在街上碰見妻子。
重藤博士從郊區搭乘去廣島救援的卡車回去，那天就開始為原子彈轟炸受傷者治療。由於通往廣島市中心區的道路被封鎖，他就在市郊的練兵場上為受傷者治療。作為醫生，儘管只是給傷口——當時不知道扔下來的是什麼炸彈——抹些燒傷油，對於無數的受傷者卻是多大的精神安慰啊。
就在重藤博士盡心盡力為大家治療的時候，突然發現一個受傷的軍人站在自己身邊的草地上一直敬禮。問他為什麼這樣，那個軍人回答説：這一場悲慘的戰禍是自己造成的，而您，一個非軍人，為戰爭的犧牲者這樣奮不顧身地工作……
當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裏的重藤博士大概沒有精力向夫人談論這樣的事吧。第二天，他又去廣島，之後連續幾週一直在紅十字會醫院裏工作。一個月以後，他身體虛弱、疲憊不堪地回到家裏。
我第一次見到重藤博士的時候，就在心裏嘀咕他本人是否有原子病症狀，但沒有問他。這次問他的夫人，夫人微笑着回答説：他以前體質虛弱，帶有神經質，自從遭受原子彈轟炸以後，性格發生很大變化，別人都説他變得寬容大量，身體非常健康。
在為治療原子病患者和維持醫院運營而日夜操勞的那幾年裏，重藤博士正步入中年，身心發生鉅變，判若兩人，也許這為他後來一生從事的活動打下了基礎。我每次閲讀有關埃裏克森的《中年的自我存在危機》幾篇評論和論文的時候，腦子裏自然而然地浮現出重藤先生的面容，與文章裏的描寫重疊在一起。
重藤博士不正是通過向廣島這一場浩劫進行勇敢的鬥爭，進入超越“中年的自我存在危機”的新的人生階段了嗎？原子彈轟炸後的考驗難道不正是為新的重藤博士的誕生——也是為了許許多多原子彈受害者的光明——而“擊中中心”嗎？
我這麼考慮是因為個人的原因。我的長子出生時腦部不正常，那時我二十八歲。我雖然比一般人早工作，但從人生年齡來看卻是晚熟，這個年齡對於我來説，也許正處在“青年的自我存在危機”，或者已經進入危機即將結束的高xdx潮期。在專家看來，我的見解也許大大偏離埃裏克森的定義……
就在我即將進入危機高xdx潮的時候，殘疾長子的出生一下子壓在我身上。我感到非常痛苦，努力調整自己的心態，兒子經過手術，終於可以留在家庭裏生活，我以虛構的形式把整個過程寫進小説，可以重新統和整體體驗。於是，我突然發現自己已經度過了“青春的自我存在危機”。那些事情也如“擊中中心”一樣出現在我人生的重要時期裏。
重藤博士曾幾度對我説起一位年輕的眼科醫生，心裏一直非常難過痛心。那時正是盛夏，紅十字醫院裏擠滿原子彈轟炸的受傷者。不斷有人死去，院子裏火化屍體的烈焰終日熊熊燃燒。這時，一位年輕的醫生對重藤博士訴苦，説自己根本沒有力量拯救這些受苦受難的人們。人類歷史造成如此的悲慘愚昧，人類怎麼還能精神正常地繼續生存下去呢？對於這麼多的受傷者、許許多多瀕臨死亡的人，我們束手無策，卻還要努力救治他們，這不是徒勞無益嗎？
重藤博士對這個牢騷不停的年輕醫生説：既然我們面對這麼多痛苦不堪的受傷者，只能竭盡全力為他們治療。然而，就在他離開門診室的一小會兒時間裏，那位年輕的醫生吊死在走廊被炸燬而裸露出來的釘子上。重藤博士指着如無數的荊棘扎穿堅固牆壁的窗玻璃——那一堵樓梯的牆壁至今依然保留——話語裏充滿苦澀。
夫人告訴我，重藤博士還對那位年輕的醫生説，雖然現在整個廣島已經變成一片廢墟，到處都是殘垣斷壁，但是隻要翻過一座山頭，那邊照樣是碧綠的原野、美麗的樹林，你去那兒休息幾天，安定一下情緒。我在夫人的陪同下前去參拜重藤博士的墳墓，樹木繁茂，新綠滴翠。當他對絕望的年輕醫生説翻過一座山頭就有碧綠的山野的時候，他的心裏大概浮現出自己在原子彈轟炸的第二天早晨返回廣島時看見的，這祖祖輩輩生活的綠色土地以及留在這塊土地上的妻子和幼子吧……
我在廣島會見的許多人如今都已去世。甚至可以説，健康生活的老年人實在是特殊的例外。我在原子病醫院見過的那些住院患者，恐怕沒有一個人現在還活在世上吧？重藤博士對我説過：有的外國人來醫院慰問原子病患者，當他們再次來訪時，一定都要求和前一次見過的患者見面，但這樣的幸運者至今一個也沒有……
但是，廣島、長崎的這些已經步入老年的原子彈受害者現在仍然頑強地堅持開展《原子彈受害者救助法》的運動。這個運動一方面要求國家基於補償精神對原子彈受害者給予經濟救援，同時要求政府與美國一道承擔原子彈轟炸的責任，發起廢除核武器的活動。這些至今還飽受原子彈轟炸所造成的災難痛苦折磨的倖存者替死者發出的吶喊，他們開展的正確而極具人性的運動，不是博得許許多多人的支持和共鳴嗎？
許多人已經死去，即使活着，也正步入老年。然而，我站在重藤博士故鄉的土地上，望着滿眼年年更新的綠色山野，回憶那些在我心裏留下深刻印象的死者，同時也感覺到，在這個世界的深處，死者們的生命也在不斷地更新、再生，激勵着人們一直記住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