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諾威的空間概念總是怪異的。
英國有個漢諾威王朝。那是由於兩國聯姻，陰錯陽差，漢諾威王室的公子成了英國國王，結果兩國共享一個元首，而且代代繼承。這事直到英國與中國打鴉片戰爭前不久才結束。
德國統一後，漢諾威作為工業基地，既頻頻地輸出侵略工具又屢屢遭受毀滅性打擊，據記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它成為盟軍空襲目標，市中心原有數萬居民，到最後只剩下幾百人蜷縮在防空洞裏存活下來。一種強蠻的空間慾望一旦失控，就有可能轉化為最狹隘又最危險的小空間，真可謂盈縮無常。
漢諾威從防空洞鑽出來後又遇到英國，但這次它與英國的關係與以前大不一樣了，有點尷尬。英國佔領軍舊情未泯，想給廢墟中的漢諾威帶來一點什麼，便在一家工廠的舊址舉辦工業博覽會，沒想到這一個點子漸漸發展成一個舉世矚目的事業。現在，漢諾威博覽會已成為世界各主幹企業發展趨向的重要座標。我已來過多次，每次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潮車潮向那裏集中，又從那裏出發，心想，這座城市還在做空間盈縮的文章，只不過這次真正做漂亮了。
漢諾威王朝之於英國，是一種古典政治的渡海傳奇；漢諾威廢墟之於盟軍，是現代地緣政治的血火恩仇；漢諾威博覽會之於世界，則是全球化經濟理念的驕傲凱旋。
由此，漢諾威成了一個極有彈性的感性意象。
漢諾威世界博覽會的德國館，進門像一個雕塑工場，橫七豎八地放着幾十個毛坯偉人，有的完成了一半，有的接近於完成，定睛一看都是德國人。牆上還有長長的留言牌，懇請世界各國觀眾寫上還應補上的人名，當然也應該是德國人。
這麼多雕像即使沒有完成也能被外國參觀者一眼認出，即使不好好排列也氣勢奪人，這種看似自貶的方式，實在是一種既聰明又大膽的構思，藴含着無須言表的民族驕傲。
這種驕傲竟以那麼謙和的聲調吐出：全部名單尚未確定，一切偉大都還沒有完成。這便是德國館的序言。
德國館的主廳，展示各州遴選出來的對人類文明作出過貢獻的人，但作為形象化的展覽一定需要有實物，於是，我們看到了馬丁·路德佈道的那個講台，十六世紀的雕木護欄蒼老而光滑，用現代的金屬護欄圍在四周，讓世界各國的參觀者仰視一個重要的精神轉折點。
作為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的思想背景要比胡斯深厚，因為當時他已受到意大利人文主義的深刻影響；他也比胡斯幸運，受到德國諸侯保護。
與胡斯近似的是，馬丁·路德也是一位教育家。他親自把《聖經》翻譯成德文，實際上也規範了德語教學，把宗教普及和教育普及結合起來了。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成功的，而且在歐洲產生了連鎖反應，羅馬教廷也在緊迫的情勢下進行了一些自我改革。由此，西方宗教在存在形態上走出了中世紀。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今天的德國還要把馬丁·路德請到世界博覽會德國館的主廳。他們真能選，僅此一人，就讓德國提挈起了西方近代的宗教精神。
一位陪我參觀的懂中文的德國朋友告訴我，大概由於馬丁·路德的關係，德國的教會現在給人的印象很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同的教派共同反對法西斯獨裁；在東、西德國對峙期間，兩方面的教會關係密切，為後來的統一做出了貢獻；在目前的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上，教會主辦了全國半數以上的幼兒園、敬老院，接近半數的醫院，以及全部的殘疾人之家，而且已經把這些事業發展到很多不發達國家。
人文主義、宗教精神、慈善情懷，組合成一種可觸可摸的暖流，潤澤人間。
我實在不想批評漢諾威世界博覽會的中國館，記得當時還一直在向周圍不滿的參觀者作一些解釋，希望他們原諒我們中國人在這方面的初來乍到。但是，當我轉了一圈終於全部看完，得知事先當地報刊民意測驗中中國館被列為德國觀眾最想參觀的展館之一，而又看到入口處排隊準備入場的世界各國觀眾多到那樣的地步，心裏就不是滋味。
可能不應全然責怪承辦者，問題的背景在於一種僵化的體制，一種陳舊的觀念，一種被曲解了的文化。
最難以理解的是那種漫不經心的草率。世界博覽，人頭濟濟，國家間的形象作近距離對比，再目空一切的發達國家也不敢對此馬虎。要麼一時不知深淺，乾脆不來，像美國；要麼集中一國最有創造力的思想家和藝術家苦心構思，精彩呈現，像德國、法國、日本、歐盟、阿聯酋。各國總要找到一個讓人耳目一新的主題，然後出示強有力的證據。中國館找不到主題，更沒有藝術構思，門外照例是長城照片和京劇臉譜，裏面除了有一個簡單的三峽工程模型外，稍有印象的只有兩點，一是幻想中的中國人登上月球的模型，二是以一個針灸穴位人體模型為中心的中醫介紹。這實在是草率得太離譜了，不知在驕陽下排着長隊的各國觀眾，看了作何感想。
泵想中的中國人登上月球，怎麼好意思當作一個內容提前展出呢這兒畢竟不是少年宮。在這方面我們實在太大膽。但另一方面又太謙虛，歐美都開過國際針灸大會了，中國館居然還在作針灸的常識介紹，又放了幾瓶普通的中成藥。那個針灸穴位模型，正好與德國一個州自稱世界第一個醫學人體模型的展覽形成直接對照。他們把人的循環系統和腑臟結構用現代高科技製作成了一個饒有興味的觀賞對象，又清晰展現了那位首創醫生的生平事蹟。
中國不是沒有東西可以展覽，但多年的思維習慣使很多人只會具體背誦一些經濟數據和技術指針，一旦要提煉整體文化便手足無措。想來想去，只剩下了長城照片、京劇臉譜和針灸模型。這三者的組合最通俗、最簡便，卻是對中華文明最普遍的誤會。
此間隱藏着一個美學課題：堂堂中華文化，弘揚了那麼多年，為什麼提煉不出象徵符號，尋找不出感性圖像不僅僅為展覽。文明應該可視，文化應該可感，中華文化並不長於抽象玄思，為什麼反而變得比長於抽象玄思的德國文化更不可視、更不可感不少中國文化人，為什麼變得比康德、黑格爾都枯燥，比尼采、王爾德都驕傲起來他們嘲謔着一切試圖把中國文化感知化的努力，也許這樣才便於他們在渾沌一片的迷霧中自命尊貴。
找不到文化圖像，也就找不到精神家園的前門後門，當然隨之也就找不到在文化意義上回歸和出發的地點。
與此相反，很多國家卻在文化意義上形象地論證着自己進入新世紀的資格，為此它們不惜暴露自己目前的困境和缺陷。例如法國館就真誠地表白，他們國家以前只不過是一個永恆的實驗室。法國人樂於想象、勇於實驗，實驗成果卻讓別人收穫了，自己老是靜不下心來，而現在，連實驗室也處於十字路口，不知走向何方。這種坦率反而證明，它找到了自己準備探索的地點，也因此吸引了國際的目光。
自省為了創造，自嘲也是為了創造。在世界博覽會的各個展館，各國都以異樣的真誠爭先恐後地向世人許諾，自己將在新世紀投入革新創造，相比之下，中國館的差距是整體上的。展覽做成這樣有點偶然，而這種偶然背後卻隱伏着一種文化精神生態上的必然。
問題不止是文化卻又直指文化。因此，真想哪一天能有更多國內的文化人到這樣的地方來看看，作些比較，然後明白，這些年越來越狹隘、越來越互斥、越來越無聊的津津樂道，究竟造成了什麼結果。
中華文化曾經有過至正至大的氣魄，那時的文化人生存基座不大，卻在努力地開拓空間：開拓未知空間，開拓創造空間，開拓接受空間，為此不惜一次次挑戰極限。今天的文化人不管有多少條聳人聽聞的“學術理由”，如果只是一味求小、求僵、求玄、求偏，遲早會讓大家丟人現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