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屋，是指我出生並生活到將近十歲離開的屋子，地處浙江慈谿橋頭鎮車頭村一個叫高地地的宅落裏。從我出生到離開，橋頭鎮都屬餘姚縣，好像是一九七九年劃入慈谿的。
舊屋所在，是地道的農村，惟一的熱鬧去處是一華里之外的橋頭鎮，但那只是一截臨河的窄街，一座普通的石橋，幾家小小的店鋪，每天清晨有一點買賣農產品的集市，走幾步就完了。
越是無處可去，屋子對人就越是重要。
我家屋子不是獨立的，是一排長樓中的一户。這排長樓不知是餘家哪一代祖先建造的，在我出生之時早已破舊。長樓朝南，分七個單元，東邊三個，西邊三個，中間一個是公共活動場所，叫“堂前”，我想最早應該是安置祖宗牌位和祭祀的地方。我家是緊挨“堂前”的西邊第一家，進出的門户要通過“堂前”。從格局看，應該是這排樓中最重要的一個單元，估計在建樓之初，我家祖先屬於長子、大房。
從“堂前”進門便是“前間”，中間擺了一張八仙桌。一看便知，這是我家待客、供香、擺酒、祭祖的禮儀場所，儘管在我記憶中，它是那樣的狹窄和簡陋。
在全村，這間屋子最熱鬧，夜間經常坐滿了人。因此，在西牆前面排着很多長凳，來人多了，就把長凳拉開擱在四周。一條長凳上擠四個人，前前後後又站着很多人。從後面看去，這些坐着、站着的人都黑森森的看不清面目，又都顯得十分高大。影子塞滿了四邊牆壁，有幾個頭影還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光源在八仙桌上，是一個小油碟，上面斜擱着一根燈草，火苗像一粒拉長了的黃豆，一抖一抖。火苗映着一個短髮女子的臉，她才二十出頭，眸子安靜，臉帶羞澀，正在埋頭書寫。她，就是我媽媽。
媽媽是全村惟一有文化的人,因此無論白天、夜晚，她都要給全村鄉親讀信、寫信、記賬、算賬。
村民不管隱私不隱私的，全村基本上又都算本家，一家有信全村聽，對他們來説是一種無上的消遣。我相信，從小習慣了上海思維的媽媽要在那麼多人面前誦讀一傢俬信，一開始一定很不習慣。她會用眼色詢問上門來求她讀信的那個婦人，要不要請別人離開一下。
那位婦人一定不會理解媽媽的眼色，媽媽這才慌忙看一下四周，開始移過信紙。讀信時，媽媽會把聲音儘量放輕，但她發現，越輕，湊過來的腦袋就越多，而他們口中吐出的劣質煙氣也越是嗆人。時間一長，她也就放開了聲音。
媽媽嫁到這個村子的時候，穿的是旗袍。旗袍是在上海做的，很合身，但對高地地的人來説，卻是奇裝異服。
結婚那天下轎，穿的是織錦緞旗袍，酒紅色中盤旋着寶藍色，讓村裏人眼前一亮。但村裏人更注意的是新娘子的容貌。而且，鄉下人歷來把大户人家小姐的嫁妝看成又高又遠的事，即使從眼前擦過，也只當戲文傳奇，不會用尋常目光評判。美麗的婚服穿過一次也就壓到箱底去了，沒有機會再穿，成了一個縹緲而匆忙的回憶。
但是第二天，村裏人奇怪了，新娘子還是穿着旗袍，只不過換成陰丹士林的，一色正藍，與織錦緞那件一樣合身。更奇怪的是，她居然穿着這身旗袍拎着籃子到河邊淘米、洗菜去了。
在媽媽看來，陰丹士林旗袍就是工作服。這身旗袍的顏色比村裏其它女人的服裝都要單一，而且料子也極普通。
媽媽出門很少，但不管走到哪裏，稍一回身，總能看到窗口、門邊星星點點注視的目光。她以為是鄉親們對新人好奇，便紅臉低頭，用微笑打一個沒有具體對象的招呼，快步回家了，而不知道麻煩主要出在那身旗袍。
祖母也來自上海，當然看不出媽媽的旗袍有什麼不對，反而覺得這個兒媳婦處處讓她順眼。直到有一天，祖父的堂弟餘孝宏先生對媽媽説了一句話，才傳達出了一個村莊對一種服裝的嘀咕。
孝宏爺爺坐在草垛邊的石墩上，叫了一聲媽媽的小名。這小名，是他從祖母的呼叫聲中聽來的，他與祖母同輩，這麼叫很合適。
媽媽停步，恭敬地等他説話。
他説：“你這種穿法是朱家的，這裏不這麼穿。”
媽媽看了一眼自己的旗袍，沒有聽懂他的話，看着他，等他説下去。
孝宏爺爺其實是個很輕鬆的人，平日裏習慣説説笑笑，一點也不想擺長輩的架子，看到我媽媽發愣，就笑了，説：“你看這裏的女人，都是穿老布褲幹活的。你這身，又不過節又不做客，太齊整。”
在我們鄉下，“齊整”這個詞，含有漂亮的意思。
媽媽“哦”了一聲，點點頭，便轉身回家稟告祖母。祖母一聽就來氣：“就他管得寬！把他老婆都管成了痴子！”
話雖重，口氣卻是打趣式的，祖母説的時候還笑出聲來了。
“痴子”也就是瘋子，是指孝宏爺爺的前妻，祖母的妯娌，一直蟄居在我家西邊鄰屋的樓上。這是我們童年時代最渴望見到又最害怕見到的人物。她比我祖母年輕多了，我見到時大概也就是四十多歲吧，偶爾下樓來，不講話，也不給誰打招呼，不胖不瘦，表情平靜地輕聲自語着什麼，走不了幾步又上樓了。
記得我五歲時有一次從山裏採了一大把杜鵑花回來，在後門正遇到她下樓。她眼神定定地看了我手上的杜鵑花一會兒，又移眼看了看我。我分出兩隻花來送給她，她把花拿到眼前又細看了一下，卻立即塞回到了我手裏，轉身便上了樓，沒發出一點聲音。
前妻瘋了，孝宏爺爺又續娶了一位，那就是至今健在的我的小阿婆了。小阿婆只比我媽媽大三歲，卻長了一輩，她幹練爽利，豐腴白淨，是村子裏的一個人物，如果用現代傳媒的語言來定位，算是“該村婦女界的言論領袖”。小阿婆是從北邊的新浦沿嫁過來的，那裏靠着海，有漁業、鹽業、航運業，這比我們村裏開化。據説小阿婆還見過在整個浙北、浙東都鼎鼎有名的強勢士紳王堯輝先生。王堯輝的強勢，在於他有效地掌控了三北地區的鹽業，這可是身價無限的土皇帝，早被此間村民神化了，小阿婆居然見過！光憑這一點，就使她在村民中的地位不凡。
小阿婆告訴鄉親:“連王堯輝家的傭人也吃得起餛飩。”然後她細細講述餛飩是什麼。非常薄的麪粉皮子，包住了一點點最新鮮的肉餡兒，水一煮，薄皮子像雲一樣飄起來了。鄉親們一聽，心也飄起來了。
孝宏爺爺把這麼一個見過世面的小阿婆娶到了家裏，實在讓村裏人佩服不已。他總是坐在村頭草垛邊的石墩上，曬着太陽，調笑着每一個走過的人。但是，別人不敢反過來調笑他，一是因為他輩分高，二是因為他家裏有這樣一位妻子。連妻子都能隨口説説王堯輝了，那丈夫如何了得，天下還有什麼事不在他的眼皮底下？
但是，正是這位孝宏爺爺，不能接受我媽媽的旗袍。難道，連見多識廣的小阿婆也沒穿過旗袍？王堯輝家如此豪門，女眷如雲花團錦簇，小阿婆沒穿過總也見過吧？
媽媽問祖母，祖母想了想，説：“她當然見過，卻真沒見她穿過。新浦沿再怎麼，也不能和上海比。”
“那我改穿長褲吧？”媽媽徵詢祖母的意見。
“其實隨便，都可以。”祖母説。
媽媽改穿長褲的第三天，孝宏爺爺又在草垛邊的石墩上把她叫住了，説：“你這長褲也不對，太瘦，這裏的褲子要寬大。也不能長到腳背，只能到膝蓋下面。”
這次媽媽不理了，仍然穿着長到腳背的瘦長褲，過幾天又輪換成旗袍。後來自己縫了一條褲子，寬大了一點，但還是長到腳背。
鄉親們天天晚上聚到我家來，看媽媽讀信、寫信，時間一長，也都習慣了她的旗袍和瘦長褲。
讀信寫信，是在讀寫一座村莊。
媽媽快速地進入了村莊的內心。
其實遠不止是這座村莊。讀信、寫信的另一端，大多是上海。上海是由一批批闖蕩者營造起來的，來自浙江農村的闖蕩者又顯得特別重要。例如，我家向南不遠龍山鎮農村的那個闖蕩者就當上了海商會會長，他叫虞洽卿，上海最熱鬧的一條大路曾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多數闖蕩者都沒有出名，他們中的一小撥來自我們村莊，平生只有我的媽媽在不斷地書寫着他們的名字。
終於，媽媽發現，外出的闖蕩者也都不識字，收到鄉間妻子來信後還要請別人來讀。這讓她愕然了。
她原來以為自己是一對對夫妻間惟一的“傳話者”，因此儘量把妻子們的委婉心語細緻表述，誰知，這種表述仍然不能直接抵達。對方找到的讀信者一定是男人，他們能傳達這些哀怨村婦的隱隱心曲嗎？
那麼上海，浙江農村為了造就你這座城市所支付的情感代價，實在太大了。
媽媽太熟悉上海，因此深知兩端之間的不公平。
她知道不公平是永恆的，但她要做點事。
幾年讀信、寫信的結果使她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義務在這些村子間辦識字班，在年輕人中掃除文盲。以前已經有一些小媳婦想識字來找她，她覺得不如干脆把事情做得更象樣一點。
東邊一里路之外的橋頭已有一所簡陋的小學，辦在一個破敗的尼姑庵裏，但是，當時那裏招生太少，要收學費，一般農村青少年進不了。媽媽知道，要吸引大家來上識字班，第一個條件是不收學費，第二個條件是上課時間要順農活，也就是要在大家收工以後或不出工的日子裏上課。
這樣辦，她粗粗一算，來的人會很多，光她一個人來教，吃不消。
要找一個人來幫忙。
有文化，能教書，願意盡義務，完全沒有報酬，又必須是一個女的，出來教書不影響家庭生計……
這樣的人，在當地農村，哪裏去找？
終於，她想到了自己孃家——朱家村，西邊半里地之外的斯文富貴之地，只能從那裏搬救兵了。
外公是地主，媽媽去朱家村找人有點不便，但媽媽一直缺少政治意識，心想義務教人識字，這樣的好事誰會反對呢？
找到的那個人，便是朱家村除外公之外的另一個“破產地主”朱炳岱先生的年輕妻子。
朱炳岱被劃為地主也是因為父輩的家聲，到他自己已沒有地產。他的妻子身材嬌小、美貌驚人，比媽媽小一歲，也是從新浦沿嫁過來的，與小阿婆一樣。姓王，叫王逸琴。
在媽媽還沒有嫁到餘家時，王逸琴已經嫁到朱家村了。媽媽一直説王逸琴比自己漂亮，但大家都説媽媽的氣度更大一點。媽媽出嫁前與王逸琴談過兩次話，彼此印象都好，媽媽也由此知道她文化不低。
現在，媽媽抱着我，敲開了王逸琴家的門。
開門見山，媽媽對她説：“你幫幫我。高地地太苦了，年輕人都不識字。我打聽了，別的一些村也是這樣。我們兩個一起辦一個識字班吧，我教語文，你教算術！”
王逸琴説：“虧得你還想到我。”
媽媽説：“這事沒有報酬。”
王逸琴説：“我不是這個意思。你看，我是地主的老婆，別人都不喜歡我到外面走動。”
媽媽笑了，説：“我還是地主的女兒呢。”
王逸琴問：“萬一人家拖腳怎麼辦？”她説的“拖腳”，也就是一般所説的檢舉、揭發，我們那裏把“拖”字發音成“得唉”。她的意思，如果有人檢舉、揭發，有一個地主的女兒和一個地主的妻子一起辦了一個識字班，一定有什麼不良目的，該怎麼辦。
媽媽回答道：“有人拖腳，我們歇手。”
“腳”和“手”對仗，説出口之後媽媽自己笑了，王逸琴也笑了。
那麼簡單就説定了，王逸琴把媽媽送到她家東首的竹園邊。媽媽上下打量了一下這位美麗的少婦，問：“你這旗袍是上海做的嗎？”
“我沒去過上海。這旗袍是在孃家新浦沿做的。”王逸琴説。
“新浦沿人穿旗袍嗎？我婆家一個長輩親戚也是從新浦沿嫁過來的，看不慣我穿旗袍，説那裏只有王堯輝的家眷才穿。她還見過王堯輝本人。”
耳邊傳來輕輕的聲音：“王堯輝是我爸爸。”
媽媽對王逸琴更敬重了。倒不是因為知道了她美貌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原因，而是因為她在父親還非常得勢的時代居然沒有讓大家知道她是誰的女兒。要做到這一點，其實十分困難，必須由王堯輝本人作出決定和安排，因此，媽媽對王堯輝先生也產生了幾分尊敬。
識字班在我家東門口的堂前開辦。媽媽親自在高地地一家家動員，一些青年聽説可以不交學費、不誤農活就能識字，地方又那麼近，都搶着要來。媽媽交給他們一個任務，到鄰近的村莊如車頭、田央裏、顧家村、陳家村去看看，有沒有也想進班的人。她想，人多人少同樣上課，多一個人識字總好一點。誰知這麼一來，人就太多了。開班那天，人一批批來，擠在小小的堂前，桌椅就不夠，臨時到村子裏各家各户去借。
借桌椅的事攪動了全村，有兩個女孩子忽發奇想，覺得我家西邊鄰屋樓上孝宏爺爺那個瘋了的前妻屋裏，一定有一些空置不用的桌椅，也就壯着膽子躡手躡腳上去了。
她們小心地向那位安靜的瘋女人説明來意，瘋女人一直低着頭，沒有表情。兩位女孩子站在屋子裏四周一看確實有幾條空置的長凳，就説：“阿婆，我們先搬走了，上完課馬上來還。”見瘋女人沒有表示反對，就去搬了。
剛向凳子挪步，發現滿地都是一些淺黃色的奇怪對象，蹲下身去一看，全是用麥稈編成的各種小動物，惟妙惟肖，生動可愛，密密層層鋪了一地。
兩個女孩子抬起頭來看了瘋女人一眼，心想你長年不下樓原來在編織這麼一個熱鬧的世界。最後，她們搬出長凳時忍不住又對瘋女人説：“阿婆，你編得太好了，那麼多，送我們兩個吧。”瘋女人仍然沒有説話，但似乎嘴角有一點輕微的笑影。兩個女孩子也就一人扛了兩條長凳，各拿一件麥稈小動物下樓了。
堂前亂過一陣，媽媽開始講課。她把一塊深色門板當黑板，拿着幾支從半里外的小學要來的粉筆，教幾個最簡單的字。這在村裏算是一件大事，男女老少都擁過來看，許多納鞋底、抱小阿的婦女也都擠擠地站在邊角，高高低低都是人頭，嗡嗡喤喤。媽媽知道，這樣下去沒法上課，要另換地方。媽媽講了一會兒之後，王逸琴開始講算術。她顯然比媽媽更受不了這種混亂局面，經常停頓，但還是講了下去。突然，她發現站着的婦女都把頭轉向了一邊，全場突然肅靜。大家注視的，是一個頭發不整卻表情木然的女人。
王逸琴面對這個場景不知所措，媽媽一看也吃了一驚，是西樓的瘋女人，她也下樓聽課來了。瘋女人的存在，使全場不再喧鬧，但大家的注意力再也集中不到老師身上，這一點，王逸琴很快明白，她無法在這種奇怪的安靜中把課講下去。
散課之後，媽媽把自己剛剛作出的決定告訴王逸琴：識字班到祠堂裏開，那裏桌椅很多，地方很大，只須叫兩個學員去打掃一下就成。
王逸琴的心思還是留在剛才那個表情木然的女人身上。
媽媽説：『她是瘋子。”
王逸琴説：“不知怎麼總覺得臉熟，一定在哪裏見過。”
媽媽説：“不可能，她從來不出門。”
正説着，小阿婆過來了，熱情地挽着王逸琴的手問：“聽口音你也是我們新浦沿人吧？哪家？怎麼長得這麼漂亮？”
王逸琴笑一笑，回答説：“那我們是同鄉了，我離開那裏已經很久，現在住在朱家村。”
“這下你有穿旗袍的伴了。”小阿婆笑着對媽媽説。
從此，識字班就開辦在祠堂裏了。那裏離村莊有點距離，村民不會去擠，瘋女人更不會去。但是，在堂前開班的第三天，我家後門窗台上出現了五個麥稈編織的小動物。
祖母對媽媽説：“痴子明大理，這是她給你的獎賞。”
媽媽説：“那可要收好，都是細細女人心。”
識字班其實辦得很苦，大多是，下雨下雪，不能幹別的活了，就上課。兩個女子橕着傘，在泥路上走，從來都是她們等學員，沒有讓學員等過她們。媽媽平日不在乎打扮，但每次去識字班前總要在鏡子前梳妝打扮一下，因為會遇到王逸琴，其實王逸琴也是同樣。
她們去識字班，必定都穿旗袍。祠堂在田野間，兩個女子從不同方向同時到達，完課時一同出來，站着説一陣話，又朝不同方向回家。由於她們總是比大家先來後走，因此一眼看去，田野上常常只是她們兩個女人的身影，悄悄走攏，悄悄分開。
識字班辦了三年。這三年間，先是王逸琴的丈夫朱炳岱先生英年早逝；再是王逸琴再嫁，不幸，第二個丈夫又去世，她就實在悲痛得沒法教下去了。
媽媽説：“她的人太好了，她的命太苦了。”沒了她，媽媽一人就沒有辦法把識字班支橕下去，只得解散。
媽媽從此很少再穿旗袍。而且，再也不願踏進祠堂。
識字班不辦了，媽媽天天晚上一如既往，要給鄉親們讀信、寫信。我家的前間，還是夜夜擁擠。
夜夜擁擠，還有一個很瑣小的原因，那就是當時村裏很少有人家捨得點一盞油燈。除了這間屋子，全村早已沈入黑暗的大海，深不可測。
有月光的夜晚，孩子們會離開這間屋子到外面去玩。夜間的船塢、樹杈、墳堆、橋基、蟹棚、蘆蕩、苜蓿地、河埠頭、風水墩都充滿了影影綽綽的鬼氣，這對小阿子來説太具有吸引力了，一種裹卷着巨大恐怖的吸引。
我想，我應該感謝這些夜晚。一個開始曾被小憋伴們稱為“上海人家”的孩子，趁媽媽在黑壓壓的人羣中忙碌，趁祖母在給這黑壓壓的人羣燒水、沏茶，便大膽地向着巨大的恐怖走去。很快，我成了小夥伴中膽子最大的人之一，證據是，夜間去鑽吳山的小山洞，去闖廟邊的亂墳堆，都是我帶的頭。
直到今天才真的明白，這種無所畏懼的“幼功”對我的一生是多麼重要。當時媽媽並不清楚我在夜間到過一些什麼地方，但有很多跡象告訴她，她的這個幼小的兒子對什麼也不膽怯。這一點對她可能有一點誤導，後來她對我的幾個弟弟，也從來不在膽怯的問題上作任何考慮。很多作家描寫過的在童年時代聽到響雷一頭紮在媽媽懷裏的情景，在我家裏從來沒有發生過，如果發生，一定會比響雷更讓家人吃驚。回想起來我媽媽自己也夠大膽的，因此年長以後讀布萊希特的作品《膽大媽媽和她的孩子》，便啞然失笑。
我一直記得一個堪稱美麗的場景，可惜説出來旁人很難相信。
那是我六歲之前的某一天，吃晚飯時發現媽媽不在，祖母説，到上林湖山岙裏邊的表外公家裏去了，表外公一定會留她吃晚飯。祖母一邊對我説，一邊又向那些陸續到我家聚集的鄉親們解釋，鄉親們也都回去了。這使我突然感到寂寞，擱下飯碗就到外面去玩。到了外面，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向大山走去，為的是迎媽媽。
從我家到表外公家，需要翻過兩座大山，第一座就是吳石嶺，第二座叫大廟嶺，媽媽曾經帶着我翻過。後來造了上林湖水庫，淹了這兩座大山之間的山谷，這條路就不通了，但在我小時候是通的，很多老人還記得。
那天晚上我就一個人去翻山了，只覺得媽媽很快就會迎面而來，見到我一陣驚喜。我的心裏，就貪圖這一陣驚喜。我知道這山裏有野獸，卻覺得野獸沒燈，一定已經睡了，只要放輕腳步，不會驚醒它們。
翻完了吳石嶺還不見媽媽，我就開始翻越更高的大廟嶺。大廟嶺已無大廟，山頂卻有一個供人歇腳的小涼亭，當時正住着一家乞丐。他們在月光下看到這麼小的一個男孩子居然獨自在走山路，非常驚奇，那位女乞丐關心地問我：“要不要坐一會兒？”我向他們搖搖手。
走過山頂涼亭後便是下山路，走了很久我開始擔心起來：下山後怎麼找到表外公家呢？想來只能在山腳的路口等。正猶豫，聽到了極輕的腳步聲，我抬頭一看，正是媽媽。
現在回想，媽媽當時才二十多歲，單身一人在夜間翻山越嶺也真大膽，但更不可思議的是她見到我的表情：只是非常親熱地叫了我一聲，拉着我的手，然後一起翻山。她似乎只覺得孩子懂事，在她翻山翻得寂寞之時來陪她，居然絲毫沒有產生其它母親都會有的擔懮。
真是“膽大媽媽和她的孩子”。
只有一件事我變得比其它小朋友都膽小，那就是西屋樓上的瘋女人突然因病去世後，幾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上樓去看擺了滿地的麥稈編織的小動物，只有我不敢上樓。為什麼？説不清。
媽媽膽大，但不潑辣，反而常常害羞，説話也不響亮。只不過，她輕聲答應的事常常連潑辣的人也會遲疑。
一天，村長找來了，説村裏要辦“生產互助組”，缺會計，也只能請媽媽當。媽媽每天為大家寫信、讀信，已經那麼忙，但還是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從此，每天夜間先記勞動工分，再寫信、讀信。這個房間更擁擠了，我們全家熬夜的時間也更長了。
當然，連記工分也沒有報酬，因為我家屬於“非農業人口”，進不了村裏的分配系列。媽媽不止一次地説：“身子輕的採桑，手勁大的搬磨，識水性的過河……我識字，這些事本分要做。”
媽媽在這間屋子裏還作過一個膽大的決定，與我有關。
在我實足年齡還只有四歲那年，小學的老師來統計可入學的新生，那時我正與幾個小夥伴把媽媽的圍單當大幕，綁在八仙桌的桌腿上演戲，媽媽就笑着指了指我，對老師説：“在地上爬着的要不要？”
老師説：“怎麼不要？登記！”
幾天之後，我就上學去了。背上揹着一個大草帽，上面有媽媽剛剛寫的四個毛筆大字：“秋雨上學”。
我想這情景實在是媽媽最頑皮的一筆。一個才四歲的小不點兒獨自走在長路上已經讓人憐惜，而背上的幾個大字又説明這居然是去上學！
路上沒有人認得這幾個字，那麼，媽媽是寫給上天看的了。這就像是土地爺通過童男童女給上天帶去一個小小信息：我們這裏全是文盲的年代，已經結束。
老師們看到我草帽上的這幾個字很高興，而且從書寫的功力判斷出了我的文化背景，但他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來對付一個四歲孩童。那時代鄉間學校全用毛筆，課桌上放着硯台和墨，可想而知，每次下課，我滿臉滿手都墨跡斑斑，老師就抱起我到河邊洗臉，洗完再飛奔着把我抱回教室的座位，下一節課另一位老師又重複這般情景，實在是一片忙亂。
我四歲上學的事，把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嚇了一跳，隨之，連叔叔、舅舅也緊張了。第二年國家教育部定下了規矩，小學入學的年限是七歲，這使得爸爸、叔叔、舅舅更有了理由，不斷來信勸媽媽，要我用“留級”的方式後退到正常的年齡，否則腦子會用壞。其中大舅舅出的點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試都交白卷，或故意答錯。
媽媽問我的意思，我説，讓我裝成傻瓜留級，聽過去全都聽過的課，腦子才會壞。
媽媽當然贊成我的意見，便寫信給爸爸説：留級太累，不如讓我讀上去，她會設法減輕我的功課負擔，代我做全部家庭作業。
其實我們小學裏每天的家庭作業也不多，多的是“暑假作業”和“寒假作業”，媽媽花半天時間全做完了。她最感吃力的是要在作業本上模仿小阿的字，我玩累了回家，見她一筆一畫那麼費事，就幫幫她，讓她先寫在別的紙上，我抄上去。她感激地説：『真懂事。”
老師們人都很好，但課講得都不好聽，我每堂課都在等待下課鈴聲。
下課後也有一件事讓我害怕，那些曾經抱着我到河邊洗過臉的老師見我臉上沒墨了，都會用手來擰一下，好像這是他們洗臉換來的特權。擰臉，女老師擰得不疼，男老師擰得有點疼，特別是那位叫胡光華的校長。
有一次，胡校長擰完我的臉還給我看一本他正拿着的厚厚小書，他説這叫字典，並用五分鍾時間告訴了我查閲的方法。
我拿過來查自己的名字，第一個字是“餘”，查出來的意思是“我”。我想真好，可不是我嗎，編字典的人真是無所不知，連我也認識。
這天回家，我要媽媽給我買一本字典。我説，有了字典，我一個個字認，就用不着上學了，多好。
媽媽説：“上學不光是為了認字，還會認識很多有學問的老師，這很重要。”
我説：“老師講課真不好聽。”
媽媽笑了，説：“也有很厲害的老師。明天是星期天，縣裏會來一位很有學問的人給老師講課，那是老師的老師，你也跟我進去聽聽吧。”媽媽當時與小學老師們已經很熟，是老師們來通知她的。
第二天我就去聽了那堂課，一位戴眼鏡的男老師在講語法，聽的全是我們學校的老師，加我的媽媽，還有我。
這語法課真把我聽樂了。戴眼鏡的男老師先把一個奇怪的句子寫在黑板上，然後連續兩節課都在分析這個句子。我首次接觸這麼複雜的句子，印象極深，後來又一再給我的同學複述，因此就牢牢記住了。這個句子的結構大致是這樣的：
周老師看了王老師一眼，回過身來對李老師説：“昨天下午劉老師和趙老師都問我：「前兩天孫老師帶病為朱老師補課的事，是不是應該讓胡校長知道？」”
媽媽一看這個句子就不滿了，小聲對我説：“真有本事，一句話就扯出了八個人，誰會這樣繞來繞去説話？”
台上的老師對這句話的分析，繞得就更兇了。語法概念説了一大堆，黑板上畫出來的語法結構線已經像一堆剝了皮的老麻，絲絲縷縷纏得人頭暈腦漲。
聽課回來的路上，媽媽對我説：“如果你讀書讀上去，最後變成了這種學問，那寧肯不要讀了。我聽你舅舅説過，過去英國人為了把印度人搞傻，便於統治，就給他們編了一套特別複雜的英文語法書，一學就傻……”
這事我很感興趣，便問：“後來印度人真傻了嗎？”
媽媽笑了，説：“這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前在上海見到，很多「書毒頭」比平常人要傻得多。”
“書毒頭”是我們鄉間對於書呆子的一種稱呼。儘管當時鄉間已經沒有什麼人識字，但是隻要一提起這個稱呼，鄉親們仍然充滿了鄙視和嘲謔。我想，這也許屬於某些“負面人格類型”的隔代傳播吧。我當時問過媽媽，書呆子只傻不壞，為什麼把他們説成“毒頭”呢？媽媽説，他們鑽起牛角尖來也真夠狠毒的。
等我長大後才明白，媽媽的意思不錯，解字卻有偏差。那個“毒”字，一定是另一個同音字“蠹”的誤置，“書毒頭”也就是“書蠹頭”，躲在書籍中蛀咬書籍的小蟲是也。説得好聽一點，這些書蛀蟲也算在“咬文嚼字”。
鄉親們真是幽默。
敗抱歉的事情是，那位講語法的老師，由於我不懷好意的轉述，成了同學們今後嘲笑『書蠹頭”的範例。課堂上哪位老師把一件簡單的事情講複雜了，或者講了半天還沒有讓大家聽懂，一定有頑皮的男同學輕輕嘀咕一句：“周老師看了王老師一眼……”
同學們當然都忍不住笑出聲來。老師很奇怪，他似乎也聽到一點什麼，便問：“怎麼回事？哪個周老師？”同學們笑得更響了。
這種笑聲經常響起，現在回想，那是我在童年時代種下的珍貴疫苗，幫我防治了一輩子學術流行病。
在我以後的文化活動中，什麼奇特的事情都發生過，惟獨“周老師”怎麼也不會看“王老師”一眼。
但是媽媽還是不放心。她一直在想，那麼奇怪的語法課，為什麼會讓那麼多老師去聽呢？那背後似乎有一條牽涉到某種文化排場的路，但她明白那是一條通向“書毒頭”的死路，萬不能讓她的兒子走上去。終於她下狠心了，與祖母商量決定，立即採取防範措施：讓我接手，為全村讀信、寫信。那年，我七歲。
第二年，媽媽懷了我的二弟，更把她每夜為村民記工分、算賬的事務，也交給了我。
我受寵若驚。不僅是受媽媽之“寵”，而且是受全村之“寵”。從此以後，這間屋子的主角和中心，全是我。每天夜晚那些村民熱切的目光依然穿過騰騰煙霧落到小油燈前，燈光映照着的已不是那位年輕婦女，而是她的兒子。
讀信、寫信，一般是在我傍晚放學以後。記工分、算賬，是在晚上。
也有一些比較複雜的長信要在星期天寫。現在回憶起來，最複雜的是三家的信。
一家是村東頭的討飯奶奶。她過去討過飯，現在早已不討，住在一間極小的屋子裏。她有一個兒子，參加志願軍，到朝鮮打仗去了。因此她是“軍屬”，小屋門上貼着一張寫有“光榮人家”四個毛筆字的紅紙，窗內掛着她兒子穿軍裝的照片。每逢過年過節，村裏都會敲鑼打鼓地去慰問，還會送上一點糧食。但是，這並不能改善她的日常生活。她不知早年受過什麼傷，每天我上學經過她家，總能聽到她“哎喲、哎喲”的呻吟聲。她多麼希望，兒子能寄一點錢來，給她治病。但是，作為普通戰士的兒子顯然沒有這個能力，而且當時農村醫療系統還沒有建立，該到哪裏去看病呢？到城裏？誰陪去？住哪裏？該出多少錢？這事，連當時的村長、鄉長也無能為力。
她總是星期天早晨到我家來，要我讀信、寫信。她口述寫給兒子的信，口氣非常委婉，總説一切都好，夏糧快下來了，只是老毛病沒有好轉，兒子不用掛念她，好好在前線打仗、立功。她兒子的來信，字寫得又好又潦草，但我聽説她兒子沒上過學，估計那信是由部隊的文書代寫的。兒子的信中總是要講一段一般形勢，然後説到朝鮮天冷，鼻子都快凍掉了，接着説我們的戰鬥熱情戰勝了寒冷等等。老奶奶讓我回信，又一次説到自己的病，這次不是希望兒子寄錢了，而是希望通過部隊在浙江當地的醫生，給她治一治。兒子下一封信大概是與部隊領導商量了，除了寫給母親的一頁外還附了一頁給鄉政府。老奶奶立即拿着那頁信一拐一拐到鄉政府去了，但我知道，鄉政府的辦法十分有限，老奶奶的呻吟聲還是每天從小屋中傳出。
第二家也是一個軍人的家屬，不同的是那軍人是軍官，那家屬是妻子。軍官姓餘，是我們本家，先在北方駐守，後來移師舟山，那麼近了，居然也沒有回家來看一看。有很長時間，他妻子一直以為他戰死了，眼淚汪汪地去找村長和鄉長，村長、鄉長告訴她，如果戰死會有通報。於是她讓我一封一封地給原先那個部隊的番號和駐地寫信，句子都差不多。終於有一天，軍官來信了，口氣冷冷的，説是自己受了傷，沒法寫信。他妻子聽我讀完信，二話不説，就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去了。當時的婦女，單純到居然沒有在那麼長時間的杳無音訊中，產生絲毫關於移情別戀的懷疑。那女子在軍官那裏獲得了準備離婚的確切信息，回到村裏就不想活了，幾次要投河。到了這個地步，就不是我這個小阿子的事了，還是由我媽媽出場，與幾個嬸嬸、阿姨一起，陪着她，勸着她。半年後，辦成離婚，那女子就回了孃家，軍官也從來沒有回來過。
第三家是我家南面隔了一個曬稻場的異姓人家，不是姓顧就是姓陳，現在也忘了。只知道那家的男主人蔘加了公路修築隊，幾乎隔兩天就換一個住宿地，妻子讓我寫去的信一半收不到，只能等他來信。但他剛剛在學識字，寫來的信在很少幾個字裏繞來繞去，既靠象形又靠諧音，實在很難讀懂，每次都讓我猜半天。他妻子是文盲，完全不相信她那麼能幹的丈夫會寫不好信，總是既期待又疑惑地看着我，然後寬厚地對旁邊看熱鬧的鄉親們説：『秋雨太小了，讀信不容易，再讀幾年書，就好了。”我看了她一眼，不知如何聲辯。讓我寫回信時，她特意站在我的角度考慮，要丈夫下次來信時寫得淺白一點，不要太深奧。我當然沒有把這個意思寫進去。
相比之下，其它人家的信，比較簡單。
除了寫信、讀信，還要記工分、算賬，這對我稍稍有點障礙。因為，每天晚飯後本來是我們這些小男孩鑽在草堆、樹叢裏玩耍的時間，突然呼喚聲響起，大多是祖母的聲音，其它小男孩一聽便立即笑我：又要去記工分了！
我怏怏不樂地離開小夥伴回家，村民早就坐在那裏，一見我進門就一迭連聲地誇獎，我也就快樂起來。
記工分、算賬，最麻煩的不是記和算，而是傾聽，並在傾聽中作出判斷。
村民們永遠在一次次高聲爭論，有一些事情已由對立變成共識，但兩方面都不會宣佈，要我去仔細地聽出來。有一些主張已經被駁倒，但是，雖被駁倒了卻不能再問，一問就會重起爭端……要在這中間作出判斷，對一個八歲的孩子來説，確實不易。
村民們的爭論有時近似打架，但放心，老婆、孩子都在，打不起來。
這就是説，我已經天天在幽暗的油燈下，辨識着世間人情的細部奧秘。
記工分、算賬的時候，有一些字也會卡住，例如燒窯的“窯”，挖渠的“渠”，壘墩的“墩”，都是我以前在語文課裏沒有學到過的。
媽媽把這一切任務全部交給我之後，就再也不聞不問，更沒有“扶上馬、牽一陣”的意思。她全然撒手，連晚上我上樓，她見了也只講別的事。但她顯然對我非常滿意，深信她的兒子再也不會做“書毒頭”、書蛀蟲了。
年終按工分來分配各家收入，也是我做的賬。那天大體分完了，我正想鬆一口氣，卻聽到討飯奶奶從屋角站起來衝着大家説了一番話。她説：“秋雨這麼小年紀，給全村讀了一年信，算了一年賬，怎麼可以一點東西也分不到？”
她是“軍屬”，年紀又那麼大，説話自然有權威。村民們一片贊成，最後，我竟然分到了十斤幹蠶豆，加十斤土豆。
幹蠶豆炒着吃，也就是著名的“三北鹽炒豆”，到今天還是我的至愛。土豆煮熟了，涼一涼，用一根長線一穿，套在脖子上，像一串大佛珠。
媽媽空閒時都躲在樓上南間。
樓上南間，也就是我出生的房間。房間中央是一張精緻的寧式大牀，上面鑲有象牙的楷書和篆書對聯，楷書的對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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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房東側有一個儲藏室，俗稱“堂樓頂”，正是公共祭祖堂的樓上。據説裏邊經常出沒黃鼠狼，我從小就不敢進去，總覺得黃鼠狼與故事裏的狐仙差不多，會作怪。後來有一次我真的看見黃鼠狼了，先驚嚇，後好奇，甚至覺得它的形體還挺可愛。我那時痴迷畫畫，就把那“驚鴻一瞥”畫了出來。祖母、媽媽和鄰居看了都説我畫得像，又給我指點出許多不太像的地方，於是，我便焦急地期待着黃鼠狼的第二次出現，以便更正。這一來，就完全不怕了。
那時我在小學裏已經讀到高年級，想看一些閒書，例如陳鴻章同學借給我的《水滸傳》，又想畫畫，因此想住一個單間。那天我提出要獨自住到儲藏室裏去，祖母、媽媽十分吃驚，但很快又點頭讚許。
説幹就幹，我在媽媽的幫助下先把儲藏室做了一番大掃除，把簡易小牀搬進去，在北窗口放一張書桌，書桌邊有一個穀倉，我拿起毛筆在倉壁上先寫了“學習室”三字，接着又用美術體寫了“身體好”、“學習好”、“時刻準備着”三行。寫完，看窗外，一片燦爛的油菜地，直通吳山腳下。
正是在這間儲藏室裏，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雲先生留下的書籍。由此，我開始翻閲一直讀不下去的《石頭記》，終於讀下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以及高語罕編的《世界名作選》。最有趣的是《芥子園畫譜》，一有空就臨摹；最難懂的是《史記菁華錄》，連媽媽也説不明白，只得等外公來的時候問，但外公説出來的話也突然變得聽不懂。書箱裏還有一本署有林語堂名字的《開明英文讀本》和一部林語堂題詞的英漢詞典，在我看來是天書，沒去多翻。
讀書的興趣一旦引逗起來是要命的事，我的眼睛很快從儲藏室的書箱轉到小學裏那間小小的圖書室。圖書室裏最吸引我的是童話和民間故事，但書少學生多，誰都想借，怎麼辦呢？不知是哪位老師出的聰明主意，規定可用一百個字的毛筆小楷來換借一本書。這個規定大大推動了同學們的書法練習，結果，直到今天，我的那些老同學雖然大多還是農民，但如果讓他們拿起毛筆寫幾個字，多半會比有資格題詞的名人的字，看起來更順眼。
我讀民間故事，主要是為了講給祖母聽，祖母喜歡，我卻不太喜歡，覺得每一個都差不多。我喜歡的是童話和寓言，但祖母聽了只説是“野天糊塗”，與我的感覺很不一樣。
幾年前我去安徒生的故鄉丹麥奧登塞，在那所小小的紅頂房裏徘徊很久。這間紅頂房的所在，當年是一個貧民窟，安徒生一家只在裏邊佔了一小角。就居住條件來説，要比我家的老屋差多了。讓我感動的是，這所紅頂房居然打開了世界上那麼多小房間的窗子，包括我家鄉的這一間。
小學畢業時，我要到上海考中學，媽媽忙着物色為鄉親們寫信和記賬的接班人。最後找到的接班人十分稱職，卻比我年長多了，他就是以前被人們稱作“懶漢”的二胡高手方子。在賬冊上簽寫的名字，是舫遲。
方子出山，就像諸葛亮終於騎上了馬背，再也沒有回頭的時日。我村的二胡聲，從此寂寥。我的童年和這舊屋的燈光一起，也從此淡出。
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農家書信，一筆筆汗水賬目滋潤的。我正是從這間舊屋起步，開始閲讀中國大地。
感謝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