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
我經常感到冥冥中有種什麼力量和自己作對，不然為什麼總是碰壁，找份洗碗的工作也這麼難，賣小菜也賺不到錢。還有一次在報上看到一家醫院招廚師的廣告，十三塊錢一小時，我去約見了，自我感覺還不錯，以為會有點希望。出來了在心裏問自己，如果得到這份工作能穩定，還回國去不呢？這樣想着心中就“咚咚”地跳，似乎馬上就面臨着重大選擇。等了幾天也沒有消息，我每天上午不敢出門，怕錯過了通知的電話，最後忍不住打電話去問，已經錄用了其它人。多次失望以後我也不敢再抱希望，甚至在事前就會本能地預想結果一定與自己所希望的相反，沒達到目的正是證實了自己的預想。懷有這樣的想法我就不太焦灼，心平氣和地面對每一次失敗。我漸漸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認定洗碗這份工作是多倫多給我作出的恰當安排，是我在這個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在一個憑實力生存的社會里，我的實力僅僅是還有一把子氣力。我服了氣，對某種好的轉機不再抱有幻想。
出乎意料地，我竟小小地走了一次運。
這天中午思文吃飯的時候隨手翻着《星島日報》，翻到一頁説：“這裏招廚師，你去試試。”我吃着飯沒有留意。招廚師的廣告天天有，但有本領的人太多太多，哪又會輪到我。她見我沒有反應，就翻過去了。吃了飯我躺到牀上拿了報紙來看，先看了新聞，又翻到招聘那一版看了，思文説：“招人的廣告看了沒有？”我説：“看了，天天都差不多。我技術又不過硬，試也白試。”她説：“不是那一頁，是一家外國人辦的公司，招中國廚師。”我一聽高興了，憑我的手藝，在唐人街餐館做不行，外國人辦的公司也許還能混過去。我翻到廣告，是一家由香港老闆投資，委託外國人辦的中式快餐連鎖店，叫做Ho－Lee－Chow，一下就要招進幾十個人。我鋪開地圖查到地址，就騎車去了。
這是一家送餐公司，沒有餐廳，顧客打電話訂餐，做好了由司機送上門去。公司六家分店前幾天一起開張，正缺人手。接見我的是個姓王的總廚，會説國語，幾家分店的廚務由他總管。他問我申請什麼位子，我説：“炒鍋。”他説：“做過幾年？”我説：“才做過四年多，在加拿大做了差不多兩年了，要不現在就試試。”
他説：“相信你了。炒鍋位子沒有了，做油爐你來不來。”我説：“對不起，我想知道油爐多少人工一個鐘呢？”他告訴我是九塊錢，我説：“來。”又説：“不過我做炒鍋比較熟一些，王先生今天一定幫我個忙把我分到炒鍋位子上去。”他説：“以後看機會，我記着點。”我站起來點頭笑着。他指頭點一點示意我坐下，説：“有工作證沒有，這不是唐人街的餐館，打黑工也可以。”我説有工作證，他要我複印一份，又要我把開户銀行支票帳號也帶來，錢直接付到帳號上去，公司只發一張工資單。他問：“今天能不能做，能做就去換衣服。”我説：“明天來可以嗎？我今天還要到另一家餐廳去把那邊廚師辭了。”他説：“那明天不來就當你不會來了。”走的時候我怯生生問一問：“人工多久發一次？”他説：“每週劃到你的帳號上。”我對他半是點頭半是鞠躬，説：“那我明天到哪家分店？”他説：“先到這裏培訓幾天。就這樣了。”
這麼輕易地，一個月就可以多掙幾百塊錢，我心裏高興透了。出了門我走在馬路上，跳起來向空中撈抓幾把，象是抓到了錢，塞到口袋中去，口裏發出“嘖嘖”的聲音。騎上單車又誇張地想象着自己剛才那副低眉順眼的神態，把那種神態在心中仔細描摹。描得活靈活現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在心裏假裝對自己生了氣説：“你呢，男子漢呢，做了那副樣子羞不羞呢？”於是在心裏對自己擠着眼睛扮着鬼臉笑。笑着笑着忽然就再笑不出來，嘆口氣，嘴蠕動着對自己説：“又裝了一回孫子。”
一年多來我總是在裝孫子，這樣別人看着順眼，在心裏肯定了他自己，想着自己是決定他人命運的人物，也許就給我一份工作。我也想做出不卑不亢的樣子，更想做出很神氣的樣子，可我有求於人底氣不足，想做也不能夠，萬一人家看着你不有點不對眼，機會就完了。我不斷地做出低眉順眼的神態，我要讓人家看着高興，人窮了首先要向錢看，講不起志氣。無論如何，我總算找到了一份還過得去的差使，每小時的收入比紐芬蘭多了一倍呢。這是真的，這是實在的，為了這真的實在的玩藝兒我得委屈了自己。我還不太敢相信這樣的好事會這樣輕易地落到自己頭上來，太多的痛苦經驗和失望經歷使我對希望抱着極深的懷疑。也許明天我去了，他説一句“Sorry”，我又完了。我心中計算着如果拿到了這份工作，再想辦法爬到炒鍋位子上去，有更多的收入。為了錢這東西，我得把內心那種倔犟的反抗衝動打下去。想到這是對命運的暫時妥協，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我的心中輕鬆了一點。在這個不屬於我的世界裏，倔犟賭氣除了證明自己的不成熟再沒有其它意義。我也想帶着優越的謙虛微笑瀟灑地走幾個來回，可這得有實力。這個我沒有。我心裏明白，我服了氣。這樣想着我又想到思文。要我以這樣的心情對待她，我卻做不到。我也明白一個男人在家庭中的位置並不是由他是一個男人決定的，那種非常現實的東西在大多數情況下起着決定性作用，不幸我也沒逃脱這個大多數的範圍。但無論如何我不能從感情上接受這種事實。有時候我對自己的固執作出反省的時候，又馬上有一種內心衝動對這種反省作出本能的否定。我甚至覺得自己是在捍衞着一種關於愛情的信念，愛情不能隨着環境的改變而改變，改變了就不再是愛情，不是愛情就不必那樣執着。我可以承認所有的現實，承認自己的無能，承認自己不配有一份象樣的工作，承認自己賴以生存的唯一基礎就是吃了飯有一把力氣，這是我自己的問題，我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可是我不能因為自己的不成功就在家裏畏畏縮縮。我可以在所有的方面壓抑着自己以屈求伸，只有在思文那裏不行。我和思文已經互相等待了這麼長的時間，誰也不願向妥協的方向邁出實質性的一步。不進則退，退到如今想進也難了。説真的，時至今日，我還擔心她會向前邁出這一步呢，那樣我將會進退兩難。
第二天我騎車去上班，路很遠，騎了四十分鐘才騎到。（以下略去600字……）
幹活輕鬆，精力還過剩，我又在一個韓國女人開的一家小餐館找了一分半職的工作，吸塵、洗碗、切菜，每天上午十點半到下午兩點半，三點鐘到Ho－Lee－Chow上班。收入多了，心情也好了一點，到底天無絕人之路。
四十五
多倫多大學有兩幢宿舍在央街上，專門提供給那些帶了家屬的研究生。那裏交通方便，租金便宜，申請的人很多，一般要等一年才能輪到。歷史系有個天津來的博士輪到了，他和太太住在一個孤老太太家中，不要租金，可又不想讓機會輪空了，就把租住權偷偷轉給思文。那房子在十八層樓上，一室一廳，比我們現在住的大一倍多，有獨立的廚房廁所，租金卻也差不多。這樣的機會被思文找到了，我不能不承認她的能幹。
那時我和思文的關係正處於冰點。我每天上午出去深夜回來，一天説不了幾句話。説幾句也是例行公事似的。搬家那天早上，思文見我也不收拾東西，也不説走，問我：“我的東西收好了，下午有人開車搬走，你搬不搬？”我正在猶豫中，希望她來求我，又怕她來求我，聽她這樣一説，我隨口説：“你先搬走，我再説吧。”她説：“你不搬就算了，我是叫了你的。”我説：“這些話就多餘了點，又沒誰叫你負什麼責任。”我在心裏猜測着她這些話是不是説給自己聽的，也許她並不想要我搬去，這樣她就在心裏對自己推卸了責任。又想，也許她還是想要我搬去，又不好直説。還沒想清楚我説：“電視機錄象機你都拿走，我不要，我拿着還是個負擔，電話機你也拿走，我沒有人要打電話。”
深夜我幹活回來，她已經搬走了。我站在房子中間，有一種異樣的陌生的感覺，自己已經被世界徹底遺忘，沒有人再需要我了。我又想象着隔壁那對男女會怎樣在心裏竊笑，關了門樂得在牀上打滾，在樓道里碰了面把那種幸災樂禍的微笑傳遞過來。熄了燈我靠在牀上默然凝神，一個家就散掉了，這樣輕易這樣平靜，使人根本體會不到這件事對一個人的重大意義。我有點悵然，卻並不悲傷，也沒有那種曾在心中期盼過的解脱的興奮。苦澀的孤寂的生活正在我眼前展開，我必須咬緊了牙堅持下去。我想起自己曾定了五萬塊錢的目標，這一瞬間這個目標成為了神聖的召喚。我在心裏對自己説，不能沮喪，退一步我就完蛋了。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一種力量以父母的慈愛關注着你，悲哀和眼淚都毫無意義。
這樣想着，眼眶中就有淚水湧了出來。我在黑暗中睜圓了眼睛，竭力控制着不讓流下來。僵持了幾秒鐘，一行淚從面頰上流過，接着又是一行。我大聲對自己説：“幹什麼呢，幹什麼呢，都幾十歲了。”説着抽出枕頭，雙手抓着從額頭往下一抹，“嘿嘿”地乾笑兩聲，罵一句“不爭氣的東西”，似乎想也沒想，舉手打了自己一個耳光。清脆的響聲被黑暗的四壁吸收了去，接下來又是一片沉寂。我害怕這種寂靜，感到寂靜中有一種力量從四方沉沉地壓下來。我對着黑暗吹了一聲極長的口哨，“噓”的聲音在房中浮漾。又深深吸口氣，儘可能更長地不停頓地吹着，那一絲聲音帶着悦耳的尖鋭。莫名其妙地，順着口哨的聲調，我在一口氣就快吹完的時候，吹起了那首歌，“問我何時歸故里，我也輕聲問自己………”後面的詞記不起來，把曲調一直吹下去。聲音在夜裏特別響亮，我忽然想起如果被隔壁聽見，明天會到房東那裏去訴苦，於是用毯子蒙了頭，在毯子裏使勁地吹，終於，吹得口乾了，嘎然而止，頭頹然地一偏。
在要睡着的那一瞬突然驚醒了，就再也睡不着。我看着腕上的表，已凌晨兩點。計算着明天上午十點出去工作，還有時間，就爬了起來，摸了衣服穿上，到廚房冰箱裏提了壺喝幾口冷牛奶，摸黑下樓開了門，朝唐人街走去。
路上積水的地方剛剛結了冰，踩上去發出斷裂的輕響。上弦月象被凍住了一樣彎在無雲的天幕，星星隱隱約約地閃閃爍爍。一陣寒風吹來，幾片落葉擦着我的臉掉下去，帶來一點微痛的感覺。唐人街上霓虹燈的招牌和廣告還亮着。街上沒有幾個人，有一兩家小酒家還在營業，裏面的人映在窗簾上影影綽綽的。又不知從哪個角落傳來幾聲粵語的罵人聲。永遠遊蕩的印第安人在黑暗的街角晃動着身影，他們無家可歸也不想歸家。我從士巴丹拿街拐到登打士街，在街角停了，看道明銀行櫥窗裏的利率表。又漠然向前走。這座巨大的城市離我非常遙遠，對它我感到疏遠，我無法擺脱那種漂泊旅人的感覺。我深深感到哪怕在這裏再呆更長的時間，也仍然找不到心靈的歸宿，哪怕有朝一日真的發了財，我不會感到幸福。所有的人對我來説都是路人，我成功也好，失敗也好，與他們都沒有關係。他們看得起也好，看不起也好，與我也沒有關係。我內心沒有向社會證明什麼的衝動，錢是我與這個社會的唯一聯繫。這個社會並不需要我，在這裏沒有什麼人需要我，連思文也不需要我，我被遺棄了。
一直走到央街，我看見一些妓女穿着短裙，在等公共汽車的玻璃亭中避風，又有幾個穿着長襪毛大衣在冷風中徘徊，向偶爾駛過的小車招手。我忽然覺得對她們不能罵一句“卑鄙”就總結了一切，她們也挺可憐的。我怕惹麻煩不敢走過去，就往回走。看見銀行區一幢幢一百多層高的大樓在黑夜中通明透亮，想象着自己由於某種莫名其妙的原因忽然成了某幢大樓的老闆，每天進出大樓時，白人小姐畢恭畢敬地拉開大門，我也不望她們一眼，在內心高傲地一笑。到了辦公室不斷有人進來請示，我以一種優雅的從容一個個打發走了。又掏出煙來，秘書小姐馬上給我點着了。我吐着煙霧，靠在安樂椅上，思考着怎麼到中國去投資，尋找自己需要的那一種感覺。正想着眼前一個人影一晃，我嚇了一跳，倒退了一步，原來是個露宿街頭的討乞者，是個印第安人。我摸出一塊錢硬幣塞給他，匆匆走開，在心裏抱怨他打斷了自己的好夢，再往下想也沒有情緒了。又想起自己在這麼冷的天還捨不得花一塊錢坐地鐵去上班，騎車跑那麼遠，於是在冷風中給了自己一個嘲笑。從明天起我不能省這點錢了，我自己也是個人，對人我不能那麼刻薄。在深夜裏我遊蕩了一個多小時，凍得受不了，一路小跑回到那空寂的小屋裏。
第二天去一號店上班，總廚説：“調你去五號店，今天就去。”我説：“是做炒鍋吧？”他説：“去就知道了。到那裏找阿來，他是頭廚，看他怎麼安排你。”我又轉了地鐵到五號店去，找了阿來，是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他問我：“你會炒菜？”我説：“我都做了好幾年了，王先生説調我到這裏當炒鍋。”他問：“過來幾年了？”我説：“三年，在紐芬蘭我當了兩年多廚師。”他説：“Youarelucky，來三年就當了兩年廚師，當年我從香港過這邊來，餐館裏做了三年還沒摸到鍋邊呢。”又説：“今天我看你做大廚，樓下換衣服。”我在計時器上打了工卡，到地下室換了衣服，又掏出菜單飛快地溜了一遍，幸而這幾天每天看了幾眼，也差不多背熟了。又想象着炒菜的動作，手動了幾下。兩個多月沒做，手明顯有點生了。到了五點鐘，訂單從傳真機中不斷出來，生意比一號店要繁忙得多。阿來在後面配菜，我和叫阿長的廚師在前面炒。頭幾份菜阿來看了一下，下面就讓我去了。
這一站就是五個小時不動，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以下略去1000字………）。
四十六
那家小餐館的韓國老闆娘的勤奮令我吃驚。她從上午十點到凌晨一點工作，天天如此。她獨自帶着兩個兒子生活，開這家小店九年來，沒有出去玩過，有很多年都沒去過湖邊了。還是在七年前她因為辦移民的事情離開多倫多到渥太華去過一天。她跟我説這樣的生活沒有意思，非常可怕，好在已經習慣了。又説：“Tomakemoney，nochoice。”我本來還閃閃爍爍地想過，有機會了是不是自己辦一家小餐館，聽了這話不敢再去想，在心中承認了自己不是吃這棵菜的蟲。有一次她應付一百零五塊錢給我，卻付了一百五十塊，我想她算帳可能會算出來，把多的錢退給她。她收了錢，從褲口袋中掏出一沓錢夾到一起，又誇我説：“Youarehonest"。我當時就意識到這錢不退也可以，在心裏後了悔，暗暗跺腳罵了自己幾句。
這天我從小餐館幹活回來，到唐人街買了《星島日報》，準備另找房子。我不能一個人住四百塊錢一間的房子，再過幾天這房子就到期了，多住一天也要交一月的錢。我必須儘快找到一間便宜的房子。我找到了一間小房子，二百四十塊錢一個月。我交了二十塊錢的押金，説好三天後搬來。房東給了我一張收據。現在每個星期我只有兩個半天的休息時間，在Ho－Lee－Chow休息的那兩天，我也得去小店幹半天。這兩個半天對我顯得珍貴，我可以喘口氣，心中早早就計劃着這時間能幹點什麼，好幾次我想放棄了小餐館的工作，又想起掙錢的機會實在來之不易。每天上午九點鐘我拖着疲憊的身子出門，心中好象赴刑場似的，嚮往着晚上快點到來，一直到深夜才回家。這種緊張有個附生的好處，可以讓人沒有精力去想那麼多。晚上回來經常是澡也沒有氣力去洗，身體往牀上一板就睡去，睜開眼睛又得動身了。想起韓國女人來加拿大十多年了，一年到頭也是這樣生活，我心裏又有了一點勇氣。
錢是這種可怕生活的唯一補償。勞累是可怕的，但沒有錢的可怕比勞累的可怕還更可怕些。所以可怕了你還得迎着那可怕走過去，不能怕那個可怕，你覺得可怕很可怕那就更可怕了。在這裏有錢的人什麼都是，沒有錢的人什麼都不是，對這種現實你除了接受之外，根本無法去講道理，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出國之前，我沒想過錢這東西還能夠這樣有力的支配了自己，那時從心底我還有點看不起錢呢，覺得俗氣，但眼下我不能有別的選擇。想到這一點，我打了個寒顫，全身馬上泛出雞皮疙瘩，摸着胳膊上的疙瘩我警告自己，錢畢竟是身外之物，如果它以一種莫名其妙的力量使自己把這種日子無窮無盡地過下去，那我就完了，就把生命變成了追求數字的遊戲。心中還有這麼一點反抗意識，我覺得自己還是個正常人，還不象那老闆娘從人格上已經完全被錢同化。我又想到自己訂的五萬加元的目標太高，還有太長的路要走。按目前的速度還要差不多兩年，想到這點我感到絕望的痛苦。好多次我在心裏跟自己抗爭，想推翻這個目標都沒有成功，才知道人原來最容易被自己禁錮。
在我要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我在餐館幹活，經理説有電話的我。這太奇怪了，在這個城市還會有人打電話給我？五號店的電話號碼連我自己都沒有注意過呢。我拿起電話説一聲“哈羅”，那邊傳來思文的聲音：“今天晚上你回過這邊來好嗎？我已經把你的東西都運過來了。”她説着輕輕笑一聲：“沒跟你商量，你不會有什麼想法吧？”我説：“又不早説，我房子都找好了，押金也交了。”她馬上説：“那我叫部出租車把你的箱子毯子送回去。”我説：“那算了，你告訴我住在幾號。”
接了這個電話我沒有高興也沒有不高興。下了班我在央街地鐵站下了車，心想，這個位置好，每天上下班也不必轉車。我沒有開樓下門的鑰匙，進不去那玻璃大門。在通話器上找思文的名字也找不到。我等急了胡亂按了一個按紐，（以下略去220字……）。
我不停地按，再也沒有回應。我想：“反正我沒事，對不起我就這麼按下去了，吵着了你是你活該，誰叫你罵人。”正一下一下按得來勁，電梯響了。我想可能是那人下來罵人了，趕忙坐到一邊假裝打瞌睡，想着他要是問我，我就説剛才有個人在按那些按紐，又走了。正低了頭笑呢，有個聲音叫“高力偉”。是思文。我説：“我都準備在這裏過夜了。”她説：“等了多久？”我説：“反正這段時間如果在賺錢夠買一袋米了。”又問通話器上為什麼沒有她的名字。她説：“我是頂別人的名字住進來的，你忘啦？”在電梯裏她望我笑一笑，我也望她笑一笑，都不提那件事，到十八樓進了屋子，我説：“你好好過啊，一個人住這一套！”這房子的確很好，木板地，有五十多個平方。她説：“所以我把你喊來。”我説：“至少每個月可以省幾百塊錢房租。”她説：“我沒有這樣想。”我説：“你是想起我一個人太可憐了。”她説：“你知道就好。”我説：“謝謝你還記得我，我沒有料到自己這樣一個人還值得別人記起。”
好象什麼事也沒發生，我們又住到了一起，關係卻還是平平淡淡，沒有爭吵，也沒有那份情緒。要是自己是一個挺拔的形象，我就會有那一份寬容一份大度，而不會這麼狹隘這麼固執。我落到靠偏執來維護內心那一份驕傲的地步了。明白了這一點我還是不願放棄，我等待着思文徹底妥協。
思文沒有收入，我主動提出房租伙食全都歸我承擔。她説：“那就先欠了你的，記下每個月多少。”我説：“我高力偉再沒有志氣再捨不得錢，也不至於就要跟你來算這個細帳，男子漢氣慨的牛皮吹不起，也不至於那麼小人呢。”