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伐克與捷克分家後，首都設在布拉迪斯拉發，一個在我們嘴上還沒有讀順溜的地名。沿途景象表明，這裏還相當貧困。
兩位同伴上街後回來説：“快去看看，人家畢竟是歐洲”。
歐洲是什麼？我在街上尋找。是灰牆巴洛克？是陽傘咖啡座？是尖頂老教堂？突然我肅然停步：路邊一個真實的地下井口的鐵蓋已經打開，正有一個修理工人慢悠悠地伸頭爬將出來，而這一切其實是一尊街頭雕塑。
初見到它的行人都會微微一驚，在辨別真假的過程中發現幽默，然後愉快地輕步繞過。
這種幽默陳之於街市，與前後左右的咖啡座達成默契，這種默契訂立已久，因此澆鑄它的不是閃亮的鋼鐵而是古舊的黃銅。
其實即使不是街頭雕塑，歐洲處處可見這種阻礙人們快速行走的調侃和從容。
於是我可以找到詞句來概括歐洲了。所謂歐洲，就是用古舊黃銅雕鑄於街市的閒散和幽默。
斯洛伐克長久以來生存狀態不佳，而居然能保留住這種深層風度，我看有一半應歸功於藝術家。藝術家奉獻了這樣的雕塑，而他們自己就像雕塑中的修理工人，一直默默地鑽在地下，疏通着歐洲文明的管脈。
布拉迪斯拉發的市中心是一圈步行街，黃昏時分，這裏人頭濟濟，風華四溢，絲毫不比發達國家的城市遜色。
但是，這裏的行人過於漂亮，説明除了最自信的戀人們，別的人還沒有逍遙於户外的閒情；這裏的行人過於年輕，説明歷史如何虧待了上一代，使他們還沒有可能牽着小狗在街上消停，只把出門玩樂的事，完全交給兒孫。
那麼，論天下貧富，亮麗的青春不足為據。青春可以遮蓋一切，就像花草可以遮蓋荒山。真正的富裕躲藏在慵懶的眼神里，深深的皺紋中。
同樣，看城市潛力，擁擠的市中心不是標誌。市中心是一個旋渦，把衰草污濁旋到了外緣。真正的潛力忽閃在小巷的窗台下，近郊的庭園裏。
布拉迪斯拉發屬於春潮初動，精彩始發，不能不表現出集中的消耗狀態和表演狀態。如果社會發展狀況穩定，幾十年後，今天的年輕人老了仍然敢於拋頭露面，而他們的兒孫，也有工夫在街上悠閒，兩相結合，就會比今天的景象豐滿得多。
但奇怪的是，我在一些充分成熟的歐洲都市看到，除了旅行者，街邊坐着的大多是老年人，他們的年輕人到哪裏去了大概各有去處吧，例如海邊，只是不想逛街、坐街。他們把街道交給了爺爺和奶奶。
因此，就城市而言，如果所遇所見都年輕亮麗，那一定是火候未到，絃琴未諧。
這就像寫作，當形容詞如女郎盛妝、排比句如情人並肩，那就一定尚未進入文章之道。文章的極致如老街疏桐，桐下舊座，座間閒談，精緻散漫。
城市這篇文章，也是這樣。
追詢德國
只有柏林，隱隱然迴盪着一種讓人不敢過於靠近的奇特氣勢。
我之所指，非街道，非建築，而是一種躲在一切背後的縹緲浮動或寂然不動；看不見，摸不着，卻是一種足以包圍感官的四處瀰漫或四處聚合；説不清，道不明，卻引起了各國政治家的千言萬語或冷然不語……羅馬也有氣勢，那是一種詩情蒼老的遠年陳示；巴黎也有氣勢，那是一種熱烈高雅的文化聚會；倫敦也有氣勢，那是一種繁忙有序的都市風範。柏林與它們全然不同，它並不年老，到十三世紀中葉還只是一個小小的貨商集散地，比羅馬建城晚了足足二千年，比倫敦建城晚了一千多年，比巴黎建城也晚了六百多年，但它卻顯得比誰都老練含蓄，靜靜地讓人捉摸不透。
成為德意志帝國首都還只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事，但僅僅幾十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幾乎夷為平地。縱然這樣，當時新當選的德國領導人阿登納還是要躲開這個廢墟，他説：“一當柏林再度成為首都，國外的不信任更是不可消除。誰把柏林作為新的首都，精神上就造成一個新的普魯士。”
那麼，什麼叫做精神上的普魯士，或者叫普魯士精神更是眾説紛紜。最有名的是丘吉爾的説法：“普魯士是萬惡之源。”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正義的聲音，戰後盟軍正式公告永久地解散普魯士，國際間也沒有什麼異議。但是五十年後兩個德國統一，國民投票仍然決定選都柏林，而且也不諱言要復甦普魯士精神。當然不是復甦丘吉爾所憎惡的那種釀造戰爭和災難的東西，但究竟復甦什麼，卻誰也説不明白。説不明白又已存在，這就是柏林的神秘、老練和厲害。
當我們的車隊緩緩駛入柏林的時候，我想，有關普魯士精神的問題可以暫時擱一擱。既然這裏又成了統一德國的首都，那麼我們就要用自己的腳步和眼睛追問一些有關德國的難題。例如———人類一共就遇到過兩次世界大戰，兩次都是它策動，又都是它慘敗，那麼，它究竟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類在策動世界大戰前藝術文化已經光芒萬丈，遭到慘敗後經濟恢復又突飛猛進，是一種什麼力量，能使它在喧囂野蠻背後，保存起沈靜而強大的高貴歷史上它的思想啓蒙運動遠比法國緩慢、曲折和隱蔽，卻為什麼能在這種落後狀態中悄然湧出萊辛、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這樣的精神巨峯而雄視歐洲有人説所有的西方哲學都是用德語寫的，為什麼它能在如此抽象的領域後來居上、獨佔鰲頭一個民族的邪惡行為必然導致這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在世人面前大幅度貶值，為什麼唯有這片土地，世人一方面嚴厲地向它追討生存的尊嚴，一方面又恭敬地向它索求思維的尊嚴它的文化價值，為什麼能浮懸在災難之上不受污染歌德曾經説過，德意志人就個體而言十分理智，而整體卻經常迷路。這已經被歷史反覆證明，問題是，是什麼力量能讓理智的個體迷失得那麼整齊迷失之後又不讓個人理智完全喪失基辛格説，近三百年，歐洲的穩定取決於德國。一個經常迷路的羣體究竟憑着什麼支點來頻頻左右全歐，連聲勢浩大的拿破崙戰爭也輸它一籌俄羅斯總統普京冷戰時代曾在德國做過情報工作，當選總統後宣佈，經濟走德國的路，世人都説他這項情報做得不錯。那麼，以社會公平和人道精神為目標的“社會市場經濟”，為什麼偏偏能成功地實施於人道紀錄不佳的德國……
這些問題都會有一些具體的答案，但我覺得，所有的答案都會與那種隱隱然的氣勢、冥冥間的精神有關。
世上真正的大問題都鴻蒙難解，過於清晰的回答只是一種邏輯安慰。我寧肯接受像趙鑫珊先生那樣詩意的説法：“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頭，好像有種大森林的氣勢：深沈、內向、穩重和靜穆。”
泰勒説，德國人有過空前的自由，又有過空前的專制，卻未曾有過温和、中庸。這就很像森林，而不像平疇淺草、春光柳岸。有沖天喬木懮鬱問天，也有荊棘刺藤遍地蔓延，有神性，也有魔性，都是極端化的存在，可以敬之仰之，恨之斬之，卻很難找到一個庸俗無聊的巨大平台。至於迷路，也只有在森林裏才迷得生殺予奪、地覆天翻。
現在，這個森林裏瑞氣上升，祥雲盤旋，但森林終究是森林，不歡悦、不敞亮，靜靜地茂盛勃發，一眼望去，不知深淺。
也許，我想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