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河南安陽的殷墟遺址，我曾不斷地向東瞭望，遙想着一條古道上的大批行走者，由東朝西而來。
那是三千三百年前商王朝首都的一次大遷徙，由國王盤庚帶領。
他們的出發地，是今天山東曲阜，當時叫奄。他們的目的地，就是殷，今天的河南安陽。
這次大遷徙帶來了商王朝的黃金時代，也極大地提升了中華民族的早期生命力。我們從甲骨文、婦好墓、青銅器中看到的那種偉大氣韻，都是這次大遷徙的結果。
但是，當時商王朝中有很多貴族是不贊成遷都的，還唆使民眾起來反對，年輕的盤庚遇到了極大阻力。
我們今天在艱深的《尚書》裏還能讀到他為這件事發表的幾次演講。這些演講不知後人是否加過工，但我想，大體上還應該是這位真正的“民族領路人”的聲音。
聽起來，盤庚演講時的神情是威嚴而動情的。
我且把《尚書·盤庚（中）》裏所記載的他的一次演講，簡單摘譯幾句：
現在我打算領着你們遷徙，來安定邦國。你們不體諒我的苦心，還想動搖我，真是自找麻煩。就像坐在船上卻不願渡河，只能壞事，一起沉沒。你們這樣不願合作，只圖安樂，不想災難，怎麼還有未來？怎麼活得下去？
現在我命令你們同心合一，不要再用謠言糟踐自己，也不讓別人來玷污你們的身心。我祈求上天保佑你們，而不會傷害你們。我，只會幫助你們。
盤庚在這次演講最後所説的話，《尚書》記載的原文倒比較淺顯——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譯成白話文大概是：
去吧，去好好地過日子吧！現在我就打算領着你們遷徙，到那裏永久地建立你們的家園。
於是，遷都的隊伍浩浩蕩蕩出發了。
有很多單轅雙輪的牛車，裝貨，也載人。
商族在建立商王朝之前，早就馴服了牛。被王國維先生考證為商族“先公”之一的王亥，就曾在今天商丘一帶趕着牛車，到有易部落進行貿易，或者直接以牛羣作為貿易品。這便是中國最早對“商業”的印象。因此，商人馭牛，到盤庚大遷徙時早已駕輕就熟。
至於乘馬，早在王亥之前好幾代的“相土”時期就已經學會了。但不太普遍，大多是貴族的專有。
遷徙隊伍中，更多的是負重荷貨的奴隸，簇擁在牛車、馬騎的四周，蹣跚而行。
向西，向西。擺脱九世衰亂的噩夢，拔離貴族私門的巢穴，走向太陽落山的地方。
西風漸緊，衣衫飄飄，遠處，有一個新的起點。
半道上，他們渡過了黃河。
我們現在已經不清楚他們當時是怎麼渡過黃河的。用的是木筏，還是木板造的船？一共渡了多少時間？有多少人在渡河中傷亡？但是，作為母親河，黃河知道，正是這次可歌可泣的集體渡河，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片大地的質量，惠及百世。
渡過黃河，再向西北行走，茫茫綠野洹水間，有一個在當時還非常安靜但終究會壓住整部中國歷史的地名——殷。
由於行走而變得乾淨利落的商王朝，理所當然地發達起來了。
二
兩百多年後，商王朝又理所當然地衰落了，被周王朝所取代。
有一個叫微子的商王室成員，順應了這次歷史變革，沒有與商王朝一起滅亡，他便是孔子的遠祖。由此，孔子一再説自己“殷人也”。
大概是到了孔子的前五代吧，孔氏家族又避禍到山東曲阜一帶來了。
孔子出生的時候，離盤庚遷殷的舊事，大概已有七八百年。這一個來回，繞得夠久遠，又夠經典。
那個西遷的王朝和它後繼的王朝一起，創造了燦爛的商周文明，孔子所在的魯國地區也獲得了深厚的滋潤。嚴格説來，當時魯國已經成為禮樂氣氛最濃郁的文化中心，這也是孔子能在這裏成為孔子的原因。
在文化的意義上，曲阜，這個出發點又成了歸結點。這一個來回，繞得也是夠久遠，又夠經典。
孔子知道，自己已成為周王朝禮樂制度的主要維護者，但周王朝的歷史樞紐一直在自己家鄉的西邊，他從年輕時候開始就一再地深情西望。三十四歲那年，他終於向西方出發，到名義上還是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所在地洛邑（今洛陽）去“問禮”。
他已經度過了自己所劃定的“而立”之年，確立了自己的人生觀念和行為方向，也在社會上取得了不小的聲譽，因此他的這次西行有一點派頭。魯國的君主魯昭公為他提供了車馬僕役，還有人陪同。於是，沿着滔滔黃河，一路向西。
從山東曲阜到河南洛陽，在今天的交通條件下也不算近，而在孔子的時代，實在是一條漫漫長路。
孔子一路上想得最多的，是洛陽城裏的那位前輩學者老子。
千里奔波，往往只是為了一個人。這次要拜訪的這個人，很有學問，熟悉周禮，是周王朝的國家圖書館館長。當然，也可以説是檔案館館長，也可以説是管理員，史書上記載他的身份是“周守藏室之史”。這裏所説的“史”，也就是“吏”。
老子這個人太神秘了，連司馬遷寫到他的時候也是撲朔迷離，結果，對於他究竟比孔子大還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沒有向他問過禮的問題，歷來在學術界頗多爭議。我的判斷很明確，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極有可能向他問過禮。做出這種判斷的學術程序很複雜，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詳細推演。
記得去年在美國休斯敦中央銀行大禮堂裏講中國文化史，有一位華裔歷史學家遞紙條給我，説他看到有資料證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請我幫助他做一點解釋。我説，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書裏把老子和太史儋當做同一人。老子曾經西出函谷關，太史儋也曾經西出函谷關去找秦獻公，而太史儋出關的時間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後，事情就這樣搞混了。此外，也有一些學者根據《老子》一書中的某些語言習慣，斷定此書修編於孔子之後。我的觀點是，更可信的資料證明，把老子和太史儋搞混是漢代初年的事，按照老子的出世思想，他怎麼可能出關去投奔秦獻公呢？至於書中的語言習慣，則與後世學派門徒的不斷髮揮、補充有關，先秦不少古籍都有這種情況。
我相信孔子極有可能向老子問過禮，不僅有《禮記》、《莊子》、《孔子家語》、《呂氏春秋》等古籍互證，而且還出於一種心理分析：儒道兩家頗有對峙，儒家如此強盛尚且不想否認孔子曾向老子問禮，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難於否認。
接下來的問題是，孔子向老子問了什麼，老子又是怎麼回答的？
這就有很多説法了，不宜輕易採信。其實，各種説法都在猜測最大的可能。
我覺得有兩種説法比較有意思。一種説法是，孔子問老子周禮，老子説天下一切都在變，不應該再固守周禮了。另一種説法是，老子以長輩的身份開導孔子，君子要深藏不露，避免驕傲和貪慾。
如果真有第二種説法，那就不大客氣了。但在我想來，卻很正常。當時，孔子才三十多歲，名聲主要在故鄉魯國，遠在洛陽的老子對他並不太瞭解。見到他來訪時帶有車馬僕役，又聽説是魯昭公提供的，老子因此要他避免顯耀、驕傲和貪慾，是完全有可能的。
按照老子的想法，周王朝沒救了，也不必去救。一切都應該順其自然，那才是天下大道。過於急切地治國平天下，一定會誤國亂天下。因此，最好的歸宿是長途跋涉，消失在誰也不知道的曠野。
孔子當然不贊成。他要對世間蒼生負責，他要本着君子的仁愛之心，重建一個有秩序、有誠信、有寬恕的禮樂之邦。他的使命是教化弟子，然後帶着他們一起長途跋涉，去向各國當權者遊説。
他們都非常高貴，卻一定談不到一起，因為基本觀念差別太大。但是，憑着老子的超脱和孔子的恭敬，他們也不會鬧得不愉快。
魯迅後來在小説《出關》中構想他們談得很僵，而且責任在孔子，這是出於“五四”這代人對孔子的某種成見，當然更出於小説家的幽默和調侃。
認真説起來，這是兩位真正站在全人類思維巔峯之上的偉大聖哲的見面，這是中華民族兩個精神原創者的會合。兩千五百多年前這一天的洛陽，應有鳳鸞長鳴。不管那天是晴是陰，是風是雨，都貴不可言。
他們長揖作別。
稀世天才是很難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們平日遇到的總是追隨者、崇拜者、嫉妒者、誹謗者。這些人不管多麼熱烈或歹毒，都無法左右自己的思想。只有真正遇到同樣品級的對話者，最好是對手，才會產生着了魔一般的精神淬礪。淬礪的結果，很可能改變自己，但更有可能是強化自己。這不是固執，而是因為獲得了最高層次的反證而達到新的自覺。這就像長天和秋水驀然相映，長天更明白了自己是長天，秋水也更明白了自己是秋水。
今天在這裏，老子更明白自己是老子，孔子也更明白自己是孔子了。
他們會更明確地走一條相反的路。什麼都不一樣，只有兩點相同：一、他們都是百代君子；二、他們都會長途跋涉。
他們都要把自己偉大的學説變成長長的腳印。
三
老子否認自己有偉大的學説，甚至不贊成世間有偉大的學説。
他覺得最偉大的學説就是自然。自然是什麼？説清楚了又不自然了。所以他説“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本來，他連這幾個字也不願意寫下來。因為一寫，就必須框範道、限定道，而道是不可框範和限定的；一寫，又必須為了某種名而進入歸類，不歸類就不成其為名，但一歸類就不再是它本身。那麼，如果完全不碰道、不碰名，你還能寫什麼呢？
把筆丟棄吧。把自以為是的言辭和概念，都驅逐吧。
年歲已經不小，他覺得，盼望已久的日子已經到來了。
他活到今天，沒有給世間留下一篇短文、一句教誨。現在，可以到關外的大漠荒煙中，去隱居終老了。
他覺得這是生命的自然狀態，無悲可言，也無喜可言。歸於自然之道，才是最好的終結，又終結得像沒有終結一樣。
在他看來，人就像水，柔柔地、悄悄地向卑下之處流淌，也許滋潤了什麼、灌溉了什麼，卻無跡可尋。終於滲漏了、蒸發了、汽化了，變成了雲陰，或者連雲陰也沒有，這便是自然之道。人也該這樣，把生命滲漏於沙漠、蒸發於曠野，這就誰也無法侵凌了，“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在老子看來就是“道”。
現在他要出發了，騎着青牛，向函谷關出發。
向西。還是古道西風，西風古道。
洛陽到函谷關也不近，再往西就要到潼關了，已是今天的陝西地界。老子騎在青牛背上，慢慢地走着。要走多久？不知道。好在，他什麼也不急。
到了函谷關，接下來的事情大家都聽説過了。守關的官吏關尹喜是個文化愛好者，看到未曾給世間留下過文字的國家圖書館館長要出關隱居，便提出一個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為批准出關的條件？
這個要求，對老子來説有些過分、有些為難。好在老子總是遇事不爭的，寫就寫吧，居然一口氣寫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道德經》，也就是《老子》。
寫完，他就出關了。司馬遷説：“莫知其所終。”
這個結局最像他。《道德經》的真正結局在曠野沙漠，沒有留給關尹喜。
魯迅《出關》中的這一段寫得不錯：
老子再三稱謝，收了口袋，和大家走下城樓，到得關口，還要牽着青牛走路；關尹喜竭力勸他上牛，遜讓一番後，終於也騎上去了。作過別，撥轉牛頭，便向峻坂的大路上慢慢的走去。
不多久，牛就放開了腳步。大家在關口目送着，走了兩三丈遠，還辨得出白髮、黃袍、青牛、白口袋，接着就塵頭逐步而起，罩着人和牛，一律變成灰色，再一會，已只有黃塵滾滾，什麼也看不見了。
老子的白口袋裏，裝着他在關口寫作並講解《道德經》的報酬——十五個餑餑，這又是魯迅的小説手法了。我喜歡魯迅對於老子出關後景象的散文化描寫，尤其是把白、黃、青全都變成灰色，再變成黃塵的色彩轉換。而且，還寫到關尹喜回到關上之後，“窗外起了一陣風，颳起黃塵來，遮得半天暗”。老子會怎麼樣，很讓人擔憂了。
不管怎麼説，這是中國第一代聖哲的背影。
關尹喜是怎麼處理那五千箇中國字的，我們不清楚，只知道它們是留下來了。兩千五百多年後，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世界上幾千年來被翻譯成外文而廣泛傳播的著作，第一是《聖經》，第二是《老子》。《紐約時報》公佈，人類古往今來最有影響的十大寫作者，老子排名第一。全世界哲學素養最高的德國，據調查，《老子》幾乎每家一冊。
四
老子寫完五千箇中國字之後出關的時間，我們也不清楚，只知道孔子在拜別老子的二十年後，也開始了長途跋涉。
其實這二十年間孔子也一直在走路、教育、考察、遊説、做官，也到過泰山東北邊的齊國，只是走得不太遠。五十五歲那年，他終於離開故鄉魯國，帶着學生開始周遊列國。
當時所謂的“列國”，都是一些地方性的諸侯邦國，雖然與秦漢帝國之後的國家概念不太一樣，卻也是一個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和軍事實體。除了征服或結盟，誰也管不了誰。
孔子的這次上路，有點匆忙，也有點惆悵。他一心想在魯國做一個施行仁政的實驗，自己也曾掌握過一部分權力，但最後還是拗不過那裏由來已久的“以眾相凌，以兵相暴”的政治傳統，他被魯國的貴族拋棄了。
他以前也曾對鄰近的齊國懷抱過希望，但齊國另有一番浩大開闊的政治理念，與他的禮樂思維並不合拍。例如那位小個子的傑出宰相晏嬰，雖然也講“禮”卻又覺得孔子的“禮”過於繁瑣和倒退。更何況，孔子還曾為了魯國的外交利益得罪過齊國。因此，別無選擇，他還是沿着黃河向西，去衞國。
向西，總是向西，仍然是古道西風，西風古道。
二十年前到洛邑向老子問禮，也是朝西走，當時走南路，這次走北路。老子已經去了更西的西方，孔子怎麼也不會走得像老子那麼遠。老子的“道”，止於流沙黃塵；孔子的“道”，止於宮邑紅塵。
是啊，紅塵。眼前該是衞國的地面了吧？孔子仔細地看着路邊的景象，高興地説：“這兒人不少啊！”
他身邊的學生問：“一個地方有了足夠的人口，接下來應該對他們做什麼呢？”
孔子只回答兩個字：“富之。”
“富了以後呢？”學生又問。
還是兩個字：“教之。”
孔子用最簡單的回答方式表明，他對如何治國早就考慮成熟。考慮成熟的標誌，是毫不猶豫、毫不羅唆。
學生們早已習慣於一路撿拾老師隨口吐出的精金美玉。就這樣，師生一行有問有答，信心滿滿地抵達了衞國的首都帝丘。這地方，在今天河南濮陽的西南部。
孔子住在學生顏涿聚家裏。很快，衞國的君主衞靈公接見了孔子。
衞靈公一開始就打聽孔子在魯國的俸祿，孔子回答説俸米六萬鬥，衞靈公立即答應按同樣的數字給予。不需上班而奉送高官俸祿，這聽起來很爽快，但接下來的事情就讓人鬱悶了。孔子一路風塵僕僕，並不是來領取俸祿，而是來問政的，衞國宮廷沒有給他任何這方面的機會。反而，後來因為衞國的一個名人牽涉到某個政治事件，孔子曾經與他有交往，因此也受到懷疑並被監視，只能倉皇離去。
這個開頭，在以後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間不斷重複。
大多數國君一開始都表示歡迎和尊重孔子，也願意給予較好的物質待遇，卻完全不在意他的政治主張，更加不希望他參與國政。
孔子只能一次次失望離去，每次離去總是仰天長嘆，每次到達又總是滿懷希望。
正是這種希望，使他的旅行一直結束不了。
五
這十四年，是他從五十五歲到六十八歲。這個年齡，即便放在普遍壽命大大延長的今天，也不適合流浪在外了。而孔子，這麼一位大學者，卻把垂暮晚年付之於無休無止的漫漫長途，實在讓人震撼。
更讓人震撼的是，這十四年，他遇到的，有冷眼，有嘲諷，有搖頭，有威脅，有推拒，有轟逐，卻一點兒也沒有讓他猶豫停步。
他不是無處停步。任何地方都願意歡迎一個光有名聲和學問卻沒有政治主張的他。任何地方都願意贍養他、供奉他、崇拜他，只要他只是一個話語不多的偶像。但是，他絕不願意這樣。
因此，他總在路上。
“在路上”，曾是二十世紀西方現代派文學的一個時髦命題，東方華人世界也出現過“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的流浪者潮流。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的青年流浪者們，大多玩過幾年就結束流浪，開始用功讀書。他們有可能讀到孔子，一讀，他們就不能不嘲笑自己了：原來早在兩千五百年前，有一位人類精神巨匠直到六旬高齡還在進行自我放逐，還在一年年流浪，居然整整十四年沒有下路、沒有回過故鄉！
最徹底的“現代派”出現在最遙遠的古代，這也許會讓今天某些永遠只會拿着歷史年表説事的研究者們稍稍放鬆一點了吧？
年年月月在路上，總有一種鴻蒙的力量支撐着他。一天孔子經過匡地（今河南長垣），讓匡人誤認為是殘害過本地的陽虎，被拘禁了整整五天。剛剛逃出，才幾十裏地，又遇到蒲地的一場叛亂，被蒲人扣留，幸虧學生們又打鬥又講和，才勉強脱身。在最危險的時候，孔子安慰學生説：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意思是説：周文王不在了，文明事業不就落到我們身上了嗎？如果天意不想再留斯文，那麼從一開始就不會讓我們這些後輩如此投入斯文了。如果天意還想留住斯文，那麼這些匡人能把我怎麼樣！
那次從陳國到蔡國，半道上不小心陷入戰場，大家近七天沒有吃飯了，孔子還用琴聲安慰着學生。
孔子看了大家一眼，説：“我們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為什麼總是徘徊在曠野？”
學生子路説：“恐怕是我們的仁德不夠，人家不相信我們；也許是我們的智慧不夠，人家難於實行我們的主張。”
孔子不贊成，説：“如果仁德就能使人相信，為什麼伯夷、叔齊會餓死？如果智慧一定行得通，為什麼比干會被殺害？”
學生子貢説：“可能老師的理想太高了，所以到處不能相容。老師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點？”
孔子回答説：“最好的農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成，最好的工匠也不一定能讓人滿意。一個人即使能把自己的學説有序地傳播，也不一定能被別人接受。你如果不完善自己的學説，只追求世人的接受，志向就太低了。”
學生顏回説：“老師理想高，別人不相容，這才顯出君子本色。如果我們的學説不完善，那是我們的恥辱；如果我們的學説完善了卻仍然不能被別人接受，那是別人的恥辱。”
孔子對顏回的回答最滿意。他笑了，逗趣地説：“你這個顏家後生啊，什麼時候賺了錢，我給你管賬！”
説笑完了，還是飢腸轆轆。後來，幸虧子貢一個人潛出戰地，與負函地方（今河南信陽）的守城大夫沈諸梁接上了頭，才獲得解救。
六
路上的孔子，一直承擔着一個矛盾：一方面，覺得凡是君子都應該讓世間充分接受自己；另一方面，又覺得凡是君子不可能被世間充分接受。
這個矛盾，高明如他，也無法解決；中庸如他，也無法調和。
在我看來，這不是君子的不幸，反而是君子的大幸，因為“君子”這個概念的主要創立者從一開始就把“二律背反”輸入其間，使君子立即變得深刻。是真君子，就必須承擔這個矛盾。用現在的話説，一頭是廣泛的社會責任，一頭是自我的精神固守，看似完全對立、水火不容，卻在互相牴牾和撞閤中構成了一個近似於周易八卦的互補渦旋。在互補中仍然互斥，雖互斥又仍然互補，就這樣緊緊咬在一起，難分彼此，永遠旋動。
這便是大器之成，這便是大匠之門。
單向的動機和結果，直線的行動和回報，雖然也能做成一些事，卻永遠形不成雲譎波詭的大氣象。後代總有不少文人喜歡幸災樂禍地嘲笑孔子到處遊説而被拒、到處求官而不成的狼狽，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孔子要做官、要隱居、要出名、要埋名，都易如反掌，但那樣陷於一端的孔子就不會垂範百世了。垂範百世的必定是一個強大的張力結構，而任何張力結構都必須有相反方向的撐持和制衡。
在我看來，連後人批評孔子保守、倒退都是多餘的，這就像批評泰山，為什麼南坡承受了那麼多陽光，還要讓北坡去承受那麼多風雪。
可期待的回答只有一個：“因為我是泰山。”
偉大的孔子自知偉大，因此從來沒有對南坡的陽光感到得意，也沒有對北坡的風雪感到恥辱。
那次是在鄭國的新鄭吧，孔子與學生走散了，獨個兒恓恓惶惶地站在城門口。有人告訴還在尋找他的學生：“有一個高個兒老頭氣喘吁吁的像一條喪家犬，站在東門外。”學生找到他後告訴他，他高興地説：“説我像一條喪家犬？真像！真像！”他的這種高興，讓人着迷。
我同意有些學者的説法，孔子對我們最大的吸引力，是一種迷人的“生命情調”——至善、寬厚、優雅、快樂，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讓君子充滿魅力。
君子之道在中國歷史上難於實行，基於君子之道的治國之道更是坎坷重重，但是，遠遠望去，就在這個道那個道的起點上，那個高個兒的真君子，卻讓我們永遠地感到温暖和真切。
七
然而，太陽總要西沉，黃昏時刻的西風有點淒涼。
孔子回到故鄉時已經六十八歲，回家一看，妻子已經在一年前去世。孔子自從五十五歲那年開始遠行，再也沒有見到過妻子。這位在世間不斷宣講倫理之道的男子，此刻顫顫巍巍地肅立在妻子墓前。老夫不知何言，吾妻！
七十歲時，獨生子孔鯉又去世了。白髮人送黑髮人，老人悚然驚悸。他讓中國人真正懂得了家，而他的家卻在他自己腳下，碎了。
此時老人的親人，只剩下了學生。
但是，學生啊學生，也是很難拉住。七十一歲時，他最喜愛的學生顏回去世了。他終於老淚縱橫，連聲呼喊：“天喪予！天喪予！”（老天要我的命啊！老天要我的命啊！）
七十二歲時，對他忠心耿耿的學生子路也去世了。子路死得很英勇、很慘烈。幾乎同時，另一位他很看重的學生冉耕也去世了。
孔子在這不斷的死訊中，一直在拼命般地忙碌。前來求學的學生越來越多，他還在大規模地整理“六經”（即《詩》、《禮》、《樂》、《易》、《春秋》）。尤其是《春秋》，他耗力最多。這是一部編年史，從此確定了後代中國史學的一種重要編寫模式。他在這部書中表達了正名分、大一統、天命論、尊王攘夷等一系列社會歷史觀念，深刻地塑造了千年中國精神。
一天，正在編《春秋》，聽説有人在西邊獵到了仁獸麒麟，他立刻怦然心動，覺得似乎包含着一種“天命”的信息，嘆道：“吾道窮矣！”隨即在《春秋》中記下“西狩獲麟”四字，罷筆，不再修《春秋》。他的編年史就此結束，以後的《春秋》文本出自他弟子之手。
“西狩獲麟”，又是西方！他又一次抬起頭來，看着西邊。天命仍然從那裏過來，從盤庚遠去的地方，從老子消失的地方。古道西風，西風古道。
漸漸地，高高的軀體一天比一天疲軟，疾病接踵而來，他知道大限已近。
那天他想唱幾句。開口一試，聲音有點顫抖，但仍然渾厚。他拖着長長的尾音唱出三句：
泰山其頹乎！
樑木其壞乎！
哲人其萎乎！
唱過之後七天，這座泰山真的倒了。連同南坡的陽光、北坡的風雪，一起倒了。
千里古道，萬丈西風，頃刻凝縮到了他卧榻前那雙麻履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