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訪問中國並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面前發表演講，在我來説還是第一次，我衷心感謝為我提供了這個機會。其實，我並不是第一次訪問中國，此前曾兩度來這裏進行訪問。不過，那時我只是觀察和傾聽，也就是説，在中國旅行時只用眼睛和耳朵而不是嘴巴。儘管如此，在我的生涯中，這兩次旅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經歷。
對中國的第一次訪問，是在1960年的夏天。我得以目睹其人和耳聞其聲的那些人物，不僅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即便在中國現代史上也是風華卓著。我想在此列舉這些人名。由於他們都已是融入歷史之中的人物了，謹按照當時所記憶的日本式發音並略去敬稱來列舉這些名字。他們是：毛澤東、周恩來、許廣平、陳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趙樹理。大家一定會認為，這份名單中全都是一些聲名顯赫的人物。1984年第二次訪華之際，在這一長列人名後面，又加上了胡耀邦的名字。當時，身為我們這一行之中心的大作家自不待言，就連在我國產業界對造成公害病負有責任的某公司前任社長，以及多年來大受歡迎的女演員，也都得到了發言機會，惟有我一人被同行者告知，要在總書記面前繼續作一個沒有嘴巴的人。我在想，這是否與我被加利福尼亞的大學的學者們託付的一封公開信有關？那是一封關於中國新聞記者的人權問題的公開信。
現在，包括上述這一切，作為我生涯中最為重要的經歷之一，已將這些巨人們栩栩如生地鐫刻在了記憶之中。在小説家來説，對於那些必要的事物，較之於在短時期內作出評價，不如先將其儲存在記憶裏。在不斷保持這些記憶的新鮮度的同時，與這些記憶共生共存，以期將來獲得可以準確表述這一切的必要詞語。較之於政治性評價，它們更應該是具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力的文學語言。
今天，我第一次在各位中國聽眾面前成為一個有嘴巴的人，此外，我還感受到了一種幸福，那就是我的諸多作品被譯介到了中國。我之所以能夠如此幸運，則是得益於那位發明了炸藥的人。因此，今天我想要談一些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題外話。第一個題外話是這樣的：
我在受獎演説中，曾敍説從孩童時代起便深為瑞典作家拉格洛芙的《尼爾斯歷險記》所吸引。被變化為小人兒的那位生氣勃勃的少年，與那隻在共同克服困難的過程中結為同志的母雁阿克一同飛翔在瑞典的天空。藉助小説中的這些情景，我甚至詳悉了瑞典這個國家的地理。現在，我也有幸與自己的阿克(姑且不論我的妻子對於自己被喻為母雁是否會感到愉快)一同飛降在了斯德哥爾摩。
接着，在頒獎儀式後的晚宴上，我還説起了日本文學中具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學作品也同樣描述過一個小人兒，這個小人兒作為使者，騎乘在大雁背上飛翔於天際，往來於異界與人世之間。在《源氏物語》的《幻》這一卷裏有一個場景，説的是失去了愛妻的光源氏遠望大雁飛渡長空，不禁呼喚般地吟詠道：
夢也何曾見，遊魂忒渺茫。
翔空魔法使，請為覓行方。①
①此譯詩轉引自豐子愷譯《源氏物語》(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83頁。詩中魔法使暗喻大雁，典出於白居易《長恨歌》中的“臨邛道士”——譯註。這裏的“幻”或“幻童子”，便是以大雁為騎乘之物，往返於異界的那個小人兒，是《源氏物語》的作者從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長恨歌》中援引而來的。自最初用文字來表記日本固有語言以來，日本文學便最大程度地受惠於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平常我並未特別意識到本國的文學傳統，可現在要面對各位中國聽眾進行講演，這才重新強烈感覺到與日本文學的歷史相關聯的自我。
而且，還不只是與日本文學相關聯，甚至可以將其廣泛地説成與日本思想相關聯。在大學時代，我學的是法國文學，以歐洲思想為核心進行學習並接受了影響。我開始關注十七世紀初至十九世紀後半葉構成德川幕府之基礎的思想，相對來説也是最近的事。其契機，則是接觸了美國曆史學家納吉塔·哲夫所作的從封建時期至近代的日本思想研究。他是第二代日裔美國人，對德川幕府中、後期構成日本經濟中心的大坂地區商人們經營的學習場所——懷德堂進行了研究。在納吉塔這一研究的引導下，我得以學習了儒教和儒學在日本被接受的狀況，以及這種狀況在德川幕府時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簡略説來，以下的這一切為我開啓了眼界：經歷了形成幕府體制意識形態的荻生徂徠的學問及至伊藤仁齋的學問後，德川末期的大坂商人們(他們承擔着面臨危機的封建時期的日本經濟)如何接受了獨自的儒教和儒學，並將其應用於現實的。
也是在這一時期，與儒教和儒學為其基礎的學問——漢學相對抗的另一門學問——蘭學也問世了。即便那些以西洋醫學研究為核心的蘭學研究者們，也發現構成其學問和思想的人性基礎，是從中國的思想中生成的。
比如藉助蘭學來推廣西洋醫學的開拓者緒方洪庵就認為，最為重要的還是“醫者仁術”。在他青年時代的信件中，便強烈顯現出了對鴉片戰爭的憂慮。就連在意識形態領域提倡脱亞入歐並因此而招致批判的福澤諭吉，也認為與其將歐洲思想直接引入日本，不如將歐洲的語言(首先是荷蘭語，其次是英語)與漢語這種日本人的學問專用語言相對照，從而在比較的基礎上創造出嶄新的日本語。與現代化相併行的日本超國家主義思想核心由國學者本居宣長做了前期準備，這位本居宣長就曾認真學習過剛才提及的那位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思想專家荻生徂徠。
也就是説，我只能將現代化前不久的日本思想，與始於明治維新的現代化得以實現時的日本思想聯繫在一起思考，同時，就中國的思想傳統為日本帶來的巨大影響進行思考。當然，我還不得不思考與現代化的完成同步發展的超國家主義的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
前不久，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提出了“絕對零度寫作”理論，研究了將文本從政治性、社會性、歷史性的文理和內容中剝離出來，單純地用語言本身來書寫文本。然而，身為一個日本小説家，我卻無法將中國的近、現代文學作為“絕對零度寫作”來加以探討。
再來看看日本最近的社會氛圍，問題就更加複雜了。日本曾侵略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人員和物資方面的巨大犧牲。戰後，日本國以及日本人清償了這一切嗎？(儘管這場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犧牲的侵略戰爭是無法徹底清償的)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認為，我們應當面向未來，堅持不懈地贖罪，併為此而不斷努力，這才是日本人對中國以及亞洲諸國的基本態度。然而，在今天的日本，卻出現了以首都東京都的那位知事為首的一批新的國家主義者，他們不僅想要忘掉侵略中國的責任，甚至還針對現在的中國和中國人民説出、做出一些攻擊性和歧視性的語言和舉動。
在這種現狀之下，日本的文學者果真能夠與中國的文學者建立起平等的和批評性的相互關係嗎？我日益感覺到“絕對零度寫作”是絕對不可能的。我想接着這個思路繼續説下去。
對於我這個在戰後迎來青年時代的日本小説家而言，又是如何領悟中國的近代和現代文學的呢？為了説明這個問題，我首先想到了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龍之介與中國近代文學開拓者之一的胡適之間的邂逅。大家聽到這裏，或許會覺得不可思議吧。我並不是研究中國文學的專家，是通過我國也許最優秀的專家藤井省三教授的《中國文學這一百年》(新潮選書)而得知的。現在，一面對照這本書中的事實就幾個問題進行確認，一面將這個話題繼續下去。
芥川於1921年曾前來中國旅行，在北京與比他年長一歲的北京大學英國文學教授胡適過從甚密。後者在日記裏這樣寫道：“這個人似沒有日本的壞習慣，談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所謂日本的壞習慣，好像是指除了日語外，不能用其他語言與外國人交談。這個壞習慣至今仍殘存着，最近還在一部描繪中國有名的英語會話教師的電影中受到譏諷。即便現在，日本的小説家不想用外語交換看法的情況並沒有得到改善。就這個意義而言，芥川與胡適藉助英語進行的交談，在文學史上就有了值得銘記的意義。
胡適在日記中繼續這樣寫道：“芥川又説，他覺得中國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到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羨慕。其實中國官吏並不是願意給我們自由，只是他們一來不懂得我們説的什麼，二來沒有膽子與能力可干涉我們。芥川説，他曾編一篇小説，寫古代一個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馱在背上，這書竟不能出版。”
文學家奔赴同時代歷史的現場，他們撰寫報告並進行批評，這其中同時存在着新奇有趣和危險。而且，新奇有趣之中時常藴涵着危險，而在時間和距離的作用下，危險之中也存在着可以轉化為確實新奇有趣的因素。
芥川痛苦地表示，日本小説家沒有中國著作家可以享受到的自由。這並不是芥川在信口開河。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便開始了現代化進程，很快就形成了統一的國家。接着，在國內通過徹底推行國家主義思潮，對外則挾日清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之威，鞏固了國民國家的基礎。對此進行了抵抗的宗教思想家內村鑑三被開除教職，社會活動家幸德秋水則被處以死刑。然後，日本在包括侵略中國在內的超國家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直到一九四五年毀滅之時。我們不得不認為，除了共產主義者小説家中野重治以外，從夏目漱石到芥川龍之介，再到昭和時代前半期的小説家們，沒有任何人能夠像內村鑑三、幸德秋水那樣對國民國家進行徹底的批判。
在這一點上，芥川感嘆於審查制度造成的不自由(這種審查制度導致自己被指為犯下了對天皇不敬罪)，卻又不去嘗試着打破那個不自由。我認為，這個事例清晰地顯現了那個時代(所謂大正民主主義時期)的日本知識分子的思想與現實生活的真實狀況。
不過，同時代的中國文學者們就沒有與此相似的困難嗎？情況當然不是如此。胡適所表現出的文風中就藴涵着一種譏諷。假如芥川遇見曾翻譯了他的《羅生門》的魯迅並與之交談，或許就會痛切感受到與胡適的譏諷所不同的另一種東西。下面要稍微偏離一點兒話題。面對日本獨特的天皇制，也就是説，面對不僅僅是政治體制，還包括思想體制在內的那個制度，芥川所感到的不自由，即便在太平洋戰爭敗北之後，在理應將天皇從所有政治權力中驅逐出去的新憲法之下，卻仍然存留了下來。我的小説作品《政治少年之死》現在依然不能出版便是其中一例。
我還想説一些話，儘管這些話並不一定非要面對中國的聽眾述説。自胡適以後，中國的文學者們面臨困難以及克服這些困難去實現目的的過程，也就是説，通過文學使得國民國家的理念具體化，並且為了實現該目標而引導民眾的那種行為，與芥川感覺到並羨慕不已的中國著作家們所享受的自由的程度，是一種完全不同質的東西。經過漫長的歲月後，當人們回顧這一切時才會發現，當時那種困難非常之大，而試圖克服那些困難的文學者們的實踐之所以能夠留存後世，是因為它們本身具有的強大力量所致。反過來説，我只能認為日本的近代和現代文學不曾經歷過這一切而造成的脆弱，直到現在還是依然如故。
自1919年的反日、反軍閥的五四運動以來，很多文學者投身於國民革命的北伐戰爭。1960年，我有幸邂逅了在那場北伐戰爭中非常活躍且倖存下來的文學者郭沫若和茅盾。當時，在中國這一百年曆史中，從中國的這些文學者們(當然，也包括魯迅在內)得以顯現文學者這個腳色之原型的北伐戰爭時期算起，也只經過了四十年時間。當回顧1960年以來的這四十年時，就在我被同時代的鄰國所關注期間，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情，對所發生的這些事情，我為之感慨不已。
我覺得，儘管中國的文學者們在種種主張上存在着分歧，但在時代的進程中，卻總是為了巨大的連續性而不懈地付出艱辛的努力。那麼，這個巨大的連續性又是什麼呢？那是一種使命感，是要在中國建設國民國家，維護國民國家，並且試圖用文學來引導這一切。我在想，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巴金先生年過八旬還能重新進行文學活動，是因為時隔半個世紀之後，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進行工作的經驗依然充滿活力。而年輕一代的《紅高粱》和《老井》之所以能夠讓我為之讚歎不已，則是因為他們明顯表現出來的一種意志，一種將中國人今天的生活現實與過去的深遠連接起來，並建設他們獨自的想像力中的共和國的意志。
日本的情況又是如何呢？現在當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時，卻只能一如芥川對胡適所陳述的那樣，羨慕中國的著作家們。我只能認為，尤其在這三十年間，日本文學沒能像剛才提及的莫言和鄭義那樣雄心勃勃且非常現實地紮根於他們的土地和民眾之間，也沒能在那個不具備上述環境的國家裏建立起與這種現實相適應的想像力的共和國。
不過，我的這種説法可能已經使大家感覺到了不適。從胡適和芥川的對話中，我清晰地發現了兩者間的“分歧”。同樣，從我對中國的文學者們在五四運動至天安門事件這一時期內所完成的事業和曾那般努力從事的事業所做的歸納中，大家也一定發現了巨大的“分歧”吧。儘管如此，我首先要向各位表明的是，即便我的看法是存在着巨大“分歧”的看法，卻也如同我現在所表述的那樣，從近代和現代中國的文學者們的進展中，我看到了巨大的連續性。
接下去，我想説一説在今天的日本，我這個日本人是如何生活的？我又是一個怎樣的小説家？也就是説，打算向大家介紹一下我這個日本作家的現狀。我出生在日本四國一個森林中的村莊裏，那一年是1935年。兩年後，日中戰爭爆發了，在我進入仿效納粹德國而建立的被稱之為國民學校的小學那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了。十歲時，我迎來了戰敗，因此，我的少年時代的前半期實際上是處於超國家主義意識形態之下的。當時，對於我這位少年來説，天皇是神，為了天皇如何勇敢地去死便成了我最為重要的人生課題。
然而戰爭結束後，這一切卻完全倒轉過來，日本全國都開始施行民主主義教育。就在這個時期，我度過了少年時代的後半期。在我的印象中，戰時的日本是個在世界上處於孤立，並被從外部封閉起來的國度。戰後，日本向世界開放，天皇也不再是神，這種民主主義體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國家形象。就在這種民主主義的解放感之中，我決定前往東京的大學。儘管那是一段生活貧困並充滿了辛勞的青春，卻從不曾失去對民主主義的信賴。我覺得，這一切構成了我的整個人生的基調。
在大學裏，我學習的是法國文學專業，是一個從讓-保羅·薩特那裏接受了很大影響的學生。不只是薩特的小説，在時事評論和哲學論文等所有領域，薩特都是我的引導者。我在大學期間開始寫小説。那時，我想表現戰爭時期地方孩子的生活以及籠罩在這種生活之上的超國家主義的陰影。此外，地方出身的青年在戰後的都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社會矛盾，也成了我作品中的主題。運用從法國現代文學中學到的手法來寫這一切，是我的文學的第一期。《掐去病芽，勒死壞種》這個比較短的長篇小説，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之作。
在那段學習以薩特為中心的法國文學並開始創作小説的大學生活裏，對我來説，魯迅是一個巨大的存在。通過將魯迅與薩特進行對比，我對於世界文學中的亞洲文學充滿了信心。於是，魯迅成了我的一種高明而巧妙的手段，藉助這個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內的日本文學者得以相對化並被作為批評的對象。將魯迅視為批評標準的做法，現在依然存在於我的生活之中。
當年，我是以青年小説家的身份登上日本文壇並開始文學創作的。二十八歲那年，我經歷了一次重大的考驗。那確實是一次“個人的體驗”。作為年輕的小説家，應當如何面對日本的社會現實？我從這種薩特式的立場出發，將自己置於不得從個人的閉塞狀態中後退半步的危機之中。
而引發這一切的，則是一個頭部存在着醫學上問題的嬰兒出生在了我的家庭裏。我感到非常苦惱，不知該如何調整自己以與那個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首先，我不懈地進行醫學上的努力來救治那個孩子，接着在心理上也堅定了共同生活的意志，在實際行動上朝着那個方向開始前進。以這個經歷為基礎而創作的長篇小説，便是《個人的體驗》。
在創作這部長篇小説的同時，我還寫了《廣島札記》。那是一部長篇評論，説的是太平洋戰爭末期在廣島遭受原子彈轟炸而受到傷害的人們。我在這部長篇評論中描述的，首先是廣島的諸多醫生們。儘管他們本身也遭到原子彈轟炸的傷害(這裏不包括因此而死亡或重傷的醫生們)，仍然連同那些身負輕傷的醫生們一道，投身於醫治受原子彈傷害的患者的工作。護士們也是同樣如此。對這些護士而言，當他們和她們開始醫治傷者時，不可能從醫學意義上了解核爆炸給人們的肉體帶來的危害是怎麼一回事。人們摸索着不斷獲得醫療上的實際效果，從這種努力中，創建並推進了包括針對白血病的治療方法在內的醫學，比如對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那樣的放射能造成的傷害進行醫治的方法。
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樣地從醫學、經濟以及人權等領域的痛苦中恢復過來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彈轟炸而被傷害多年以後，他們還不斷有人因為放射能障礙而被迫苦度與疾病作鬥爭的日子。儘管如此，他們卻從不曾忘記作為廣島倖存者(長崎的倖存者們也是如此)對社會責任所具有的自覺。為此，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動。我認為，廣島和長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發起的廢除核武器的社會活動，是日本人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所顯現的最為重要的行為。
通過直接接觸廣島的放射能受害者們的思想和行動，我得以深入個人的內閉狀態(能夠坦率地描繪處於這種狀態之中的自己，對我的文學來説也是非常重要的)，並且恢復了面向社會，進而面向世界開放自我的勇氣。
不得不深入個人內部的傾向，以及試圖面向社會和世界開放自我的態度，經常同時存在於我的身上，並創造出了我的文學。作為一個專修法國文學的學生，我從薩特那裏學會參與社會。從那時起，我就反覆將個人的內部這個課題與面向社會和世界開放自我的課題重合在一起，不斷重複着回到原點後再行出發的循環行為。
1968年，我寫了《萬延元年的Football》，也是與一篇作為社會性報告而創作的長篇評論《沖繩札記》同時進行的。在日本帶有國家主義性質的現代化進程中，從社會狀況直至文化的細部，沖繩人民蒙受了怎樣的壓制啊！那裏的知識分子對這種壓制曾進行了怎樣的抵抗啊！在太平洋戰爭的最後時刻，最為沉重地揹負着日本現代化中的矛盾的沖繩民眾，又付出了怎樣的犧牲啊！戰後，作為美軍在亞洲/世界戰略的軍事基地，沖繩的人們更是一直在承擔着怎樣的重荷啊！
在這種長期存在的困難中，沖繩又是如何維持其獨特的思想和文化並予以創新的呢？我對此作了調查，而且曾打算進行研究。我對沖繩展開的工作，一直持續到今年七月所發表的一系列隨筆作品。
我的這個經歷——在沖繩從事這種時事性和文化性的調查和報告的經歷，構成了創作長篇小説《萬延元年的Football》的思想基礎。先前已經説起過了，我出生於日本列島的四國。正因為那裏遠離文化中心地東京，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時代，我們那個村子還保留着獨特的大眾性歷史和傳統。我就在那種地方文化的環境中長大成人。受戰後民主主義時期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東京，學習以法國為中心的外國文化。在這一過程中，儘管自然而然地開始了小説的創作，但在我的內心底裏，卻總是存在着根本性的窘迫。
四國的山村是邊緣，而東京則是日本現代化最直接的目標，同時也是現代化最核心的據點。那裏還是中央集權的場所，吸收着地方的多樣性指向並使其均一化，使得日本的現代文化被賦予一種特殊的性格。東京的中心文化形成了神話的中核，作為王朝文化而昌盛，並支撐着那個超國家主義的體制，儘管被戰後的憲法從政治權力中驅趕出去，卻依然具有極為強大的影響力，與天皇這種文化的中心相互重合。三島由紀夫和我之間之所以相互對立，是因為彼此間存在着文學觀的差異，更是因為他懷有圖謀復活作為他的文化中心的天皇這種意識形態。三島這個人在出生、成長以及美學上都體現出東京文化。
而我，則在邊緣地區傳承了不斷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脈。對於來自封建權力以及後來的明治政府中央權力的壓制，地方民眾舉行了暴動，也就是民眾起義。從孩童時代起，我就被民眾的這種暴動或曰起義所深深吸引。
我注意到，在沖繩，人們在日本和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影響下，從以往維持琉球獨特的政治性自立和文化的時代，直到被現代國家日本所吸收以後，仍然沒有喪失抵抗的思想和文化。我曾寫了邊緣的地方民眾的共同體追求獨立，抵抗中央權力的長篇小説《萬延元年的Football》。這部小説的原型，就是我出生於斯的邊緣地方所出現的抵抗。明治維新前後曾兩度爆發了起義(第二次起義針對的是由中央權力安排在地方官廳的權力者並取得了勝利)，但在正式的歷史記載中卻沒有任何記錄，只能通過民眾間的口頭傳承來傳續這一切。此外，小説中描述的在現代社會里進行嘗試的年輕人所發起的第三次暴動卻沒能取得成功。不過，與那個中心進行對抗的邊緣這種主題，卻如同噴湧而出的地下水一般，不斷出現在此後我的幾乎所有長篇小説之中。
在我創作《萬延元年的Football》的前後十年間，以拉美地區為核心，不斷出現以神話般的想像力和與此相適應的方法(魔幻現實主義這個詞彙可以適用於這個方法)進行表現的小説。這些小説描述了與前面説到的那個中心相對抗的民眾，以及他們自立的政治構想和文化。我發現，自己的《萬延元年的Football》所指向的目標，與它們有着很深的血緣關係。在後來的一段時期內，我得益於米哈伊爾·巴赫金的荒誕現實主義理論，並開始意識到和強化了這種小説的方法。直至現在，我的小説世界仍然是用這個方法論構建而成的。
在剛才提及的十年後的第一年，我前往墨西哥城的大學任教職，從一位中國文學專家的同事那裏，見到了一份將拉美文學翻譯為中文的書目單。在那份清單中，我看到了胡安·魯爾福的《彼得羅·巴拉莫》。這位墨西哥作家的傑作，構成了拉美的所謂魔幻現實主義小説羣的源流之一。我曾預想過，無論在想像力的質量上，還是在敍述的方法上，從這個源流中接受了影響的小説一定會出現在中國。
然而，中國的年輕作家們卻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料，對於他們業已實現並獲得的巨大而豐碩的成果，我不勝羨慕並致以敬意。我在斯德哥爾摩的演説中，之所以提到鄭義和莫言的名字，是因為將他們視為這種新文學的代表者。我期待着日本的年輕作家們能夠向他們學習並展開積極而多彩的文學活動。同時，我還期待着他們能夠與中國的那些優秀作家和韓國的年輕作家們一道，完成確實可以被稱之為亞洲文學的事業，並在這個名稱之下參與世界文學。
另外，我最新的一部長篇小説，是去年發表的《空翻》。小説始於被稱之為“師傅”的教祖與被稱為“引導者”並扮演預言者角色的男子，試圖在現代的東京創建新的宗教教會。其實，十年前他們曾一度建立起擁有超過兩千名信徒的宗教教團，其後卻又通過電視發表聲明，表示他們的教義是錯誤的，並説那只是一個玩笑而已，從而解散了那個宗教教團。
他們之所以被迫解散教團，是因為信徒中出現了過激的激進派小團體，而且具有強大的力量。作為呼籲日本社會進行徹底悔改的手段，這個激進的小宗派計劃行使他們的實力，採取炸燬核電站之類巨大的恐怖行動。於是，教團的領袖們便與國家權力合作，出賣了這個激進的小宗派，使得他們行使實力的圖謀歸於流產。
如果情況僅止於此，教團的領袖們也已聲明自己在宗教上的教義只是個玩笑一般的東西，也就沒有必要再進行全面的轉向了。那麼，為什麼又產生了這個必要呢？那是因為在這個教團的內部，還有一個由信仰虔誠的女性們所組成的宗派。這個女性們的宗派認為，引入國家權力以封殺激進派的行為不僅束縛了教團的領袖們，整個教團也將因此遭到鎮壓。為了阻止這種情況的出現，她們以其信仰為基礎，對領袖們的受難表示抗議，併為聲張教團的正統性而可能集體自殺。因此，在激進的宗派與信仰虔誠的女性們的宗派這兩者的追逼之下，教團的領袖們不得不採取了剛才所説的全面否定教團的這種轉向措施。
將教團解散以後，教團的領袖“師傅”和“引導者”切斷了與所有信徒之間的關係，在來自社會的批判和蔑視中孤獨地度過了十年的時光。小説就從他們決心重建教團處開始。
他們得到了一小部分新的理解者，開始了重建教團的活動，但“引導者”卻在前面説到的過激派殘存下來的一部分人執拗的追逼下而死去。以此為契機，“師傅”轉移到了四國森林中的一個處所。這個處所是由這十年間最為穩健卻也頗有實力的信徒集團所準備的。
自《萬延元年的Football》問世以來，我一直在考慮與中心相對抗的邊緣“根據地”這一模式。我還以這個森林中的小村莊為舞台，選擇各種時代，描繪發生在那裏的故事。於是“師傅”們試圖創建新教團的活動便與發生在這個邊緣場所的故事匯合了。
然而，像是在等候着“師傅”公開發表將要創建新教會的聲明一般，前面説到的過激的宗派和信仰虔誠的女性們的宗派也都彙集到了這個地方。在這種情況下，“師傅”並不打算清除他們。在“師傅”有關新教會的構想裏，一些生長在這塊邊緣的土地上的年輕人也參與了進來。於是，前所未有的展望就要開始實施了。但是，就在新教會開始明確顯現其性質的同時，曾將“師傅”和“引導者”逼得無路可走的激進派和信仰虔誠的女性們這兩個宗派之間沒有解決的問題，卻又一次緊緊地抓住了“師傅”。
後面我還會再度就此進行敍述。我覺得，無論在現實的歷史進展中，還是小説的敍述方法裏，都存在着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包含着分歧的重複”。作為小説的敍述方法來説，它也是一個方法論。
宗教教團的這位領袖創建教團和重建教會，與此同時也身陷危機並面臨崩潰。這兩個悲劇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説，這兩者間的差異只在於“分歧”。因此，我們可以批判性地認為，就重建教會而言，“師傅”只是在表演“包含着分歧的重複”。其實，當“師傅”重建教會時，他並沒有從辯證法的角度去超越當初的失敗，同時也沒有樹立起新的理念。
然而，“師傅”這次卻沒能向第一次那樣，藉助“包含着分歧的重複”這種同樣的方法來進行第二次轉向。在他以悲劇性的方式悄然消失以後，就在這片森林中的土地上，在那些經過錘鍊的年輕人(像是這個邊緣地區長大成人的少年般的年輕人為核心)對他的支持下，他真的得以開展他那“新人的教會”的活動了。
我想，即便在中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印度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教授也是廣為人知的吧。森教授的阿馬蒂亞這個名字，意味着“永遠的生命”。據説，為森教授起這個奇妙名字的，是那位在大學裏曾與他父親共過事的詩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我記得，早在我的孩童時代，當時日本和中國之間戰火正熾，我那位並不是專門研究學術的母親對我説：在亞洲，續泰戈爾之後適合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是魯迅先生。不過很遺憾，他卻去世了。
剛才，我之所以在這裏提及森教授的名字，並非想要談論他在專業領域內就飢謹與貧困，以及不平等問題做出的驕人業績。我只是在考慮將森教授在經濟學領域裏的兩個獨特的專業用語轉用於文學世界。一個單詞是在日語中被譯為“福利”的“Wellbeing”，表示“優裕的生活”。這個單詞包含了個人所具有的諸如健康、長壽、自豪之類的所有生活機能。在如此定義的基礎上，森教授將已經實現的機能包括在內，又提出了一個引人矚目的詞“Capability”，在日語裏，這個單詞被譯為“潛在能力”。為了確立“優裕的生活”，作為今後的機能而需要實現的“Capability”便很重要，而從妨礙其實現的社會性因素(例如歧視)中獲得自由就很有必要了。因此，何為不平等這個課題也就成了一種新的思考方法。
我認為，在評價一個國家某個時代文學的發達程度、廣度以及深度時，經濟學中的專業用語“Capability”與自由這種概念是為之有效的。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實現國民國家的體制為奮鬥目標而進行了最具有前驅性的實踐，我為他們的這種工作而深深感動。因為，我從他們在各個時間點上的實踐中，發現了巨大的“Capability”。
魯迅所從事的工作當然自不待言，參加了國民革命的郭沫若和郁達夫等創造社的同人們也好，茅盾也好，他們都創作了豐富的作品，並擁有從這些作品中接受了“Capability”的大量青年知識分子。
國民革命前後的作家們，有老舍、丁玲，還有年輕的巴金等人，以及在日本發動全面侵略戰爭期間在上海的張愛玲和發表了《圍城》的錢鍾書等人。趙樹理也是不可或忘的作家。他們都是優秀的“Capability”。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尤其是作為同時代的亞洲文學，我一直在關注着中國文學。我認為，沒有必要就政治性時代的進展與文學的動向進行嘗試性分析。或許，在你們這些從那個時代生活過來的各位聽眾的腦海裏，已經映現出了那一切。
我可以説的是，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在中國已經出現了各種勢頭非常旺盛的新文學，它們確實充滿了強大的魅力。剛才所列舉的遠比我年輕的作家們的《老井》和《紅高粱》，給我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啊。我一再提及這一切的本身就充分説明了這一點。這些鴻篇鉅製的長篇小説所顯示出來的，首先是小説家們的才能、方法和熱情。同時，作為今後應該會實現的“Capability”，這些作品還顯示出了何等豐富、廣闊和深遠的前景啊。我相信，今後也將不斷會有中國的新“Capability”的所有者們，獲得不再被妨礙其表現的自由，並取得切實而巨大的收穫。
現在，或許我還要重新使用八十年前芥川與胡適的對話一般的敍述方式。我也像當年的芥川那樣，對中國現在正活躍着的小説家，以及今後將會實現其“Capability”的年輕小説家們，表示我的羨慕之情。可是，在這個會場上，也許會有一些可稱之為今天的胡適的知識分子，會從我的這番羨慕的話語中發現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並對我顯現出充滿譏諷卻也是寬厚的表情吧。
剛才，我就自己的小説進行了説明，從中可以看出，通過將“分歧”這種有意識的方法系統化，是能夠找出文學上的有效性的。我的文學論《小説的方法》也被譯成了中文，倘若大家能夠予以參照的話，我想，大家是能夠理解我所説的這一切的，那就是將剛才藉助實際創作來進行説明的“包含着分歧的重複”這種小説的技法，作為我的認識方法而予以重視。在八十年後的北京，我有意識地重複着從芥川與胡適的對話中發現的、確實意味深長的“分歧”，是出於以下兩個意圖。
首先，雖説我現在正面對各位中國聽眾講述着這一切，其實，我也希望將這一切作為一個信息，傳遞給日本的青年知識分子。中國的近、現代文學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努力提示出新的國家形象和國民形象的典型，而日本的近、現代文學卻不具備諸如此類的問題意識。夏目漱石是日本開始現代化進程後最大的國民作家。他提示了由於快速推進現代化而造成了扭曲和弊端的國民國家日本，並批判了沒有自覺到這一切的日本人。然而，夏目漱石卻從不曾創造出他獨特的新日本這個國家以及日本人的積極性典型，並因此而引導同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
在日本的近、現代社會里，一些知識分子最為綜合性且多角度地試圖認識日本是個怎樣的國家，而日本人又是怎樣的人。這些知識分子從戰後的廢墟中，面向再生而邁出了自己的步子。他們曾體驗過戰爭，其中有些人更是直接充當了侵略中國的士兵。他們在戰爭剛剛結束時所構想的知識分子羣體，一如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所説的那樣，具有“悔恨共同體”的含義。戰前，儘管也存在着具有各種見解的知識分子，為什麼他們卻各自孤立，沒有形成抗拒戰爭的一股勢力呢？出於悔恨這一切的力量，他們試圖積極地構想嶄新的國家和國民的形象。這就是他們的意圖。而且，我認為文學者們也加入了這個行列，並具體地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他們是野間宏、武田泰純、大岡昇平等小説家。
然而，從那時算起，五十年過去了，這羣戰後知識分子的“大志”被年輕的知識分子們繼承了嗎？我不那麼認為。我本人也是一個希望繼承戰後文學者們的“大志”，試圖站在他們這個構想之行列的最後一名，並因此而開始小説創作的人。但是，我卻無法過高地評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包括我的自我批評在內，我想在北京向現在的日本年輕作家們和年輕讀者們呼籲，希望他們繼承戰後文學者的“大志”，並希望在這個意義上豐富、拓展和深化他們自身的“Capability”。
關於詩人，我曾在美國的文學會議上與北島進行過交談，對他的作品也有一種文學意義上的強烈關注。如果談到我對某人的詩風特別喜歡的話，女詩人舒婷也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在2000年的北京講壇上，我列舉了以上這些文學者的名字，如果大家從中感覺到了我這個日本小説家的“分歧”，我認為，或許你是正確的。
如同先前我所述説的那樣，日本國和日本人不能忘記過去曾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所做過的那一切，同樣，如同不能與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討論“絕對的零度寫作”一樣，我自己也不能就現代中國的文學狀況進行評論。我認為，尤其不能對政治性因素所投下的影子進行單純的批評。這也是我與那些從人權角度上批評中國的美國朋友們保持不同立場的原因之所在，儘管我曾與他們採取過幾次共同行動。
我的立場是這樣的。多年以來，尤其是這四十年以來，雖説是藉助日譯、英譯和法譯等譯本，卻也是一直在非常認真地閲讀着中國那些從事着傑出文學活動的文學者們所創作的文本。作為這樣一個讀者，我在這四十年間一直持續地閲讀着。因此，較之於那些在較短的時間之軸上進行的評價，我認為自己更能以一種長遠和開闊的視野，看清楚那種綜合性文學的整體形象。這就是我眼中的現代中國文學。我還要將從一開始就用英語進行小説創作的哈金的作品也歸納在這個範圍之內。
我的這種對中國文學的看法，與北京現在的知識分子們對現代中國文學的看法之間一定存在着“分歧”。而且，在與政治相關聯的時候，我從不曾想過自己有資格認為自己的“分歧”是正確的。不過，作為文學上的意見，我卻認為在長期的展望之中，自己的“分歧”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與大家的看法相一致。那就是“伴隨着分歧的重複”所具有的功效。
為了中國文學今後能夠取得長足的進展，我想向那些尚未取得重大業績且為數眾多的年輕的“Capability”所有者們表達我的心願，那就是日本的小説家正在以如此開闊和長遠的視野，關注着中國文學綜合性的整體形象。
如果説到我自身的“分歧”，我要向如此寬厚地對待我的“分歧”，並讓我這位對中國近、現代文學懷有深深敬愛之情的作家在你們的面前成為一個用口説話的人的各位女士、先生們，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最後，謹請允許我再一次提及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話題。我本人並沒有過高看待諾貝爾文學獎的意向。只是在我抵達斯德哥爾摩後，隨即參加的那個由文學獎評選委員們(記不清是十個人還是不足十人了)在他們所擁有的一間原屬於個人住宅的美麗的俱樂部中為我悄悄舉辦的晚餐會，卻讓我難以忘懷。在客廳的書架上伸手可及的地方，有幾冊由普魯斯特簽名的書籍。我確實談論過法國文學，也轉告或被轉告了有關君特·格拉斯和巴爾加斯·略薩的那些充滿魅力的近況。
不過，讓我深感興趣的還是與委員中一個非常優秀的中國文學專家的對話。當時，還有幾個委員也不斷從旁插話。我們從魯迅談到今天的年輕小説家和詩人們。我能夠如此愉快地談論自己非常喜歡的文學話題並忘卻時間的流逝，除了青春時代以外，我想不出還有別的例外。
如果想像一下那些擁有中國的風土和民眾這種巨大“Capability”的年輕小説家們所具有的才能、方法和熱情，大家就可以知道，我們得以聆聽他們中的某一位在斯德哥爾摩發表演講的那一天或許已經為時不遠了。因為，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文學者們運用各種各樣的方法，藉助令人歎服的韌性，倘若用更長遠的目光來看的話，便會發現他們在明顯而偉大的連續性上，擁有一種成功地追求表現自由的傳統。當那一天到來時，日本年輕的“Capability”的所有者們，也一定會非常高興地受到他們的鼓舞吧。
謝謝大家。
(許金龍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