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哈里·帕特里奇來説，這一天特別令人沮喪。上午他採訪了反恐怖主義警察部司令勞爾·奧勞茲將軍。他並不認為這次採訪有什麼收穫。
令人滿意的採訪是當天下午與塞扎·阿塞凡多的會見。此人是帕特里奇多年的至交，又是天主教教會里一位世俗的領袖。這次會見是在利馬市中心的阿馬斯廣場的大主教邸宅後部的一個隱秘的辦公室裏進行的。
阿塞凡多是“天主教社會行動委員會”的執行書記，經常協助實施各種計劃，給秘魯國內缺醫少藥的邊遠地區送去醫療援助。
“我相信，”帕特里奇在會見剛開始時曾經説過，“你常常不得不與森德羅組織打交道。”
阿塞凡多笑了。“‘不得不打交道’，你講對了。教會當然不贊成森德羅——不贊同他們的目標和方法。但在具體事務上，我們發生關係，儘管是一種特殊的關係。”
這位世俗的教會領袖接着解釋道，森德羅出於自身的原因，不想與教會為敵，因而很少把教會作為一種機構來進行攻擊。但是叛亂小組不信任某教會工作人員，一旦叛亂分子準備組織反政府的戰鬥或其他形式的暴動，便將牧師和其他教會工作人員趕出該地區，使這些人無法知道他們的活動情況。
“他們往往會對牧師和教會工作人員説，‘快從這兒滾開！我們不要你們呆在這兒裏什麼時候可以回來，我們會通知的。’”“那你們的牧師服從這樣的命令？”
阿塞凡多嘆了一口氣説：“這聽起來並不令人欽佩，對吧？但通常牧師們都服從，因為別無選擇。如果不服從，森德羅的人會毫不猶豫地殺了他們。一個活着的牧師最終還能回去工作，一個死的牧師就不行了。”
帕特里奇突然靈機一動。
“目前有沒有要你手下的工作人員離開的地方，因為森德羅不想讓外界瞭解情況？”
“有一個這樣的地區，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困難。到這兒來！我在地圖上指給你看。”他們走到牆邊，上面掛着一幅巨大的秘魯地圖，地圖上蓋着一張薄薄的塑料紙，紙上有蠟筆畫的記號。“就是這一地區。”阿塞凡多指着聖馬丁省畫了一個紅圈的那一地區説。
“大約三星期前，我們在這裏有一支很強的醫療隊，執行我們每年例行的援助計劃。他們所做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替兒童注射牛痘苗和其他預防針。這一工作十分重要，因為這地區屬於塞爾凡，而塞爾凡一帶常發生叢林病，而且往往是致命的。不管怎樣，大約三四個星期前，森德羅堅持要我們的人撤離，儘管我們提出抗議，但最後還得走，他們控制着這一地區。現在我們想把醫務人員弄回去，他們説不行。”
帕特里奇仔細研究畫了紅圈的地區，他曾希望這一地區小一些，但卻大得令人頭痛。他看了看相距遙遠的地名：託坎切，烏切薩，錫永，新埃斯佩蘭薩，帕切薩。他十分失望地把這些地名記下來。即使人質被關押在其中一個地方，在沒有摸清他們關押在哪一個鄉鎮的情況下，貿然進入這一地區也是徒勞的。不作調查就向一個地方派出救援小組將是十分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希望是搞突然襲擊。
“我想我知道你在考慮什麼，”阿塞凡多説。“你在想你的那些被綁架的朋友是否可能會在圈裏的某個地方。”
帕特里奇點點頭，但沒有吱聲。
“我認為這不可能。如果出現那種情況，我想早就會有一些流言傳播開來。可我什麼也沒聽説。我們教會有一個聯絡網。我可以送個口信出去，如果發現什麼情況就向你彙報。”
帕特里奇知道這是再好不過的了。但他也知道，時間不多了，他現在對於關押斯隆家屬的地點掌握的情況並不比他剛到秘魯時多多少。
這種想法使他在主教宅邸逗留期間心情抑鬱。現在回到旅館的房間，想起這件事和當天經歷的其他事情，不禁對調查毫無進展產生了一種失意感，失敗感。
突然，他牀邊的電話鈴響了。
“哈里，是你嗎了”帕特里奇聽出是唐·凱特林的聲音。他倆互致問候，然後凱特林説，“發生了一些事情，我想應當讓你知道。”
也在凱撤飯店下榻的麗塔，在電話鈴響過兩遍之後接了電話。
“我剛接到紐約打來的電話，”帕特里奇對她説。然後他複述了唐·凱特林告訴他的關於他們在哈肯薩克發現的那棟房子和那些電話機，他補充説：“唐給了我綁架分子打到利馬的電話號碼。我想弄清這是誰的電話以及此人在什麼地方。”
“把電話號碼給我吧，”麗塔説。
帕特里奇重複了這個號碼：28—9427。
“我設法去找那個恩特爾電訊公司的人，他叫維克托·維拉斯科。我要他弄清這個電話號碼是誰的。有什麼消息隨時給你打電話。”
15分鐘以後，麗塔的電話來了，“我總算和維拉斯科通了電話，他在家裏。他説這不是他管轄的範圍，要弄清情況也許會有點麻煩，但他認為明天上午可以辦成。”
“多謝了。”帕特里奇説。不久，他便安然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