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美國大學的英文環境中生活。我所聽到的單詞、運用的慣用句以及最初的邂逅相遇，都給我留下了十分清晰的印象。用一句特殊的話語來説，在開始小説家生涯近二十年之後，我卻覺得必須從根本上進行補課，亦即基於生活的需要，選讀一些外國的書籍。這種想法，多少也起因於成為小説家之後的讀書經歷。
然而用一句更加普通的話來講，那些基於確切記憶中慣用句和單詞的短文，畢竟無法原樣不變地用於會話。因為攙雜於會話之中，大抵是些老掉牙的説法。有時卻也具有着某種幽默的效果。我將上述慣用句和單詞熟記於心，其實是在預備學校讀書期間。
大學入學考試失敗之後，我重新準備功課用了一年的時間。我想那是很有意義的。我特別喜歡預備學校的英語課和數學課。為此，我對為我承擔了學費的母親和兄長，卻有一種負疚之感。
最近我總在想一位美國學生説過的話。説是應當在年輕的時候，建立起自己的道德感覺或精神(moraldiscipline)。這個説法的確是對的。此外我還想起，在戰後再度輸入美國哲學的十年之後，一位有人緣的學者面對預備學校編寫教材的年輕教師，説過如下一段話。
他在文章中説道，在道德訓練方面，需要做出怎樣的努力呢？大致上講，即要回顧自己過去的生活以及現在正在做出的努力，且須具有勇氣，承認努力的結果並不愉快。
作為日本人引以為榮的歷史教育，無疑也是基於一種道德訓練。可是也要有勇氣承認，在近代史和現代史中，日本人的行為以及現在正在做的事情，從結果上講並不愉快。我們是否在對於年輕人的教育中，訴諸了那般獲取勝利的努力？我感覺，在這個問題中集中了當今世界的關心。
不久之前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講演，和所有從事日本研究的大學院生進行了交談。之後聽指導教官克洛爾·古拉克教授説，在日本有過一篇報道。文章的內容我並不十分清楚，只知在文章之中，引用了一段德語原文的細緻描述。教授説明道，那是一個德國人所寫的、有關南京事件的日記。日記描述了作者當時的體驗。
話説遠了，在沒課的日子裏我們教師也要上班的。上班的時間待在研究室裏。開始的階段，我還總想擺出一副文士面孔，就像許多日本來的特別研究員一樣，揣着種種沒有答案的“問題”。上課之中，也同樣會遇見日本來的不速之客。例如我來此不久，就遇見一位日本的大學教授，在伍德羅·威爾遜研究中心任客座研究員。他來此巡迴講演的題目是“日本人的政治創造力或想像力”。
實際上，當時我的學生們正在討論美軍在沖繩的海外派兵，而那頗有壯士風采的赤面教授突然間大聲地開始發言。然後又在課程未完之時，像進入課堂的時候一樣，對我及學生們一個招呼不打，大搖大擺地走出了教室。
其實我早已習以為常。那些學者、評論家或記者對我的思維方式很反感，因而時常做出這般舉動。然而學生諸君當中，則有年輕人大為不滿，認為這是十分無禮的舉動。
其實，我還見識過一個少女一般的華人學生。她並非我課上的學生，好像是順便去哪兒辦事的來訪者。我不曾深入探聽過她的情況，所以至今不知她是何方人士。記得她總是挾着物理或數學教科書，想必是理科專業的學生。
那年冬天，普林斯頓大學正在籌備“南京一九三七”研討會。她像是大學學生會派來的代表。據説，最初只是想搜尋一點兒情報，即圍繞這樣的課題，當與怎樣的日本人專家進行對話？我回顧了自己曾經閲讀的圖書、雜誌，向她推薦了幾位學者。這些人，我認為在國際性場所發言是值得信賴的。我也提出了自己的希望，説明那些專家都有自己的研究和工作，因而不好過分勉強人家，此外可以説明是我做的介紹人。
接着她又來訪問過幾次。最近我聽説她由普林斯頓回來，上週又來過一次。此次她又提出了新的問題，她拿來登載了集會發言的刊行物，問我是否可以寫點文章。我們不慌不忙地交談着。她説，他們的努力是要澄清事實，評論要公正。還説其終極的目標，是要通過這個過程，真正治療中國人、日本人之間的文化創傷。
滯留美國期間，我也在《倫敦·時間·文學附錄》中，書寫了上述意見。因為我被那態度認真的中國女學生深深地打動了。而我能夠做的，只是將哥倫比亞大學給我的酬金贈予了集會。
那麼，年輕人究竟應當怎樣建立起自己的道德感覺或精神呢？訓練，怎樣在更加廣闊的亞洲、世界舞台上，達到個人的完成呢？我想，這對於我們國家和我們國家人民的將來，是至關重要的。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比如説應當讓普林斯頓讀書的、優秀的日本年輕學生，與中國學生、韓國學生認真地對話，我想也是極為有效的一個途徑。
最近我又受到邀請，參加了過去學生俱樂部的聚餐會。我看見一副畫布上，爭奇鬥豔的嫩葉充滿了生命的激情。我在一株小樹前感動不已。樹上盛開的小白花，透着淡淡的紅色。此時一個女學生跑過來，告訴我小樹的名稱是薩貝里安沙果。女學生也是韓裔美國人，曾在晚餐會上聽過我講演。
(魏大海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