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以色列、約旦邊境苦等時，由於兩國海關都告示嚴禁旅客攜帶任何食品，我們在驕陽、蠅羣中飢餓難忍。與約旦海關商量，到他們的職工食堂買了一些粗麪餅包生黃瓜，一人還分不到一個，當然不解決間題。夜間抵達安曼，只想到任何一個地方去填飽肚子，即便是最粗劣的餐食也不會計較了。對於這個沙漠中的小王國，我們早準備好了承受的底線。
但是，車過一條安靜的小街，竟然看到了一盞大紅燈籠，喜融融的紅光分明照着四個篆體漢字：中華餐廳萬當時在我們心中，這真是荒漠甘泉。急匆匆衝進去，見到的幾個服務生都是約旦人，用英語招待，但我們的嗓門引出了廚師，一開口，地道的北京口音。於是，一杯茉莉花茶打頭，然後讓我們膛目結舌地依次端出了：紅燒大黃魚、幹偏四季豆、蘑菇偎豆腐、青椒炒雞丁。
筷子慌亂一陣，心情才‘慌亂起來：這是到了哪裏？我們遇到了誰？難道是基度山伯爵安排的山洞盛宴，故意要讓我們吃驚？舉頭四顧，只見牆上還懸掛着各種中國佔－典樂器，又有幾幅很大的舊戲照，我和妻子對此還算內行，是《四郎探母》和《春香鬧學》，演員面相不熟，但功架堪稱一流。
直到上面條之前，主角出場了。一位非常精神的中國老者，筆挺的身材，黑西裝，紅領帶，南方口音，略帶一點四川腔。按照中國人歷來打招呼的習慣，我們問他是哪裏人，他説是安徽合肥東鄉店埠，妻子撫掌而笑，逗引他説了一通合肥土話。
他叫蒯松茂，七十一歲，曾是台灣當局駐約旦“大使館”的上校武官，一九七五年約且與台灣斷交，與大陸建交，他就不回台灣了，留下來開中國餐館，至今已有二十五年。
我問他，像他這樣身份的人為什麼選擇開餐館？他説，既然決定不回去了，總要找一件最適合中國人做的事，做其他事做不過當地人。但真正開起來實在寸步難行，在約旦，哪裏去找做中國菜的原料和佐料？幸好原來使館一位上海廚師也不走了，幫助他，廚師退休後由徒弟接，現在的幾位廚師都是從大陸招來的。二十五年下來，這家中華長廳在約旦首屈一指，又在阿聯酋開了一家等級更高的分店，生意司時良紅火。連侯賽因（台灣譯胡笙）國王和王后也到這裏來用餐，滿口稱讚。顧客八成是約旦的阿拉伯人，二成是歐美遊客，中國，人極少。他一邊説，一邊習慣地用餐巾擦拭着盤於，用眼睛餘光注意着每個顧客的具體需要，敏捷地移過去一隻水杯、一瓶胡椒。我問：“這麼晚了，你自己吃過晚飯沒有？"他説：“侍候完你們再吃。”他輕鬆地用了“侍候”兩字，使我們無顏面對他的年齡。但奇怪的是，他的殷勤一點也沒有減損他的派頭。派頭在何處？在形體，在眉眼，在聲調，在用詞，在對一切顧客的尊重。
我又問，在這麼僻遠的地方居住幾十年，思鄉嗎？這是一個有預期答案的問題，但他的答案出乎意料：“不，不太思鄉。對我來説，妻子在哪兒，哪兒就是家；對妻子來説，從小與她相依為命的阿姨在哪兒，哪兒就是家。我們非常具有適應性，又好交朋友，到任何地方都不寂寞。我們天天聞到從中國運來的蔬菜食品的香味，各國客人到我這裏來品嚐中國菜，我是在異國他鄉營造家鄉。”“怪不得你還蒐集了那麼多中國傳統文化的記號。”我指了指滿牆的樂器、戲照，説。
“戲照用不着蒐集，那是我妻子。”他趕緊説明。“你太太？”我有點吃驚，“她的表演姿勢非常專業，怎麼會？"
“跟她母親學的。她母親叫姚谷香，藝名姚玉蘭，杜月笙先生的夫人。”
“這麼説，你是杜月笙先生的女婿？”我問，他點頭。
這種發現，如果是在上海、香港、台北、舊金山，我也就好奇地多問幾句罷了，不會太驚訝，但這兒是沙漠深處的安曼！於是，不得不冒昧地提出，允不允許我們明大到他家拜訪，看望一下蒯太太？
蒯先生眼睛一亮，説：“這是我的榮幸，我太太一定比我更高興，只是家裏太凌亂、太簡陋了，怕怠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約j王安免，夜宿Arwad旅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