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２４日，星期二
上午１０時３０分
瓦努圖訴訟案的調查人員接管了卡爾弗城南部的一個破爛不堪的倉庫。這是一個工業區，街道上坑坑窪窪。只有一堵普通的磚牆和一扇門，門上有門牌號，從路邊看上去什麼也看不見。號碼是金屬鑄成的。
埃文斯按過門鈴之後，被請進了一間狹小的用一堵牆隔開的接待處。他聽見牆的那邊有竊竊私語聲，但什麼也看不見。
兩個荷槍實彈的士兵一邊一個站在遠處通向倉庫的門邊。一個服務員坐在一張小桌旁。她不太友好地看了他一眼。
“你是？”
“彼得·埃文斯，哈斯勒和布萊克律師事務所的。”
“要見誰？”
“貝爾德先生。”
“跟他約好了嗎？“
“沒有。”
那個服務員懷疑地看着他。“我給他的助手打個電話。”
“謝謝。”
服務員在電話裏低聲説着。他聽見她提到了那個律師事務所的名字。埃文斯看着那兩個士兵。他們是一傢俬人保安公司的。他們也看着他，面無表情，不苟言笑。
服務員放下電話，説，“海恩斯小姐馬上就出來。”她朝士兵點了點頭。
其中一個士兵走過來，對埃文斯説：“只是個例行手續而已。先生。我可以看看你的身份證嗎？”
埃文斯把他的駕駛證遞給他。
“你帶了照相設備或者錄音設備嗎？”
“沒有。”埃文斯説。
“磁帶、驅動器、閃卡或者其他電腦設備呢？”
“沒有。”
“有武器嗎，先生？”
“沒有。”
“你能不能把手抬起來一下，”
埃文斯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那個士兵説。“想像成機場的安檢就好了。”他拍拍他，讓他放下。他明顯地在摸他身上是否有電線。他摸了一遍埃文斯的襯衣、領子、夾克的縫合處，又摸摸鞋子。最後，他通過了頭頂那根電子棒的檢查。
“你們檢查得還挺認真的。”埃文斯説。
“是的。謝謝你，先生。”
那個士兵邁步走開，回到牆邊他剛才站立的位置。由於沒有地方可坐，埃文斯只好站在那兒等着。
大約過了兩分鐘，門開了。她是一個年近三十，一臉蠻相但頗有吸引力的女人，黑色的短髮，藍色的眼睛，身着牛仔褲和白襯衣。
她説，“埃文斯先生嗎？我是詹尼弗·海恩斯。”她跟他握手時堅定有力。“我是約翰·貝爾德的同事。這邊請。”
他們走了進去。
他們在狹窄的走道上走着，走道盡頭是一扇緊閉的門。埃文斯意識到那是一把安全鎖——要想進到裏面必須經過兩道門。
“他們那是幹什麼，”他説，意指那兩個士兵。
“我們遇到了一點小小的麻煩。”
“什麼麻煩？”
“有人想知道我們在幹什麼。”
“啊哈……”
“我們學會了小心謹慎。”
她拿着卡朝門上貼了一下，門嗡的一聲開了。
他們走進一間破舊的倉庫——開闊的空間，高高的天花板。玻璃隔斷隔出了幾個房間。左邊的玻璃後面，埃文斯看看這間屋子裏全是電腦終端，每個終端旁坐着一個年輕人，年輕人前面的鍵盤邊放着一大摞文件。玻璃上寫着幾個大字：原始數據。
右邊，有一間與之匹配的會議室，上面寫着：衞星／無線電探測儀。埃文斯看見裏面有四個人，正忙着討論掛在牆上的一幅放大的曲線圖。格子裏的字參差不齊。
往前走，另一間屋子上面寫着綜合循環模型。牆上用多種顏色塗滿了許多巨幅世界地圖。
“哇噻，”埃文斯説，“真是大動作啊。”
“大訴訟案。”詹尼弗·海恩斯回答道。“這些全是我們的疑難問題研究團隊。他們大多是氣候學研究生，而非律師出身。每一個團隊研究一個不同的問題。”她指了指倉庫四周，“第一組處理原始數據，就是對從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戈達德空間研究院、田納西橡樹嶺的美國曆史氣候網和東英格蘭的哈德萊中心收集來的數據進行加工。這些是全世界氣温數據的主要來源。”
“我明白了。”
“那邊那組研究衞星數據。沿着軌道運行的衞星記錄下了自１９７４年以來高層大氣層的氣温，到現在已有二十年的記錄了。我們正設法弄清處理這些數據的方法。”
“處理這些數據的方法？”
“衞星數據有一個問題。”她説。
“什麼問題？”
她好像沒有聽見似的，指着另一間屋子説：“這個組對從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綜合循環模型——就是對電腦合成的氣候模型進行分析。你知道，這些模型極為複雜，一次能夠產生一百萬甚至更多的變體。他們是迄今為止人類製造的最為複雜的電腦模型。我們主要處理美國、英國和德國的模型。”
“我明白……”埃文斯開始感到了一些壓力。
“那邊那組處理與海平面有關的問題。在拐角處，那是地質氣候。當然，這些研究都是替別人進行的。最後一組處理日光輻射與浮質。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我們還有一組，研究大氣反饋機制，主要是雲層如何隨着氣温的變化而變化。就這些。”她停下來，看見埃文斯一臉困惑。“對不起，由於你跟喬治·莫頓一起共事，我想你對這些東西都很熟悉。”
“誰説我跟喬治·莫頓一起共事了？”
她笑了笑：“我們瞭解自己的工作，埃文斯先生。”
他們走過最後一間用玻璃隔開的房間，上面什麼也沒有寫。裏面全是圖表和大幅照片，地球三維模型放在塑料立方體中。
“這是什麼？”他説。
“我們的音頻視頻組。他們負責為陪審團準備形象生動的材料。有些數據極為複雜，我們正試圖找到一種最簡單、最有力的方式將它呈現出來。”
他們繼續向前走着。埃文斯説，“真的有那麼複雜嗎？”
“沒錯。”她説，“瓦努圖這個島國實際上坐落在南太平洋的四個環狀珊瑚島上，只比海面高出最多二十英尺。由於全球變暖，海面上升。這些島上的八千居民正處於被淹沒的危險之中。”
“是，”埃文斯説。“我理解。但為什麼這裏有這麼多人研究它。”
她奇怪地看着他：“因為我們想打贏這場官司。”
“啊……”
“要贏這場官司可不容易。”
“你什麼意思？”埃文斯説，“這事關全球變暖。每個人都知道全球變暖是——”
一個聲音從倉庫的那一端沉重地響起來：“是什麼？”
一個戴着眼鏡的禿子向他們走過來。他走路的樣子很笨拙，看起來跟他的諢名一樣：禿鷹。約翰·貝爾德總是一身藍色：藍色的套裝，藍色的襯衣，藍色的領帶。他熱情有加，眼睛看着埃文斯時變得又窄又小。儘管如此，埃文斯見到這位大名鼎鼎的打官司高手時，心裏還是有些害怕。
埃文斯把手伸過去：“哈斯勒和布萊克律師事務所的彼得·埃文斯。”
“你給喬治·莫頓幹活？”
“是的，先生。”
“我們十分感激莫頓先生的慷慨相助，努力不辜負他的期望。”
“我會轉告他的，先生。”
“我相信你會的。你談到全球變暖，埃文斯先生。你對它感興趣嗎？”
“是的，先生，感興趣。在這顆行星上每個與之有關的人都感興趣。”
“我當然同意。但請告訴我，按照你的理解什麼是全球變暖？”
埃文斯極力掩飾着吃驚。他沒想到會有提問。“你為什麼這樣問？”
“我們問每個來這裏的人，我們想知道人們對全球變暖瞭解多少。什麼是全球變暖，”
“全球變暖就是礦物燃料的燃燒導致地球升温。”
“實際上，這是不對的。”
“不對嗎？”
“相去甚遠。也許你應該再想一想。”
埃文斯不説話了。很顯然，正在考問他的是一個愛挑剔、具有精確法律頭腦的人。他太瞭解這類人了，從在法律學院起就瞭解。他想了一會兒，字斟句酌地説，“全球變暖就是由於礦物燃料的燃燒，導致大氣中二氧化碳過多，致使地球表面温度升高。”
“還是不對。”
“為什麼？”
“有幾個原因。至少，在你剛才的論斷中我認為有四個錯誤。”
“我不明白，”埃文斯説，“我的論斷——全球變暖本來就是那樣的。”
“事實上，不是。”貝爾德的語調幹脆，咄咄逼人。“全球變暖是推測——”
“——絕不再是一種推測——”
“不，是一種推測，”貝爾德説，“相信我，我也希望不是這麼回事。但事實上，全球變暖是一種主觀臆斷，即由於所謂的‘温室效應’，二氧化碳和其他氣體的增多引起了地球大氣層平均温度的升高。”
“噢，好吧，”埃文斯説，“這個定義更為確切，但是……”
“埃文斯先生，我想你本人是相信全球變暖的，是嗎？”
“當然。”
“堅信不疑？”
“當然。每個人都這樣。”
“當你有一個強烈信念的時候，難道你不認為把這個信念精確地表達出來非常重要嗎？”
埃文斯開始汗流不止。他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回到了法律學校。“呃，先生，我想……在這裏不重要。因為當你説全球變暖時，每個人都知道你説的是什麼。”
“是嗎？我懷疑你自己都不明白。”
埃文斯感覺自己一腔憤怒就要爆發出來。他控制不住自己，於是脱口而出：“瞧，僅僅因為我沒有把一些細節表達出來——”
“我不關心細節，埃文斯先生。我關心的是你堅信不疑的信念的核心。我覺得你那些信念缺乏基礎。”
“恕我冒犯，真可笑。”他屏住呼吸，“先生。”
“你的意思是，你有基礎。”
“當然有。”
貝爾德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他似乎有些沾沾自喜。“這樣看來，你對這樁訴訟案或許是個莫大的幫助。我們能不能佔用你一個小時的時間？”
“呃……我想可以。”
“我們可以給你錄像嗎？”
“可以，但是……為什麼要錄像？”
貝爾德轉向詹尼弗·海恩斯。
詹尼弗説：“我們正在想方設法邀請像你這樣學識淵博的人談一談自己對全球變暖的看法，從而為其確定一個標準，幫助完善我們給陪審團的陳述。”
“我要扮演只有一個人的陪審團？”
“沒錯。我們已經採訪過幾個人了。”
“好吧，”埃文斯説。“我想我可以安排個時間。”
“現在就很合適，”貝爾德説。他轉向詹尼弗，“把你那組集中到四號房間。”
“我當然樂意效勞。”埃文斯説，“但我來這裏是想看——”
“你聽説這樁訴訟案存在很多問題？沒有什麼問題。但存在嚴峻的挑戰。”貝爾德説。他瞅了一眼手錶。“我要去開會了，”他説。“你跟海恩斯小姐呆一會兒，你們採訪完後，我要來跟你談一談我對這樁案子的看法。你看這樣好嗎？”
埃文斯除了同意之外，沒有別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