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９日，星期六
下午３時１２分
“彼得，彼得，”尼古拉斯·德雷克説着，熱情地握着他的手。“很高興見到你。你出門了一段時間。”
“對。”
“你沒忘記我的請求吧。”
“沒有，尼克。”
“請坐。”
埃文斯坐下。德雷克坐在桌子後面：“説吧。”
“我查到了那一條的來源。”
“是嗎？”
“是的，你是對的。確實是一個律師給喬治出的主意。”
“我知道！誰？”
“外面的律師，不是我們公司的。”埃文斯按照科內爾的授意認真地説。
“誰？”
“遺憾的是，尼克，有書面證據為證。畫紅線的草稿上有喬治手寫的意見。”
“放屁。什麼時候的事情？”
“六個月前。”
“六個月前！”
“很顯然，喬治關注……這些事有一段時間了。關注他支持的這些組織。”
“他從來沒告訴我。”
“他也設告訴我，”埃文斯説，“他選了外面的一個律師。”
“我想看看這封信。”德雷克説。
埃文斯搖了搖頭：“那個律師決不會同意。”
“喬治已經死了。”
“他雖然死了，但仍然享受保密特權。對美國斯威德勒·柏林①一案的判決就是這樣。”
【①１９世紀中葉以來，美國法院把律師與當事人的保密特權授予當事人，律師只有在當事人的同意下才能公開與當事人交談的內容。——譯者注。】
“這是胡説，彼得，你是知道的。”
埃文斯聳聳肩：“這個律師是按法律條文來的。而我透露了太多我不該透露的東西。”
德雷克用手指敲着桌面：“彼得，瓦努圖訴訟案非常需要那筆錢。”
“我一直聽説，”埃文斯説，“那個案子也許會撤掉。”
“胡説八道。”
“因為資料顯示太平洋的海平面並沒有上升。”
“我談論這樣的事情會非常小心，”德雷克説，“你是在哪兒聽説的？一定是來自工業界的假情報，彼得。全世界的海平面都在上升，這是毫無疑問的。是經過科學一次又一次的證明的。喂，就在幾天前，我看見衞星在對海平面進行測量，這是一種相對來説比較新的測量方法。衞星顯示，海平面上升了幾毫米，就在去年。”
“這個數據公佈了嗎？”埃文斯説。
“我一下子想不起來了，”德雷克説着，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在我拿到的一份簡報的摘要當中。”
埃文斯沒打算問這樣的問題。不知怎麼地隨口就説出來了。意識到自己的語調中充滿了懷疑的成分時，他不安起來。難怪德雷克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我沒有別的意思，”埃文斯急忙説道，“只是我聽説這些流言蜚語……”
“你想搞清楚這件事，”德雷克説着，點了點頭，“是很自然的。我很高興你讓我注意到這件事，彼得。我要給亨利打個電話，搞清楚正在傳播些什麼謠言。當然，這場戰爭沒有結束的時候。你知道我們要與競爭性企業協會、胡佛基金會和馬歇爾協會的尼安德特人打交道。與那些由右翼激進分子和愚蠢的原教旨主義者資助的團體打交道。遺憾的是，他們手中有一大筆可以支配的資金。”
“是的，我明白，”埃文斯説。他轉身要走。“你還需要我做些別的嗎？”
“坦白地説，”德雷克説，“我不高興。我們能否跟以前一樣，每週五萬塊？”
“在這種情況下，我想我們別無選擇。”
“那麼我們就必須盡力而為了，”德雷克説，“順便説一句，案子進展順利。我要把精力放在研討會上。”
“噢，對。什麼時候召開？”
“星期三，”德雷克説，“從現在算起還有四天。請原諒……”
“當然。”埃文斯説。
他走出辦公室時把手機留在了辦公桌那邊靠牆的桌子上。
埃文斯一直從樓上下到一樓，才想起德雷克沒有問他頭上縫的線是怎麼回事。那天每個見過他的人都要對此評頭論足一番，但德雷克沒有。
當然，德雷克腦袋裏裝的事兒太多了，還要為研討會作準備。
正前方，埃文斯看見一樓的會議室裏忙忙碌碌。牆上的旗幟上寫着“氣候突變——將來的災難”。二十個年輕人圍坐在一張大桌旁，桌上是一個體育館內部及其周圍停車場的幾何相似模型。埃文斯駐足觀看了一會兒。
一個年輕人把模擬小汽車的木塊放在停車場。
“他不會喜歡那樣的，”另一個人説，“他希望把最靠近大樓的位置留給新聞單位的車，而不是留給公共汽車。”
“我在這裏給新聞單位留了三個位置，”第一個小夥子説，“難道還不夠嗎？”
“他想留十個。”
“十個？他以為為這麼一件事有多少新聞單位的人會來？”
“我不知道，但他想留十個位，他要我們準備備用電源和電話線。”
“為一個氣候變突的學術會議？我不明白。不就是颶風和乾旱嗎，你有多少可説的，有三個人來就不錯了。”
“嘿，他是老闆。畫出十個位，就這麼辦。”
“那就是説公共汽車必須從後面走。”
“十個位，傑克。”
“好吧。好吧。”
“要在大樓旁邊，因為線路饋電非常昂貴。為這些額外的設施體育館收了我們很多錢。”
在桌子的另一端，一個女孩説：“展覽廳要多暗啊？這種暗度可以放錄像嗎？”
“不行，因為他們只有平板的。”
“有些人有多功能投影儀。”
“噢，那就可以了。”
埃文斯正站在那兒看着會議室，一個年輕女人來到他跟前。“需要我幫忙嗎？先生？”她好像是個接待員。是個冷美人。
“需要，”他説，朝着會議室點了點頭，“我想知道我怎樣才能參加這個研討會。”
“恐怕只有被邀請的才可以，”她説，“它是一個學術會議，不是真正向公眾開放的。”
“我剛離開尼克·德雷克的辦公室，”埃文斯説，“我忘了問他——”
“噢，嗯，實際上，我接待處的桌子裏有幾張免費票。你想哪天參加？”
“每天都參加。”埃文斯説。
“那就這樣定了，”她微笑着説道，“請跟我來，先生……”
從國家環境資源基金會開車到聖莫尼卡鬧市區的會議總部很近。幾個工人正在車載升降台上往一塊很大的指示牌上貼字：已貼完的字是這樣的，氣候突變，下面是，災……
埃文斯的車在正午的陽光下曬得熱烘烘的。他用車載電話給莎拉打了個電話。
“辦妥了。我把我的手機留在他辦公室了。”
“好。我希望你早點打這個電話。我想此事已不再那麼重要了。”
“不重要了，為什麼？”
“我想科內爾已經找到了我們需要的東西。”
“他找到了？”
“他在這兒，你跟他説吧。”
埃文斯想，她跟他一起？
“我是科內爾。”
“我是彼得。”他説。
“你在哪裏？”
“在聖莫尼卡。”
“回你公寓，拿幾件旅行的衣服。然後在那兒等我。”
“幹什麼？”
“換掉你現在穿的衣服。你現在穿的衣服一件都不要帶。”
“為什麼？”
“以後再告訴你。”
咔嗒。電話斷了。
回到公寓，他草草打好一個包。然後回到客廳。在等待的同時，他又把ＤＶＤ放回播放器，等待日期菜單出現。
他選擇了第二個日期。
屏幕上，他又看見了德雷克和亨利。一定是同一天，因為他們穿着同樣的衣服。但是現在時間更晚一些。德雷克脱下的夾克掛在一把椅子上。
“我以前一直聽你的，”德雷克怨恨地説，“可是沒什麼用。”
“從結構上想想。”亨利回答説。他靠在椅子上，雙手指尖搭成一個帳篷狀，兩眼望着天花板。
“到底什麼意思？”德雷克説。
“尼古拉斯，從結構上想想。信息是如何起作用的，它的依據是什麼，怎樣才能使人們相信這些信息是真實可信的。”
“這只不過是公關人員的胡説八道。”
“尼古拉斯，”亨利厲聲説道，“我是在幫你。”
“對不起。”德雷克變乖了似的，腦袋耷拉下來。
看着錄像，埃文斯心想：亨利是這裏負責的嗎？好像就是那麼回事。
“那麼，現在，”亨利説，“讓我來跟你解釋一下怎樣來解決你的問題。辦法很簡單。你已經告訴過我——”
埃文斯的門上響起了重重的敲門聲。埃文斯停止了ＤＶＤ的播放，為安全起見，他把ＤＶＤ從機器裏面拿出來，放進了口袋。敲門聲再次響起而且變得不耐煩時，他向門邊走去。
是三泳·塔帕。他表情嚴肅。
“我們要走了，”他説，“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