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西境內旅行的時候，一直抱着一種慚愧的心情。
長期以來，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國特別貧困的省份之一，而且從來沒有對這種看法產生過懷疑。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閲一堆史料的時候發現了一些使我大吃一驚的事實，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專心致志地研究起來。
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閲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於將信將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區，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堂而皇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裏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只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許多天文數字可以引證，本文不作經濟史的專門闡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國商業領域，人數最多、資本最厚、散佈最廣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國性募捐，捐出銀兩數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國排出最富的家庭和個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業回鄉的各路商家中，攜帶錢財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們往常的觀念，富裕必然是少數人殘酷剝削多數人的結果，但事實是，山西商業貿易的發達、豪富人家奢華的消費，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業幅度和整體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萬里間的金融流通過程中獲利的，並不構成對當地人民的勒索。因此與全國相比，當時山西城鎮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説明了這個問題，1822年，文化思想家龔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政治建議，他認為自乾隆末年以來，民風腐敗，國運堪憂，城市中“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因此建議把這些無業人員和河北、河南、山東、陝西、甘肅、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區的人大規模西遷，使之無產變為有產，無業變為有業。他覺得內地只有兩個地方可以不考慮（“毋庸議”），一是江浙一帶，那裏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長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
——（《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06頁）
龔自珍這裏所指的不僅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長的山西百姓，他們都會因“海內最富”而不願遷徙，龔自珍覺得天經地義。
又如翻閲宋氏三姊妹的多種傳記，總會讀到宋靄齡到丈夫孔祥熙家鄉去的描寫，於是知道孔祥熙這位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也正是從山西太谷縣走出來的。美國人羅比·尤恩森寫的那本傳記中説：“靄齡坐在一頂16個農民抬着的轎子裏，孔祥熙則騎着馬，但是，使這位新娘大為吃驚的是，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
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裏常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我初讀這本傳記時也一定會在這些段落間稍稍停留，卻也沒有進一步去琢磨讓宋靄齡這樣的人物吃驚、被美國傳記作家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意味着什麼。
看來，山西之富在我們上一輩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識，我對山西的誤解完全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惟一可以原諒的是，在我們這一輩，產生這種誤解的遠遠不止我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