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的城鎮間旅行，看得最多的是建築。時間一長，難免與中國的建築對比起來。
最強烈的對比是年代。
從雅典和羅馬開始，歐洲保留了大量的古典建築，一查年代讓人咋舌。例如，巴特農神殿至今還被看成古典建築結構的至高典範，但它已經建了二千四百多年，相當於中國孔子的年歲，竟然還這麼虎虎有生氣地站立山巔。
羅馬的萬神殿也許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至少二千年了吧，整個穹頂還如此精美堅固，幾乎所有的參觀者都會判定它是自己平生見過的最傑出建築之一。但若以年代比照，我們中國遊客都會心中一沈，無法想象一個漢代的地面建築能如此完好地保存到今天。
至於像佛羅倫薩、巴黎那些構成都市規模的古典建築羣，也有六七百年曆史了，我們中國當然也保存了一些明代建築，卻不可能像這些歐洲建築那樣構成今天都市的主幹性景觀，而且還付諸實用，每天任擁擠的人流大進大出。
這個景象使很多初來乍到的中國旅行者很受震動。原本總以為我們擁有歷史，人家擁有現代，看來事情並不是這樣。如果我們僅僅因歷史過於厚重而失落了現代，這倒是一個不難讓人理解的理由，但厚重的歷史保存在哪裏呢？走到歐洲街道上東張西望、暗暗比較，方知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兩頭失落。
有人説，中國保存不了很多古典建築，是因為太多改朝換代，太多兵荒馬亂。然而，只要查查歐洲歷史就可明白，他們改朝換代的頻繁程度，兵荒馬亂的酷烈程度，都超過中國。
其間一個區別是，中國自古以來習慣於把攻擊對象整個兒毀壞，非燒即拆，斬草除根，不讓它陰魂盤繞，死灰復燃；歐洲則不然，更在乎所有權的轉移，即更在乎佔領和搶掠。
這是有原因的。歐洲文化本有一種超越政局更迭的穩定性，宗教的力量、貴族的存在又使無數精美教堂、典雅宅邸成為民眾心目中不可搬移的審美圖像和生態圖像；而中國較為象樣的生態，總是被看成是權力結構的直接延伸，因此每每與權力結構共存亡。
順着這條思路，當代中國文化人便會產生很多感慨、寫出大量文章了。但是，隨着年歲增長我已發現這種思路的片面性。
現在我願意以更平實的態度來對待這樣的問題。因為除了社會政治走向可以評定優劣外，各個自成系統的生態文明也都有形成的充分理由，應該以多元心態一視同仁。
如果以平實的態度來解釋中國古典建築為什麼比歐洲保留得少，至少不應該無視以下這兩個因素：
一，中國的建築，主要以木材為構架；歐洲的建築，則以石材為上選。兩種主幹性材料的不同，決定了延續時間的長短；二，不同的材料選擇，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觀念。歐洲追求宗教意義上的永恆，而中國則追求生生不息、代代更新。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並不看重凝固的永恆。樹木的生命過程與人的生命過程密切呼應，人世間二十年為一代，木構架的房屋也需要二十年大修一次。中國的下一代對於上一代的服從和孝順遠遠超過歐洲，但他們最大的孝順是重振家業、推陳出新，因此拆老宅、建新屋的夢想幾乎成了一種掌控九州島的行為倫理。
這種對比很有趣味，因此走在歐洲，我並不對中國古人的選擇深感羞愧，或義憤填膺。
另一個對比是色彩。
這倒是一個讓我感到難過的話題。
與我們交談的很多歐洲人，包括一些資深的建築師，都認為中國建築的一大特點是色彩華麗、塗金描紅、龍飛鳳舞。他們的依據是在北京和台北看到的一些宮殿式建築，以及遍佈歐洲各地的中國餐館。
這種交談有一種心照不宣的常識背景，那就是彼此都知道，在人類審美的高低雅俗等級中，大凡自然、和諧、中性、收斂為高雅，反之，人工、極端、豔麗、刺激為低俗。現代派藝術家會突破這種常識，但那顯然不屬於中國的宮殿式建築和餐館。
如果把這種特點看成是東方情調，卻又不妥，歐洲朋友禮貌地説：日本在色彩上倒是崇尚自然。
我們的豔麗喜好，近年來又越演越烈。大城市的品級追求被引導到恢復民族特色，這倒罷了，卻又把民族特色解釋成那些雕琢的宮廷符號，結果，黃燦燦的大屋頂離開了整體格局到處覆蓋，近乎災難。有些新興城市雖然擺脱了這種災難，卻噴湧出無數熒光粉塗寫的招牌，滿目妖豔。農村更其過分，好像色彩是富裕的唯一標誌，居然讓那麼多惡濁的人工色掩蓋了近在咫尺的自然色，真可以説是“閉月羞花”。
於是，幾乎所有的中國旅行者都承認，歐洲無論城鄉，最讓人感到舒適安靜的就是那徹底收斂的色彩。他們似乎不是在競爭熱鬧而是在競爭素淡。
一些熟識的歐洲朋友有時想對我們中國人作一點色彩學的啓蒙，他們常常故作隨意地説出一句、兩句：
“其實灰色裏能夠看出銀色，不必真讓它發亮……”
“反而是單色最自由，因此也最豐富……”
“世界上沒有一種人工的豔麗，通達過偉大……”
聽到這些話時我確實有一點憋氣，因為這些道理，中國人明白得比他們早得多，怎麼反倒要由他們來啓蒙“五色令人目盲”———這樣明快爽利的話，中國哲人在兩千四五百年前就説了，而且後來的歷代中國文人無一不知。查閲其它古文明的先哲遺言，沒有誰説得比這更加透徹。
更充分的證據是，中國古代繪畫都嫺熟於單色水墨，而疏淡於色彩敷用；可以作為中國藝術最獨特標誌的書法，則是千年一色，而且是最沉着的黑色。
我認為，中國人當然也會喜歡華麗，有不少辭賦為證，但中華美學的元典性立場並非如此。朴茂大氣如古鼎舊陶，正是中國古代最上品的建築色彩。只不過後來的宮殿廟廊越來越追求歌功頌德、祈福避禍的淺薄象徵，才越發失去控制，走向惡性氾濫。
為此，我曾與一位法國建築師開玩笑説：“真是陰錯陽差，不知着了什麼魔，中國古代哲人收斂色彩的美學主張居然在你們這兒開花結果。看着吧，我們遲早要奪回那種無比美麗的單純和自然，好讓祖先們瞑目。”
還有一個對比是情調。
我前面説過，古代中國文人大多明白收斂色彩的道理，因此日常也在水墨繪畫和書法中陶冶情懷，這是他們的文雅處。但這種文雅有時也走火入魔，把一些文學性想象納入建築設計，尤其在庭園建造中誇大借景、比擬、象徵的作用，形成一種情調化的風尚。
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把這種做法看成是中國傳統建築中的優秀傳統，甚至看成是中華美學的基本特徵，我本人以前也曾有過這種誤解。直到有一年在北京《讀書》雜誌上讀到對台灣建築學家漢寶德先生的介紹，頓生狐疑，立即囑咐我指導的一位外國博士生滿世界尋找他的著作，找到三本一讀，恍然大悟。
綁來我去台灣結識了漢先生，承他陪我吃『鼎泰豐”、看“鴻禧博物館”，又到他家長談，才開始明白建築上的一些事理。即便我上面所説的一些觀點，很多也來自於他，我想不少台灣讀者一看就清楚。此刻我手邊正好有一冊他所著的《明清建築二論》，隨手翻到一頁便見到他引述的一位古代建築學家對園林佈置的論斷：
石令人古，水令人遠，園林水石，最不可無。要須迴環峭拔，定插得宜。一峯則太華千尋，一勺則江湖萬里，又須修竹老木，怪藤醜樹，交復角立，蒼涯碧澗，奔泉風流，如入深巖絕壑之中。
昂寶德先生對這段話的評價是：
『太華千尋”、“江湖萬里”，是中國地理形勢上的事實，其壯闊的氣魄本是一個泱泱大國所具有，文學家們為此所感乃為必然。但用一塊石頭造成“太華千尋”的感覺、用一瓢水造成“江湖萬里”的氣勢，甚至於“奔泉風流”、“深巖絕壑”，若不是有精神病，則必然是做白日夢。然而，明清兩代的園林設計多是這樣去構想的。
這實在是説得痛快極了，不僅指陳了中國文人給建築學帶來的病態，而且也點穿了中華美學研究中的一些歧路，消解了一種有關情調的夢幻。
其實這個道理中國古代的智者也是知道的。當一塊石頭是一塊石頭，一瓢水是一瓢水的時候，這是第一層次；當一塊石頭象徵成了高山，一瓢水象徵成了江湖，這是第二層次，小聰明的所在，酸文人的天地，很多人留連忘返，傲視第一層次的愚鈍；毫無疑問還必須出現第三層次，那就是一塊石頭又成了一塊石頭，一瓢水又成了一瓢水，不再有任何象徵，不再承擔任何意義，它只提供自然形態，洗掉了文人氣息。這種感悟，中國古代有過。
這也像舞蹈，當舞者的軀體不再代表海鷗、奔馬、英雄、戰爭、枯樹、幽靈，而又迴歸於他自己的本真生命，也就由第二層次上升到了第三層次。
以我之見，中國在唐宋之前，比較講究本真，包括建築和園林建造在內。後來所謂“胸中的山水”，是文人無法直接面對大山大水時代的自我安慰。可以想象，如果讓屈原、司馬遷、李白他們看到盆景藝術，將會是一種什麼神態。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也就可以理直氣壯地陳述一種由來已久的感覺：一直被視為中國建築學奇葩的明清園林，並不能代表中國古代建築的高層境界。
相比之下，以幾何圖形構建的法國園林，倒是坦然地呈現出一種徹底的人工氣息，由於氣魄宏大、精雕細刻，足以讓人精神一振、耳目清亮。但無論如何，把自然物裁割得太過分了，處處透露出人們隱藏在精緻裏的囂張。自然就是自然，在今天看來，它不適合像中國明清文人追求的那樣作以小見大的象徵，也不適合像法國王室在凡爾賽宮等處做的那樣被任意扭曲的規整。
懊像，英國的自然園林更加合意。
寫到這裏我已明白，在歐洲感受中國建築，就像感受其它中國文化課題一樣，視角多、線條雜，無法一言以蔽之。如果任意漫談，即便像我這樣的外行，也可以拖拖拉拉説上很久，難以言盡。
我想讓一位熟悉中國的法國女建築學家來歸納這個話題。
那天我和兩位導演一起到她家訪問，她一開始就坦誠地説：『你們不要太相信美國人，他們看上中國的是市場。不像我們法國人，看上中國的是文化。”
要她談談對中國建築事業的感受，她説：“中國確實拆了很多不該拆的房，造了很多不該造的樓。拆錯了，就再也造不起來；造錯了，又很難炸掉。中國建築界以前的問題是輕視歷史，近幾年的問題是急功近利。輕視歷史便亂拆，急功近利便亂造。”
她的尖鋭引來了她丈夫的異議。她丈夫是一位經濟學家，此刻正坐在她身邊。
這位經濟學家衝着妻子説：“我們的想法比你們實際。中國那麼多的人口，那麼大的地方，以前生活狀態普遍不好，現在終於好起來了，當然要儘快解決老百姓的住房問題，如果太講究建築的文化格調，中國各省各縣都需要有大量高水準的建築學家，那要等到什麼時候我認為，快速改變人們不可忍受的生活，在這一點上應該急功近利。”
他的話使我想起一件往事。五年前，一批台灣藝術家首次來上海，坐在出租汽車上看到街道兩邊已經很少見到老式的石庫門房子，便言詞激烈，沒想到那位出租汽車司機把車停了下來，一定要與他們辯論。他的主要論點是：你們為了文化參觀，逼迫上海人再住那種沒有衞生設備和煤氣管道的房子，於心何忍但是無論如何，女建築學家的基本意思是正確的。後來她與我們，包括她的丈夫，達成了一些共識，譬如：既具備現代功能、又體現歷史風範的經濟型民用住房，不必單個設計，而應該提供一系列範本，供自由選擇和成批生產；中國建築業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城市的整體佈局，應該從過去那種非專業化的長官意志決定，轉移到專家委員會的裁判上來；中國建築業的全面興盛，一定是在擁有了足夠新型國際性建築人才之後，因為只有他們才能從宏觀範圍內捕捉民族傳統信號，與現代需求的嫁接。
這些共識，主要是從建築學家的角度來考慮的，但建築的事關及全民，因此必須獲得法律的幫助，就像歐洲很多國家那樣。在那些國家，拆了不該拆的房，蓋了不合適的樓，都要受到法律懲處。
當然，比法律更為普遍需要的是教育。在歐洲，即便是在山鄉農村，我們也會驚歎他們的整體審美水平，這便是幾百年教育的結果，而這種教育大多不是發生在課堂。一個人不喜歡某種繪畫可以不進美術館，不喜歡某種音樂可以不進音樂廳，而建築則是一種強制性的審美，一旦出現，誰的眼睛也躲不了，必須年年看、天天看。這對很多市民來説構成一種積極或消極的審美適應，對於青年學生來説則構成一種順向或逆向的審美教育。結果，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審美水平漸漸水漲船高，或漸漸不可收拾。
由此可知，建築的事情確實不能像那位經濟學家主張的那樣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最容易阻礙人們的審美覺悟，以後覺悟了想彌補又總是為時已晚。奇怪的是我們每次在後悔不迭的同時總在進行着讓明天后悔的事，循環往復形成怪圈。
對我們周圍的很多人來説，什麼是建築建築就是由水泥澆鑄的後悔。
建築的這個定義也許可以進入《魔鬼辭典》。那就讓它在那裏待著吧，我們要抽出手來去阻止那種循環，破解那種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