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哥華大飯店一間套房的客廳裏，傑姆斯·豪登交給他的行政助理艾略特·布勞瑟一張1加元的鈔票。“到大廳去，”他指示道，“給我買6棒巧克力。”
他已決定，如果他將來寫回憶錄的話，他一定寫上，當總理的一個好處是，你可以派別人去給你買糖果。這對任何雄心勃勃的孩子來説都是極大的激勵。
當那個象往常一樣表情嚴肅的年輕助理走後，豪登關上了通往外屋的門，使自己不受外屋由黨員志願者組成的臨時辦公人員打字、打電話聲音的干擾。他坐到一把沙發椅上，考慮着幾天來巡迴講演訪問的進展。
毫無疑問，這是他個人的一次輝煌勝利。
在他全部的政治生涯中，他的雄辯天才從沒有現在這樣發揮得淋漓盡致，從沒有象現在這樣有效地征服了聽眾。負責寫稿的兩個人是布賴恩·理查森新僱來的，一個來自蒙特利爾，一個來自美國紐約市的《時代與生活》雜誌。他們的確寫得不錯，但豪登的即興發揮更出色。當他有時拋開稿子，滿懷自信和激情地講演時，他往往更能感染聽眾。
無論是有準備的還是即席的，他所談的都是關於北美的傳統和敵對意識形態對它生存的威脅。他宣告，這是一個團結的時代，結束渺小和內部爭吵的時代，是一個超越枝節問題，首先追求人類自由偉大事業的時代。
人們的反應異常熾烈，彷彿他説的話正是他們渴望聽到的；彷彿他正是他們尋求的領袖……
按照計劃，豪登總理沒有提及聯合憲章的事。按照憲法，必須先向議會宣佈這一消息。
但他仍能感到，時機已經成熟。他感到，全國好象已經準備好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聯繫。他的政治直覺很少失誤。
在多倫多，他的聽眾站起來為他鼓掌歡呼長達幾分鐘。在威廉堡、温尼伯、里賈納、卡爾加里和埃利蒙頓市，他受到了同樣或類似的歡呼。現在的温哥華市是他返回東部前的最後一站。今晚，他要在伊麗莎白女王大劇院向3000名聽眾發表演説。
新聞界對他巡迴講演的報道，以及輿論界的反映都十分熱烈。無論在報紙上，還是在電視與收音機廣播中，他的講演都是頭條重要新聞。在過去幾天中幾乎沒有其他重要新聞，沒有重大災難或事故，沒有可怖的情殺，也沒有地區性武裝衝突轉移新聞界的注意力。豪登想，他簡直太幸運了。
當然，他有時也遇到一些小小的麻煩。亨利·杜瓦爾事件仍然每天出現在報端，對政府就這一問題所持立場的批評仍在繼續。還有那些支持偷乘者杜瓦爾的示威者，他們在他停留的每一站都舉着標語牌示威。在他向公眾講演時，總有人就這一問題向他提出質問。但他能感覺到，示威者的熱情在下降。也許是因為，任何東西都比不上對失敗了的事業的熱情消逝得快。
他希望年輕的助理布勞瑟快一點回來。
一會兒，他想的這個人衣袋鼓鼓囊囊地走了進來。
“你也來一棒嗎？”總理問道。他剝去包裝紙，得意地嚼了起來。
“不，謝謝您，先生，”行政助理答道。“説實話，我實在不喜歡甜的東西。”
你當然不喜歡的，豪登想道。他説道：“你已經和本地負責移民的那個人談過了嗎？”
“是的，他今天早上來過了。他叫克雷默。”
“關於杜瓦爾的事情他説什麼了？”
“他向我保證説，杜瓦爾的支持者們已經沒有什麼進一步的法律步驟可採取了。看起來這個案子已經基本上壽終正寢了。”
豪登想，只有艾略特·布勞瑟才會在談話中使用“基本上壽終正寢”之類的詞。“好吧，但願這一次他沒説錯，”他説道。“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只有當那個死屍被抬走之後我才會放心。那船什麼時候起航？”
“後天晚上。”
是他在渥太華宣佈聯合憲章的同一天，豪登想。
“克雷默先生非常想見您，”年輕的行政助理説道。“他好象想解釋一下他在這一案件中的行動。但我告訴他了，這根本辦不到。”
豪登讚許地點點頭。許多文職人員都想向總理解釋他們的行動，特別是當他們處理情況不當時。顯然，克里默也不例外。
“你可以給他傳個話，”傑姆斯·豪登説。他想，不妨再給那人一點壓力。“告訴他，我對他在法庭上的做法極為不滿。他當時不應提出舉行專門聽證會。那樣只能使一個快要完結了的案子重被提起。”
“我想他要解釋的正是這個……”
“告訴他，我希望他今後有更好的表現。”豪登堅決地加了一句。他的語調明確表示，這件事到此為止。
行政助理猶豫了一下，然後略帶歉意地説道：“還有一件事，也是與亨利·杜瓦爾有關的。他的律師梅特蘭德先生已經來了，要見您。您記得嗎，您同意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總理突然雷霆大發，一拳砸在他旁邊的桌子上。“難道就沒個完了？”
“我也在問自己這個問題，先生。”大約一年前，當艾略特·布勞瑟剛來的時候，豪登的一陣發火會使他好幾天心神不安。但近來，他已經能比較從容地應付這種情況了。
總理憤怒地問道：“這是那個見鬼的報社的主意，是不是？”
“是的，是《温哥華郵報》。他們建議……”
“我知道他們建議了些什麼，司空見慣。”他繼續憤憤地説道，“現在的報紙已經不滿足於報道新聞了，他們不得不自己製造新聞。”
“可您的確同意了……”
“我知道我同意了！你為什麼總是告訴我一些我已經知道了的事？”
布勞瑟表情木然地答道：“因為我説不準您是否記得。”
有的時候，豪登懷疑這個行政助理是不是真的那麼毫無幽默感。
這一要求是昨天在卡爾加里向他提出的，當時《温哥華郵報》登了一則消息，説那個律師梅特蘭德要在總理到達西海岸後尋求與總理對話。無線電廣播也播出了這一消息。
在與布賴恩·理查森通話討論後，他們一致認為只能有一種答覆。現在梅特蘭德已經來了。
“好吧，”傑姆斯·豪登陰着臉説道，“讓他進來。”
阿蘭·梅特蘭德已經在套房的一個外間等了3刻鐘了。隨着時間分分秒秒地逝去，他的不安和緊張不斷加劇。現在，當他被領進裏間時，他甚至弄不明白他到底來這裏幹什麼。
“早上好，”總理輕快地問候道。“我聽説你希望見我。”
兩人謹慎地互相打量着。阿蘭的緊張已被興致所代替，他發現對方是一個高個子，雙肩略塌，舒服地坐在一張沙發椅中。他那張鷹臉、沉思的眼睛和長長的鼻子，他已從成千上萬的報紙和電視屏幕上看見過。不過眼前的這張臉比照片上的要老一些，皺紋更多一些。他臉上的倦意是阿蘭沒有料到的。
“謝謝您會見我，總理先生，”阿蘭説道。“我想代表亨利·杜瓦爾親自向您呼籲。”
豪登想，現在的年輕律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年輕了。或者，也許僅僅是在那些年事已高，並且越來越高的律師眼中看來是如此。看着眼前這位留着平頭，有着運動員般身材的年輕人，看着他那猶豫地站在那裏的樣子，豪登回憶着自己40年前是不是也這樣青春洋溢，精力旺盛。
“噢，坐下吧。”總理指指他對面的一把椅子，阿蘭坐了下來。“你得説得簡短些，梅特蘭德先生，因為我只能抽出幾分鐘時間。”
“我料到了，總理先生。”阿蘭謹慎地使自己的聲音聽起來畢恭畢敬。“所以我想省略這個案子的事實。我想您已經聽到關於它的大多數事實了。”
“聽到了！”豪登努力忍住了想歇斯底里地大笑一陣的慾望。“我的天！幾個星期來我好象沒聽過別的事情。”
阿蘭笑了。是一種熱情而孩子般的微笑。來得快，消失得也快，豪登這樣想道。阿蘭馬上又變得嚴肅起來，説道：“總理先生，有許多情況是那些事實沒有説明的：例如那船上的條件；一個人被禁錮在不如動物籠子的艙洞裏；一個沒有自由、沒有希望的人……”
“你想過嗎，梅特蘭德先生，”豪登打斷道，“那不是一條加拿大船；那上面的一些條件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而且那不關我們國家的事。”
“那它們關誰的事，總理先生？”阿蘭的眼睛裏閃耀着火光，他原先的緊張不安早已被忘掉了。“我問您，難道我們不應該對我們緊密的小俱樂部以外的那些人表示關心嗎？”
豪登耐心地答道：“你談到了緊密的俱樂部。你不知道嗎，加拿大在移民方面的記錄是世界上最好的。”
阿蘭·梅特蘭德在椅子裏把身體向前探了探。“這方面別人沒有條件與我們競爭，不是嗎？”
正中要害，豪登想道。但他還是厲聲答道：“關鍵不在這裏。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有一套有關的法律與規定，如果這些法規還有點意義的話，我們就應該遵守它。”
“有些法律過於專斷，特別是涉及人權的那部分。”阿蘭説道。
“如果你有這種看法的話，你可以到法庭起訴麼。”
“你的移民部駐温哥華的負責人可不這麼想。他告訴我説這不關法庭的事。”
“不管怎樣，你還是上法庭去了，並且打輸了官司。”豪登堅持道。
阿蘭沮喪地承認道：“是的，我們輸了。正因為這個我才到這來乞求您。”他臉上又閃出一絲微笑。“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下跪。”
“不，”豪登也笑着答道。“我可不要你那樣做。”
“我想和您談談杜瓦爾，總理先生。”如果説他在這談話的時間不多，那麼他就必須充分利用這點時間。阿蘭説，“他是個好小夥子，是個實在肯幹的工人，我相信，他將成為一個好公民。當然，他的英語説得不好，沒受過教育……。”
“梅特蘭德先生，”總理語氣堅定地打斷了他的話，“這個人不能入境的原因很簡單。這個世界上充滿了那些表面上看來值得幫助的人。但對他們的幫助必須有秩序、有計劃、有行動綱領。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有一部移民法……”
而且，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屈服於這種荒謬的、不相稱的公眾抗議，他頑固地想道。在渥太華機場上蒙受的恥辱仍使他心頭隱隱作痛。即使拋開哈維·沃倫德的威脅説，在現在作出讓步也會顯得太軟弱、太可笑了。作為總理，他在這件事上的觀點已經盡人皆知；顯然不能隨隨便便不算數了吧。
阿蘭·梅特蘭德還在爭辯。“亨利·杜瓦爾現在是在温哥華，而不是在匈牙利、或埃塞俄比亞或中國，總理先生。他就在這裏。”他略帶悲傷地説道，“而據説在這裏，那些地位低下的人能獲得新生。”
地位低下的人。傑姆斯·豪登一時不安地想起了那所孤兒院。也是多虧了一個人，一個他自己的阿蘭·梅特蘭德，使他贏得了外部世界的意外機會。但至少他出生在加拿大。他想，這次談話已經夠長了。
“移民法是我國的法律，梅特蘭德先生。毫無疑問，它有其缺陷，但它是加拿大人民決定的。根據這一法律，我遺憾地説我對你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會見結束的禮節匆匆地履行完了。豪登站起身來，握着阿蘭的手。“請允許我祝你事業成功，”他説道。“也許有一天你會進入政界。我覺得你一定會幹得很出色的。”
阿蘭平靜地説道：“我不會的，總理先生。政界裏令我不喜歡的事情太多了。”
當阿蘭·梅特蘭德走後，總理又挑了一棒巧克力，若有所思地咬着。過了一會兒，他喚來了行政助理，不耐煩地要看他晚上講演的稿子。
在温哥華大飯店的候客廳裏，丹·奧利夫正在等阿蘭·梅特蘭德。看見阿蘭下來，他滿懷希望地問道：“有什麼變化嗎？”
阿蘭搖搖頭。
“嗯，”奧利夫歡快地説道，“你的行動使公眾繼續注意這個案子，這本身就是有價值的。”
阿蘭陰鬱地問道：“是嗎？你説説，如果政府不肯讓步，公眾又有什麼辦法？”
“你沒聽説嗎？公眾可以更換政府，這就是辦法。”
“啊，那太好了！”阿蘭説。“我們就等着大選吧，到那時給亨利·杜瓦爾寄個明信片，把好消息告訴他。但願我們那時知道他在哪裏。”
“走吧，”丹·奧利夫説道。“我開車送你去你的辦公室。在路上你還可以給我説説豪登都講了些什麼。”
當阿蘭走進辦公室時，湯姆·路易斯正在他自己的玻璃隔間裏。他和丹·奧利夫一路交談着，將他送回來後丹就開車走了，大概是回《温哥華郵報》了。阿蘭又向湯姆重複了一遍他與總理談話的內容。
湯姆説：“我看，你一旦咬住了一塊骨頭，你是決不會鬆口的。”
阿蘭點點頭。他在想是不是應該給莎倫打個電話。也許沒什麼理由要打電話。自從兩天前他們通過話以來，他們一直沒再通過話。
“對了，”湯姆説道。“你的辦公室裏有你一件包裹，是司機開車送來的。”
阿蘭好奇地走進自己的小間。桌子中間放着一個方形的、用紙包起來的包裹。他打開紙包，拿出一隻盒子。他打開蓋子，發現在一些軟紙下面露出一個泥塑人形，是尊頭肩胸像。旁邊的一張紙條上寫着：“我想把它塑成克雷默先生，可它還是變成了這個樣子。所以，請別用針——千萬別！愛你的——莎倫。”
他拿起那尊人像，驚喜地發現，它是一尊模仿自己的半身像。
在離總理下榻的温哥華大飯店不到四分之一英里遠的地方，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最高法院的威利斯法官正在自己的接待室裏踱着步，他已經這樣踱了一個多小時了。
一向面目冷峻、嚴厲、外表鎮定的威利斯法官，此時內心裏正在進行着一場搏鬥。
他內心這場戰爭的戰線很明確。一方是他作為法官的道德準則，另一方是他個人的良心。雙方都集中在一個問題上：亨利·杜瓦爾。
埃德加·克雷默告訴總理的行政助理説：“杜瓦爾的支持者們已經沒有什麼進一步的法律步驟可採取了。”
經過一週多的時間尋找法律範例，阿蘭·梅特蘭德也得出了同一結論。
但威利斯法官所掌握的知識可以表明，他們兩人的結論都是錯誤的。他所掌握的知識十分有力，如果立即加以使用，就能把亨利·杜瓦爾從船上解救出來。至少是暫時的。甚至可能是永遠地解救出來。
打開牢籠的鑰匙藏在一本厚厚的裝訂文獻裏——《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報告》第34卷，1921年。法官的桌子上現在就放着一本。書被翻到以“對艾哈邁德·辛格的公訴”為標題的一頁。書紙和上面的字跡都已褪色變黃了，但它們包含的法律原理仍然有效，用法律術語來講，它包含的“裁決理由”依然成立，如同它是昨天宣佈的一樣。
當時，一名加拿大法官裁決道：艾哈邁德·辛格在1921年……“不能僅僅被驅逐到一艘船上。”……因此，今天的亨利·杜瓦爾也同樣不能。
那位早已謝世的法官當時宣佈，任何人都只能被驅逐到他所來自的那個國家，而不能到其他地方。
但“瓦斯特維克號”並不是去黎巴嫩的……不是去亨利·杜瓦爾來的那個國家和他當時上船的地方。“瓦斯特維克號”是一艘不定期航行的遠洋貨輪，它去的下一個港口是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再下一站現在還不清楚……
因此，對亨利·杜瓦爾的拘禁令是站不住腳的，是不合法的。
這是對艾哈邁德·辛格一案的裁決中説的。威利斯法官是極為謹慎地瞭解到有關“瓦斯特維克號”的情況的，他對這一案件的進展情況也是極為謹慎地進行了解的。
他前幾天得知，阿蘭·梅特蘭德和湯姆·路易斯正在尋找能制止驅逐杜瓦爾的法律判例。後來，他又得知兩人沒有找到。對這一結果他毫不驚奇。
他並不責怪兩個年輕律師沒有找到“艾哈邁德·辛格”案卷。那個案卷被錯誤地摘編到“加拿大摘要”部分的索引裏了，而這種事並非罕見。要不是威利斯法官很多年前極為偶然地發現這個案例，他也決不會知道它會編在這部分裏。從那以後他一直記着這件事。
威利斯法官想，如果他是亨利·杜瓦爾的律師，他就立即申請一個新的人身保護令，今天下午就申請。而作為法官，如果他接到了這個申請，他就會立即批准。不是象上次那樣採取“如無反對，即行生效”的折中措施，而是直接批准人身保護令，從而可以立即將亨利·杜瓦爾從船上釋放出來。
但他是法官啊；他不是律師。任何人也不能身兼此二職。
法官的職責就是依法公正地受理提交給他的事宜。法官不應直接捲入案子，採取有利於某一方當事人的行動。當然，有時法官為了伸張正義，可以稍稍點撥暗示某方律師採取某些步驟。威利斯本人在有關亨利·杜瓦爾“如無反對，即行生效”的聽證會上也曾這樣做過。
如果超出這一範圍進行干涉，那就要受到譴責，那就是背叛法官的職責。
威利斯先生再次在窗户和寫字枱之間的地毯上踱起步來。今天，他那消瘦的肩膀更彎曲了，好象是責任的重擔把他壓彎了。他那沉思的長方臉上籠罩着不安。
威利斯想，如果我不是法官，事情就簡單多了。我可以拿起桌上的電話要阿蘭·梅特蘭德。當他答應時，他只需説：請查閲《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報告》第34卷，1921年，第191頁，“對艾哈邁德·辛格的公訴”一案。這就足夠了。阿蘭是個頭腦敏鋭的年輕人，不等今天登記處關門，他就會前來申請人身保護令。
那樣就能防止亨利·杜瓦爾跟着船離開。
他想，我在乎這事。阿蘭·梅特蘭德在乎，我也在乎。
可由於我是法官，我不能……做這事……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
然而……還有“不言而喻的大前提”。
這是他多年前在法律學院時記住的一句話。這句話學校現在還在教授，只是不常提及罷了，尤其是有法官在場時不提。
所謂“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一種觀點。它認為，任何法官，不論其願望如何，都不可能完全不偏不向。法官也是人；因此他永遠也不能把尺度絕對持平。他的每一個思考和行動都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受他生活經歷與背景的影響。
威利斯法官承認這一論點。他還知道他自己也有一個大前提，這個前提可以歸結為一個詞：貝爾森。
那是1945年的事。
如同他那一代的許多人一樣，他的律師生涯被第二次世界大戰打斷了。他作為一個炮兵軍官，和派往歐洲的加拿大士兵們一起，從1940年一直服役到戰爭結束。在戰爭快結束時，已榮獲軍功十字勳章的威利斯少校作為英軍第二軍團的聯絡官，隨同第63反坦克團解放了納粹的貝爾森集中營。
他在貝爾森待了一個月，而他在那裏所見到的一切將永遠象幽靈一樣伴隨着他後來的生活。在那以後許多年，甚至直到現在，那令人毛骨悚然的30天中的經歷仍然強烈地、歷歷在目地進到他的睡夢中。威利斯是個在嚴厲的外表下有着學者內心世界的敏感的人，當他離開貝爾森時，在他的有生之年，只要能為拯救那些受苦受難的人們貢獻力量，他將不遺餘力。
作為一名法官，要做到這一點是不容易的，有的時候，他帶着疑慮宣判了有罪的被告，而他內心的直覺卻告訴他，主犯是社會，而不是哪個人。但也有的時候，對一些大多數人都認為不可救藥的重罪犯，他念其可憐不幸而從輕判處，因為那過去的陰影……那不言而喻的大前提……又浮現在了威利斯法官的腦海裏。
現在。又是如此。
和“如無反對，即行生效”聽證會前一樣，亨利·杜瓦爾的命運仍在深深地攪擾着他。
一個被囚禁的人。一個被正當釋放的人。
在這兩個人之間隔着法官崇高的尊嚴。
委曲尊嚴，匡扶正義，他想道。他走到了電話前。
他決不能直接給阿蘭打電話，他的謹慎在告誡他至少要做到這一點。但還有別的辦法。他可以告訴他以前的律師合夥人，他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人。此人異常機敏，一定能理解他的意思。他會立即把信息傳遞過去，並且不會透露消息的來源。但他的前合夥人是對法官的參與十分反感的人……
威利斯法官嘆了口氣。他想，搞陰謀，從來沒有完美的辦法。
電話通了，他高聲説道：“我是威利斯。”
電話那端，一個低沉的聲音熱情地説道：“我真高興，閣下，真沒想到。”
法官急忙打斷對方的話：“我這是一個非正式的電話。”
對方大笑起來。“你好啊，威利斯？很久沒見了。”對方的話音裏有着真誠的情感。
“我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得聚一聚。”懷疑他們能否會到一塊。由於法官特殊的工作，他必須十分孤獨地生活。
“嗯，威利斯，有什麼事我可以效勞嗎？你想起訴什麼人嗎？”
“不，”威利斯法官説。他從來不善於閒聊。“我想和你説説杜瓦爾案件的事。”
“噢，那個偷乘者的事。我看到你的裁決了。真可惜，不過我看你也沒有別的辦法。”
“是的，”法官承認道，“沒別的辦法。不過，年輕的梅特蘭德倒是個聰明的年輕律師。”
“我同意，”對方説道。“我想他給我們的職業增添了不少光彩。”
“我聽説他們下了大力氣尋找判例。”
“據我所聽到的，”對方又大笑起來，“梅特蘭德和他的合夥人把法律圖書館翻了個底朝上。可惜他們不走運。”
“我倒感到奇怪，”威利斯法官慢慢地説，“他們為什麼沒去查查《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報告》第34卷1921年，第191頁上的‘對艾哈邁德·辛格的公訴。’我想，根據那個判例，他們得到人身保護令是沒有問題的。”
電話的那一端沉默了。法官可以想像出對方的眉毛挑了起來，似有不滿。一會兒，對方用比剛才冷淡了一些的聲音問道：“你最好再説一遍那個出處，我沒記全。”
他又重複了一遍，一會兒便放下了聽筒。威利斯法官想，我們無論做什麼都要付出代價的。但他知道，那條信息將被傳過去。
他看了看錶，然後重又回到桌子上堆積的判決書上工作起來。
4個半小時之後，當黑夜開始降臨在城市上空時，那位年輕而瘦弱的書記員站到門口説道：“閣下，梅特蘭德先生來申請人身保護令。”
在明亮的泛光燈照射下，“瓦斯特維克號”吊索起伏，正在往艙裏裝木料。
阿蘭·梅特蘭德興奮而自信地奔上滿是鐵鏽的舷梯，來到擁擠而殘破的主甲板。
船上的化肥味已經沒有了。即使有一點遺蹟也被正在吹來的新鮮海風驅走了。從新近砍伐的冷杉和雪杉木散發出的清香氣味正在船上飄溢。
夜晚是寒冷的，但頭上的星星仍在閃亮。
阿蘭曾在聖誕節上午見到的那位三副，從船首樓走了過來。
“我來見傑貝克船長，”阿蘭向對方喊着。“如果他在自己艙裏的話，我會找到路的。”
細瘦的三副走近了説：“那你就自己去吧。即使你不認識路，你今晚也會有情緒慢慢找的。”
“是的，”阿蘭贊同道，“我想是這樣。”他下意識地摸摸西服的口袋，看看那張寶貴的紙是不是還在。
他朝船裏面走去，邊走邊回頭問道：“你的感冒怎麼樣了？”
“等我們一起航就會好的，”三副説道。“只剩48小時了，很快。”
48小時。真玄吶，阿蘭想。不過看來他終於搶在了時間前面。今天下午他正待在吉爾福特街他的公寓裏，突然湯姆·路易斯傳來信息：去查閲“對艾哈邁德·辛格的公訴”一案。
他決定不放過任何可能的機會，但並沒有抱多大的希望去了法律圖書館。當他讀到1921年的那個裁決時，他的心都快跳出來了，然後便是一陣旋風般緊張地起草、打字、校對和整理法律規定的宣誓書與人身保護令材料。無論緊急不緊急，即使是巨獸張着血盆大口撲來，也得用紙張文件去堵住……
然後便是向最高法院飛奔，要在關門前趕到登記處。他終於及時趕到了。幾分鐘後，他出現在威利斯法官面前，今天他恰好又是在庭接待法官。
法官象往常一樣嚴厲和冷漠。他仔細地聽着，簡短地問了幾個問題，然後便批准了人身保護令——不是上次那微弱無力的“如無反對，即行生效”令，而是無條件的人身保護令。這是一個不尋常的、平靜的卻激動人心的時刻。現在，阿蘭的口袋裏揣着那命令的原件和一份複印件，上面寫着：我們的護教者，英聯邦、加拿大和其它王土的伊麗莎白女王，以上帝的名義……命令你在接到此令後立即……釋放亨利·杜瓦爾的正身。”
當然，之後還要舉行法庭聽證會，定於後天舉行。但其結果已是肯定的了：“瓦斯特維克號”將起航，而亨利·杜瓦爾將不在船上了。
阿蘭提醒自己，明天什麼時候一定要給那位向他提供線索的律師打個電話。湯姆·路易斯記下了他的名字。是那人使他們扭轉了局勢……
他走到船長的門前敲了敲。裏面有個聲音大聲道：“進！”
穿着西服背心的傑貝克船長正籠罩在他的煙斗冒出來的濃密的煙霧中，在遮着的枱燈下寫航海日誌。他放下鋼筆，站了起來，象往常一樣禮貌地讓客人坐在一把綠色的皮椅上。
阿蘭因突然吸入煙霧而輕聲咳嗽着，他開口説道：“我打斷了您……”
“沒關係，已經寫完了。”船長伸手合上航海日誌，又疲倦地説：“將來的考古學者在考察我們時代時永遠也不會懂的。我們留下的文字太多了。”
“提到文字，”阿蘭説道，“我也帶來點東西。”他微笑着拿出人身保護令，遞給了傑貝克船長。
船長慢慢地默讀着，嘴唇也跟着動着，不時因諱澀的法律術語而停頓着。最後，他抬起頭來，難以相信地問道：“這麼説，你還是成功了？”
“是的，”阿蘭愉快地説着。“這個保護令的意思是説，亨利已被從船上釋放出來。他將不和你一起起航離開了。”
“現在，馬上嗎？”
“馬上，船長，”阿蘭果斷地説道，“我想讓他收拾自己的東西，然後跟我走。這個命令要求由我暫時監護他。”他又説道，“如果你有什麼懷疑，可以找騎警來……”
“不，不！這不需要。”傑貝克船長放下人身保護令，臉上浮出熱情而迷人的笑容。“我真不知道你是怎麼辦到的，梅特蘭德先生，但我還是要祝賀你。只是太突然了，太突然了。”
“我知道，”阿蘭説，“我自己也有些喘不上氣來。”
10分鐘後，亨利·杜瓦爾出現在船長室裏，他的眼睛閃着光芒，臉上是幸福的笑容。他身上穿着一件大了好幾號的起絨粗呢西服，手裏提着一隻捆起來的癟紙板手提箱。阿蘭想，明天早上首先要做的事情中應當包括，用那筆基金為杜瓦爾買些新衣服，以便出庭。
“梅特蘭德先生要帶你走啦，亨利。”船長宣佈道。
年輕的偷乘者點點頭，激動和渴望使他臉上閃爍着異樣的光彩。“我已經知道。”
“你將不回到船上來了，”船長平靜地説道，“所以現在我和你道聲再見。”
年輕人臉上的激動神情不見了。彷彿是船長的話使他看見了一個沒有預見到的現實。他遲疑地説：“這個好船。”
“許多事情都是事在人為，”船長伸出手來。“我祝願你幸福，亨利，願上帝保佑你。努力工作，多多祈禱，要聽梅特蘭德先生的話。”
杜瓦爾憂愁地默默點點頭。阿蘭想，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場面，彷彿是父親和兒子在告別。他感到兩人都不願意結束這一時刻。
“我們走吧。”阿蘭要回人身保護令原件，留給船長一份複印件。阿蘭一邊和船長握手，一邊説道：“傑貝克船長，與你結識我十分愉快。希望我們能再見面。”
“如果我再有偷乘者的話，我將找你來幫助他們。”船長笑着説道。
消息迅速傳遍全船。當阿蘭和杜瓦爾走出船長艙時，船員們已經自動停下了裝船工作，排列到船欄杆旁，興奮地議論着。斯塔比·蓋茨拖着腳走上前來説：“再見啦，朋友，祝你萬事如意。這是我和小夥子們送給你的。”阿蘭看見一疊鈔票遞到了杜瓦爾手上。當他們走下舷梯時，船員們中間發出吵吵嚷嚷的歡呼聲。
“站住別動！”從黑暗的碼頭上傳來一聲高叫。阿蘭剛剛停住腳，只見鎂光燈閃成一片。
“嘿！”他叫道。“這是怎麼回事？”
“是新聞報道嘛，還能是什麼？”丹·奧利夫説道。其他記者也都圍了上來。
“你偷偷來啦，梅特蘭德，”有人歡快地説道，“但我們還是找到了你的蹤跡。”
有一個聲音道：“你幹得好！”
“聽我説，”阿蘭抗議道，“我今晚什麼也不能説。也許明早我們會發個聲明。”
“讓亨利説句話怎麼樣？”
“你願意讓亨利説説嗎？”
“不，”阿蘭堅決地説道，“總之現在不行。”
丹·奧利夫輕輕問道，“你是怎麼到這裏來的。”
“我坐出租汽車。”阿蘭答道。
“我的車就在這兒，你要到哪我帶你去哪。”
“好吧，”阿蘭同意道。“走吧。”
在其他記者們的反對聲中，他們鑽進丹·奧利夫的麪包車。閃光燈還在周圍不停地咔嚓咔嚓閃亮，杜瓦爾高興得合不上嘴。
當車駛離了碼頭時，丹問道：“你要把他帶到哪去？”
阿蘭忽然意識到，由於其他的事情太多，都需要他一一思考，使他……他説：“讓你説着了，我還一直沒考慮這個問題呢。”他想，他自己的公寓太小了。但湯姆和麗蓮·路易斯也許暫時能提供一個牀位吧……
“我就知道會這樣，”丹説道。“所以我們報社在温哥華大飯店裏租了一個套房。由我們負責全部費用。”
阿蘭遲疑地説：“我想這個可以吧。不過我原想找個簡單點的……”
“管他呢！”丹加速闖過一個黃色交通燈，又説道：“讓亨利也享受享受吧。”
一會兒他又説道：“關於那個旅館房間，我剛才忘了告訴你了。總理就住在那層樓的另一間房間裏。”他哈哈笑了起來。“豪登會喜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