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於來到了山西，為了平定一下慌亂的心情，與接待我的主人、山西電視台台長陸嘉生先生和該台的文藝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規景點遊覽完，最後再鄭重其事地逼近我心裏埋藏的那個大問號。
我的問號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們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書店的角角落落尋找有關資料。黃鑑暉先生所著的《山西票號史》是我自己在一個書架的底層找到的，而那部洋洋120餘萬言、包羅着大量賬單報表的大開本《山西票號史料》則是一直為我開車的司機李俊文先生從一家書店的庫房裏挖出來的，連他，也因每天聽我在車上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資料蒐集得差不多，我就在電視編導章文濤先生、歌唱家單秀榮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驅車向平遙和祁縣出發了。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財富的中心並不在省會太原，而是在平遙、祁縣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遙為最。章文濤先生在車上笑着對我説，雖然全車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這次旅行的嚮導應該是我，原因只在於我讀過一些史料。連嚮導也是第一次來，那麼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
我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兑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大名鼎鼎的日昌的舊址。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下祖父，也是中國金融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的所在。
聽我説罷，大家就對西大街上每一個門庭仔細打量起來。這一打量不要緊，才兩三家，我們就已被一種從未領略過的氣勢所壓倒。這實在是一條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連不斷，森然的高牆緊密呼應，經過一二百年的風風雨雨，處處已顯出蒼老，但蒼老而風骨猶在，竟然沒有太多的破敗感和潦倒感。許多與之年歲彷彿的文化宅第早已傾坍，而這些商用建築卻依然虎虎有生氣，這使我聯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別，從一般意義上説，後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街道並不寬，每個體面門庭的花崗岩門坎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痕，可以想見當年這條街道上是如何車水馬龍的熱鬧。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馱載着金錢馱載着風險馱載着驕傲，馱載着九州的風俗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濟血脈的大流暢。
西大街上每一個像樣的門庭我們都走進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氣吞海內的日昌，仔細一打聽又都不是，直到最後看到平遙縣文物局立的一塊説明牌，才認定日昌的真正舊址。一個機關佔用着，但房屋結構基本保持原樣，甚至連當年的匾額楹聯還靜靜地懸掛着。我站在這個院子裏凝神遙想，就是這兒，在幾個聰明的山西人的指揮下，古老的中國終於有了一種專業化、網絡化的貨幣匯兑機制，南北大地也得以卸下了實銀運送的沉重負擔而實現了更為輕快的商業流通，商業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貸款，又由這個院落大口吞吐。
我知道每一家被我們懷疑成日昌的門庭當時都在做着近似於日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號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集的金融商業構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務系統來配套，其中包括適合來自全國不同地區的商家的旅館業、餐飲業和娛樂業，當年平遙城會繁華到何等程度，我們已約略可以想見。平心而論，今天的平遙縣城也不算蕭條，但有不少是在莊嚴沉靜的古典建築外部添飾一些五顏六色的現代招牌，與古典建築的原先主人相比，顯得有點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個領導部門建議，下一個不大的決心，盡力恢復平遙西大街的原貌。現在全國許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條街、宋代一條街之類，那大多是根據歷史記載和想象在依稀遺蹟間的重起爐灶，看多了總不大是味道。平遙西大街的恢復就不必如此，因為基本的建築都還保存完好，只要洗去那些現代塗抹，便會洗出一條充滿歷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紀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